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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 退休的英國房地產經理約翰·德·露西在家中翻箱倒櫃， 找尋雜物， 卻被一個陳舊的木箱險些絆倒。
約翰很是頗為好奇， 打開一看， 是祖父威廉·詹姆斯·霍金中尉40年前留給他的珍貴遺物——數十張玻璃幻燈片。
原來， 他的祖父威廉中尉是一名一戰英雄， 而這些玻璃幻燈片中記錄著的， 是一戰期間遠離家鄉8000公里， 每日挖戰壕、裝貨物、運彈藥的中國勞工的真實影像。
數十年來， 中國勞工在英國一戰時期的付出少有人知， 約翰家的箱子重啟了一段百餘年前的記憶。
“我和大多數英國人一樣， 根本不瞭解這段歷史。 ”約翰說， “現在我知道， 中國勞工是一戰中的重要力量， 有很多人甚至付出了生命。 ”
而直到現在， 在英國， 這些華工卻連一座正式的墓碑都還沒有， 甚至在國內， 知道這段歷史也似被隱沒。
“三百大洋賣了命， 至死不能回家鄉”
“帶著至少5年的合同去歐洲吧！你的年收入將達到2000法郎， 回來時將成為大富翁。 ”
1916年至1918年時， 這樣的廣告遍佈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十多個省區的招工點。
山東萊蕪牛泉鎮上裕村農民畢粹德看到了這則廣告， 他對歐洲在哪， 要去做什麼茫然無措， 只知道要去賺錢， 唯一的遺憾是即將錯過家中不到一周歲兒子的童年。
和畢粹德一樣， 當時被招工廣告“蠱惑”的多是貧困或無地農民， 他們懷抱著同一個夢想——“發財致富”。
幾年前， 1914年7月， 一戰爆發， 戰爭初期戰局複雜混沌， 此後又變得漫長而慘烈。 當時， 以英法為首的協約國在德國的步步緊逼下損失慘重， 僅僅1916年7月發生的索姆河之戰， 英軍傷亡就達40萬人。
去年， 索姆河戰役100周年時， 1500名身穿一戰軍隊制服的志願者出現在英國格拉斯哥街頭，用另一種形式幾年一戰中規模最大的、最慘烈的陣地戰
隨著戰爭的演進，協約國一方面臨著嚴重的人力資源危機——前方戰線缺人，後方急需勞力。難以為繼之時，英國一位軍官提出，“為什麼不用中國人？”
那時，中國兩千多年的帝制已被革命者推翻，可新生的中華民國剛剛歷經三載，戰亂、政爭、貧困仍在繼續。
災荒和動亂使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仍處於極端貧困，儘管更多人是抱著“有去無回”的悲觀心態，英法兩國招募時提出的“豐厚”待遇仍讓很多華工懷揣著“出國發財夢”。
招募計畫一開始是半官方的，一方面，政府怕戰火蔓延到中國，發表中立宣言並公佈24款“局外中立條規”；另一方面，一直在戰敗和割地賠款中迴圈的袁世凱當局也想有所作為，提高國際地位，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
袁世凱的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曾提出“明守中立，暗示參加，以工代兵”計畫，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賈珺說，此舉梁士詒的目的是“一可從德人手裡奪回青島，二可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三可在戰後和會上佔有一席之地，直接參與國際事務”。
1917年中國宣佈參戰後，勞工輸出開始轉由中國政府勞工部組織。
這是中國人第一次大規模地參與西方世界的內部事務。從1916年5月輸出第一批勞工開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18年11月，相繼有14萬華工遠涉重洋，4萬余人為法國軍隊服務，9.6萬為英國軍隊幹活。
華工們剪掉長辮，登上碼頭，在夕陽中對著來送別的親人們揮揮手，哼著一首《華工出洋歌》，甚至是敲著鑼鼓、放著鞭炮登上了一場未知又充滿死亡危險的旅程。
“......我國大總統，有心無力，多內亂，兄弟如仇敵，眾同胞，大家盡知，歐美文明國，是我友誼，最應當，發兵來救濟，無奈何，文武官吏，愛國心不足，眼多近視貪私利，無人顧公義，我工人，冒險而至，一為眾友邦，二為自己，中華人，最愛好名譽......”
