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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探索精細化治理新機制 “繡”出美麗家園

轄區內公共基礎設施分佈不均, 原西北老工業區內要不要佈局一家三甲醫院?蘇州河上再建9座橋的規劃出臺了, 如何儘快落實?

這些, 都是上海市普陀區委近期在全區大調研中梳理出的問題。 285個問題, 直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 涉及82個部門和單位。

11月以來, 按照黨的十九大提出的“突出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要求, 上海各級幹部下沉到社區、企業、鄉村開展專項調研, 展開一場別開生面的“年終大盤點”。

這是十九大之後上海首次覆蓋城鄉的大調研, 社會治理是其重點關注的領域之一。 上海市委明確, 調研行動要秉持“需求導向、問題導向、效果導向”, 對照十九大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用的社會治理格局”目標, 直面城市發展的“痛點”“堵點”, 尋求破解新思路、新方法。

創新機制, 下得繡花功夫

11月24日下午4點, 靜安區委書記安路生又來到他所負責的南京西路“巡邏”。

身為南京西路“一級路長”, 他每月至少上路巡查一次。

安路生當月兩次“探路”, 既是例行巡查, 也是對南京西路一處違建整治專項調研。

鄰近南京西路的青海路44號, 是南京西路街道居民區中最後一個成片違建。 逼仄的樓梯, 狹長的走廊。 居民在走廊、天臺搭出廚房、衛生間, 數十年累積, 已搭出違建14處。

拆違不易, 居民安置也難。 成套改建成本巨大, 導致難題長期擱置。

街道與區裡反復勘察、積極協調, 最終拿出一套平衡各方利益的疏堵結合方案:政府投入一點, 單位支援一點, 居民訴求標準降低一點, 局部成套改建。 12月3日, 經過街道和居委會幹部與居民細緻溝通, 方案得到了大部分居民的認可。 “剩下兩三戶, 我們還會繼續做溝通工作。 ”南京西路街道党工委書記周惠珍說。

過去幾年, 上海在超大城市社會治理新路上已有不少積極探索和成功經驗, 但是, 隨著社會治理的深入, 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凸顯出來。 如何面對挑戰?捨得下“繡花功夫”, 方能“繡”出美麗家園。 而練就“繡花功夫”,

須靠長效機制。

“路長制”, 就是靜安區探索精細化治理的新機制。 全區共246條道路, “一路一長”, 區四套班子25名局級幹部在重點路段當“一級路長”, 各街鎮180多名處級幹部分別擔任246條道路、319個路段的“二級路長”。

良性互動, 更多主體參與

12月初, 楊浦區定海路街道黨工委副書記、辦事處主任吳岩正忙著協調區社會建設工作辦公室、市房管局專項調研事宜, 調研題目是社區停車難。

和樂苑、和潤苑是定海路街道兩個動遷回置社區, 因為地面收費比地下車庫便宜, 地面停車“一位難求”, 地下停車場卻空空蕩蕩。 居民投訴地面活動空間被侵佔;車主希望地下車位租金能惠民;開發商也委屈, 車庫管理維護都需要費用。

街道社區自治辦公室牽頭反復調研, 一家專業機構的解決方案讓吳岩眼前一亮。 該方案不僅設計了產權車位、機動車位元的不同停車規則, 制定潮汐收費方案, 還依託大資料, 設計了與周邊機構停車資源分享辦法。 夜間, 將社區溢出車輛代泊至就近的超市、大學, 緩解社區車位緊張;白天,將社區閒置車位提供給周邊上班族,收入用於社區環境整治。

停車難的破解過程,增強了吳岩們學習貫徹十九大“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慧化、專業化水準”部署的自覺性,“社會治理要跳出黨委政府大包大攬的傳統思路,吸納更多主體共同參與。”

“共治共用體現著現代社會治理能力。”華東政法大學校長葉青說。十九大報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用的社會治理格局”,相較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構建全民共建共用的社會治理格局”,“共治”一詞使社會治理的內涵更加豐富。公共權力和社會力量協同治理,才能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從而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鬆綁放手,激發自治活力

