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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互聯網相當發達,為什麼民眾卻喜歡讀報紙?原因竟然是……

韓國這種社會, 演藝界和時尚界, 緊跟國際潮流從來當仁不讓。 可是, 在其他一些領域, 比如報業, 韓國人有時卻變化得相當緩慢, 呈現出一種保守的文化心態。

所謂無巧不成書, 人生說到底, 躲不開一個緣字。

我已經十多年不看電視了, 那天非常偶然地溜了一眼, 結果就正好看到在韓國工作過的那家小報社的老闆郭先生, 在正襟危坐地接受央視國際頻道採訪, 談的是他對十九大的領悟和感受。

有人會問, 一個韓國人, 對中國的十九大, 能有什麼了不起的認識?你錯了, 我們這位郭老闆, 年輕的時候是韓國一家大報社駐北京記者,

對中國文化下過苦功, 尤其是對中國官方的話語體系, 比很多中國人都門兒清。

因此, 接受央視採訪, 對他而言, 絕對是駕輕就熟, 遊刃有餘。 比如關於十九大報告的新精神與新提法, 他一把就能抓到重點, 談得要高度有高度, 要熱度有熱度。 央視選他來做“海外媒體看十九大”專題, 簡直太有眼光了。

這些就不多說了, 我更注意的是, 郭老闆年近七十, 依然滿面紅光, 精神飽滿, 看來, 在我離職五年之後, 這家小報社依然活得不錯。

有人可能又會問, 你張口閉口“小報社”, 萬一被郭老闆看到了, 他會不會不高興?

這個不用擔心, 在韓國, 除了《朝鮮日報》《中央日報》和《東亞日報》這三家報社, 即俗稱的“朝中東”之外,

其餘全部被視為小報社。 這種稱呼只關涉規模, 絲毫沒有輕視之意。

而真正值得關注和研究的問題, 則是在全球報業不景氣的大背景下, 韓國的小報社怎麼還能活下來呢?

我們可以先看看中國的情況。 近兩三年來, 每隔一段時間, 就會有一家報紙停刊的消息傳出, 我們已經見怪不怪。 連上海《東方早報》這麼優秀的報紙都關張了, 足以讓我們相信, 如果沒有相關的財政支撐, 會有相當多的報紙實際上已無力開機付印。

我們的祖輩, 見證了汽車替代馬車;我們的父輩, 見證了電燈替代油燈;到了我們這一輩, 或許要見證手機替代報紙?也就是說, 報紙會像馬車與油燈一樣,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徹底消失?相信每一個媒體人,

都曾這樣反反復複地追問過揣想過。

對此, 我還不敢斷然表達明確的看法, 但我在深圳大學隨機採訪過數十名大學生, 其結果, 似乎可以說明點什麼。 近三年內, 這些大學生, 沒有一個人買過一份報紙。

那麼, 韓國報紙, 尤其像郭老闆這樣的小報社, 一無政府機構財政支援, 二無企業財閥深厚背景, 到底是憑什麼活著的呢?

我們都知道, 眼下, 受手機社交媒體衝擊最為嚴重的, 首先是報紙, 其次是雜誌, 圖書也會遭到波及, 但影響還沒有大到危險的程度。

手機社交媒體的最大特點是快;而快, 原本又是報紙的最大優勢。 可現在, 發生一起事件後, 手機可以實現無縫即時報導, 而報紙從採訪到編輯, 再到印成出街, 至少要等到第二天。

這樣一來, 在手機媒體面前, 報紙足以安身立命且引以為傲的長項已喪失殆盡。 包括美國《紐約時報》在內的全球大面積報業困境, 蓋緣於此。

但經過觀察對比, 我們會發現, 事情好像並沒有那麼簡單, 其中還有另外的門道。

比如說, 韓國報紙的特點是, 報導任何新聞, 都百無禁忌。 記得初進報社時, 我們的版面天天批評總統, 語氣之兇狠, 措詞之嚴厲, 搞得我心裡直犯嘀咕:“這樣會不會惹麻煩啊?”很長一段時間之後, 才慢慢適應。 因此, 對於絕大多數韓國人來說, 專業記者的採訪報導, 依然是最權威的資訊來源。

相比之下, 在我們的特色社會裡, 報紙則是另一番模樣, 歌舞昇平內容多, 聳人聽聞內容少, 一般人瞭解新聞類資訊,

往往偏重依賴手機媒體。 也就是說, 在資訊靈活度上, 報紙與手機媒體之間, 存有一定的落差, 恰恰是這種落差, 而不是報導時間的快慢, 成為了報紙讀者流失的最大原因。