然而，事實卻是——“下了太平洋，想起老爹娘；三百大洋賣了命，至死不能回家鄉。”提到當年出國時的感觸，來自山東的勞工樊明修曾說。
“像牲畜一樣被推擠到了船艙裡”
1916年11月15日，山東榮成的畢緒忠拿到了華工第00001號登記單，成為一戰時英國招募的華工第一人。
他到達威海衛英租界，排起長隊，脫光衣服，接受體檢。當時的檢查很是嚴格，除了一些傳染性疾病外，皮膚病、沙眼、痔瘡及牙齒不全的候選者都被刷掉。
畢緒忠通過重重考驗，英國的醫生為他驅了蝨子、打了疫苗，他脫下舊襖，換上制服。
工作人員又拿來一紙合同，仿照法國，合同上面也寫著，
“不得在危險區內雇用中國人。”
“勞工有權得到食品、冬夏裝、住房、燃料和免費醫療。”
“中國勞工的待遇與英法兩國工人平等。”
雖說實際上“平等”從未實現，但參加一戰的中國勞工與此前被稱為“豬仔”的出國勞工有了根本不同。
只不過，華工們多是文盲，面對著密密麻麻的文書，只能按下手印代替簽名。他們不一定都能讀懂合同條款，只是有著最樸素的理解——出去工作三到五年，包吃包住，每月能掙十多塊大洋呢。
當時，一塊大洋能買30斤上等大米，差不多10斤豬肉，即便是最壯的山東大漢，幹體力活兒的月收入能有三四塊大洋就很是不錯。
據華工後人崔樹新回憶，當時赴歐的父親崔志卿每月會往家寄30塊大洋，足以保證一家老小衣食無憂——不過，崔志卿是副翻譯兼正工頭，和那些大字不識的底層華工區別很大。
心存期冀的畢緒忠和其他華工們穿著統一的制服，頭戴統一的寬簷帽，背著統一的背包湧上甲板。
本來能承載幾十人的船上，站滿了成百上千的華工，“像牲畜一樣被推擠到了船艙裡”，遠赴歐洲。
1917年2月24日，法國輸送華工的“亞瑟”號，在地中海被魚雷擊中，當即有543名華工遇難。
正是因此，為保證安全，為也了保密，英國招收的華工多採取假道加拿大的航線，即從中國向東，橫穿太平洋抵達加拿大維多利亞，然後換乘火車從西向東穿越加拿大全境，再乘海輪，橫越大西洋到達歐洲。
這條路程幾乎穿越了大半個地球，一般要用時兩個月左右。這些從未乘過船的中國勞工躲在狹小陰暗潮濕的船艙，吃盡了苦頭——有人吃不慣船上的罐頭，饑腸轆轆；有人暈船得厲害，跳海自殺；有人得病死去，被拋屍大海。
一路顛簸，華工們終於抵達英國，但他們也自此沒有了名字，只得到一個刻有編號的黃銅手鐲。
黃銅手鐲是為發放工錢、分派任務的依據，合同期滿歸國才能取下。
顯然不是勞工應該做的工作
一戰西線戰場，隨著大批先進武器的發明和投入，戰爭的規模遠遠超過以往。戰場近乎屠場，數次大戰役被稱為“絞肉機”。
剛剛上船的時候，就有中國勞工以為即將走上戰場而恐慌，英方組織者百般安撫，稱中國人“不必進入危險區”，來給眾人定神。
可到達歐洲之後，事情就起了變化。
“有些地方與敵人戰壕相距不過50碼。我們站在敵人戰壕前挖戰壕，戰壕挖好後，英兵才進來，所以我們實際是在最前線。”時任第13營翻譯的張邦永曾在《華工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片斷回憶》文章中稱，這與威海衛時所訂的合同是不相符的。
當時，大多數人都被投放到前線，挖掘戰壕、修築工事、野戰救護、清掃地雷、解運糧草、裝卸給養……華工在前線從事的都是最艱苦、最繁重的工作。但凡戰爭所需，幾乎無處不往、無所不為。
甚至，在1917年法國皮卡第的一場戰鬥中，德軍沖入英法陣地，修繕戰壕的華工們不得不用鐵鍬、鎬頭與德軍展開搏鬥。援軍趕到時，大部分華工已經戰死。