在郊區金山,一場關於鄉村民宿發展的調研正在開展。

此前,金山區委書記趙衛星自掏腰包去浙江桐廬考察了民宿。桐廬鄉村生活、生產、生態融合發展,政府、村民、企業良性互動,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過去兩年,包括金山在內的上海各郊區以“五違四必”(“五違”即違法用地、違法建築、違法經營、違法排汙、違法居住;“四必”即安全隱患必須消除、違法無證建築必須拆除、髒亂現象必須整治、違法經營必須取締)整治為契機,建設美麗鄉村,打造鄉村新型生態社區。

而今,要做好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大文章,不僅要把大力發展農村生產力放在首位、堅持城鄉一體化發展,還必須遵循鄉村自身發展規律,保留鄉村特色風貌。

“民宿業是鄉村建設的一個入口,它對鄉村文化、自然環境的重視和利用,天然與鄉村治理建立起緊密關係。對民宿業感興趣的大多是年輕人,而鄉村有了年輕人才有希望。”金山區旅遊局副局長周仁輝說。

然而,回到鄉村做民宿的年輕人唐春海卻束手束腳——且不說現有消防、治安、食品安全等政策制約民宿發展,就連租借的農宅前後環境治理、規劃,自己也說不上話、使不上勁,“如果圍繞民宿發展有一個自治平臺就好了。”

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金山區出臺《促進民宿業發展的意見(試行)》,民宿市場向個體經營者開放,通過聯審聯批的方式減少關卡,讓市場更開放、監管更科學。

另一種形式的“鬆綁”也在醞釀之中,引導民宿業健康發展還要靠行業自治,政府應當鼓勵民宿業成立行業協會,用行業自己的力量來規範推動業態發展。

緩解社區車位緊張;白天,將社區閒置車位提供給周邊上班族,收入用於社區環境整治。

停車難的破解過程,增強了吳岩們學習貫徹十九大“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慧化、專業化水準”部署的自覺性,“社會治理要跳出黨委政府大包大攬的傳統思路,吸納更多主體共同參與。”

“共治共用體現著現代社會治理能力。”華東政法大學校長葉青說。十九大報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用的社會治理格局”,相較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構建全民共建共用的社會治理格局”,“共治”一詞使社會治理的內涵更加豐富。公共權力和社會力量協同治理,才能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從而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鬆綁放手,激發自治活力

在郊區金山,一場關於鄉村民宿發展的調研正在開展。

此前,金山區委書記趙衛星自掏腰包去浙江桐廬考察了民宿。桐廬鄉村生活、生產、生態融合發展,政府、村民、企業良性互動,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過去兩年,包括金山在內的上海各郊區以“五違四必”(“五違”即違法用地、違法建築、違法經營、違法排汙、違法居住;“四必”即安全隱患必須消除、違法無證建築必須拆除、髒亂現象必須整治、違法經營必須取締)整治為契機,建設美麗鄉村,打造鄉村新型生態社區。

而今,要做好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大文章,不僅要把大力發展農村生產力放在首位、堅持城鄉一體化發展,還必須遵循鄉村自身發展規律,保留鄉村特色風貌。

“民宿業是鄉村建設的一個入口,它對鄉村文化、自然環境的重視和利用,天然與鄉村治理建立起緊密關係。對民宿業感興趣的大多是年輕人,而鄉村有了年輕人才有希望。”金山區旅遊局副局長周仁輝說。

然而,回到鄉村做民宿的年輕人唐春海卻束手束腳——且不說現有消防、治安、食品安全等政策制約民宿發展,就連租借的農宅前後環境治理、規劃,自己也說不上話、使不上勁,“如果圍繞民宿發展有一個自治平臺就好了。”

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金山區出臺《促進民宿業發展的意見(試行)》,民宿市場向個體經營者開放,通過聯審聯批的方式減少關卡,讓市場更開放、監管更科學。

另一種形式的“鬆綁”也在醞釀之中,引導民宿業健康發展還要靠行業自治,政府應當鼓勵民宿業成立行業協會,用行業自己的力量來規範推動業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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