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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病毒都從這個村子裡帶走一些人

本世界純屬 非虛構

熊橋村的村民在自己家中

每一年, 愛滋病都從這個村子裡帶走一些人——就像一場現實版的“狼人殺”, “天黑請閉眼”,

他們就這麼悄無聲息地交出了性命。

在異常擁擠的地鐵站, 很少有人留意散在角落的預防愛滋病宣傳單, 上面隱約寫著“12月1日, 第29個世界愛滋病日……”那些看起來離日常生活太過遙遠的生老病死, 似乎很難說服人們去分神關心, 以至於很多人大概已經忘掉, 十多年前轟動一時的河南艾滋村, 以及我們鏡頭裡記錄下的那些村民們, 現在還活著嗎?

艾滋村

在過去十三年的時間裡, 我們曾經多次探訪一個看上去非常平靜而普通的村莊。 這個並不起眼的村莊, 那些錯落在四處且殘留著幾十年前審美的庭院, 街上到處都是背著手慢慢踱過的村民, 屋簷下曬著太陽打起盹的老人已經在這裡住了一輩子, 就連眼瞅著陌生人遠遠走來,

他們臉上那種微妙的好奇與羞澀, 都和世界上任何一個村莊裡的普通居民並無二樣。

但事實上這個村子裡大部分人家都住著愛滋病人, 每一年, 愛滋病都從這個村子裡帶走一些人——就像一場現實版的“狼人殺”, “天黑請閉眼”, 他們就這麼悄無聲息地交出了性命。

從熊橋村第一例愛滋病病毒感染者被發現以來, 十幾年時間, 這裡大概有兩百多名愛滋病患者相繼離世。

記者隨村民走進熊橋村

這個叫熊橋村的地方是河南省內一個愛滋病人數超過百人的重點村, 也就是人們平日裡常說的“艾滋村”。 每一次走進熊橋村都會聽到一些有關死亡的消息, 那些曾經和我們遠遠對望、擦肩而過、抬頭相看, 又或是拘謹著在鏡頭前留下記錄的面孔, 與我們的邂逅幾乎都是最後一次。

熊富貴, 熊橋村裡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村民。 他反復念叨著:“光俺們莊, 十天死八個, 十天死八個!”那個時候和病毒對抗的藥物還未被研發出來, 村裡的死亡率叫所有人心驚膽戰,

而很大一部分患者都是因為賣血染來的愛滋病。 熊富貴的妻子記得清清楚楚, 頭一回賣血的時候她才37歲, 今年已經72歲高齡了:“我記著呢, 光賣血你看賣多少年了。 ”

而這筆叫很多人付出生命代價的交易, 價錢卻低得可怕。

“賣一次血給多少錢啊?”

“45塊錢。 ”

“給45塊錢啊, 這也幹不了啥啊, 45塊錢能幹啥呀?”

“那時候錢足夠貴。 養育孩子, 賣血供孩子上學, 就這個勁, 我跟我丈夫一起賣。 ”

熊富貴和老伴

熊富貴今年80歲, 他和老伴是熊橋村最早因賣血感染上愛滋病的患者。 20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 村裡放眼望去盡是人多地少的窘況, 生計往往難以維持, 賣血成了村裡人補貼家用的最快捷方法。 而那一片隨之衍生開來的采血站多是破陋不堪, 無人監管且采血手法毫不負責, 最終引發了愛滋病在這一地區的大規模爆發。 兩位老人當時和大多數父母一樣, 為了幾個兒女的生活得以維持下去, 選擇了這條迅速卻暗藏荊棘的換錢捷徑, 不幸的是, 大兒子夫婦倆最終都被愛滋病奪去了生命;老倆口眼下靠幾片薄地活著, 生活滿目瘡痍。

這一年五月份的安息日,熊橋村教堂裡傳來這樣的聲音——“不從惡人,惡人的計謀,不沾厄災,罪人的道路,不做褻慢人,褻慢人的作為。”

這一家人都沒有了

2001年,國家衛生部門公佈了愛滋病疫情,上蔡縣成了愛滋病的重災區,全縣13個鄉中有8個鄉的村民,因為賣血而大面積感染愛滋病,疫情由最初的血液傳播,擴散至夫妻間互相感染,最後通過母嬰傳播,導致了很多嬰兒一出生便成了愛滋病毒受害者。環環相扣,觸目驚心。

記者指著一個院子隨口問道:“那個院子還有人住嗎?”村民抬起眼看看:“有個老婆兒”,問起其他人都幹什麼去了,得來一個“都死了”的回復。

“等於這一家人都……”

“沒有了。”

“你們都是健康人吧?”

