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
1978年3月， 剛改革開放的中國召開了全國科學大會， 當時的口號是“科教興國”、“科學的春天來了”。
十五年後的1993年， 中國提出實施“211工程”， 即“面向21世紀， 重點建設100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點”；1995年， 該工程全面鋪開。 二十年後的1998年5月， 當時的國家最高領導人在慶祝北京大學建校一百周年大會上提出， “為了實現現代化， 中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準的一流大學”；2009年， 這一宣言以“985工程”（以講話時間即1998年5月命名）的名義正式落地， 進入實施階段。
如果我們現在提示這些工程只是“投資和花錢”性質，
如果目標本身就錯了， 一切結果都不可能正確。 假如有誰現在提出要製造世界上第一流的蒸汽機車， 這當然不是一個令人興奮的目標。 又快二十年過去，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 中國提出“雙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本質上卻依然是四十年前“科教興國”式的口號。 雖然它們都有一定的、甚至相當大的成效，
也難怪， 別說是中國， 今天全世界的大學基本都停留在第二代科學文明時代。 但是， 有一個大學卻已經初步實現質的跨越， 這就是與著名高科技園區矽谷臨近的斯坦福大學。 讓我們從它身上領略一下代表未來的大學園區應當是什麼樣的吧！
因愛而生的斯坦福大學
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帕洛阿爾托市（Palo Alto）， 全稱為小利蘭·斯坦福大學（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是由利蘭·斯坦福捐出自己8180英畝用來培訓優種賽馬的農場土地和鐵路公司股份等資產建立。 小利蘭·斯坦福是加州參議員和實業家利蘭·斯坦福（Amasa Leland Stanford, 1824—1893）和他太太簡唯一的孩子。 不幸的是， 1884年， 小斯坦福15歲時在歐洲旅行期間感染傷寒病世，
斯坦福夫婦和他們的兒子小利蘭·斯坦福， 照於1878年。
但是， 早年的斯坦福大學經營很困難， 尤其是老斯坦福逝世後， 學校甚至一度到了快辦不下去的程度。 由於斯坦福的資產主要為鐵路公司股票， 而將這些股票變現以便能夠投入到學校中存在極為複雜的法律程式。 斯坦福夫人簡為完成這些法律程式往返奔波於東西海岸， 六年間， 她將自己個人每年一萬多美元的生活費拿出來將學校盡力支撐下去。 斯坦福大學建立後的很長時間內， 在全美地位並不高。 其位置處於美國最西部， 類似于今天新疆烏魯木齊和石河子在中國版圖上的位置， 遠離美國東海岸的政治中心，
斯坦福的確與其他大學從一開始就不同， 它的校訓是“讓自由之風吹拂”。 學校有25個院系讓學生選擇， 除了英語必修外， 其它課程皆為選修。 中國的大學除了中文不是必修外， 其他專業課必修的卻很多。 斯坦福堅持實用教育， 鼓勵教師和學生創業。 老斯坦福在開學典禮上說：“生活歸根到底是實際的， 你們到此是為自己謀求一個有用的職業。 這包含著創新、進取的願望， 良好的設計和最終使之實現的努力。 ”
由於老斯坦福本身就是企業家出身， 因此從一開始，他就將企業經營的基因帶入學校經營過程之中。但無論在美國、歐洲、中國還是其他國家，絕大多數大學的教育家和教授們都很反感將自己的大學定位于幫助學生謀求實際的職業，他們認為那太跌份了：高等學府，應當是提升個人修養、品味和修煉人性的象牙塔。
從這裡，我們可以充分感受到古希臘智者們蔑視知識實用性的“情操”。智者們無疑認為，強調知識的實用性是玷污了智慧的高貴。