華工們在輪船和火車上卸貨，修建公路，鋪鐵軌，甚至在戰爭結束後還要做一些危險可怕的工作，即恢復現場秩序，挖掘死者，挪動屍體並把它們埋在戰爭公墓裡，有的屍體此時甚至已經腐爛了（存在了）幾年。——而這顯然不是勞工應該做的工作。
不僅上一線、涉戰場，英國對華工的管理是封閉制，在勞工合同中規定，中國勞工工作3年，每週工作7天，每天10小時。他們每年都有3天的假期——農曆新年、端午節、中秋節。
輪班睡覺勞工休息時只能呆在營地——即使營地被德國人炮轟，他們也不得離開。
當時在3營10連的華工嚴振盛曾稱，生活常常是饑一頓、飽一頓。在戰事吃緊和陰雨連綿時，即便是又爛又發黴都不管夠。“有一個階段，我們竟7天7夜粒米未進，全靠挖野菜、吃蘿蔔度日。”
除了面臨戰爭的死亡威脅之外，這些華工還遭受軍隊人員的歧視，華工必須服從“紀律”。
在當時的英國人眼裡，華工就像是低人一等的苦力和智力發育不完全的兒童，因此他們往往用棍棒加馬鞭來督促華工幹活。一位管理華工的英國軍官甚至稱，“你對中國佬越好，他們越不買你的帳，因而絕不能善待。”
為防止華工逃亡，華工們被禁止擁有平民服裝，也不得進入咖啡館和酒吧，甚至禁止使用英國人的廁所。
儘管按照合同招募而來的華工是不應該受英國軍法約束的，但仍然有不少的華工因為觸犯了英國的權威而被軍法處死，或者遭受酷刑。
還有無法忍受虐待的華工在營房裡挖一個地洞把自己埋進去，直到戰後幾年，營地被拆除時，其屍骨才被發現。
而因之前沒見過飛機大炮槍林彈雨，在長期掩埋屍體以及血肉橫飛的戰爭場面刺激下，很多華工的精神也出現了問題。
即便如此，華工的工作還是廣受認可，英國前首相大衛·勞合·喬治曾在他的回憶中評論，華工在特殊惡劣條件工作，並能在那樣的條件下依然沉著。
可是，並沒人記得。
一戰結束三周前，一幅名為《戰爭的聖殿》的巨畫在巴黎公開展出。
這幅畫作構思於1914年，但在畫作即將完成的1917年，美國參戰了。為在畫中加上美國人，創作者把原畫中的華工完全塗掉。
“中國勞工旅將被永遠銘記”
來自山東萊蕪牛泉鎮上裕村農民畢粹德再也沒有見到他未滿一歲的兒子。
1919年9月27日，他在排彈的時候犧牲，留給家人的是一枚英國軍方頒發的喬治五世勳章、一個用過的飯盒和勺子，在一戰歷史上他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今年，畢粹德的孫女程玲（其父後改姓程，編者注）來到法國英軍墓地祭奠祖父。
“我的年齡已經很大了，我不知道如果我在活著的時候沒能找到爺爺的葬身之所，我的子孫還要怎麼去尋找。同樣的，如果我們不能記錄這段歷史，那幾年、幾十年後，它(這段歷史)就真可能不存在了。”
不少華工在一戰前後長眠於歐洲，法國、比利時等地都建有華工墓地。法國的諾萊特村華人墓地由英聯邦戰爭墓地委員會設計師約翰設計，共有800餘個墓位，一些失蹤者的姓名也被刻在紀念碑上，上面刻著“鞠躬盡瘁”“勇往直前”“流芳百世”“雖死猶生”等中英文。
可是在招募了近10萬名華工的英國卻沒有為這些中國人的付出做什麼，在英國，華工們被遺忘了一個世紀。
直到11月12日，英國第四頻道電視臺播出紀錄片《英國被忘卻的軍隊》。
時長一小時的紀錄片展示了有關一戰華工的信件、日記和文件，從華工後代和歷史學家的口中追憶這段未被記錄的歷史。這是英國主流媒體首次製作紀錄片，來肯定華工對一戰勝利作出的貢獻。
