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9日， 2014年度國家科技獎在京揭曉，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長黃曉軍帶領團隊憑藉“移植後白血病復發及移植物抗宿主病新型防治體系建立及應用”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黃曉軍帶領學生在實驗室觀察單倍體骨髓移植資料。
白血病可以治癒嗎？在大多數人的心中可能都要打上個大大的問號。
“白血病是不治之症這個概念是錯誤的。 ”黃曉軍認為， 通過合理治療， 相當多的病人可以長期生存甚至治癒。
“骨髓移植是治療惡性血液疾病的有效方法。 在骨髓移植之前， 最重要的是要有供者。 ”黃曉軍介紹， 在骨髓移植技術的早期， 供者的主要來源是同胞兄弟姐妹， 而且要求配型完全相合。
經過十幾年的努力， 黃曉軍團隊找到了突破供體限制的新途徑， 使半相合——也就是父母供給子女， 或子女供給父母進行骨髓移植達到與同胞兄弟姐妹間移植同等效果，
相信絕大多數國人和媒體都不太熟悉。
對於黃曉軍， 可以簡單用這樣幾段話來概括：
自西醫傳入中國至今， 我國95%以上的西醫臨床治療方案來自於西方臨床技術。 而他， 恰恰就是那個95%之外——不到5%由中國人原創的西醫臨床治療方案的創造者之一；
他和他團隊原創的“單倍體骨髓移植體系”治療方案的出現， 讓白血病是“不治之症”的歷史終結。 該方案還被世界骨髓移植最高學術機構冠以“中國方案”在各國推廣；
他還是迄今為止第一位站在美國骨髓移植會議”在夏威夷檀香山開幕。 這是國際血液病研究領域中的頂級學術會議， 在黃曉軍之前，
作為一種惡性血液疾病， 白血病的死亡率位居兒童惡性疾病死亡率的第1位、成人惡性疾病死亡率的第6位。 按照傳統理論， 骨髓移植需要供者和接受者的HLA（人類白細胞抗原）一致。 但這種相合的幾率在父母與子女之間只有1/2， 兄弟姐妹之間只有1/4。
要解決供者來源問題， 最好方案就是單倍型， 簡單說是在HLA不完全相合的情況下進行移植。
早在1989年， 黃曉軍也開始從事血液病臨床及實驗研究， 接觸了大量病例。 看著那些由於供者來源缺乏而走投無路的病人， 他不得不逼著自己向前探索。
而彼時， 世界各國也紛紛開展“單倍體造血幹細胞移植”技術研究， 這種方法只要求一半配型相合就可以， 即“半相合”。 黃曉軍解釋說， 人類的遺傳基因一半來自父親， 另一半來自母親， 所以父母和孩子之間的染色體有一半相吻合。
遺憾的是， 造血幹細胞中有一種T細胞， 不僅能抗腫瘤、抗感染， 對正常細胞的殺傷力也同樣大。 因而， 採用“半相合”技術進行移植， 常會出現令人頭疼的“抗宿主病”。 由於接受移植的患者排異反應非常大， 移植後生存率僅為20%。 為應對這個問題， 國外醫學界的研究， 普遍著眼於將T細胞去除。 但完全去掉T細胞後， 患者術後出現感染和復發的幾率又有所升高， 所以， “半相合”技術沒能得到推廣普及。
怎樣才能解決這個問題？黃曉軍調整思路， 轉向中華傳統文化，期待從中“求解”。
“西方文化比較直接，不好的東西就要去掉。而東方文化則更加辯證和具有柔韌性。”黃曉軍認為，正如T細胞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因此不必完全扼殺它。他說，我國有一個成語叫“先抑後揚”，如果前期把T細胞的功能先抑制下去，等到後期再把它發揮出來，這樣前期它既不會抵抗宿主，後期又能發揮抗感染作用。
自此，黃曉軍開啟了人體內抑制細胞排異功能的機制，並逐漸形成了中國原創的“單倍體相合造血幹細胞移植”技術體系。
