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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紀資本論》中， 法國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克迪認為， 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幾十年是人類財富懸殊最小的年份， 而德國人也認為， 一戰期間是科學技術發展最迅猛的年份。 同樣， 戰爭也在左右兩性關係的發展。
戰爭在殺死純真、帶來創傷的同時， 也讓人們選擇及時行樂。 最具代表性的是“垮掉的一代”，
然而， 崛起於美國的垮掉一代， 卻並沒有撼動這個國家根深蒂固的務實主義與“聖殿”式家庭價值觀。 那些在二十世紀60年代留長了頭髮只做愛不作戰的嬰兒潮一代， 就像約伯斯一樣， 在面臨成人的1970年代選擇回歸正途、成家立業， 在1980與1990年代， 全面回歸資產階級最為堅固的“融洽堅貞家庭觀”， 並讓穩固的中產階級家庭成為務實美利堅的中堅力量。 儘管早已沒有人會因婚外情入監獄， 美國仍有23個州保留通姦罪名。
與此同時， 高福利的平等制度將歐洲的青年男女徹底從婚姻之中“解放”出來。 新一代歐洲青年普遍與宗教越來越遠。 越發寬容的社會環境， 越來越獨立的生活方式， 政府對於生育的補貼， 以及對於衣食住行的保障， 都讓他們從舊的傳統制度中出走， 選擇更為個人、更為獨立的生活方式。
2012年， 法國選出了自1988年以來第一位社會黨總統奧朗德，
文藝復興之後， 女性以“自由之身”成為男人的身份象徵。
在經營電視臺時， 貝盧斯科尼便不斷有風流韻事傳出， 到了第二次當選總理， 他乾脆拋開身份的壓抑， 以性愛派對承辦人的角色登上各大媒體頭條， 他2010年離婚後更是變本加厲。 《經濟學人》忍無可忍， 用三個封面專題細數他的性愛醜事。
義大利和一眾南歐國家淪為難兄難弟， 深陷經濟危機時， 貝盧斯科尼在一旁花費鉅資大搞性愛派對， 各路專欄作家對此表示無語。 但不一定所有人都發現了， 貝盧斯科尼是二戰之後義大利執政時間最長的總理， 這種怪異局面要麼是義大利人集體喪失了分辨國家前途的能力， 要麼是義大利男人心中有鬼， 不好意思面斥總理， 但政局混亂和經濟蕭條的代價要由他們自己來承受。
作為南歐國家的縮影，義大利之困與貝盧斯科尼的荒唐多少反映出文藝復興以來歐洲人對兩性的態度演化。在文藝復興的背後，是歐洲宗教改革與新興資產階級的興起，當資產階級將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分割開來，並將女性置於私人範疇之後，女性則以“自由之身”，成為了上流社會的奢侈品——男人的身份象徵。
普通人可以被容納道德上的污點，但政客的道德必須無瑕。
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加繆說：“現代人有兩大特性：讀報紙和通姦”。在嚴苛的宗教教義下，西方人的個體自由沒有受到束縛，出軌是個人道德層面的事情，無法追究，充其量只是八卦新聞。
在這類新聞上露過臉的美國名流可以坐滿一個足球場，谷歌執行董事長埃裡克·施密特被《每日郵報》爆出過情婦成群，文章稱他“最喜歡和妻子之外的女人裝點自己的遊艇”。施密特對此保持沉默，若無其事繼續上班。ChaCha的首席執行官斯科特·鐘斯也禍起蕭牆，他的妻子在推特上發文，指責他和一名員工有染，鐘斯立刻撲向梅西百貨，用一枚3克拉鑽戒消解了妻子的怒氣。在施密特和鐘斯之後，惠普的前CEO馬克·赫德和甲骨文的前總裁查克·菲力浦斯也相繼登上頭條，他們都吃窩邊草，選擇員工下手。面對媒體的轟炸，赫德和菲力浦斯選擇辭職，但他們的職業生涯很快煥發第二春，赫德轉身坐上了甲骨文總裁的位置，菲力浦斯前往恩富軟體擔任CEO，薪金上調了30%。通姦會受人責難，但對前途無礙。
施密特們終究還是身價過億的普通公民，只要公司財務報表堅挺，種種劣跡都會被人忘諸腦後。西方人有兩套道德標準，一條適用於普通人，在這裡，通姦固然不光彩，但可以被寬恕，一條適用于政客，公職人員最好專業素質過硬，同時德藝雙馨。克林頓咬緊牙關說出“我和那個女人（萊溫斯基）沒有發生性關係”時，內心可能無比懷念當律師的日子，在那個世界裡，他的道德允許蒙有一些污點，而作為地球上最有權力的人，他必須直面洶湧的民意、彈劾的危險和斯塔爾的咄咄逼人。保持道德上的無暇，這是身為政客的代價和義務。