在民間，英國華僑華人在3年前發起了一場名為“確保我們銘記”的全國運動，要在英國為一戰華工建立一座紀念碑。
“這些已經被遺忘一個世紀的華工，是他們的貢獻使英國和歐洲有了今天的和平。”發起人之一、英國首位華人市長陳德梁稱，“我們想要讓所有人銘記，早在一百多年前，華人群體就對英國、歐洲乃至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貢獻。”
陳德梁前後任英國地方議員12年，2009年成為英國首位華人市長，現在是英女王大倫敦代表副官。
現在，陳德梁身為英國華人社會論壇副主席兼“確保我們銘記”建碑籌款負責人，據他介紹，紀念碑只在倫敦立一個，以傳統華表的形式，預計紀念碑將高達9.6米，每一米代表一萬名來歐洲的華工。紀念碑基座四周刻有浮雕，分別顯示華工離開故鄉，經過漫長的水路來到歐洲，參與工作和返回家鄉四個場景，目的是展示華工的辛勞。
對立紀念碑的意義，陳德梁認為除了銘記歷史，更有提高華人在英國社會地位的現實意義。
“一百年前的華人苦力可以被歧視，今天的華人應該站起來，為他們‘平反’。”他說，“我不希望我們的第二代、第三代在英國或是歐洲繼續遭受不平等的待遇，繼續成為被忽視的群體”。
11月11日上午，一戰停戰99周年，即英國陣亡將士紀念日，30多名華僑華人和英國友人來到倫敦和平紀念碑前，在紀念一戰英軍陣亡將士的一長串花環中，有一個上面用中英兩種文字書寫著“中國勞工旅將被永遠銘記”。這也是英國首次在正式活動中紀念參與一戰的中國勞工。
“中國人不能忘記，百年之前，這群中國勞工如何為國家贏得尊嚴。”
參考資料：
《華工軍團》紀錄片
《英國被忘卻的軍隊》紀錄片
張建國、張軍勇，《萬里赴戎機——第一次世界大戰參戰華工紀實》
馬驪，《一戰華工在法國》
英國“確保我們銘記計畫”官方網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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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名身穿一戰軍隊制服的志願者出現在英國格拉斯哥街頭，用另一種形式幾年一戰中規模最大的、最慘烈的陣地戰隨著戰爭的演進，協約國一方面臨著嚴重的人力資源危機——前方戰線缺人，後方急需勞力。難以為繼之時，英國一位軍官提出，“為什麼不用中國人？”
那時，中國兩千多年的帝制已被革命者推翻，可新生的中華民國剛剛歷經三載，戰亂、政爭、貧困仍在繼續。
災荒和動亂使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仍處於極端貧困，儘管更多人是抱著“有去無回”的悲觀心態，英法兩國招募時提出的“豐厚”待遇仍讓很多華工懷揣著“出國發財夢”。
招募計畫一開始是半官方的，一方面，政府怕戰火蔓延到中國，發表中立宣言並公佈24款“局外中立條規”；另一方面，一直在戰敗和割地賠款中迴圈的袁世凱當局也想有所作為，提高國際地位，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