1909年，斯坦福大學畢業生西瑞爾·埃爾韋爾（Cyril F. Elwell , 1884—1963）集資五百萬美元創辦鮑爾森無線電話電報公司（Poulsen Wireless Telephone & Telegraph Company），兩年後更名為聯邦電報公司（Federal Telegraph Company）。該公司業務發展很快，雇員以斯坦福畢業生為主，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美國海軍製造了大量通訊設備。公司最早的兩位創業員工後來離職，成立了新公司，就是發明揚聲器的梅格福斯（Magnovox）公司。這是矽谷員工離職自行創業的最早版本。
坐落於加州帕洛阿爾托市愛默生街（Emerson Street）與強尼路（Channing Way）交匯處的聯邦電報公司電子研究室遺址紀念碑。
矽谷之父
要理解在斯坦福大學基礎上是如何生長出矽谷的歷史，不得不提到一個人，這就是被稱為“矽谷之父”的弗裡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1900—1982）。
特曼的父親是斯坦福大學的教育心理學家，如果說他父親的名字路易士·特曼（Lewis Terman）幾乎無人知曉，但提到“智商”（IQ）這個概念則幾乎盡人皆知，因為路易士·特曼就是IQ的發明人，他在更早期研究智商的法國心理學家比內（Alfred Binet, 1857—1911）等人智力量表方法的基礎上，于1916年發明了“斯坦福-比內”智力量表，也就是IQ測量方法。
矽谷之父弗裡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1900—1982）
老特曼在一戰期間也與人一起開過一家公司，為美國海軍生產通信設備。因此，不僅特曼肯定知道他自己IQ很高，而且企業家精神也在特曼心中紮下很深的烙印。特曼從小在斯坦福校園長大，並在斯坦福讀完本科和碩士，日後在美國東部的MIT（麻省理工學院）拿到了電子工程學博士學位。1925年，特曼回到斯坦福大學，此後至1941年間一直在那裡執教。
執教於斯坦福期間，特曼致力於真空管研究，建起了真空管實驗室，還出版了一部有關無線電工程學的專著。特曼鼓勵他的學生創辦自己的公司，並以個人資金投入其中，那些公司當中包括日後大名鼎鼎的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特曼開始在哈佛大學領導一個超過850人的實驗室，從事與戰爭相關的研究，如干擾敵方雷達指引防空炮火的有效性。
二戰結束後，特曼回到斯坦福大學，起初擔任工程學院院長。1952年，他主持創辦了斯坦福工業園（Stanford Industrial Park，現稱斯坦福研究園[Stanford Research Park]），校方為這個工業園提供了部分土地供一些高科技公司使用。
1955至1965年，特曼任斯坦福大學教務長。這期間，他極力擴充斯坦福的自然科學、統計學和工程學院系，為的是從國防部獲得研究經費。國防部提供的研究經費加上從研究專利出讓中獲得的資金，推動斯坦福邁入世界級教育機構的行列。在這一過程中，特曼大力推動斯坦福與周邊高科技公司互通有無，建立起密切的聯絡，對日後“矽谷”的成形居功至偉。
1955年，7家公司在斯坦福工業園區內設廠。位於東部的IBM（國際商用機器公司）1956年在這裡建起了一個研究存儲技術的實驗室，這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吸引了大量高科技公司進駐這個園區。1958年，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 Corporation）在這裡建立了擁有兩萬名研究人員的分部，這也是一個有重大影響的事件。到1960年，園區內企業增加到32家，1970年達到70家。到1980年，共有90家公司的25萬名員工在擴展後的園區工作。這些公司主要都是電子工業中的高技術公司。
本文作者于加州帕洛阿爾托市阿迪森大街（Addison Avenue）367號車庫前標牌處留影。標牌上面寫著：“這間車庫是世界上首個高科技園區——‘矽谷’的誕生地。”
矽谷之母
如果要詳談起來，造就矽谷的人可能不止特曼一個，另一個影響非常重大的是仙童公司。這樣說也可能對因發現半導體電晶體原理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1910—1989）有點不公。
