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種靈長類動物- 大猩猩、黑猩猩、網球名將Murray
編者按：
蔡元培老先生曾說過這樣的話：為什麼只有人類能創造歷史， 而別的動物沒有，
撰文 | 王士元（香港中文大學偉倫研究教授、臺灣中研院院士）
責編 | 葉水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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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 人類與猿類、猴類同屬靈長目。 當我們拿上圖三張靈長類的相片對比時， 直覺反應會認為兩種猩猩的親屬關係應該比較近，
這當然會引發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就是人類是怎樣從猩猩那樣的動物， 演化成當今整個地球的主人？為什麼大猩猩與黑猩猩分開了1000萬年， 外觀上還是那麼相似， 而人類與黑猩猩分道揚鑣才600萬年， 行為上竟會有這麼大的差別？扼要地說， 關鍵在於生物演化與文化演化的不同， 這也正是我想在此談的問題。
人類演化的兩個相變：直立行走和語言
歸納起來， 人類的這段演化過程有兩個主要的相變：一個是從用四肢在森林裡爬樹的生活形態，
► 圖2：左圖為三百多萬年前Lucy的化石， 右圖為骨骼復原圖。 直立是人類演化中第一個相變。
人類的演化當然要從非洲說起。 達爾文在他1859的書裡就提到人類起源於非洲。 現在有種種多學科的資料支援這一理論， 包括化石、基因及語言， “非洲起源說”的證據已經相當確鑿。 1974年在非洲衣索比亞Afar區發現了一組相當完整的化石， 對人類演化的研究特別重要(見圖2)。 這套3百多萬年的化石是位十多歲的女孩所遺留下來的骸骨， 發現者給她起名為Lucy。 目前出土的一系列與Lucy同年代的化石， 還不算是 Homo （人）屬， 他們的學名是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 也就是在Afar發現的“南方猿人”。
至於為什麼南方猿人會直立起來， 至今還沒有個完善的解釋。 不過這個姿勢上的改變卻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 重新改造了我們整個身體， 這裡我們主要講兩個革新。 首先， 因為上肢不需要老是撐在地上支援著身體， 猿人的手就能夠逐步地改造來學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大拇指與每只手指都變得非常靈巧， 能夠個別地運作。 尤其是手一定要與眼睛協調配合， 動作才能準確有效。
我們的祖先直立後幾十萬年， 在非洲就開始出現很原始的石器。 專家們可以分析出那些石器的種種不同用法， 有些是用來敲砸堅果的，有些是用來割肉的等。在這個階段，由於手能製造新的工具，也刺激了大腦的發展，而更發達的大腦又能激蕩出更多新的發明。南方猿人的腦容量約有400 毫升左右，跟黑猩猩的差不多大小，而現代人的是1500 毫升，增長了三倍多。這樣迴圈性的共同演化，就讓人類從敲打石器的直立人，發展到目前發明人造衛星、身處在e世代的新人類，在漫長的演化道路上取得了主宰整個地球的優勢。
► 圖3：古人直立後，身體徹底改造，喉嚨下降增加語音的空間，給了語言湧現更好的條件。圖片取自Lieberman, D.E. 2013.