“是”

“萬幸。”

後頭的人弱弱地補了一句:“我是那病號啊。”說這話的人叫熊四民,他是熊富貴最小的兒子。早年因為賣血,和父母哥嫂一樣染上了愛滋病。相比起年老的父母只記掛剩下的一畝三分地,他對於十多年前村裡發生的一切,至今記憶猶新。

熊橋村村民 熊四民

人們對於愛滋病都是什麼反應?“有的發現有這病,自己喝藥的、投井的、嚇死的,都有。真的是嚇死了,一點不假,檢查出來就嚇死了。很多死了男人的婦女,都改嫁了。”

一家六口都被艾滋纏身的熊四民,日日借酒消愁。2004年的夏天,八歲兒子因病去世,他的意志摔到了穀底,在漫無邊際的惶恐中他一度想過放棄自己這條命。長期以來彌漫的病痛和死亡令村裡人在某種層面上已經有些麻木——“來串門的都是爺們兒關係不錯的,沒病的人輕易不會上門來,你上人家家裡,人家也不待你。”“有的親戚來了,不吃飯就走,有個節啥的,他都有忌諱。其實這病一起說話沒事兒的。”

想活著看到女兒走出艾滋村

熊四民是熊橋村第一批走出村莊謀生的人,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他來到了北京,在中國人民大學的食堂裡做幫工。三十多年過去了,這始終是他一生當中快活得發光的經歷。那會兒熊四民一心想著把人大的活兒幹好了,搞好關係,年數長了說不定也能轉正,他後來就常常卡在這兒——“那一步走錯了,我要是一直在幹,不回來,我不至於得這病。”

2004年,當地政府開始對愛滋病患者實行免費抗病毒治療,這對於絕望中的熊四民夫婦無疑是一道微弱卻抓得住的光。夫妻倆強打精神,靠著養豬維持生計。2010年那會兒他花光了所有積蓄將老屋翻修,盤算著自己和妻子若有不測,也給女兒留下一個可以繼續生活的地方——“我想的是蓋上房子,將來考大學了她去外面,回來家裡有個好環境,想著將來找個倒插門兒,兩邊都管住,上那邊管住這邊管住。”

熊四民翻修新建的房子

熊四民養豬已經有8年多了,儘管身體經常不適,但從來沒有放棄女兒的學業。對他而言,能夠活著看到女兒考上大學,走出艾滋村,就什麼都值了——“我想房子給你蓋上了,我自己盡我最大的能力,將來我掙錢供你,我的義務就盡到了,學習上的東西人家有你有,我只能做到這點,接下來只看你的了。”

第一封信也是最後一封信

十三年,對於一個村莊來說不算很長,我們數次走進熊橋村,甚至連普通人家的這個小院都來不及發生什麼變化。但十三年對於患病的人來說,又太長了,他們身上經歷的一切都遠遠掙脫了我們的想像。

張梅英的丈夫熊自成在2002年被確診為愛滋病,為了讓家裡唯一的高中生,也就是他們最小的兒子考上大學,熊自成帶病外出打工。

兩年後小兒子熊長東大學畢業,苦苦經營著總算在外安家落戶,張梅英眼看著日子一天要比一天好過,但是運氣倏地就跟這個家庭擦身而過,2003年長子熊長永也被查出愛滋病。

熊橋村村民 張梅英

命運像是跟張梅英不經意地開了一個玩笑——她不曾想父子二人的命運竟如此巧合,同樣因為賣血感染愛滋病,又同樣為了子女的學業不得已帶病外出謀生。熊長永的三個孩子一個到了上學的年齡,一個得考大學,還有一個也該娶媳婦了。“腿再不得勁,出去幹活也比在家裡呆著強。”——十三年前,就在這個小院裡張梅英的丈夫熊自成跟我們說過同樣一番話,這個家庭,猛然間似乎又回到了當時最為艱難的時刻。

