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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說中產階層正在縮小?

美國著名記者保羅·羅伯茨在近作《衝動的社會》中提出一個發人深思的問題:為什麼我們越來越短視?世界越來越極端?

羅伯茨還是太客氣了, 他把從美國到歐洲出現的種種轉變, 禮貌地概括為一個「衝動的社會」, 但更真實的是, 這分明就是一個病態的社會嘛。 看看最近幾天發生的事情, 你可能會同意這個結論。

耐心耗盡的一刻

一個病態社會, 最為突出的標誌是, 我們開始失去耐心, 對自己、對他人, 都不再懷有耐心。

人們一邊緬懷木心的詩句「從前的日色變得慢 /車, 馬, 郵件都慢/一生只夠愛一個人 」,

懷念也許並不存在的「從前」的種種慢生活的好處, 另一方面, 在實現生活中卻又對快生活片刻不離, 外賣晚到了三分鐘就跳起腳來罵娘。

我們也對自己失去耐心。

不願意從頭到尾去讀一本書, 更願意只有一句話告訴我這本書寫了什麼?更願意在一段十分鐘的音訊裡獲取這本書的精華;

我們也不願意再去看冗長的說明書, 習慣了一切在觸控式螢幕上點擊可得的生活, 從而導致就連組裝一輛嬰兒推車, 都被不超過七個元件弄得焦頭爛額;

我們也不在意別人說了什麼、做了什麼, 我們在意的是自己。

無論在宏觀大尺度上還是日常生活的小尺度上, 我們的社會正在變成一個追求即時滿足的社會, 人人都在習慣短期化的世界,

關注長期價值必然需要付出巨大代價。

「我們的世界」變成「我的世界」

沒有耐心的原因是自我大膨脹。

感謝發達的技術和蓬勃的消費, 終於讓我們過上一種超級定制化的生活。

我們通過健身、油墨、金屬和可穿戴設備來私人訂制我們的身體;我們讓音樂、文字、圖片來調試我們的情緒;我們選擇不同的手機、服飾來表達自身的品味和態度;我們可以搬去附和我們價值觀的社區居住;我們也可以從資訊流去適配到最合自己口味的內容提供者或者「媒體」。

世界正在從「我們的世界」變成「我的世界」, 這也是從生產型社會轉向消費型社會的必然。

哪怕就在半個世紀前, 從北美到歐洲, 人類依然處於農業-工業文明之中,

人們生產各種各樣的有形的東西, 春播秋收, 冶鐵鍛造, 烘焙麵包, 他們的價值不僅取決市場, 同樣取決於日常生活的需要, 基本上是由外部、可標準化的需求驅動。

今天, 情況恰恰相反, 商業哲學已經從生產者為中心轉向真正的消費者就是上帝, 大部分的經濟活動都是以消費為中心, 都是被我們內在的無形標準所驅動:什麼樣的遊戲更好玩?什麼樣的電影更好看?什麼樣的音樂更符合我們的胃口。

由於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在世界, 在經濟活動中發揮著近乎決定性的作用, 特被是超級公司的利潤嚴重依賴於人們瞬間的喜好, 從這個角度看, 超級公司其實十分脆弱。

整個市場活動自然以自我為中心, 一款產品、一項服務早以不足以討好所有消費者,

所以, 從生產冰箱、彩電、洗衣機的家電行業, 到提供資訊、遊戲、影視的線上內容商, 紛紛轉向個性化生產、分發。

沒有中產階層, 只有低產階層

在這個高度定制化的世界裡, 等級依然森嚴, 鄙視鏈比以往鍛造得更強、更長。

曾經龐大的中產階級如今嚴重縮水, 自動化技術和外包, 直接掏空了美國、歐洲這些第一世界中產階級繁華的根基。

近十年的技術創造, 帶來的更多是財富分配極端化。

美國皮尤中心的資料顯示, 相比2000年, 美國家庭收入中值在2014年減少了8%, 其中, 中產階級而言, 其占總人口的比例從2000年的55%降至2014年的51%。 在四分之一的大城市, 中產階級已不足城市半數人口。

這就是美國經濟學家泰勒·考恩所概括的「大停滯」。

「我們所生產商品的最主要消費者, 正是生產這一商品的勞動者。 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這一事實——這是我們創造財富的秘密。 」早在一個世紀前, 亨利·福特就聲稱, 高工資是充滿活力的消費經濟的必要組成部分, 因為只有提高工人的工資, 他們才有錢買得起自己生產的商品。

在後現代社會中, 絕大部分新增的就業機會, 要麼是要求特殊技能的高大上崗位, 要麼就是酒吧招待員、後廚洗菜這樣的低技術、低工資的服務性工作, 那些要求中等技術、提供中等工資的就業崗位越來越少。