除了手及肩膀的改造之外，另一個重要的變化是我們的口腔、喉嚨及氣管。黑猩猩的口腔後面基本就是喉嚨，只有一條管子。可是直立後，喉頭就逐步下降了幾釐米，形成了我們的咽腔，跟口腔大致垂直，因此我們有兩條管子可以發聲。這麼一來，舌頭就增加了許多動作的空間，因此我們能發出的聲音也就跟著增加了許多。這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二個相變，這個相變給我們創造了讓語言湧現的重要條件(見圖3)。
語言的出現於口腔、大腦密不可分
語言學家很早就體會到，語言是奠基在一些其他更基本的功能上的一種依託的行為。說話時一定要能發出氣流，而呼吸當然是人類維繫生命所需的很基本的技能，一般是由自主神經系統控制。可是因為說話需要的是延長呼出去的氣流，以便發出一連串的聲音，如果要能比較精准的控制，就必須把氣流的速度跟喉嚨裡聲帶的抖動協調好。聲帶拉緊時發的是高音，聲帶放鬆則發低音。舌頭移動跟下巴上下是咀嚼食物所需的基本動作。說話時，小舌可以控制鼻腔是否參與發音，如果小舌位處的軟齶下垂，氣流通過鼻腔，就可以發出鼻音，而下巴下降可發母音，下巴上升則發輔音，每次上下就可發出一個音節。這三套動作：呼氣、聲帶發聲、及口腔喉嚨調控語音，牽涉到大大小小幾十個肌肉，要配合地非常精准才能說話。這是歷經幾十萬年才演化出來的能力，特別是大腦裡控制這些肌肉的神經網路也是經由演化而來，別的動物沒有這些神經網路是學不會語言的。
我們說話時，因為需要的動作很小，一秒鐘內往往就能夠發出十幾個音節，傳達不少資訊。這豐富的資訊傳達能力跟我們的短期記憶及工作記憶有密切的關係。由於這兩種記憶都只有幾秒鐘長，它們的時間上限基本上約束了思想的複雜度。若講者說出一句話，但聽者聽到句子結尾時已經忘了句頭的資訊，那麼這次的溝通就會失敗。反過來說，因為我們能在一段短期記憶內傳達幾十個音節，那麼這一串音節就可能包含大量的資訊。
“約定俗成”的人類語言
說話是語言形之于外的行為，而語音是語言很關鍵的一部分。可是更重要的是說的東西要有組織、有語義。體會到可以有條理地利用不同的語音來代表不同的語義或概念，也就是可以把語音及語義這兩個系統結合起來，這是發明語言最基本的條件。語義的單位是詞，用什麼語音來代表什麼詞，沒有任何固定的道理，這就是荀子所說的“約定俗成”。詞是跟著不同語言、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總是在改變的。這一點明朝的陳第就瞭解得很透徹。李白“將進酒”裡說“朝如青絲暮成雪”，他當時所謂的“青”色，我們現在要說是“黑”才對；用來擋雨的東西在普通話裡叫做“傘”，香港話叫做“遮”，而英語叫做umbrella。這類例子多不勝舉，因為語言要表達文化，文化在演化，語言也必須跟著演化。
► 2002年王士元在雲南田野考察時拜訪普米族。北京大學陳保亞攝影。
怎樣把詞串在一起也需要“約定俗成”，逐漸形成一套套的語法。例如：普通話說“給我水”，香港話是“俾水我”，兩種賓語的順序恰好相反；又如：漢語的動詞用在賓語之前，如“喝水”，日語句子裡需要加些虛詞，而把動詞放在賓語之後，如“水 o 飲 mu”。詞彙增加了，詞跟詞的組合方式也跟著增多，語法就越來越複雜。除了上面提到的短期記憶及工作記憶，我們當然也有多種的長期記憶，不但能夠掌握到語法以及數萬個詞，並能把生活裡每時每刻的經歷都以語言的形式記憶下來，以便在不同的場合可以派上用場。
一旦人類發現可以用語音來代表語義，他們就能造出很多的詞來，用在生活的每方面。幾十萬年前的原始狩獵採集社會所需的詞彙，跟一萬多年前農業社會的詞彙當然不同。遷徙的狩獵部落只能維持數十個人，農耕及放牧社會則可以容納幾萬人口，現在的大都市有的已超過千萬人口。人口越稠密，使用語言溝通的次數就會越多，語言也就變得越快。尤其在大都市里，不同的語言大量接觸、溝通，詞彙及語法就很容易混合。例如在香港生活，經常都會聽到不同地區的粵語、普通話、上海話、閩南話、英語、以及一些東南亞的語言，所以近年來香港話變得特別快。
語言促進人類的文化演化
語言脫離不了文化，隨著文化變化，語言也無時無刻不在變化，因此也是文化演化重要的一環。達爾文所提出的演化論是基於物種繁殖時會產生變異，而每一代有些變異體生存下去的機會比較大，包括生物演化及文化演化皆然。這也就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則。可是生物演化因為必須通過遺傳一代一代的傳遞，所以速度上非常緩慢。蝙蝠也是哺乳動物，可是卻不像人類有靈巧的雙手，要經過數千萬年的生物演化，哺乳類祖先的前肢才能分別演化成人類的手和蝙蝠的翅膀。文化演化卻截然不同，從農業社會到現在，只不過一萬多年，由於知識傳遞能通過語言，尤其是配合文字的記載，因此累積得特別快，我們不但發明了空氣動力學，製造了種種的飛行工具，並且已經開始探索太空。