那會兒日子再難,熊自成也堅持讓三兄弟中唯一考上高中的熊長東不要放棄學業。他鉚著勁,病情稍有好轉他就咬著牙下地幹活。當時政府給每個愛滋病人一百多塊錢的特質票券,患者可以拿著到醫院看病用藥,熊自成常常偷摸著把票券換成現金,給在城裡念書的熊長東寄去。

2004年熊長東參加高考,考取了哈爾濱商業大學土木專業,成為熊橋村歷史上第三個大學生。

熊自成提起兒子考上大學掩不住笑意

這是2004年熊自成在鏡頭前留下的一段話:“幾輩子也沒出過大學生,賴賴好好總是個大學,對不對,俺這幾輩子也沒出過這麼大的學生,賴賴好好總是大學,賴賴好好這不管咋說,考個大學上上。”那些年熊家欠著許多外債,家裡的老屋也倒了,一家人只能寄人籬下,但他用盡了辦法,也要把兒子推進大學的門口。

那一年夏天,熊長東在遙遠的哈爾濱收到了父親的一封短信——“你要爭取成為一個有用的,不要愧對那麼多人對你的幫助和關注。”父親並不是一個習慣袒露情感的人,這唯一一封信竟成了父子間最後的訣別。

兩年後,熊自成病發去世,時年57歲。

熊自成靠著打工和治病券換來的錢把小兒子推出了艾滋村,卻無力照顧長子熊長永的命運,父親去世後,熊長永夫婦將女兒託付給母親,去了外地務工。女兒一直記著,母親過年就走了,父親留到了三月多才離開。她的學習成績向來很好,心裡暗暗想著要和叔叔熊長東一樣,考上大學,走出艾滋村。

熊自成終於安穩地留在家中

熊長永答應女兒,高考前一定趕回來,但是父親遲遲未歸,奶奶張梅英無奈地和孫女解釋:“他說把這活幹完,幹完人家給錢不給錢還不知道呢,他說回來把這活幹完。現在找活困難,有的幹完活還不給錢的,要也不給錢的。”而奶奶最希望看到的,還是孫女能夠走出艾滋村,她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不過是:“考上大學,別再過奶奶這樣的日子。”

只有走出去,才能活下去

十多年裡,外面的世界早已翻篇兒,這個河南的小村莊也修起了馬路,蓋起了新房,但無論是健康的家庭,還是愛滋病家庭,自始至終的一畝三分地遠遠難以維持無論十多年前還是十多年後的生活,外出打工幾乎成了村民們不約而同的選擇。

熊喜堂的妻子魏銀環因賣血感染了愛滋病以後,他為了照顧妻子,外出打工的日子寥寥可數。這樣的日子熬過一年又一年,妻子總有憂慮和不安,但熊喜堂心裡很明白:“無辜的,她是個受害者,知道得這個病,誰也不願意采這個血。”

熊喜堂的妻子 魏銀環

和村裡所有父母一樣,他們心裡執念著希望孩子能夠走出村莊,兩個正在上高中的兒子無疑是他們生活的全部希望——“我一直都想著兩個兒子(上學)我一定給他們供出來,我都一直沒有放棄,每天晚上睡覺,一睡醒了,一睜開眼,一直在我腦子裡想著。”熊喜堂趁著妻子身體稍好的時候趕緊外出務工,儘管自己有恐高症,他卻不以為然總挑些高空作業的活兒來幹,無非希望多攢點錢供孩子們將來上大學。因為只有走出去,才意味著能活下去。

“第一次也害怕嘛,就豁出去了,想著還能咋的,人家都能幹,我就不能幹嗎?想到兩個兒子上學,心裡想,別想那麼多,沒用,就想小孩上學呢,要給小孩弄學費啊,再高我也不怕,再苦再累我說我也不怕,自己給自己鼓勁。

放棄咋弄呢,還得自己支撐這個事,沒有誰替你支撐這個家庭,自己的家,必須是自己承擔這個家庭。沒有跟人家說,想著跟別人說了有啥用,沒有啥作用還起反作用,副作用,自己說那些幹啥,高高興興的,自己要看得起自己就行了。”