因此, 同樣是社交媒體, 在韓國, 人們更看重前兩個字“社交”;而在中國, 我們則更強調後兩個字“媒體”。 韓國人玩推特或臉書, 多是個人生活展示, 旅遊、美食、美妝幾乎一統江山, 讀新聞, 則更多會選擇報紙, 以及報紙的手機衍生產品。

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吧, 韓國前總統朴槿惠“親信干政”事件最初的禍根, 起于樸的閨蜜崔順實, 硬把女兒鄭維羅塞進了梨花女子大學。

這個小鄭維羅, 不上課, 不交作業, 傲慢地炫富, 還導致給她不及格的老師失業, 梨花女大被激怒了, 學生們開始在校內靜坐抗議。可是,這種抗議持續了好幾個月,手機社交媒體也一直在全程報導,結果,卻根本沒有激起什麼特別的反響。

關鍵時刻,報紙出手了。多家大小報社紛紛派出資深記者,圍繞朴崔關係,窮追猛打,深挖內幕,最後,把“鄭維羅不當入學”與“崔順實為總統修改演講稿”成功編織到一個揭黑鏈條上,新聞原子彈爆炸,一舉毀了朴槿惠的政治前程。

《總統班底》劇照,你認出了誰?

就是說,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如果你想關心和瞭解朴槿惠的去留問題,僅靠社交媒體的快,是遠遠不夠的。除了快,你還需要深。這樣,你就必須讀報,因為報紙的專業記者才能提供高品質的深度新聞。社交媒體缺乏獨立新聞源,它們傳播的,頂多是浮光掠影的傳聞與評論而已。

對於大多數韓國人來說,換總統這種大事,怎麼可能不想關心,不想瞭解呢?而報紙如此深度切入日常生活,又怎麼可能會沒有讀者、沒有活路呢?

與此相關的另一種情況是,韓國大小報紙都會標榜客觀中立,但實際上,從基本政治立場分析,大部分報紙還是會分左右,至少是偏左或偏右。左派群眾支持左傾報紙,右派人士支持右傾報紙,這種情感因素力量強大,因為它與自身利益息息相關,擁有了這種所謂的“基本盤”忠誠,就足以保證一份報紙獲得保底活命的訂閱量了。

具體說到我工作過的郭老闆的報社,因為小,反而運營成本低,而且容易掉頭。

據我瞭解,他們已經開發了一系列網路及手機端產品,包括網站與主頁,還有視頻推送,即時更新。這樣一個小而精的新聞中央廚房,首先就配合報紙,一舉解決了快的難題。

《公民凱恩》劇照

說到內容提供呢,韓國有新聞法,任何機構不得歧視小報社。比如說,韓國總統府青瓦台設有新聞室,給《朝鮮日報》記者留出了位置,那麼也就要給郭老闆手下的記者留出位置。換句話說,報社的記者,每天守在青瓦台采寫各類大小新聞,這種報導份量與品質,是哪個手機自媒體能相比的呢?

我在韓國報社工作五年,與記者們一直都不熟,因為平時根本見不到他們。政治部記者天天到青瓦台上班,經濟部記者則分散在各大企業。像三星、現代等大公司,也與青瓦台一樣,設有獨立的新聞室,室內給每家報社的記者都準備了一桌一椅一電腦,而且提供免費點心與茶水,甚至,記者們還可以享受員工午餐。

社會部記者,則多在警察局辦公。我常愛舉的一個例子是,當年我剛入職,社會記者出身的編輯局長親自給我們培訓,他上來就講,說韓國員警都知道,如果某一天警察局的門突然被一腳踹開了,不用緊張,不是什麼黑社會來血洗警局了,肯定是哪家報社又招新記者了。

編輯局長的意思,並不是鼓勵我們也去踹警察局的門,他只是在試圖傳續韓國新聞人的一種傳統精神,那就是記者對於任何權力,都要有蔑視的勇氣。記者的天然使命,就是守護社會,與大資本及高權位者做鬥爭。

直到今天,韓國新聞界還有不少人信這個,韓國報紙還能活,應該也與此有關。

最後一點,是我的獨特觀察。大家也知道,像韓國這種社會,演藝界和時尚界,緊跟國際潮流從來當仁不讓。可是,在其他一些領域,韓國人有時卻變化得相當緩慢,呈現出一種保守的文化心態。

最鮮明的例證,是2005年我第一次去韓國,走在首爾街頭,不禁大吃一驚:這裡,居然還隨處可見錄相出租店!要知道,當時在中國,連DVD都馬上要過時了,可韓國的男女老少還在捧著大摞大摞的錄相帶拿回家去看!