肖克利出身於倫頓，從3歲起與父母在帕洛阿爾托長大。1955年，因肖克利母親身體不好，他從位於東部新澤西的貝爾實驗室回到矽谷，這正合特曼的心意。肖克利在貝爾實驗室時只是一位研究人員，回到矽谷與特曼等人在一起，作斯坦福教授只是一方面，成立公司創業很快就順理成章了。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1910—1989）
如果在華人社會，諾貝爾獎獲得者從外面回來了（需要說明一下的是，肖克利回到矽谷的第二年獲得1956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但當時他已經極為有名），那還不得給個一官半職，或者至少得在大學給個教職和充足的經費，從而盡一切可能把這個諾貝爾獎獲得者給“供”起來，怎麼會首先想到並且允許他去開公司創業，自己掙錢？
1956年，在肖克利盛名召喚下，號稱“八大金剛”的一批年富力強的半導體領域英才彙集到肖克利半導體實驗室（Shockley Semiconductor Laboratory）旗下。可惜而又幸運的是，作為諾貝爾獎得主的肖克利做生意開公司真的是不在行，沒兩年時間，這八人全受不了，都從肖克利的公司辭職了。1957年他們一起出來開了另一家公司，這就是在矽谷影響深遠的仙童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現在，肖克利半導體公司早已沒有蹤影，仙童公司雖歷經多次轉手卻依舊繼續存在，目前是納斯達克上市公司。
八大金剛在仙童也沒長待下去，他們離開仙童後，成立了因特爾、ADM、國家半導體（NS）等知名的半導體公司，以及最著名的風險投資機構凱鵬華盈（KPCB）。在矽谷有個說法，如果召開一個高層的會議，休息期間大家一起喝咖啡隨便閒聊，會發現有一多半的人都是從仙童公司出來。正如仙童（Fairchild）這個名字一樣，由公司出走，日後得道成仙的傑出子公司真的是無數。因此，如果特曼是矽谷之父，我們可以把肖克利和仙童公司稱為“矽谷之母”。肖克利的這個貢獻可比獲得諾貝爾獎大太多了。
彰顯第三代科學文明的大學園區範本
科學已經歷了兩千多年的發展。
第一代科學是古希臘科學，以培養辯論者的學校為基礎，在古埃及幾何測量知識基礎上創造了數學和邏輯。第二代科學始於義大利文藝復興，成形於英國科學革命，其標誌是引入實驗方法建立科學理論與現實世界的聯繫。從最早的基督教學院，到現代的大學和研究院，是這個階段發展科學的機構。第二代科學可以實現與現實社會和生產實踐的聯繫與轉化。
第三代科學起始於矽谷，正在發展之中（參見作者2017年7月出版的專著《實驗、測量與科學》）。其中一個重要特徵是，科學與社會實踐和生產的聯繫由“轉化”變為“完全一體”。所謂“產-學-研相結合”，這一提法提出了正確的方向，卻沒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模式。斯坦福大學園區為我們提供了極佳的參考案例。
斯坦福大學校園
如果把矽谷當作是1998年的一個國家的話，它的經濟實力當年排世界第十二，是中國當年GDP的四分之一，高於中國臺灣省。
惠普、思科（Cisco）、穀歌等IT業的全球領導型巨頭都是以斯坦福校友在校園內創業起步，而後取得成功的。到1981年，由斯坦福創業孵化出的公司每年的收入達到1000億美元。1991年斯坦福百年校慶，校友募捐達到126億美元的天文數字，這是高等教育史上的新記錄，哈佛等也望塵莫及。這些從校園創業成功的企業，不僅向學校捐贈大量資金，捐贈教學樓的建設，而且成立基金會，為新的創業提供資金。
2015年，僅僅惠普、穀歌和思科三家知名斯坦福大學校園內走出來的直系創業巨頭公司的年銷售額就已經達到2240.03億美元，其中惠普1033.55億、穀歌714.87億、思科 491.61億。這個數額以2015年全球各國GDP算，可以排在46名，列在第45名的芬蘭（2296.71億美元）之後，孟加拉（2057.15億美元）之前。
矽谷所在的加州經濟規模如果單獨列出來，達2.46萬億美元，超過法國、印度等國家，列世界第六！無論211工程還是985工程，會把大學園區創造的GDP在全國經濟中的占比作為考核指標嗎？如果想都沒想過，那如何才能實現和達到呢？
