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管理改革重在“去利益化”

近日， 中國工程院、中國科學院公佈2017年選舉產生的新院士名單， 包括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在內的多名外籍專家當選。

“國際大咖”成為中國院士，

無疑將推動國際交流與合作， 促進科學人才培養， 為我國科技進步“添磚加瓦”。 但人們的關注點不僅於此。 根據規定， 外籍院士只有取得中國國籍， 才享有院士同等義務、權利及有關待遇， 也就是說， 外籍院士， 只有榮譽沒有待遇。

引發熱議， 無非因為這與人們認知中的“院士”相差甚遠。 雖然按照兩院的章程， 院士不享有任何特權， 但現實中， 當選為院士後， 的確能更多地參與科技資源配置， 對決策產生影響， 甚至獲得更多經濟利益， 這些都是院士頭銜帶來的“福利”。 當院士成為稀缺資源，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院士評選中的暗箱操作， 如原鐵道部副總工程師、運輸局局長張曙光被曝收受巨額賄賂就是為了 “跑院士”。

前幾年， “院士貪污”“院士抄襲”“煙草院士”等事件的出現， 也讓人們意識到盛名背後的隱形利益。

因此， 院士管理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於“去利益化”， 即取消院士的經濟待遇和學術待遇， 讓院士回歸學術頭銜和學術榮譽。 其實， 要“去利益化”的不止是院士制度， 職稱評定、學術評價等都需要“去利益化”。 一些單位出現人崗脫節、人浮於事， 一些學校出現論文抄襲、期刊造假， 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職稱評定、學術評價已成為個人升遷和福利分配的前提條件。 當利益與這些評價標準過度掛鉤， 不僅不學無術者挖空心思、弄虛作假， 一些優秀人才也為此耗費精力、“遭罪折騰”；另一方面， 導致論資排輩,選拔人才不看能力、不看實績而看身份、看資歷。

如果評價標準體系除了對人進行職業劃分和待遇區別外， 難以合理有效地選拔人才， 將對社會公平公正產生負面影響。

進一步說， “去利益化”， 不僅要去除個人利益， 也要去除行業利益。 人們往往只看到“頭銜”“身份”給個人帶來的榮譽和利益， 卻忽略了有“頭銜”“身份”之人也給所在單位、地方帶來更多的話語權、學術資源和社會影響力， 這也是各大科研院所爭搶“院士”的原因所在。 一些有“頭銜”之人身上附著太多利益、極個別人結成利益小圈子， 不能完全歸咎於個人因素， 很多時候是他們背後所在單位、地方的利益所致。 有的地方和部門不僅要搶到人才， 還要把人才的 “頭銜”“身份”長久留下來， 使其成為政績的標誌，

因而稱號、頭銜一旦評上， 就很難摘下來。 比如， 院士退休成“老大難”， 是因為不少單位和地區堅持讓院士“發揮餘熱”“退而不休”， 一定程度阻礙了中青年學者的上升空間。

合理的評價標準， 應該拋開“身份”“頭銜”因素， 關注人才本身的能力和實際貢獻。 說到底， “身份”“頭銜”只是榮譽稱號， 是對人才已有學術成就的認可， 並不代表他們永遠處於同樣高的水準。 在國外， 院士當選者幾乎沒有任何利益， 在學術研究中與年輕學者一樣平等競爭， 有的甚至自己繳納會費。 近年來， 我國在院士頭銜“去利益化”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收緊院士遴選管道、“謝絕”處級以上官員、實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等。 此次遴選、評審、管理外籍院士的做法，

讓外籍院士與各種利益脫鉤、回歸學術本位， 無疑是一次有益嘗試， 可為包括院士制度在內的人才選拔機制改革提供借鑒。 不妨從完善人才評價體系和監督機制入手， 從聚焦人才身份轉向聚焦人才能力， 真正做到人崗匹配、人事相宜， 讓人才選拔制度在創新發展中更好地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