韓國報紙一時還沒有消失的跡象,這種保守的心態可能也在起作用。我就常想,沒准十年後我再去韓國,走在街頭或進入地鐵裡,又會大吃一驚呢:啊,韓國人還在看報紙?

學生們開始在校內靜坐抗議。可是,這種抗議持續了好幾個月,手機社交媒體也一直在全程報導,結果,卻根本沒有激起什麼特別的反響。

關鍵時刻,報紙出手了。多家大小報社紛紛派出資深記者,圍繞朴崔關係,窮追猛打,深挖內幕,最後,把“鄭維羅不當入學”與“崔順實為總統修改演講稿”成功編織到一個揭黑鏈條上,新聞原子彈爆炸,一舉毀了朴槿惠的政治前程。

《總統班底》劇照,你認出了誰?

就是說,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如果你想關心和瞭解朴槿惠的去留問題,僅靠社交媒體的快,是遠遠不夠的。除了快,你還需要深。這樣,你就必須讀報,因為報紙的專業記者才能提供高品質的深度新聞。社交媒體缺乏獨立新聞源,它們傳播的,頂多是浮光掠影的傳聞與評論而已。

對於大多數韓國人來說,換總統這種大事,怎麼可能不想關心,不想瞭解呢?而報紙如此深度切入日常生活,又怎麼可能會沒有讀者、沒有活路呢?

與此相關的另一種情況是,韓國大小報紙都會標榜客觀中立,但實際上,從基本政治立場分析,大部分報紙還是會分左右,至少是偏左或偏右。左派群眾支持左傾報紙,右派人士支持右傾報紙,這種情感因素力量強大,因為它與自身利益息息相關,擁有了這種所謂的“基本盤”忠誠,就足以保證一份報紙獲得保底活命的訂閱量了。

具體說到我工作過的郭老闆的報社,因為小,反而運營成本低,而且容易掉頭。

據我瞭解,他們已經開發了一系列網路及手機端產品,包括網站與主頁,還有視頻推送,即時更新。這樣一個小而精的新聞中央廚房,首先就配合報紙,一舉解決了快的難題。

《公民凱恩》劇照

說到內容提供呢,韓國有新聞法,任何機構不得歧視小報社。比如說,韓國總統府青瓦台設有新聞室,給《朝鮮日報》記者留出了位置,那麼也就要給郭老闆手下的記者留出位置。換句話說,報社的記者,每天守在青瓦台采寫各類大小新聞,這種報導份量與品質,是哪個手機自媒體能相比的呢?

我在韓國報社工作五年,與記者們一直都不熟,因為平時根本見不到他們。政治部記者天天到青瓦台上班,經濟部記者則分散在各大企業。像三星、現代等大公司,也與青瓦台一樣,設有獨立的新聞室,室內給每家報社的記者都準備了一桌一椅一電腦,而且提供免費點心與茶水,甚至,記者們還可以享受員工午餐。

社會部記者,則多在警察局辦公。我常愛舉的一個例子是,當年我剛入職,社會記者出身的編輯局長親自給我們培訓,他上來就講,說韓國員警都知道,如果某一天警察局的門突然被一腳踹開了,不用緊張,不是什麼黑社會來血洗警局了,肯定是哪家報社又招新記者了。

編輯局長的意思,並不是鼓勵我們也去踹警察局的門,他只是在試圖傳續韓國新聞人的一種傳統精神,那就是記者對於任何權力,都要有蔑視的勇氣。記者的天然使命,就是守護社會,與大資本及高權位者做鬥爭。

直到今天,韓國新聞界還有不少人信這個,韓國報紙還能活,應該也與此有關。

最後一點,是我的獨特觀察。大家也知道,像韓國這種社會,演藝界和時尚界,緊跟國際潮流從來當仁不讓。可是,在其他一些領域,韓國人有時卻變化得相當緩慢,呈現出一種保守的文化心態。

最鮮明的例證,是2005年我第一次去韓國,走在首爾街頭,不禁大吃一驚:這裡,居然還隨處可見錄相出租店!要知道,當時在中國,連DVD都馬上要過時了,可韓國的男女老少還在捧著大摞大摞的錄相帶拿回家去看!

韓國報紙一時還沒有消失的跡象,這種保守的心態可能也在起作用。我就常想,沒准十年後我再去韓國,走在街頭或進入地鐵裡,又會大吃一驚呢:啊,韓國人還在看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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