校友捐助作為學校的資金來源是美國高校的普遍情況，並非斯坦福獨有。但斯坦福與其他美國高校不同的是，其校友捐助的基金絕不僅僅是為學校提供捐贈的一個機構，而更是創投的利潤中心。如果人們用現在各種大學排名的指標去衡量斯坦福大學，並且與哈佛、芝加哥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加州理工學院、MIT等美國一流高校進行比較，斯坦福大學確實就只是一個傑出的大學。儘管排名很靠前，但看不出它們之間有天壤之別。
事實上，現在全世界一切評價高等院校的指標和排名都會混淆問題的本質，因為斯坦福大學根本就不止是一所大學，如果不把整個矽谷與斯坦福大學結合在一起，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是根本無法理解這所大學的。如果把矽谷結合進來，斯坦福大學是全球唯一的，已經遠遠超越於全球其他一切大學。它是全球唯一具有第三代科學文明概念的大學園區，而其他一切大學都還停留在第二代科學文明時代。
斯坦福大學園區是一個超額利潤的創造者和投資者，而絕對不僅僅是一個教育經費的申請者。並且它不是通過理財，而是通過科技創新進而發展實業來創造利潤。它是高度市場化的，比一般的企業更加企業，比一般的公司更加公司。
即使在全美國，斯坦福大學園區也是鶴立雞群和與眾不同的。全球其他高等學校都還是延續中世紀最早期大學的體制，只是一個培養人才和研究學術的地方，而斯坦福大學園區已經完全不同。其他大學存在的問題是“如何將科技轉化為生產力”，而在斯坦福大學園區，科技包括相關人才從一開始就是生產力的一部分。其他大學特別是純文科大學是純粹的成本中心，而斯坦福大學園區從一開始就是經營者、投資者，尤其是創新的天使投資者和超高額利潤的創造者。斯坦福大學園區是一個社會，一個高科技園區，是一個巨型的未來型企業。
因此，現在一切評價高等院校的體系指標，事實上都是阻礙社會和大學走向第三代科學文明的枷鎖。在第三代科學文明的評價指標上，斯坦福大學園區雖不是滿分，卻是有得分的，而其他一切大學的得分基本都是零，包括其他一切美國的常青藤大學，以及歐洲的最著名大學如劍橋、牛津、巴黎大學等都是如此。因為它們都只是大學，無論多麼優秀和傑出，在大學園區的評分上都只能近似為零。
問題並不在於是不是一流，三流的高鐵遠勝於一流的蒸汽機車，三流的大學園區遠勝於一流的大學。
無私的大愛文化
斯坦福大學園區並不僅僅是一種全新的體制和系統，而且有著深刻的文化和精神內涵。
例如，園區裡的斯坦福大學也有專利費的轉讓收入，但是，校友利用學校的專利和所有資源進行創業向來是非常寬鬆的。思科、穀歌等公司在初創期就近乎免費地大量使用了學校的資源。穀歌公司初創期在校園內的伺服器一度消耗了學校網路一半多的對外寬頻流量。思科公司內部的創業文化很大程度上也是斯坦福文化的傳承，其員工利用思科公司內部資源進行創業也是很寬鬆的，這些思科員工創業成功的公司，很多又會被思科公司並購回到公司內部。這種“內部創業”成了其公司產品技術創新的一種最重要的模式。但在一般的企業裡，這種“好馬常吃回頭草”的情況不僅極為罕見，而且被有可能會認為是“不正常”的。
在大量矽谷公司的文化中，可以清晰地體驗到老斯坦福和斯坦福夫人無私的大愛和奉獻。我多次去斯坦福大學校園，總能聽到不同的人給我講述斯坦福夫人用自己的生活費讓斯坦福大學渡過艱難歲月的感人故事。斯坦福大學就是她兒子的靈魂，如果讓這個大學關門，這位母親會在失去兒子肉體之後再次失去他的靈魂，因此我們能夠理解這位母親為何能不惜一切地要保住學校永衡地發展下去。
儘管我聽過很多次在矽谷的人給我講述這個故事，但每一次聽，仍總是讓我感受到一種憾人心魄的力量。這種深刻的大愛文化基因傳承到了整個矽谷的企業文化中。相比之下，IBM對半導體工程師阿姆達爾（Gene Amdahl，1922—2015）離職創立阿姆達爾公司的追殺，和華為對其前副總裁李一男離職後的趕盡殺絕，是難以在斯坦福的文化中找到的。這種文化中不僅沒有“背叛”和“挖牆角”的概念，甚至不久前加州一家法院作出的一項判決在我們看來還“很怪異”。該判決對幾家大公司罰款，原因是它們相互之間近些年沒有去挖對方的員工，這“很不合規矩”。
