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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有怎樣的歷史發展及文化底蘊?

中國地圖上甘肅省的形狀有些特殊。 它既像一個長長的楔子, 自東向西嵌入廣袤的大西北, 又像一條張開的臂膀, 臂彎連著西安, 手掌直抵新疆。 它將近一半的地方, 都夾在祁連山與合黎山、龍首山等山脈之間, 狹長且直, 形如走廊, 因地處黃河之西, 被稱為“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在中國歷史上大名鼎鼎。 這裡曾是佛教東傳的要道、絲路西去的咽喉;這裡漢時即設四郡, 戍兵屯田, 是漢朝經略西北的軍事重鎮, 後來又因諸多山脈的天然阻隔, 成為中原名士躲避北方戰火的棲息場所;這裡的歷史文化源遠流長,

名勝古跡燦若星河。

河西走廊(Hexi Corridor), 古稱雍州、涼州, 簡稱“河西”, 晉朝的前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大涼在此建都。 是中國內地通往西域的要道, 又稱雍涼之地, 是古涼州、雍州的屬地, 治所所在地。

河西走廊東起烏鞘嶺, 西至玉門關, 東西長約1,000公里, 主要城市有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等歷史文化名城,

以及石油工業的搖籃——玉門市。 它自古就是西北地方重要的交通要道。 漢唐時的“絲綢之路”經這裡通向中亞、西亞, 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條黃金通道, 不僅是昔日的古戰場, 也是甘肅著名的糧倉, 過烏鞘嶺, 再過古浪峽到西涼那就是一馬平川(地勢平坦幅員遼闊的平原), 自古以來就是富足之地、兵家必爭之地, 這就是河西走廊與金城蘭州以南地區的本質區別。

河西走廊都夾在祁連山與合黎山、龍首山等山脈之間, 狹長且直, 形如走廊, 因地處黃河之西, 被稱為“河西走廊”。

先秦時期(約7500~4000年前), 從涼州的磨嘴子、馬家窯文化, 皇娘娘台遺址、海藏寺遺址的齊家文化, 沙井子、暖泉的沙井文化等證明從那時起先民就在此繁衍生息,

在四千年以前涼州就率先進入了青銅時代, 是上古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 玉帛之路的重要節點, 主要是遊牧部落。

夏商時期(約前2070~前1046), 在夏商時期, 雍州、涼州地處的犬戎的勢力範圍, 河西走廊為西戎的駐地, 西戎首領行使司法權, 因為是遊牧部落, 繁衍生息的場所不固定。

西周(西元前1046年), 周武王滅商後所建立西周, 此地為北羌、馬羌、西戎佔據, 此地遊牧經濟向農業經濟的緩慢過渡, 但遊牧生活仍占居主要的地位。 北羌、馬羌、西戎是中國最古老的幾個強悍部落, 雄踞西北長達幾個世紀。 西周時中國分為九州, 此地屬雍、涼二州, 舊稱“雍涼之地”。

東周(西元前770年), 周平王定都洛邑, 建立東周, 此地為雍州屬地, 春秋以前為西戎佔據。 雍州, 禹貢的“黑水西河惟雍州”, 到爾雅的釋地:“河西曰雍州”, 都有明確的史載。 黑水即張掖黑河 , 或謂即黨河 , 或謂即大通河 , 諸說不一。 是中國古九州之一。

秦朝初年(前221), 秦滅六國一統天下, 始皇帝建立中央集權制國家秦帝國。

雍州的這部分土地為月氏駐牧地, 隨畜移徙, 與匈奴同俗, 此處是月氏人的屬地, 亦稱月支、禺知的屬地, 隸屬於雍州, 月氏人遊牧於河西走廊西部武威與敦煌地區, 實力強大, 為匈奴勁敵。

西漢高祖元年(西元前202年), 高祖劉邦正式稱皇帝, 建立西漢, 劉邦原想定都洛陽, 後遷往長安。 由於北方匈奴過於強大, 高祖劉邦忍辱負重實施大臣婁敬的和親策略, 休養生息。 後來的呂後、惠帝、文帝繼續執行這一政策, 先後向匈奴單于冒頓單于、老上單于、軍臣單于遣送很多皇室公主和親, 並奉送大批財物, 在其中涼州扮演重要角色。