袁世凱的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曾提出“明守中立，暗示參加，以工代兵”計畫，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賈珺說，此舉梁士詒的目的是“一可從德人手裡奪回青島，二可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三可在戰後和會上佔有一席之地，直接參與國際事務”。
1917年中國宣佈參戰後，勞工輸出開始轉由中國政府勞工部組織。
這是中國人第一次大規模地參與西方世界的內部事務。從1916年5月輸出第一批勞工開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18年11月，相繼有14萬華工遠涉重洋，4萬余人為法國軍隊服務，9.6萬為英國軍隊幹活。
華工們剪掉長辮，登上碼頭，在夕陽中對著來送別的親人們揮揮手，哼著一首《華工出洋歌》，甚至是敲著鑼鼓、放著鞭炮登上了一場未知又充滿死亡危險的旅程。
“......我國大總統，有心無力，多內亂，兄弟如仇敵，眾同胞，大家盡知，歐美文明國，是我友誼，最應當，發兵來救濟，無奈何，文武官吏，愛國心不足，眼多近視貪私利，無人顧公義，我工人，冒險而至，一為眾友邦，二為自己，中華人，最愛好名譽......”
然而，事實卻是——“下了太平洋，想起老爹娘；三百大洋賣了命，至死不能回家鄉。”提到當年出國時的感觸，來自山東的勞工樊明修曾說。
“像牲畜一樣被推擠到了船艙裡”
1916年11月15日，山東榮成的畢緒忠拿到了華工第00001號登記單，成為一戰時英國招募的華工第一人。
他到達威海衛英租界，排起長隊，脫光衣服，接受體檢。當時的檢查很是嚴格，除了一些傳染性疾病外，皮膚病、沙眼、痔瘡及牙齒不全的候選者都被刷掉。
畢緒忠通過重重考驗，英國的醫生為他驅了蝨子、打了疫苗，他脫下舊襖，換上制服。
工作人員又拿來一紙合同，仿照法國，合同上面也寫著，
“不得在危險區內雇用中國人。”
“勞工有權得到食品、冬夏裝、住房、燃料和免費醫療。”
“中國勞工的待遇與英法兩國工人平等。”
雖說實際上“平等”從未實現，但參加一戰的中國勞工與此前被稱為“豬仔”的出國勞工有了根本不同。
只不過，華工們多是文盲，面對著密密麻麻的文書，只能按下手印代替簽名。他們不一定都能讀懂合同條款，只是有著最樸素的理解——出去工作三到五年，包吃包住，每月能掙十多塊大洋呢。
當時，一塊大洋能買30斤上等大米，差不多10斤豬肉，即便是最壯的山東大漢，幹體力活兒的月收入能有三四塊大洋就很是不錯。
據華工後人崔樹新回憶，當時赴歐的父親崔志卿每月會往家寄30塊大洋，足以保證一家老小衣食無憂——不過，崔志卿是副翻譯兼正工頭，和那些大字不識的底層華工區別很大。
心存期冀的畢緒忠和其他華工們穿著統一的制服，頭戴統一的寬簷帽，背著統一的背包湧上甲板。
本來能承載幾十人的船上，站滿了成百上千的華工，“像牲畜一樣被推擠到了船艙裡”，遠赴歐洲。
1917年2月24日，法國輸送華工的“亞瑟”號，在地中海被魚雷擊中，當即有543名華工遇難。
正是因此，為保證安全，為也了保密，英國招收的華工多採取假道加拿大的航線，即從中國向東，橫穿太平洋抵達加拿大維多利亞，然後換乘火車從西向東穿越加拿大全境，再乘海輪，橫越大西洋到達歐洲。