只有不同科技要素的持續流動才能保證創新的不間斷。如果當年IBM和華為也象思科一樣，當員工離職創業時也投入創投基金；如果那些員工創業不成也允許他們留下；如果他們創業成功則加以並購，當作對自身的有益補充……這樣兩全齊美的模式為何不做，非要最後你死我活，鬧得不可開交？當年華為搞“內部創業”並不是真理解到思科公司內部創業文化精髓，而只是借這個名稱分離一批老員工出去，以解決當時的現金流困難而已。
在矽谷，人們會竭盡所能去將一切科技創新轉化為創業的動力，而在創業成功之後，沒有人會懷疑他們會回報給曾經養育自己的母校。將校友的捐贈作為學校經營最重要的經費來源之一，本來就是美國高校普遍情況。美國人可以不養自己的親身父母，但普遍地會去養育自己的母校。而在斯坦福大學和矽谷，這種文化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其他大學校友在離開學校後算是“斷奶離家”了，之後便不再與母校有什麼直接關係。等過了很多年事業成功了，再回來回報母校，這本質上算是一種慈善和捐贈。而在斯坦福大學，學生更多情況下是從一入學就開始與母校一起創業和發展，畢業後也同樣通過各種有效運作的機制和途徑與母校一起發展。成功的校友企業會向母校捐贈，母校則繼續扮演創業投資者的角色。
這些情況遠遠超出我們今天中國人對大學發展的想像。211工程、985工程......我認為，這些計畫本身的方向和目標就是錯誤和落伍的。以SCI（科學引文索引）論文數量作為對教授和學校進行評價的核心指標，在第三代科學文明標準看來更是荒唐到極點。
什麼時侯中國的大學不再單純是教育經費的消耗者，而更成為中國經濟體中GDP最大比例的創造者、最大的投資者，什麼時候國家不必再提什麼“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的問題了，那個時侯中國的高校改革才算是真正成功了。
因此從一開始，他就將企業經營的基因帶入學校經營過程之中。但無論在美國、歐洲、中國還是其他國家，絕大多數大學的教育家和教授們都很反感將自己的大學定位于幫助學生謀求實際的職業，他們認為那太跌份了：高等學府，應當是提升個人修養、品味和修煉人性的象牙塔。從這裡，我們可以充分感受到古希臘智者們蔑視知識實用性的“情操”。智者們無疑認為，強調知識的實用性是玷污了智慧的高貴。
1909年，斯坦福大學畢業生西瑞爾·埃爾韋爾（Cyril F. Elwell , 1884—1963）集資五百萬美元創辦鮑爾森無線電話電報公司（Poulsen Wireless Telephone & Telegraph Company），兩年後更名為聯邦電報公司（Federal Telegraph Company）。該公司業務發展很快，雇員以斯坦福畢業生為主，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美國海軍製造了大量通訊設備。公司最早的兩位創業員工後來離職，成立了新公司，就是發明揚聲器的梅格福斯（Magnovox）公司。這是矽谷員工離職自行創業的最早版本。
坐落於加州帕洛阿爾托市愛默生街（Emerson Street）與強尼路（Channing Way）交匯處的聯邦電報公司電子研究室遺址紀念碑。
矽谷之父
要理解在斯坦福大學基礎上是如何生長出矽谷的歷史，不得不提到一個人，這就是被稱為“矽谷之父”的弗裡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1900—1982）。
特曼的父親是斯坦福大學的教育心理學家，如果說他父親的名字路易士·特曼（Lewis Terman）幾乎無人知曉，但提到“智商”（IQ）這個概念則幾乎盡人皆知，因為路易士·特曼就是IQ的發明人，他在更早期研究智商的法國心理學家比內（Alfred Binet, 1857—1911）等人智力量表方法的基礎上，于1916年發明了“斯坦福-比內”智力量表，也就是IQ測量方法。
矽谷之父弗裡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1900—1982）
老特曼在一戰期間也與人一起開過一家公司，為美國海軍生產通信設備。因此，不僅特曼肯定知道他自己IQ很高，而且企業家精神也在特曼心中紮下很深的烙印。特曼從小在斯坦福校園長大，並在斯坦福讀完本科和碩士，日後在美國東部的MIT（麻省理工學院）拿到了電子工程學博士學位。1925年，特曼回到斯坦福大學，此後至1941年間一直在那裡執教。