西漢前元六年(西元前174年), 擁有東方最強軍事實力的草原梟雄冒頓單于遣右賢王大敗月氏, 後又派老上單于殺其王據此地,隨即佔領河西走廊。 後匈奴休屠王築蓋臧城即姑臧城、休屠城。姑臧二字來源於姑臧山,而姑臧山是西戎、月氏和匈奴部落的生活和遊牧場所,其名來自匈奴語,匈奴語已無可考。

西漢元朔三年(西元前126年),武帝改雍州曰涼州,以其金行,土地寒涼故也。涼州因此而得名,至此從古雍州改名涼州,成為漢代十三州之一,領河西諸地,故姑臧有“雍涼之都”之美譽。

西漢元狩二年(西元前121年),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劉徹派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右擊匈奴,使整個河西納入西漢版圖。在隴西郡和北地郡基礎上,增設河西四郡。前106年武威郡轄姑臧、張掖、武威、休屠、揟次、鸞鳥、媼圍、蒼松、宣威十縣。以姑臧為治所。

西漢元封五年(西元前106年),天下為十三州各置一刺史,史稱十三刺史部。在涼州範圍內置涼州刺史部,涼州刺史部政府駐地武威郡,涼州刺史是西漢最重要的幾個刺史之一,權力很大,涼州轄武威郡、酒泉郡、金城郡、敦煌郡、隴西郡、漢陽郡、武都郡、安定郡、北地郡、張掖郡、張掖屬國、居延屬國,司法權由郡守行使。

出於對匈奴不斷騷擾與絲路上強盜橫行的狀況考慮,加強對西域的控制,漢宣帝神爵二年(西元前60年),設立了漢朝對西域的直接管轄機構——西域都護府。以漢朝在西域設立官員為標誌,絲綢之路這條東西方交流之路開始進入繁榮的時代。