熊橋村村民 熊喜堂

在兩個兒子眼裡,母親非常勤快,也很堅強。父親斷斷續續外出打工的這些年,她事無大小地照顧兩個孩子的起居飲食,從未聽過她喊一聲苦。

一個村莊,同種病毒,一樣命運

愛滋病漫長的潛伏期,令人們偶爾產生錯覺,患者看起來似乎也和健康人無異,他們是常年外出務工的父親,也是每日在家操勞的母親,這種生活的表像讓很多人都自以為可以忽略了病痛的存在。但走出這個院子,眺望遠處田野上每年總會新添的幾座新墳,卻在時刻提醒著村子裡的人——它從未走遠。父母們苦於生計的煩惱,子女們求學路上的諸多的無奈,因為愛滋病帶來的恐懼、孤獨、歧視、傷害,還是無所不在。

只不過村莊裡一群擁有共同命運的人們,他們也不得不接受這樣的命運。久而久之,好像也變得習以為常,個人的困境不願意提及,而村莊背後的苦難也沒有人願意去觸碰,就像是一道傷口,藏在每個人心裡很深的地方。

熊喜堂那個曾經還在念高中的兒子最喜歡唱《往事隨風》:“人的心事就像一顆塵埃,掉向過去,飄向未來,掉進眼裡就流出淚來。”

走出家門送別記者的熊富貴二老

每次離開村莊時,我們總忍不住一遍遍地回過頭去,對老鄉們說:“好好活著,活著,我們有時間再來看你們,好吧。再見,再見。”

就像無力喃喃著一些明知無法兌現的承諾,每回頭多看一眼,我們之間就少了一眼。那些走出去的走不出去的人,和這個生命氣息那麼薄弱又那麼頑強的村莊,就像一個看得盡結局又說不完的故事。

文字編輯:Yiinghu

視頻編導:鄭福州

視頻製作:鄒溫陽

統籌:蔣涵琦

編輯:田園、蒙小度

生活滿目瘡痍。

這一年五月份的安息日,熊橋村教堂裡傳來這樣的聲音——“不從惡人,惡人的計謀,不沾厄災,罪人的道路,不做褻慢人,褻慢人的作為。”

這一家人都沒有了

2001年,國家衛生部門公佈了愛滋病疫情,上蔡縣成了愛滋病的重災區,全縣13個鄉中有8個鄉的村民,因為賣血而大面積感染愛滋病,疫情由最初的血液傳播,擴散至夫妻間互相感染,最後通過母嬰傳播,導致了很多嬰兒一出生便成了愛滋病毒受害者。環環相扣,觸目驚心。

記者指著一個院子隨口問道:“那個院子還有人住嗎?”村民抬起眼看看:“有個老婆兒”,問起其他人都幹什麼去了,得來一個“都死了”的回復。

“等於這一家人都……”

“沒有了。”

“你們都是健康人吧?”

“是”

“萬幸。”

後頭的人弱弱地補了一句:“我是那病號啊。”說這話的人叫熊四民,他是熊富貴最小的兒子。早年因為賣血,和父母哥嫂一樣染上了愛滋病。相比起年老的父母只記掛剩下的一畝三分地,他對於十多年前村裡發生的一切,至今記憶猶新。

熊橋村村民 熊四民

人們對於愛滋病都是什麼反應?“有的發現有這病,自己喝藥的、投井的、嚇死的,都有。真的是嚇死了,一點不假,檢查出來就嚇死了。很多死了男人的婦女,都改嫁了。”

一家六口都被艾滋纏身的熊四民,日日借酒消愁。2004年的夏天,八歲兒子因病去世,他的意志摔到了穀底,在漫無邊際的惶恐中他一度想過放棄自己這條命。長期以來彌漫的病痛和死亡令村裡人在某種層面上已經有些麻木——“來串門的都是爺們兒關係不錯的,沒病的人輕易不會上門來,你上人家家裡,人家也不待你。”“有的親戚來了,不吃飯就走,有個節啥的,他都有忌諱。其實這病一起說話沒事兒的。”

想活著看到女兒走出艾滋村

熊四民是熊橋村第一批走出村莊謀生的人,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他來到了北京,在中國人民大學的食堂裡做幫工。三十多年過去了,這始終是他一生當中快活得發光的經歷。那會兒熊四民一心想著把人大的活兒幹好了,搞好關係,年數長了說不定也能轉正,他後來就常常卡在這兒——“那一步走錯了,我要是一直在幹,不回來,我不至於得這病。”

