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首席專家 李超民
強化反稅基侵蝕和反避稅措施是本次美國稅改的重點之一。 一個月來， 美國國會眾、參兩院分別通過兩個版本的《減稅與就業法案》， 在國際稅制改革部分， 兩院雖各有關注重點， 但核心思想不約而同， 即廢棄舊的“全球稅制”（The World-wide Tax System）， 轉而採用 “參與豁免體制”（Participation Exemption System for Taxation of Foreign Income）， 來強化針對跨國企業的避稅行為。
美國反稅基侵蝕與反避稅措施有哪些主要內容？對跨國投資會產生什麼影響？跨國企業又該如何應對？對於這一系列廣受關注的問題， 我們下面主要依據眾院《減稅與就業法案》進行簡單扼要的解讀分析。
長期以來， 大批美國跨國企業透過“全球稅制”本身存在的法律漏洞， 通過公司倒置方式向海外轉移， 逃避聯邦稅收義務， 導致聯邦稅基遭到侵蝕。 公司倒置也稱為稅務倒置（Tax inversion）， 指的是國際稅收實踐中的一種企業行為， 即公司通過把其法律居住地移往低稅收國家或避稅天堂， 同時仍把生產實體留在高稅收國家的經營行為。 因此如何堵塞公司倒置行為發生和稅款流失， 是美國國會長期關注的立法難題。
美國國會與財政部在修訂相關規則方面已有很多動作。 比如， 《2004年美國創造就業法》第7874節制定了反公司倒置法規， 對於發生在2003年3月4日以後的倒置公司， 要求其仍按照集團公司的國際所得合併申報納稅，
在此次特朗普政府主導的稅制改革中，
首先， 改革海外高收益美國持股者當前年份的包含規定， 制定反稅基侵蝕條款。 根據現行稅法第4301小節， 美國母公司從海外子公司取得的“第F小節所得”（subpart F income）將被直接扣稅， 其中包括保險所得、外國公司所得等。 然而根據現行轉移定價規則， 如果美國母公司的海外子公司滿足在外國管轄下， 擁有進口資產、承擔核心功能或者面臨重大風險這三項前提條件之一， 則海外子公司視同獲得超額利潤，
第二， 改革本土企業利息扣除限制， 擴大稅基。 現行稅法第4302小節規定， 屬於國際財務報告集團成員的美國公司， 允許扣除全部利息成本， 如果債務收益用於海外公司的資本化處理，
第三，為應對跨國公司的關聯交易，擬徵收消費稅。現行稅法第4303小節規定，美國公司應稅所得包括兩項內容，1）來源於美國的、固定或確定年份的、或定期的所得，依據稅收條約，這部分所得通常可獲得減免稅待遇；2）與美國存在確定的貿易或經營關係的行為所得。跨國公司尤其是海外跨國公司，往往借助向海外分支轉移利潤的辦法侵蝕美國稅基，這是由於根據聯邦稅法規定，海外分支機搆在海外的盈利不需向美國繳納稅收，所以，外國公司向美國銷售產品或服務時，就比美國公司更具有優勢，這樣就激勵了美國公司通過倒置行為向海外轉移，主要手段就是搬出美國或被外國公司收購，搖身一變成為外國企業。此次眾院修法，通過規定本國公司向有關海外公司支付特定消費稅政策，打擊上述避稅行為。同時，眾院還規定，與母子公司間支付有關的外國公司淨利潤需全額繳納美國稅收，這樣也有助於消除可能存在的稅收減讓，對一些例外情況也做了較為嚴格的規定。據國會測算，對稅法第4303小節改革在十年內將增加945億美元財政收入。
無論如何，美國本次稅改將對企業在美投資與經營產生很強的稅收行為約束。簡而言之，我們不妨作出以下幾點研判。
首先，美國對國際稅制建設有自己的標準。2017年6月，世界主要國家簽署了《實施稅收協定相關措施以防止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的多邊公約》，開啟了各國攜手、共同致力國際稅務發展的時代節奏。然而，美國對待這項公約的態度是超然性的，用一項美國學者的研究來說，就是“知道了”，“但美國有能力獨撐危局，既不需要國際共識，也不需要技術輔導”。因此，對於投資海外的中資企業，包括在中國本土投資的跨國企業，在資本結構多元化的過程中，既要熟悉國際共同的反避稅與反稅基侵蝕規則，也要及時瞭解美國國際稅制的變化，以規避相關的經營風險。
其次，美國改革現行國際稅制，預計將部分解決聯邦政府目前面臨的財政收入難題，改善赤字繼續快速惡化的局面。根據眾院籌款委員會匡算，改革後十年內，聯邦財政平均每年將增加196.2億美元的稅收，這些稅款終將由各個跨國企業來分擔，對企業來說，可能直接壓低盈利預期，進而產生連鎖反應。從法案內容上看，改革將直接影響在美企業（包括美國在海外投資企業）的投資持股行為、資金借貸行為，以及關聯交易與資金轉移行為等，等於收緊了對企業的監管，影響重大。
最後，跨國投資決策需把握審慎原則。美國稅改的衝擊尚未真正開始，但已有聲音判定，美國的海外遊資大規模返回本土將帶動對美投資熱潮，美國製造業復興指日可待。筆者認為，這種樂觀情緒值得肯定與期待，然而，資本最需要的不只是靠減稅生存的環境，資本最怕受到驚嚇，所以，良好的法制環境、規範的管理服務、優秀的人才土壤、高效的基礎設施體系等才是激勵投資的重要條件。2017年年初，《國務院關於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了有關企業投資、財稅支持等政策的完整原則，可謂是中國繼續鼓勵外商投資的重要宣示，各地都在抓落實。