美國人對政客的道德要求體現在每一個細節，總統大選時，民主黨候選人團隊和共和黨候選人團隊抹黑對方的最好武器是毒品和性。你少不更事時吸過大麻？對不起，你的民意支持率會下滑5個百分點。你和妻子的感情不融洽？抱歉，一部分女性選民已經放棄你了。你有婚外情？算了，再等四年——你已經出局了。
美劇《紙牌屋》中，副總統弗蘭克有意安排總統夫妻找牧師解決婚姻危機，暗地裡放風給媒體。事情曝光後，總統引咎辭職，他是一個好人，沒有犯過成龍所說的“所有男人都會犯的錯誤”，他只是想破除和妻子之間的隔閡。但在公眾眼裡，夫妻關係的危機和心理病的可能已經危及到了總統的執政能力，最好的解決方案是辭職治病。心理病尚且如此，通姦更是死罪，不是每任總統都能像克林頓一般幸運，躲過彈劾。總統最好放棄一些男人的本能，來換取權力的穩固和公眾的信任。
（摘自《領導文萃》2014年11月上）
但政局混亂和經濟蕭條的代價要由他們自己來承受。作為南歐國家的縮影，義大利之困與貝盧斯科尼的荒唐多少反映出文藝復興以來歐洲人對兩性的態度演化。在文藝復興的背後，是歐洲宗教改革與新興資產階級的興起，當資產階級將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分割開來，並將女性置於私人範疇之後，女性則以“自由之身”，成為了上流社會的奢侈品——男人的身份象徵。
普通人可以被容納道德上的污點，但政客的道德必須無瑕。
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加繆說：“現代人有兩大特性：讀報紙和通姦”。在嚴苛的宗教教義下，西方人的個體自由沒有受到束縛，出軌是個人道德層面的事情，無法追究，充其量只是八卦新聞。
在這類新聞上露過臉的美國名流可以坐滿一個足球場，谷歌執行董事長埃裡克·施密特被《每日郵報》爆出過情婦成群，文章稱他“最喜歡和妻子之外的女人裝點自己的遊艇”。施密特對此保持沉默，若無其事繼續上班。ChaCha的首席執行官斯科特·鐘斯也禍起蕭牆，他的妻子在推特上發文，指責他和一名員工有染，鐘斯立刻撲向梅西百貨，用一枚3克拉鑽戒消解了妻子的怒氣。在施密特和鐘斯之後，惠普的前CEO馬克·赫德和甲骨文的前總裁查克·菲力浦斯也相繼登上頭條，他們都吃窩邊草，選擇員工下手。面對媒體的轟炸，赫德和菲力浦斯選擇辭職，但他們的職業生涯很快煥發第二春，赫德轉身坐上了甲骨文總裁的位置，菲力浦斯前往恩富軟體擔任CEO，薪金上調了30%。通姦會受人責難，但對前途無礙。
施密特們終究還是身價過億的普通公民，只要公司財務報表堅挺，種種劣跡都會被人忘諸腦後。西方人有兩套道德標準，一條適用於普通人，在這裡，通姦固然不光彩，但可以被寬恕，一條適用于政客，公職人員最好專業素質過硬，同時德藝雙馨。克林頓咬緊牙關說出“我和那個女人（萊溫斯基）沒有發生性關係”時，內心可能無比懷念當律師的日子，在那個世界裡，他的道德允許蒙有一些污點，而作為地球上最有權力的人，他必須直面洶湧的民意、彈劾的危險和斯塔爾的咄咄逼人。保持道德上的無暇，這是身為政客的代價和義務。
美國人對政客的道德要求體現在每一個細節，總統大選時，民主黨候選人團隊和共和黨候選人團隊抹黑對方的最好武器是毒品和性。你少不更事時吸過大麻？對不起，你的民意支持率會下滑5個百分點。你和妻子的感情不融洽？抱歉，一部分女性選民已經放棄你了。你有婚外情？算了，再等四年——你已經出局了。
美劇《紙牌屋》中，副總統弗蘭克有意安排總統夫妻找牧師解決婚姻危機，暗地裡放風給媒體。事情曝光後，總統引咎辭職，他是一個好人，沒有犯過成龍所說的“所有男人都會犯的錯誤”，他只是想破除和妻子之間的隔閡。但在公眾眼裡，夫妻關係的危機和心理病的可能已經危及到了總統的執政能力，最好的解決方案是辭職治病。心理病尚且如此，通姦更是死罪，不是每任總統都能像克林頓一般幸運，躲過彈劾。總統最好放棄一些男人的本能，來換取權力的穩固和公眾的信任。
（摘自《領導文萃》2014年1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