執教於斯坦福期間，特曼致力於真空管研究，建起了真空管實驗室，還出版了一部有關無線電工程學的專著。特曼鼓勵他的學生創辦自己的公司，並以個人資金投入其中，那些公司當中包括日後大名鼎鼎的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特曼開始在哈佛大學領導一個超過850人的實驗室，從事與戰爭相關的研究，如干擾敵方雷達指引防空炮火的有效性。
二戰結束後，特曼回到斯坦福大學，起初擔任工程學院院長。1952年，他主持創辦了斯坦福工業園（Stanford Industrial Park，現稱斯坦福研究園[Stanford Research Park]），校方為這個工業園提供了部分土地供一些高科技公司使用。
1955至1965年，特曼任斯坦福大學教務長。這期間，他極力擴充斯坦福的自然科學、統計學和工程學院系，為的是從國防部獲得研究經費。國防部提供的研究經費加上從研究專利出讓中獲得的資金，推動斯坦福邁入世界級教育機構的行列。在這一過程中，特曼大力推動斯坦福與周邊高科技公司互通有無，建立起密切的聯絡，對日後“矽谷”的成形居功至偉。
1955年，7家公司在斯坦福工業園區內設廠。位於東部的IBM（國際商用機器公司）1956年在這裡建起了一個研究存儲技術的實驗室，這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吸引了大量高科技公司進駐這個園區。1958年，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 Corporation）在這裡建立了擁有兩萬名研究人員的分部，這也是一個有重大影響的事件。到1960年，園區內企業增加到32家，1970年達到70家。到1980年，共有90家公司的25萬名員工在擴展後的園區工作。這些公司主要都是電子工業中的高技術公司。
本文作者于加州帕洛阿爾托市阿迪森大街（Addison Avenue）367號車庫前標牌處留影。標牌上面寫著：“這間車庫是世界上首個高科技園區——‘矽谷’的誕生地。”
矽谷之母
如果要詳談起來，造就矽谷的人可能不止特曼一個，另一個影響非常重大的是仙童公司。這樣說也可能對因發現半導體電晶體原理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1910—1989）有點不公。
肖克利出身於倫頓，從3歲起與父母在帕洛阿爾托長大。1955年，因肖克利母親身體不好，他從位於東部新澤西的貝爾實驗室回到矽谷，這正合特曼的心意。肖克利在貝爾實驗室時只是一位研究人員，回到矽谷與特曼等人在一起，作斯坦福教授只是一方面，成立公司創業很快就順理成章了。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1910—1989）
如果在華人社會，諾貝爾獎獲得者從外面回來了（需要說明一下的是，肖克利回到矽谷的第二年獲得1956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但當時他已經極為有名），那還不得給個一官半職，或者至少得在大學給個教職和充足的經費，從而盡一切可能把這個諾貝爾獎獲得者給“供”起來，怎麼會首先想到並且允許他去開公司創業，自己掙錢？
1956年，在肖克利盛名召喚下，號稱“八大金剛”的一批年富力強的半導體領域英才彙集到肖克利半導體實驗室（Shockley Semiconductor Laboratory）旗下。可惜而又幸運的是，作為諾貝爾獎得主的肖克利做生意開公司真的是不在行，沒兩年時間，這八人全受不了，都從肖克利的公司辭職了。1957年他們一起出來開了另一家公司，這就是在矽谷影響深遠的仙童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現在，肖克利半導體公司早已沒有蹤影，仙童公司雖歷經多次轉手卻依舊繼續存在，目前是納斯達克上市公司。
八大金剛在仙童也沒長待下去，他們離開仙童後，成立了因特爾、ADM、國家半導體（NS）等知名的半導體公司，以及最著名的風險投資機構凱鵬華盈（KPCB）。在矽谷有個說法，如果召開一個高層的會議，休息期間大家一起喝咖啡隨便閒聊，會發現有一多半的人都是從仙童公司出來。正如仙童（Fairchild）這個名字一樣，由公司出走，日後得道成仙的傑出子公司真的是無數。因此，如果特曼是矽谷之父，我們可以把肖克利和仙童公司稱為“矽谷之母”。肖克利的這個貢獻可比獲得諾貝爾獎大太多了。