當羅馬人在西元前30年征服埃及後,加之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國後遠東中國傾國力向西拓展的機遇,通過絲路的交流與貿易在印度、東南亞、斯里蘭卡、中國、中東、非洲和歐洲之間迅速發展。無數新奇的商品、技術與思想來是源源不斷的歐亞非三洲的各個國家。大陸之間的貿易溝通變得規則、有序。羅馬人很快就加入到這條商道中,從1世紀起羅馬人開始狂熱的迷戀著從帕提亞人手中轉手取得的中國絲綢——即便當時的羅馬人相信絲綢是從樹上摘下來的。“賽利斯人們(中國人)以從他們的樹林中獲取這種毛織品而聞名於世。他們將從樹上摘下的絲綢浸泡在水中,再將白色的樹葉一一梳落。(絲綢的)生產需要如此多的勞役,而它們又來自於地球的彼方,這令羅馬的少女們可以身著半透明的絲衣在大陸街上炫耀。” 那時,絲綢成為羅馬人狂熱追求的對象。古羅馬的市場上絲綢的價格曾上揚至每磅約12兩黃金的天價。造成羅馬帝國黃金大量外流。這迫使元老院斷然制定法令禁止人們穿著絲衣,而理由除了黃金外流以外則是絲織品被認為是不道德的“我所看到的絲綢衣服,如果它的材質不能遮掩人的軀體,也不能令人顯得莊重,這也能叫做衣服,少女們沒有注意到她們放浪的舉止,以至於成年人們可以透過她身上輕薄的絲衣看到她的身軀,丈夫、親朋好友們對女性身體的瞭解深知不多於那些外國人所知道的” 史料記載克利奧派特拉,這位豔後也是一位絲綢愛好者。不僅僅是羅馬人對來自東方的神奇玩意兒感興趣。埃及歷史上著名的豔後克利奧派特拉也曾經被記載穿著絲綢外衣接見使節,並酷愛絲綢製品。西元前97年,東漢將軍班超在重新建立起漢朝在中亞地區的主導地位後,派甘英攜帶大量絲織品到達條支(可能是今日土耳其的安條克),而當時安條克以南正是埃及和安息爭奪的國土。因而中國與埃及最早的官方溝通應當就是在這一時期。而記載中的中國和其他大國的官方溝通似乎不止於此。《後漢書》記載了西元166年羅馬使節通過絲綢之路來到中國,並在中國建立了大使館的紀錄。然而,當中國進入東漢時代以後,由於內患的不斷增加,自漢哀帝以後的政府放棄了對西域的控制,令西域內部紛爭不斷,後期車師與匈奴年年不斷的戰爭更令出入塔克拉瑪幹的商路難以通行,當時的中國政府為防止西域的動亂波及本國,經常關閉玉門關,這些因素最終導致絲路東段天山北南路的交通陷入半通半停。7世紀到12世紀二度繁榮,隨著中國進入繁榮的唐代,西北河西走廊絲綢之路再度引起了中國統治者的關注。為了重新打通這條商路,中國政府借擊破突厥的時機,一舉控制西域各國,並設立安西四鎮作為中國政府控制西域的機構,新修了唐玉門關,再度開放沿途各關隘。並打通了天山北路的絲路分線,將西線打通至中亞。這樣一來絲綢之路的東段再度開放,新的商路支線被不斷開闢,人們在青海一帶發現的波斯銀幣是目前中國境內最多的,這證明青海也隨著絲路的發展起來了與河西走廊的絲路貿易,加上這一時期東羅馬帝國、波斯(7世紀中葉後阿拉伯帝國取代了波斯的中亞霸權)保持了相對的穩定,令這條商路再度迎來了繁榮時期。與漢朝時期的絲路不同,唐控制了絲路上的西域和中亞的一些地區,並建立了穩定而有效的統治秩序。西域小國林立的歷史基本解除,這樣一來絲綢之路顯得更為暢通。不僅是阿拉伯的商人,印度也開始成為絲路東段上重要的一分子。往來於絲綢之路的人們也不再僅僅是商人和士兵,為尋求信仰理念和文化交流的人們也逐漸出現在這一時期。中國大量先進的技術通過各種方式傳播到其他國家,並接納相當數量的遣唐使及留學生,讓他們學習中國文化。同時佛教、景教各自迎來了在中國廣泛傳播的機會,一時間唐朝人在文化方面得到了極大的滿足。 絲路商貿活動的直接結果是大大激發了唐人的消費欲望,因為商貿往來首先帶給人們的是物質(包括錢財等)上的富足,這些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其次是不同的商品來源地域帶給人們的精神差異的影響。絲路商貿活動可謂奇貨可點、令人眼花繚亂,從外奴(販賣人口)、藝人、歌舞伎到家畜、野獸,從皮毛植物、香料、顏料到金銀珠寶礦石金屬,從器具牙角到武器書籍樂器,幾乎應有盡有。而外來工藝、宗教、風俗等的隨商進入更是不勝枚舉。這一切都成了唐人尤其是唐時高門大戶的消費物件與消費時尚。相對而言,唐人的財力物力要比其它一些朝代強得多,因此他們本身就有足夠的能力去追求超級消費,而絲路商貿活動的發達無非是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的機遇而已。理所當然的就有許許多多的人竭力屯奇居異,有錢人不僅購置奇珍異寶而且還盡可能在家裡蓄養寵物、奴伎。帝王皇族帶頭,豪紳闊戶效之,庶民百姓也以把玩異域奇物為能。美國學者謝弗指出:“七世紀(中國)是一個崇尚外來物品的時代,當時追求各種各樣的外國奢侈品和奇珍異寶的風氣開始從宮廷中傳播開來,從而廣泛地流行於一般的城市居民階層之中。”

經過安史之亂後的唐朝開始衰落,西藏吐蕃佔據河西、隴右,西元849年,唐重占秦、原、安樂、維、扶、河、渭等州,西元851年,漢人張議潮佔據河西、隴右,歸附於唐朝。

唐以後中國經濟中心逐漸南移,因而相對穩定的南方對外貿易明顯增加,帶動了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成都和泉州也因此逐漸成為南方經濟大城。當中國人開始將他們的指南針和其他先進的科技運用于航海上時,海上絲綢之路迎來了它發展的絕佳機會。北宋南方高度發達的經濟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當然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是不得已而為之(無奈之舉):經濟最為發達的北宋沒有控制以往絲路的河西走廊,這成為日後絲路上青海道繁榮的機遇。到了南宋時期,南宋政府早已無法控制整個西北河西走廊。因而西北絲路(河西走廊)的衰落日益明顯,而海上絲路的開闢(無奈之舉),逐漸有取代西北絲路的現象(西北已經不再是自己的地盤)。