2004年,當地政府開始對愛滋病患者實行免費抗病毒治療,這對於絕望中的熊四民夫婦無疑是一道微弱卻抓得住的光。夫妻倆強打精神,靠著養豬維持生計。2010年那會兒他花光了所有積蓄將老屋翻修,盤算著自己和妻子若有不測,也給女兒留下一個可以繼續生活的地方——“我想的是蓋上房子,將來考大學了她去外面,回來家裡有個好環境,想著將來找個倒插門兒,兩邊都管住,上那邊管住這邊管住。”

熊四民翻修新建的房子

熊四民養豬已經有8年多了,儘管身體經常不適,但從來沒有放棄女兒的學業。對他而言,能夠活著看到女兒考上大學,走出艾滋村,就什麼都值了——“我想房子給你蓋上了,我自己盡我最大的能力,將來我掙錢供你,我的義務就盡到了,學習上的東西人家有你有,我只能做到這點,接下來只看你的了。”

第一封信也是最後一封信

十三年,對於一個村莊來說不算很長,我們數次走進熊橋村,甚至連普通人家的這個小院都來不及發生什麼變化。但十三年對於患病的人來說,又太長了,他們身上經歷的一切都遠遠掙脫了我們的想像。

張梅英的丈夫熊自成在2002年被確診為愛滋病,為了讓家裡唯一的高中生,也就是他們最小的兒子考上大學,熊自成帶病外出打工。

兩年後小兒子熊長東大學畢業,苦苦經營著總算在外安家落戶,張梅英眼看著日子一天要比一天好過,但是運氣倏地就跟這個家庭擦身而過,2003年長子熊長永也被查出愛滋病。

熊橋村村民 張梅英

命運像是跟張梅英不經意地開了一個玩笑——她不曾想父子二人的命運竟如此巧合,同樣因為賣血感染愛滋病,又同樣為了子女的學業不得已帶病外出謀生。熊長永的三個孩子一個到了上學的年齡,一個得考大學,還有一個也該娶媳婦了。“腿再不得勁,出去幹活也比在家裡呆著強。”——十三年前,就在這個小院裡張梅英的丈夫熊自成跟我們說過同樣一番話,這個家庭,猛然間似乎又回到了當時最為艱難的時刻。

那會兒日子再難,熊自成也堅持讓三兄弟中唯一考上高中的熊長東不要放棄學業。他鉚著勁,病情稍有好轉他就咬著牙下地幹活。當時政府給每個愛滋病人一百多塊錢的特質票券,患者可以拿著到醫院看病用藥,熊自成常常偷摸著把票券換成現金,給在城裡念書的熊長東寄去。

2004年熊長東參加高考,考取了哈爾濱商業大學土木專業,成為熊橋村歷史上第三個大學生。

熊自成提起兒子考上大學掩不住笑意

這是2004年熊自成在鏡頭前留下的一段話:“幾輩子也沒出過大學生,賴賴好好總是個大學,對不對,俺這幾輩子也沒出過這麼大的學生,賴賴好好總是大學,賴賴好好這不管咋說,考個大學上上。”那些年熊家欠著許多外債,家裡的老屋也倒了,一家人只能寄人籬下,但他用盡了辦法,也要把兒子推進大學的門口。

那一年夏天,熊長東在遙遠的哈爾濱收到了父親的一封短信——“你要爭取成為一個有用的,不要愧對那麼多人對你的幫助和關注。”父親並不是一個習慣袒露情感的人,這唯一一封信竟成了父子間最後的訣別。

兩年後,熊自成病發去世,時年57歲。

熊自成靠著打工和治病券換來的錢把小兒子推出了艾滋村,卻無力照顧長子熊長永的命運,父親去世後,熊長永夫婦將女兒託付給母親,去了外地務工。女兒一直記著,母親過年就走了,父親留到了三月多才離開。她的學習成績向來很好,心裡暗暗想著要和叔叔熊長東一樣,考上大學,走出艾滋村。