彰顯第三代科學文明的大學園區範本
科學已經歷了兩千多年的發展。
第一代科學是古希臘科學，以培養辯論者的學校為基礎，在古埃及幾何測量知識基礎上創造了數學和邏輯。第二代科學始於義大利文藝復興，成形於英國科學革命，其標誌是引入實驗方法建立科學理論與現實世界的聯繫。從最早的基督教學院，到現代的大學和研究院，是這個階段發展科學的機構。第二代科學可以實現與現實社會和生產實踐的聯繫與轉化。
第三代科學起始於矽谷，正在發展之中（參見作者2017年7月出版的專著《實驗、測量與科學》）。其中一個重要特徵是，科學與社會實踐和生產的聯繫由“轉化”變為“完全一體”。所謂“產-學-研相結合”，這一提法提出了正確的方向，卻沒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模式。斯坦福大學園區為我們提供了極佳的參考案例。
斯坦福大學校園
如果把矽谷當作是1998年的一個國家的話，它的經濟實力當年排世界第十二，是中國當年GDP的四分之一，高於中國臺灣省。
惠普、思科（Cisco）、穀歌等IT業的全球領導型巨頭都是以斯坦福校友在校園內創業起步，而後取得成功的。到1981年，由斯坦福創業孵化出的公司每年的收入達到1000億美元。1991年斯坦福百年校慶，校友募捐達到126億美元的天文數字，這是高等教育史上的新記錄，哈佛等也望塵莫及。這些從校園創業成功的企業，不僅向學校捐贈大量資金，捐贈教學樓的建設，而且成立基金會，為新的創業提供資金。
2015年，僅僅惠普、穀歌和思科三家知名斯坦福大學校園內走出來的直系創業巨頭公司的年銷售額就已經達到2240.03億美元，其中惠普1033.55億、穀歌714.87億、思科 491.61億。這個數額以2015年全球各國GDP算，可以排在46名，列在第45名的芬蘭（2296.71億美元）之後，孟加拉（2057.15億美元）之前。
矽谷所在的加州經濟規模如果單獨列出來，達2.46萬億美元，超過法國、印度等國家，列世界第六！無論211工程還是985工程，會把大學園區創造的GDP在全國經濟中的占比作為考核指標嗎？如果想都沒想過，那如何才能實現和達到呢？
校友捐助作為學校的資金來源是美國高校的普遍情況，並非斯坦福獨有。但斯坦福與其他美國高校不同的是，其校友捐助的基金絕不僅僅是為學校提供捐贈的一個機構，而更是創投的利潤中心。如果人們用現在各種大學排名的指標去衡量斯坦福大學，並且與哈佛、芝加哥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加州理工學院、MIT等美國一流高校進行比較，斯坦福大學確實就只是一個傑出的大學。儘管排名很靠前，但看不出它們之間有天壤之別。
事實上，現在全世界一切評價高等院校的指標和排名都會混淆問題的本質，因為斯坦福大學根本就不止是一所大學，如果不把整個矽谷與斯坦福大學結合在一起，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是根本無法理解這所大學的。如果把矽谷結合進來，斯坦福大學是全球唯一的，已經遠遠超越於全球其他一切大學。它是全球唯一具有第三代科學文明概念的大學園區，而其他一切大學都還停留在第二代科學文明時代。
斯坦福大學園區是一個超額利潤的創造者和投資者，而絕對不僅僅是一個教育經費的申請者。並且它不是通過理財，而是通過科技創新進而發展實業來創造利潤。它是高度市場化的，比一般的企業更加企業，比一般的公司更加公司。
即使在全美國，斯坦福大學園區也是鶴立雞群和與眾不同的。全球其他高等學校都還是延續中世紀最早期大學的體制，只是一個培養人才和研究學術的地方，而斯坦福大學園區已經完全不同。其他大學存在的問題是“如何將科技轉化為生產力”，而在斯坦福大學園區，科技包括相關人才從一開始就是生產力的一部分。其他大學特別是純文科大學是純粹的成本中心，而斯坦福大學園區從一開始就是經營者、投資者，尤其是創新的天使投資者和超高額利潤的創造者。斯坦福大學園區是一個社會，一個高科技園區，是一個巨型的未來型企業。