中產階級在縮小, 更多人將加入龐大的低產階級。

三個世界, 折疊的未來

泰勒·考恩預測, 按照當下人工智慧的發展趨勢, 未來的世界將分為三個階層。

第一個階層可以稱之為「超級生產者」,他們也是「機器製造者」,不但天資聰慧,而且知道如何利用最新的科學機器,管理社會生產的要素。

第二階層乃是少數「社會服務提供者」,包括按摩師、健身教練、裝修設計師、藝術家、娛樂明星,他們通過向「超級生產者」提供服務,來獲取不菲的報酬。

第三階層就是「低產階層」,如保安、原定、美甲美髮師。

還有一個看不見的底層。「超級生產者」將變得越來越富裕,而其他人則會越來越貧窮。

在1970年代,美國經濟產出的41%流入到勞動者的口袋,其餘部分為投資者所得;到了2007年,勞動者報酬在美國總經濟產出的占比已經下降到31%。

中國社科院發佈的《社會藍皮書:2013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稱,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偏低且呈現出下降趨勢,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50.7%下降到2011年的44.9%。

消費者在享受無處不在的個性化服務的同時,生產者將不可避免地被抹去個性的棱角,成為超級商業的零部件。未來的一線勞動者,將會接受更多的監督,通過無處不在的攝像頭、大資料平臺,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被檢測分析,以保證服務品質的穩定和合格。

機器也比人將獲得更多的投資,從而陷入一個更加不依賴勞動力的經濟迴圈。

垮掉的集體,迷茫的個人

曾經熟悉的團隊和集體,將變得陌生。只有當下才是永恆的。

一如保羅·羅伯茨所觀察到的,如今的勞動者更多地把自己視為自由人,他們學會了如何輕鬆地建立和切斷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學會了如何快速地拋棄過去,他們把所有事情都視為暫時的,把個人生存當作淩駕於一切價值之上的最高目標。

個人主義和自戀主義主宰了職場文化,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公司組織結構面向這一變化的調整,對於絕大多數公司來說,至多一代人的時間,繁複的科層制度將漸次瓦解,一種全新的連接方式必然到來,但未必是「U盤式」生存。

未來學家丹尼爾·平克也看到這一趨勢,但是他以一種更為樂觀的腔調做出了預言:「未來是自由職業者的時代。為自己的工作時代已經到來,以往那種一輩子工作的情況越來越罕見,現在的是組織愈加需要有才華的人,而有才華的人不再那麼需要組織了。」

這種樂觀只針對極少數的幸運兒,大部分個體講遁入迷茫。

未來的世界將分為三個階層。

第一個階層可以稱之為「超級生產者」,他們也是「機器製造者」,不但天資聰慧,而且知道如何利用最新的科學機器,管理社會生產的要素。

第二階層乃是少數「社會服務提供者」,包括按摩師、健身教練、裝修設計師、藝術家、娛樂明星,他們通過向「超級生產者」提供服務,來獲取不菲的報酬。

第三階層就是「低產階層」,如保安、原定、美甲美髮師。

還有一個看不見的底層。「超級生產者」將變得越來越富裕,而其他人則會越來越貧窮。

在1970年代,美國經濟產出的41%流入到勞動者的口袋,其餘部分為投資者所得;到了2007年,勞動者報酬在美國總經濟產出的占比已經下降到31%。

中國社科院發佈的《社會藍皮書:2013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稱,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偏低且呈現出下降趨勢,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50.7%下降到2011年的44.9%。

消費者在享受無處不在的個性化服務的同時,生產者將不可避免地被抹去個性的棱角,成為超級商業的零部件。未來的一線勞動者,將會接受更多的監督,通過無處不在的攝像頭、大資料平臺,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被檢測分析,以保證服務品質的穩定和合格。

機器也比人將獲得更多的投資,從而陷入一個更加不依賴勞動力的經濟迴圈。

垮掉的集體,迷茫的個人

曾經熟悉的團隊和集體,將變得陌生。只有當下才是永恆的。

一如保羅·羅伯茨所觀察到的,如今的勞動者更多地把自己視為自由人,他們學會了如何輕鬆地建立和切斷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學會了如何快速地拋棄過去,他們把所有事情都視為暫時的,把個人生存當作淩駕於一切價值之上的最高目標。

個人主義和自戀主義主宰了職場文化,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公司組織結構面向這一變化的調整,對於絕大多數公司來說,至多一代人的時間,繁複的科層制度將漸次瓦解,一種全新的連接方式必然到來,但未必是「U盤式」生存。

未來學家丹尼爾·平克也看到這一趨勢,但是他以一種更為樂觀的腔調做出了預言:「未來是自由職業者的時代。為自己的工作時代已經到來,以往那種一輩子工作的情況越來越罕見,現在的是組織愈加需要有才華的人,而有才華的人不再那麼需要組織了。」

這種樂觀只針對極少數的幸運兒,大部分個體講遁入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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