熊自成終於安穩地留在家中

熊長永答應女兒,高考前一定趕回來,但是父親遲遲未歸,奶奶張梅英無奈地和孫女解釋:“他說把這活幹完,幹完人家給錢不給錢還不知道呢,他說回來把這活幹完。現在找活困難,有的幹完活還不給錢的,要也不給錢的。”而奶奶最希望看到的,還是孫女能夠走出艾滋村,她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不過是:“考上大學,別再過奶奶這樣的日子。”

只有走出去,才能活下去

十多年裡,外面的世界早已翻篇兒,這個河南的小村莊也修起了馬路,蓋起了新房,但無論是健康的家庭,還是愛滋病家庭,自始至終的一畝三分地遠遠難以維持無論十多年前還是十多年後的生活,外出打工幾乎成了村民們不約而同的選擇。

熊喜堂的妻子魏銀環因賣血感染了愛滋病以後,他為了照顧妻子,外出打工的日子寥寥可數。這樣的日子熬過一年又一年,妻子總有憂慮和不安,但熊喜堂心裡很明白:“無辜的,她是個受害者,知道得這個病,誰也不願意采這個血。”

熊喜堂的妻子 魏銀環

和村裡所有父母一樣,他們心裡執念著希望孩子能夠走出村莊,兩個正在上高中的兒子無疑是他們生活的全部希望——“我一直都想著兩個兒子(上學)我一定給他們供出來,我都一直沒有放棄,每天晚上睡覺,一睡醒了,一睜開眼,一直在我腦子裡想著。”熊喜堂趁著妻子身體稍好的時候趕緊外出務工,儘管自己有恐高症,他卻不以為然總挑些高空作業的活兒來幹,無非希望多攢點錢供孩子們將來上大學。因為只有走出去,才意味著能活下去。

“第一次也害怕嘛,就豁出去了,想著還能咋的,人家都能幹,我就不能幹嗎?想到兩個兒子上學,心裡想,別想那麼多,沒用,就想小孩上學呢,要給小孩弄學費啊,再高我也不怕,再苦再累我說我也不怕,自己給自己鼓勁。

放棄咋弄呢,還得自己支撐這個事,沒有誰替你支撐這個家庭,自己的家,必須是自己承擔這個家庭。沒有跟人家說,想著跟別人說了有啥用,沒有啥作用還起反作用,副作用,自己說那些幹啥,高高興興的,自己要看得起自己就行了。”

熊橋村村民 熊喜堂

在兩個兒子眼裡,母親非常勤快,也很堅強。父親斷斷續續外出打工的這些年,她事無大小地照顧兩個孩子的起居飲食,從未聽過她喊一聲苦。

一個村莊,同種病毒,一樣命運

愛滋病漫長的潛伏期,令人們偶爾產生錯覺,患者看起來似乎也和健康人無異,他們是常年外出務工的父親,也是每日在家操勞的母親,這種生活的表像讓很多人都自以為可以忽略了病痛的存在。但走出這個院子,眺望遠處田野上每年總會新添的幾座新墳,卻在時刻提醒著村子裡的人——它從未走遠。父母們苦於生計的煩惱,子女們求學路上的諸多的無奈,因為愛滋病帶來的恐懼、孤獨、歧視、傷害,還是無所不在。

只不過村莊裡一群擁有共同命運的人們,他們也不得不接受這樣的命運。久而久之,好像也變得習以為常,個人的困境不願意提及,而村莊背後的苦難也沒有人願意去觸碰,就像是一道傷口,藏在每個人心裡很深的地方。

熊喜堂那個曾經還在念高中的兒子最喜歡唱《往事隨風》:“人的心事就像一顆塵埃,掉向過去,飄向未來,掉進眼裡就流出淚來。”

走出家門送別記者的熊富貴二老

每次離開村莊時,我們總忍不住一遍遍地回過頭去,對老鄉們說:“好好活著,活著,我們有時間再來看你們,好吧。再見,再見。”

就像無力喃喃著一些明知無法兌現的承諾,每回頭多看一眼,我們之間就少了一眼。那些走出去的走不出去的人,和這個生命氣息那麼薄弱又那麼頑強的村莊,就像一個看得盡結局又說不完的故事。

文字編輯:Yiinghu

視頻編導:鄭福州

視頻製作:鄒溫陽

統籌:蔣涵琦

編輯:田園、蒙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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