因此，現在一切評價高等院校的體系指標，事實上都是阻礙社會和大學走向第三代科學文明的枷鎖。在第三代科學文明的評價指標上，斯坦福大學園區雖不是滿分，卻是有得分的，而其他一切大學的得分基本都是零，包括其他一切美國的常青藤大學，以及歐洲的最著名大學如劍橋、牛津、巴黎大學等都是如此。因為它們都只是大學，無論多麼優秀和傑出，在大學園區的評分上都只能近似為零。
問題並不在於是不是一流，三流的高鐵遠勝於一流的蒸汽機車，三流的大學園區遠勝於一流的大學。
無私的大愛文化
斯坦福大學園區並不僅僅是一種全新的體制和系統，而且有著深刻的文化和精神內涵。
例如，園區裡的斯坦福大學也有專利費的轉讓收入，但是，校友利用學校的專利和所有資源進行創業向來是非常寬鬆的。思科、穀歌等公司在初創期就近乎免費地大量使用了學校的資源。穀歌公司初創期在校園內的伺服器一度消耗了學校網路一半多的對外寬頻流量。思科公司內部的創業文化很大程度上也是斯坦福文化的傳承，其員工利用思科公司內部資源進行創業也是很寬鬆的，這些思科員工創業成功的公司，很多又會被思科公司並購回到公司內部。這種“內部創業”成了其公司產品技術創新的一種最重要的模式。但在一般的企業裡，這種“好馬常吃回頭草”的情況不僅極為罕見，而且被有可能會認為是“不正常”的。
在大量矽谷公司的文化中，可以清晰地體驗到老斯坦福和斯坦福夫人無私的大愛和奉獻。我多次去斯坦福大學校園，總能聽到不同的人給我講述斯坦福夫人用自己的生活費讓斯坦福大學渡過艱難歲月的感人故事。斯坦福大學就是她兒子的靈魂，如果讓這個大學關門，這位母親會在失去兒子肉體之後再次失去他的靈魂，因此我們能夠理解這位母親為何能不惜一切地要保住學校永衡地發展下去。
儘管我聽過很多次在矽谷的人給我講述這個故事，但每一次聽，仍總是讓我感受到一種憾人心魄的力量。這種深刻的大愛文化基因傳承到了整個矽谷的企業文化中。相比之下，IBM對半導體工程師阿姆達爾（Gene Amdahl，1922—2015）離職創立阿姆達爾公司的追殺，和華為對其前副總裁李一男離職後的趕盡殺絕，是難以在斯坦福的文化中找到的。這種文化中不僅沒有“背叛”和“挖牆角”的概念，甚至不久前加州一家法院作出的一項判決在我們看來還“很怪異”。該判決對幾家大公司罰款，原因是它們相互之間近些年沒有去挖對方的員工，這“很不合規矩”。
只有不同科技要素的持續流動才能保證創新的不間斷。如果當年IBM和華為也象思科一樣，當員工離職創業時也投入創投基金；如果那些員工創業不成也允許他們留下；如果他們創業成功則加以並購，當作對自身的有益補充……這樣兩全齊美的模式為何不做，非要最後你死我活，鬧得不可開交？當年華為搞“內部創業”並不是真理解到思科公司內部創業文化精髓，而只是借這個名稱分離一批老員工出去，以解決當時的現金流困難而已。
在矽谷，人們會竭盡所能去將一切科技創新轉化為創業的動力，而在創業成功之後，沒有人會懷疑他們會回報給曾經養育自己的母校。將校友的捐贈作為學校經營最重要的經費來源之一，本來就是美國高校普遍情況。美國人可以不養自己的親身父母，但普遍地會去養育自己的母校。而在斯坦福大學和矽谷，這種文化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其他大學校友在離開學校後算是“斷奶離家”了，之後便不再與母校有什麼直接關係。等過了很多年事業成功了，再回來回報母校，這本質上算是一種慈善和捐贈。而在斯坦福大學，學生更多情況下是從一入學就開始與母校一起創業和發展，畢業後也同樣通過各種有效運作的機制和途徑與母校一起發展。成功的校友企業會向母校捐贈，母校則繼續扮演創業投資者的角色。
這些情況遠遠超出我們今天中國人對大學發展的想像。211工程、985工程......我認為，這些計畫本身的方向和目標就是錯誤和落伍的。以SCI（科學引文索引）論文數量作為對教授和學校進行評價的核心指標，在第三代科學文明標準看來更是荒唐到極點。
什麼時侯中國的大學不再單純是教育經費的消耗者，而更成為中國經濟體中GDP最大比例的創造者、最大的投資者，什麼時候國家不必再提什麼“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的問題了，那個時侯中國的高校改革才算是真正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