這條路程幾乎穿越了大半個地球，一般要用時兩個月左右。這些從未乘過船的中國勞工躲在狹小陰暗潮濕的船艙，吃盡了苦頭——有人吃不慣船上的罐頭，饑腸轆轆；有人暈船得厲害，跳海自殺；有人得病死去，被拋屍大海。
一路顛簸，華工們終於抵達英國，但他們也自此沒有了名字，只得到一個刻有編號的黃銅手鐲。
黃銅手鐲是為發放工錢、分派任務的依據，合同期滿歸國才能取下。
顯然不是勞工應該做的工作
一戰西線戰場，隨著大批先進武器的發明和投入，戰爭的規模遠遠超過以往。戰場近乎屠場，數次大戰役被稱為“絞肉機”。
剛剛上船的時候，就有中國勞工以為即將走上戰場而恐慌，英方組織者百般安撫，稱中國人“不必進入危險區”，來給眾人定神。
可到達歐洲之後，事情就起了變化。
“有些地方與敵人戰壕相距不過50碼。我們站在敵人戰壕前挖戰壕，戰壕挖好後，英兵才進來，所以我們實際是在最前線。”時任第13營翻譯的張邦永曾在《華工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片斷回憶》文章中稱，這與威海衛時所訂的合同是不相符的。
當時，大多數人都被投放到前線，挖掘戰壕、修築工事、野戰救護、清掃地雷、解運糧草、裝卸給養……華工在前線從事的都是最艱苦、最繁重的工作。但凡戰爭所需，幾乎無處不往、無所不為。
甚至，在1917年法國皮卡第的一場戰鬥中，德軍沖入英法陣地，修繕戰壕的華工們不得不用鐵鍬、鎬頭與德軍展開搏鬥。援軍趕到時，大部分華工已經戰死。
華工們在輪船和火車上卸貨，修建公路，鋪鐵軌，甚至在戰爭結束後還要做一些危險可怕的工作，即恢復現場秩序，挖掘死者，挪動屍體並把它們埋在戰爭公墓裡，有的屍體此時甚至已經腐爛了（存在了）幾年。——而這顯然不是勞工應該做的工作。
不僅上一線、涉戰場，英國對華工的管理是封閉制，在勞工合同中規定，中國勞工工作3年，每週工作7天，每天10小時。他們每年都有3天的假期——農曆新年、端午節、中秋節。
輪班睡覺勞工休息時只能呆在營地——即使營地被德國人炮轟，他們也不得離開。
當時在3營10連的華工嚴振盛曾稱，生活常常是饑一頓、飽一頓。在戰事吃緊和陰雨連綿時，即便是又爛又發黴都不管夠。“有一個階段，我們竟7天7夜粒米未進，全靠挖野菜、吃蘿蔔度日。”
除了面臨戰爭的死亡威脅之外，這些華工還遭受軍隊人員的歧視，華工必須服從“紀律”。
在當時的英國人眼裡，華工就像是低人一等的苦力和智力發育不完全的兒童，因此他們往往用棍棒加馬鞭來督促華工幹活。一位管理華工的英國軍官甚至稱，“你對中國佬越好，他們越不買你的帳，因而絕不能善待。”
為防止華工逃亡，華工們被禁止擁有平民服裝，也不得進入咖啡館和酒吧，甚至禁止使用英國人的廁所。
儘管按照合同招募而來的華工是不應該受英國軍法約束的，但仍然有不少的華工因為觸犯了英國的權威而被軍法處死，或者遭受酷刑。
還有無法忍受虐待的華工在營房裡挖一個地洞把自己埋進去，直到戰後幾年，營地被拆除時，其屍骨才被發現。
而因之前沒見過飛機大炮槍林彈雨，在長期掩埋屍體以及血肉橫飛的戰爭場面刺激下，很多華工的精神也出現了問題。
即便如此，華工的工作還是廣受認可，英國前首相大衛·勞合·喬治曾在他的回憶中評論，華工在特殊惡劣條件工作，並能在那樣的條件下依然沉著。
可是，並沒人記得。
一戰結束三周前，一幅名為《戰爭的聖殿》的巨畫在巴黎公開展出。
這幅畫作構思於1914年，但在畫作即將完成的1917年，美國參戰了。為在畫中加上美國人，創作者把原畫中的華工完全塗掉。
“中國勞工旅將被永遠銘記”