後又派老上單于殺其王據此地,隨即佔領河西走廊。 後匈奴休屠王築蓋臧城即姑臧城、休屠城。姑臧二字來源於姑臧山,而姑臧山是西戎、月氏和匈奴部落的生活和遊牧場所,其名來自匈奴語,匈奴語已無可考。

西漢元朔三年(西元前126年),武帝改雍州曰涼州,以其金行,土地寒涼故也。涼州因此而得名,至此從古雍州改名涼州,成為漢代十三州之一,領河西諸地,故姑臧有“雍涼之都”之美譽。

西漢元狩二年(西元前121年),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劉徹派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右擊匈奴,使整個河西納入西漢版圖。在隴西郡和北地郡基礎上,增設河西四郡。前106年武威郡轄姑臧、張掖、武威、休屠、揟次、鸞鳥、媼圍、蒼松、宣威十縣。以姑臧為治所。

西漢元封五年(西元前106年),天下為十三州各置一刺史,史稱十三刺史部。在涼州範圍內置涼州刺史部,涼州刺史部政府駐地武威郡,涼州刺史是西漢最重要的幾個刺史之一,權力很大,涼州轄武威郡、酒泉郡、金城郡、敦煌郡、隴西郡、漢陽郡、武都郡、安定郡、北地郡、張掖郡、張掖屬國、居延屬國,司法權由郡守行使。

出於對匈奴不斷騷擾與絲路上強盜橫行的狀況考慮,加強對西域的控制,漢宣帝神爵二年(西元前60年),設立了漢朝對西域的直接管轄機構——西域都護府。以漢朝在西域設立官員為標誌,絲綢之路這條東西方交流之路開始進入繁榮的時代。