在上海，2015年市委市政府發佈《關於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意見》，提出具體的投資激勵政策，例如，科創企業的投資抵扣稅優惠、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普惠稅制、可按5年分期繳納個人所得稅的稅收優惠、科技服務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等。我們認為，上海作為中國工業門類最為齊全、科技研發實力最雄厚、重裝備工業基礎最好、投資環境最為規範的國際大都市，激勵重裝備工業超前發展與鼓勵科創企業發展政策一樣重要。今後還需要考慮緊跟“中國製造2025”國家戰略和《“中國製造2025”上海行動綱要》，制定謀劃、細化、落實一系列的投資激勵政策，並可選擇在時空條件極為優厚的臨港地區，瞄準大飛機及專用機場建設、海洋工程裝備、高端能源裝備等重點製造領域，形成中國的“國之重器”製造業基地與重裝產業鏈，參與大國競逐，為民族復興大業提供重要支撐條件。
作者李超民，經濟學博士，研究員，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首席專家
其中不含利息、稅收、折舊以及攤銷成本，納稅人不得超額扣除利息。任何未獲准補貼的利息成本最多允許在5年內結轉，原則是先到先結。國會預計，稅法第4302小節改革將在十年內增加財政收入342億美元。第三，為應對跨國公司的關聯交易，擬徵收消費稅。現行稅法第4303小節規定，美國公司應稅所得包括兩項內容，1）來源於美國的、固定或確定年份的、或定期的所得，依據稅收條約，這部分所得通常可獲得減免稅待遇；2）與美國存在確定的貿易或經營關係的行為所得。跨國公司尤其是海外跨國公司，往往借助向海外分支轉移利潤的辦法侵蝕美國稅基，這是由於根據聯邦稅法規定，海外分支機搆在海外的盈利不需向美國繳納稅收，所以，外國公司向美國銷售產品或服務時，就比美國公司更具有優勢，這樣就激勵了美國公司通過倒置行為向海外轉移，主要手段就是搬出美國或被外國公司收購，搖身一變成為外國企業。此次眾院修法，通過規定本國公司向有關海外公司支付特定消費稅政策，打擊上述避稅行為。同時，眾院還規定，與母子公司間支付有關的外國公司淨利潤需全額繳納美國稅收，這樣也有助於消除可能存在的稅收減讓，對一些例外情況也做了較為嚴格的規定。據國會測算，對稅法第4303小節改革在十年內將增加945億美元財政收入。
無論如何，美國本次稅改將對企業在美投資與經營產生很強的稅收行為約束。簡而言之，我們不妨作出以下幾點研判。
首先，美國對國際稅制建設有自己的標準。2017年6月，世界主要國家簽署了《實施稅收協定相關措施以防止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的多邊公約》，開啟了各國攜手、共同致力國際稅務發展的時代節奏。然而，美國對待這項公約的態度是超然性的，用一項美國學者的研究來說，就是“知道了”，“但美國有能力獨撐危局，既不需要國際共識，也不需要技術輔導”。因此，對於投資海外的中資企業，包括在中國本土投資的跨國企業，在資本結構多元化的過程中，既要熟悉國際共同的反避稅與反稅基侵蝕規則，也要及時瞭解美國國際稅制的變化，以規避相關的經營風險。
其次，美國改革現行國際稅制，預計將部分解決聯邦政府目前面臨的財政收入難題，改善赤字繼續快速惡化的局面。根據眾院籌款委員會匡算，改革後十年內，聯邦財政平均每年將增加196.2億美元的稅收，這些稅款終將由各個跨國企業來分擔，對企業來說，可能直接壓低盈利預期，進而產生連鎖反應。從法案內容上看，改革將直接影響在美企業（包括美國在海外投資企業）的投資持股行為、資金借貸行為，以及關聯交易與資金轉移行為等，等於收緊了對企業的監管，影響重大。
最後，跨國投資決策需把握審慎原則。美國稅改的衝擊尚未真正開始，但已有聲音判定，美國的海外遊資大規模返回本土將帶動對美投資熱潮，美國製造業復興指日可待。筆者認為，這種樂觀情緒值得肯定與期待，然而，資本最需要的不只是靠減稅生存的環境，資本最怕受到驚嚇，所以，良好的法制環境、規範的管理服務、優秀的人才土壤、高效的基礎設施體系等才是激勵投資的重要條件。2017年年初，《國務院關於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了有關企業投資、財稅支持等政策的完整原則，可謂是中國繼續鼓勵外商投資的重要宣示，各地都在抓落實。
在上海，2015年市委市政府發佈《關於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意見》，提出具體的投資激勵政策，例如，科創企業的投資抵扣稅優惠、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普惠稅制、可按5年分期繳納個人所得稅的稅收優惠、科技服務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等。我們認為，上海作為中國工業門類最為齊全、科技研發實力最雄厚、重裝備工業基礎最好、投資環境最為規範的國際大都市，激勵重裝備工業超前發展與鼓勵科創企業發展政策一樣重要。今後還需要考慮緊跟“中國製造2025”國家戰略和《“中國製造2025”上海行動綱要》，制定謀劃、細化、落實一系列的投資激勵政策，並可選擇在時空條件極為優厚的臨港地區，瞄準大飛機及專用機場建設、海洋工程裝備、高端能源裝備等重點製造領域，形成中國的“國之重器”製造業基地與重裝產業鏈，參與大國競逐，為民族復興大業提供重要支撐條件。
作者李超民，經濟學博士，研究員，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