現在回到我們一開始所提的問題。雖然我們和黑猩猩血源上分歧不久，可是跟它們已經有天淵之別。直立後，我們的大腦、手及語言，三者都在不斷地相互刺激、共同演化。所有的動物中，只有人類能通過語言及文化演化，日新月異地累積知識及發展文明。演化並不只是你死我活那樣的競爭，合作往往會更適於彼此的共存。
在目前多姿多彩的電子資訊時代，社會發展地驚人之快。當然“發展”並不等於“進步”，也並不代表我們總是會朝好的方向邁進，文明的進展取決於我們怎樣善用這些知識。荀子說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知識也是如此。我們當然不會希望再回到像猩猩們生活的原始環境裡，因為演化是不可能走回頭路的。希望語言的精練藝術能説明人類發展出待人處世需要的理智，看清楚我們應該追尋的路，發展經濟與科技的同時也要盡心保護好我們的地球，讓我們活得更好。
作者簡介
王士元
臺灣中研院院士、趙元任中國語言學中心主任、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主編；他以創立著名的“詞彙擴散理論”而在國際語言學界享有盛譽，曾被選為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首屆會長（1992-1993）。主要研究語言起源和演化、語言與認知、神經語言學等，是與趙元任齊名的蜚聲國際的華裔語言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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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是用來敲砸堅果的，有些是用來割肉的等。在這個階段，由於手能製造新的工具，也刺激了大腦的發展，而更發達的大腦又能激蕩出更多新的發明。南方猿人的腦容量約有400 毫升左右，跟黑猩猩的差不多大小，而現代人的是1500 毫升，增長了三倍多。這樣迴圈性的共同演化，就讓人類從敲打石器的直立人，發展到目前發明人造衛星、身處在e世代的新人類，在漫長的演化道路上取得了主宰整個地球的優勢。
► 圖3：古人直立後，身體徹底改造，喉嚨下降增加語音的空間，給了語言湧現更好的條件。圖片取自Lieberman, D.E. 2013.
除了手及肩膀的改造之外，另一個重要的變化是我們的口腔、喉嚨及氣管。黑猩猩的口腔後面基本就是喉嚨，只有一條管子。可是直立後，喉頭就逐步下降了幾釐米，形成了我們的咽腔，跟口腔大致垂直，因此我們有兩條管子可以發聲。這麼一來，舌頭就增加了許多動作的空間，因此我們能發出的聲音也就跟著增加了許多。這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二個相變，這個相變給我們創造了讓語言湧現的重要條件(見圖3)。
語言的出現於口腔、大腦密不可分
語言學家很早就體會到，語言是奠基在一些其他更基本的功能上的一種依託的行為。說話時一定要能發出氣流，而呼吸當然是人類維繫生命所需的很基本的技能，一般是由自主神經系統控制。可是因為說話需要的是延長呼出去的氣流，以便發出一連串的聲音，如果要能比較精准的控制，就必須把氣流的速度跟喉嚨裡聲帶的抖動協調好。聲帶拉緊時發的是高音，聲帶放鬆則發低音。舌頭移動跟下巴上下是咀嚼食物所需的基本動作。說話時，小舌可以控制鼻腔是否參與發音，如果小舌位處的軟齶下垂，氣流通過鼻腔，就可以發出鼻音，而下巴下降可發母音，下巴上升則發輔音，每次上下就可發出一個音節。這三套動作：呼氣、聲帶發聲、及口腔喉嚨調控語音，牽涉到大大小小幾十個肌肉，要配合地非常精准才能說話。這是歷經幾十萬年才演化出來的能力，特別是大腦裡控制這些肌肉的神經網路也是經由演化而來，別的動物沒有這些神經網路是學不會語言的。
我們說話時，因為需要的動作很小，一秒鐘內往往就能夠發出十幾個音節，傳達不少資訊。這豐富的資訊傳達能力跟我們的短期記憶及工作記憶有密切的關係。由於這兩種記憶都只有幾秒鐘長，它們的時間上限基本上約束了思想的複雜度。若講者說出一句話，但聽者聽到句子結尾時已經忘了句頭的資訊，那麼這次的溝通就會失敗。反過來說，因為我們能在一段短期記憶內傳達幾十個音節，那麼這一串音節就可能包含大量的資訊。
“約定俗成”的人類語言