當羅馬人在西元前30年征服埃及後,加之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國後遠東中國傾國力向西拓展的機遇,通過絲路的交流與貿易在印度、東南亞、斯里蘭卡、中國、中東、非洲和歐洲之間迅速發展。無數新奇的商品、技術與思想來是源源不斷的歐亞非三洲的各個國家。大陸之間的貿易溝通變得規則、有序。羅馬人很快就加入到這條商道中,從1世紀起羅馬人開始狂熱的迷戀著從帕提亞人手中轉手取得的中國絲綢——即便當時的羅馬人相信絲綢是從樹上摘下來的。“賽利斯人們(中國人)以從他們的樹林中獲取這種毛織品而聞名於世。他們將從樹上摘下的絲綢浸泡在水中,再將白色的樹葉一一梳落。(絲綢的)生產需要如此多的勞役,而它們又來自於地球的彼方,這令羅馬的少女們可以身著半透明的絲衣在大陸街上炫耀。” 那時,絲綢成為羅馬人狂熱追求的對象。古羅馬的市場上絲綢的價格曾上揚至每磅約12兩黃金的天價。造成羅馬帝國黃金大量外流。這迫使元老院斷然制定法令禁止人們穿著絲衣,而理由除了黃金外流以外則是絲織品被認為是不道德的“我所看到的絲綢衣服,如果它的材質不能遮掩人的軀體,也不能令人顯得莊重,這也能叫做衣服,少女們沒有注意到她們放浪的舉止,以至於成年人們可以透過她身上輕薄的絲衣看到她的身軀,丈夫、親朋好友們對女性身體的瞭解深知不多於那些外國人所知道的” 史料記載克利奧派特拉,這位豔後也是一位絲綢愛好者。不僅僅是羅馬人對來自東方的神奇玩意兒感興趣。埃及歷史上著名的豔後克利奧派特拉也曾經被記載穿著絲綢外衣接見使節,並酷愛絲綢製品。西元前97年,東漢將軍班超在重新建立起漢朝在中亞地區的主導地位後,派甘英攜帶大量絲織品到達條支(可能是今日土耳其的安條克),而當時安條克以南正是埃及和安息爭奪的國土。因而中國與埃及最早的官方溝通應當就是在這一時期。而記載中的中國和其他大國的官方溝通似乎不止於此。《後漢書》記載了西元166年羅馬使節通過絲綢之路來到中國,並在中國建立了大使館的紀錄。然而,當中國進入東漢時代以後,由於內患的不斷增加,自漢哀帝以後的政府放棄了對西域的控制,令西域內部紛爭不斷,後期車師與匈奴年年不斷的戰爭更令出入塔克拉瑪幹的商路難以通行,當時的中國政府為防止西域的動亂波及本國,經常關閉玉門關,這些因素最終導致絲路東段天山北南路的交通陷入半通半停。7世紀到12世紀二度繁榮,隨著中國進入繁榮的唐代,西北河西走廊絲綢之路再度引起了中國統治者的關注。為了重新打通這條商路,中國政府借擊破突厥的時機,一舉控制西域各國,並設立安西四鎮作為中國政府控制西域的機構,新修了唐玉門關,再度開放沿途各關隘。並打通了天山北路的絲路分線,將西線打通至中亞。這樣一來絲綢之路的東段再度開放,新的商路支線被不斷開闢,人們在青海一帶發現的波斯銀幣是目前中國境內最多的,這證明青海也隨著絲路的發展起來了與河西走廊的絲路貿易,加上這一時期東羅馬帝國、波斯(7世紀中葉後阿拉伯帝國取代了波斯的中亞霸權)保持了相對的穩定,令這條商路再度迎來了繁榮時期。與漢朝時期的絲路不同,唐控制了絲路上的西域和中亞的一些地區,並建立了穩定而有效的統治秩序。西域小國林立的歷史基本解除,這樣一來絲綢之路顯得更為暢通。不僅是阿拉伯的商人,印度也開始成為絲路東段上重要的一分子。往來於絲綢之路的人們也不再僅僅是商人和士兵,為尋求信仰理念和文化交流的人們也逐漸出現在這一時期。中國大量先進的技術通過各種方式傳播到其他國家,並接納相當數量的遣唐使及留學生,讓他們學習中國文化。同時佛教、景教各自迎來了在中國廣泛傳播的機會,一時間唐朝人在文化方面得到了極大的滿足。 絲路商貿活動的直接結果是大大激發了唐人的消費欲望,因為商貿往來首先帶給人們的是物質(包括錢財等)上的富足,這些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其次是不同的商品來源地域帶給人們的精神差異的影響。絲路商貿活動可謂奇貨可點、令人眼花繚亂,從外奴(販賣人口)、藝人、歌舞伎到家畜、野獸,從皮毛植物、香料、顏料到金銀珠寶礦石金屬,從器具牙角到武器書籍樂器,幾乎應有盡有。而外來工藝、宗教、風俗等的隨商進入更是不勝枚舉。這一切都成了唐人尤其是唐時高門大戶的消費物件與消費時尚。相對而言,唐人的財力物力要比其它一些朝代強得多,因此他們本身就有足夠的能力去追求超級消費,而絲路商貿活動的發達無非是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的機遇而已。理所當然的就有許許多多的人竭力屯奇居異,有錢人不僅購置奇珍異寶而且還盡可能在家裡蓄養寵物、奴伎。帝王皇族帶頭,豪紳闊戶效之,庶民百姓也以把玩異域奇物為能。美國學者謝弗指出:“七世紀(中國)是一個崇尚外來物品的時代,當時追求各種各樣的外國奢侈品和奇珍異寶的風氣開始從宮廷中傳播開來,從而廣泛地流行於一般的城市居民階層之中。”

經過安史之亂後的唐朝開始衰落,西藏吐蕃佔據河西、隴右,西元849年,唐重占秦、原、安樂、維、扶、河、渭等州,西元851年,漢人張議潮佔據河西、隴右,歸附於唐朝。

唐以後中國經濟中心逐漸南移,因而相對穩定的南方對外貿易明顯增加,帶動了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成都和泉州也因此逐漸成為南方經濟大城。當中國人開始將他們的指南針和其他先進的科技運用于航海上時,海上絲綢之路迎來了它發展的絕佳機會。北宋南方高度發達的經濟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當然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是不得已而為之(無奈之舉):經濟最為發達的北宋沒有控制以往絲路的河西走廊,這成為日後絲路上青海道繁榮的機遇。到了南宋時期,南宋政府早已無法控制整個西北河西走廊。因而西北絲路(河西走廊)的衰落日益明顯,而海上絲路的開闢(無奈之舉),逐漸有取代西北絲路的現象(西北已經不再是自己的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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