來自山東萊蕪牛泉鎮上裕村農民畢粹德再也沒有見到他未滿一歲的兒子。
1919年9月27日，他在排彈的時候犧牲，留給家人的是一枚英國軍方頒發的喬治五世勳章、一個用過的飯盒和勺子，在一戰歷史上他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今年，畢粹德的孫女程玲（其父後改姓程，編者注）來到法國英軍墓地祭奠祖父。
“我的年齡已經很大了，我不知道如果我在活著的時候沒能找到爺爺的葬身之所，我的子孫還要怎麼去尋找。同樣的，如果我們不能記錄這段歷史，那幾年、幾十年後，它(這段歷史)就真可能不存在了。”
不少華工在一戰前後長眠於歐洲，法國、比利時等地都建有華工墓地。法國的諾萊特村華人墓地由英聯邦戰爭墓地委員會設計師約翰設計，共有800餘個墓位，一些失蹤者的姓名也被刻在紀念碑上，上面刻著“鞠躬盡瘁”“勇往直前”“流芳百世”“雖死猶生”等中英文。
可是在招募了近10萬名華工的英國卻沒有為這些中國人的付出做什麼，在英國，華工們被遺忘了一個世紀。
直到11月12日，英國第四頻道電視臺播出紀錄片《英國被忘卻的軍隊》。
時長一小時的紀錄片展示了有關一戰華工的信件、日記和文件，從華工後代和歷史學家的口中追憶這段未被記錄的歷史。這是英國主流媒體首次製作紀錄片，來肯定華工對一戰勝利作出的貢獻。
在民間，英國華僑華人在3年前發起了一場名為“確保我們銘記”的全國運動，要在英國為一戰華工建立一座紀念碑。
“這些已經被遺忘一個世紀的華工，是他們的貢獻使英國和歐洲有了今天的和平。”發起人之一、英國首位華人市長陳德梁稱，“我們想要讓所有人銘記，早在一百多年前，華人群體就對英國、歐洲乃至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貢獻。”
陳德梁前後任英國地方議員12年，2009年成為英國首位華人市長，現在是英女王大倫敦代表副官。
現在，陳德梁身為英國華人社會論壇副主席兼“確保我們銘記”建碑籌款負責人，據他介紹，紀念碑只在倫敦立一個，以傳統華表的形式，預計紀念碑將高達9.6米，每一米代表一萬名來歐洲的華工。紀念碑基座四周刻有浮雕，分別顯示華工離開故鄉，經過漫長的水路來到歐洲，參與工作和返回家鄉四個場景，目的是展示華工的辛勞。
對立紀念碑的意義，陳德梁認為除了銘記歷史，更有提高華人在英國社會地位的現實意義。
“一百年前的華人苦力可以被歧視，今天的華人應該站起來，為他們‘平反’。”他說，“我不希望我們的第二代、第三代在英國或是歐洲繼續遭受不平等的待遇，繼續成為被忽視的群體”。
11月11日上午，一戰停戰99周年，即英國陣亡將士紀念日，30多名華僑華人和英國友人來到倫敦和平紀念碑前，在紀念一戰英軍陣亡將士的一長串花環中，有一個上面用中英兩種文字書寫著“中國勞工旅將被永遠銘記”。這也是英國首次在正式活動中紀念參與一戰的中國勞工。
“中國人不能忘記，百年之前，這群中國勞工如何為國家贏得尊嚴。”
參考資料：
《華工軍團》紀錄片
《英國被忘卻的軍隊》紀錄片
張建國、張軍勇，《萬里赴戎機——第一次世界大戰參戰華工紀實》
馬驪，《一戰華工在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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