說話是語言形之于外的行為，而語音是語言很關鍵的一部分。可是更重要的是說的東西要有組織、有語義。體會到可以有條理地利用不同的語音來代表不同的語義或概念，也就是可以把語音及語義這兩個系統結合起來，這是發明語言最基本的條件。語義的單位是詞，用什麼語音來代表什麼詞，沒有任何固定的道理，這就是荀子所說的“約定俗成”。詞是跟著不同語言、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總是在改變的。這一點明朝的陳第就瞭解得很透徹。李白“將進酒”裡說“朝如青絲暮成雪”，他當時所謂的“青”色，我們現在要說是“黑”才對；用來擋雨的東西在普通話裡叫做“傘”，香港話叫做“遮”，而英語叫做umbrella。這類例子多不勝舉，因為語言要表達文化，文化在演化，語言也必須跟著演化。
► 2002年王士元在雲南田野考察時拜訪普米族。北京大學陳保亞攝影。
怎樣把詞串在一起也需要“約定俗成”，逐漸形成一套套的語法。例如：普通話說“給我水”，香港話是“俾水我”，兩種賓語的順序恰好相反；又如：漢語的動詞用在賓語之前，如“喝水”，日語句子裡需要加些虛詞，而把動詞放在賓語之後，如“水 o 飲 mu”。詞彙增加了，詞跟詞的組合方式也跟著增多，語法就越來越複雜。除了上面提到的短期記憶及工作記憶，我們當然也有多種的長期記憶，不但能夠掌握到語法以及數萬個詞，並能把生活裡每時每刻的經歷都以語言的形式記憶下來，以便在不同的場合可以派上用場。
一旦人類發現可以用語音來代表語義，他們就能造出很多的詞來，用在生活的每方面。幾十萬年前的原始狩獵採集社會所需的詞彙，跟一萬多年前農業社會的詞彙當然不同。遷徙的狩獵部落只能維持數十個人，農耕及放牧社會則可以容納幾萬人口，現在的大都市有的已超過千萬人口。人口越稠密，使用語言溝通的次數就會越多，語言也就變得越快。尤其在大都市里，不同的語言大量接觸、溝通，詞彙及語法就很容易混合。例如在香港生活，經常都會聽到不同地區的粵語、普通話、上海話、閩南話、英語、以及一些東南亞的語言，所以近年來香港話變得特別快。
語言促進人類的文化演化
語言脫離不了文化，隨著文化變化，語言也無時無刻不在變化，因此也是文化演化重要的一環。達爾文所提出的演化論是基於物種繁殖時會產生變異，而每一代有些變異體生存下去的機會比較大，包括生物演化及文化演化皆然。這也就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則。可是生物演化因為必須通過遺傳一代一代的傳遞，所以速度上非常緩慢。蝙蝠也是哺乳動物，可是卻不像人類有靈巧的雙手，要經過數千萬年的生物演化，哺乳類祖先的前肢才能分別演化成人類的手和蝙蝠的翅膀。文化演化卻截然不同，從農業社會到現在，只不過一萬多年，由於知識傳遞能通過語言，尤其是配合文字的記載，因此累積得特別快，我們不但發明了空氣動力學，製造了種種的飛行工具，並且已經開始探索太空。
現在回到我們一開始所提的問題。雖然我們和黑猩猩血源上分歧不久，可是跟它們已經有天淵之別。直立後，我們的大腦、手及語言，三者都在不斷地相互刺激、共同演化。所有的動物中，只有人類能通過語言及文化演化，日新月異地累積知識及發展文明。演化並不只是你死我活那樣的競爭，合作往往會更適於彼此的共存。
在目前多姿多彩的電子資訊時代，社會發展地驚人之快。當然“發展”並不等於“進步”，也並不代表我們總是會朝好的方向邁進，文明的進展取決於我們怎樣善用這些知識。荀子說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知識也是如此。我們當然不會希望再回到像猩猩們生活的原始環境裡，因為演化是不可能走回頭路的。希望語言的精練藝術能説明人類發展出待人處世需要的理智，看清楚我們應該追尋的路，發展經濟與科技的同時也要盡心保護好我們的地球，讓我們活得更好。
作者簡介
王士元
臺灣中研院院士、趙元任中國語言學中心主任、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主編；他以創立著名的“詞彙擴散理論”而在國際語言學界享有盛譽，曾被選為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首屆會長（1992-1993）。主要研究語言起源和演化、語言與認知、神經語言學等，是與趙元任齊名的蜚聲國際的華裔語言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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