2000年，黃曉軍的第一例“不去T細胞單倍型造血幹細胞移植”病人，奇跡般地活了下來，康復出院。
黃曉軍很是欣喜，同時又很是謹慎，小心翼翼。“這就有希望了。接著我們做了第二例，也是復發的患者。”這一年，黃曉軍完成了5例單倍型移植。
“完成第一例、第二例，並不代表你就成功了，因為一個好的臨床方案需要持續穩定的效果。所以，我們的故事才剛剛開始。”黃曉軍說。
2004年，當成功案例數達到100例時，黃曉軍在一個小型內部會議上通報了他的成果。
但黃曉軍的資料，並沒有如預料中那般得到同行的認同。他們在私下說：“你還真相信黃大夫那個結果嗎？我們都做了這麼多，怎麼就不行呢？”
受到質疑和挑戰的黃曉軍當時覺得自己很“冤”，但後來他慢慢體會到：“科學講究重複性，創新必然經歷非議。新的東西本來就不完善，越多的質疑和挑戰，越能幫助你儘快成長。”
事實和資料能夠說明一切。黃曉軍團隊的成功案例數，隨著時間持續上升。
2007年，黃曉軍正式向北大醫院報告：造血幹細胞移植供者來源難題已經破解，北大人民醫院血液病研究所建立“HLA不合造血幹細胞移植技術體系”，從配型、抗排斥、抗感染、復發等諸多環節有效解決了難題。
從2009年開始，黃曉軍應美國MD安德森癌症中心邀請去作報告。在當時，MD安德森癌症中心是全球最大的幹細胞移植中心，這裡聚集著眾多該領域的世界知名專家。
這裡專家對黃曉軍的態度是：既有懷疑，但又覺好奇，想聽聽。他們私下的評論是：“中國人的結果你也信？”甚至一次會議上，一位美國專家“引經據典”表達他對結果的不信任，“恨不得就直接說你的東西作假”。
儘管英語不算“特別好”，黃曉軍卻並不畏懼。他認為，這就是中國人發出聲音的機會！除了爭取“說”的機會，他還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堅持”。他堅信自己的方案可行，並不斷地完善它。
“其實，最早研究這一方案時，國際上已經放棄，團隊裡也開始有人退出。他們說‘我們現在做了這麼多，可是老外都不做了，我們是不是要放棄呀？’我說你這是機會主義者、投降主義者！必須要有堅定的意志，要相信紅旗一直能扛下去，怎麼能自毀長城呢？不要以為外國人都是對的、都是好的，他們一定有弱點，只是沒有給你發現。”黃曉軍從來不相信“國外的月亮比中國更圓”。
■為世界貢獻“中國方案”
執著追求讓他們的方案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承認。如今，這種“人人有供體”的單倍體移植技術已經成熟，其術後成功率達到70%，與全相合骨髓移植成功率相當，而英美等國同類移植技術的成功率僅為40%。截至2015年底，通過該方案治癒的中國白血病患者已超過5000人。
目前，該方案在法國、義大利、以色列、日本、韓國等國作為臨床常規應用，覆蓋全球50%以上的同類移植。2016年，該方案被世界骨髓移植協會正式命名為白血病治療的“北京方案”，並推薦作為全球缺乏全相合供體的移植可靠方案。該方案還被寫入國際骨髓移植權威教材，並被美國、英國等國骨髓移植協會相關指南引用。
“日本有20%的白血病患者找不到全相合的供體，採用‘中國方案’治療後，愈後效果良好。”世界細胞治療組織副主席下阪皓洋接受採訪時說，中國在白血病治療上的原創方案對世界影響深遠。歐洲血液學會前主席費比接受採訪時表示，“中國方案”為白血病骨髓移植技術制定了新的標準，全球數千萬白血病患者都因此受益，“目前，歐洲、美國的患者採用中國治療方案的比例大幅度上升。”
採訪結束時，黃曉軍指著電腦裡還未完成的電子郵件說，美國細胞治療和基因治療學會邀請他今年5月份去作年會報告，對方提出把他的《單倍體造血幹細胞移植來自中國的展望》演講題目改成《單倍體造血幹細胞移植的展望》。因為該組委會經過認真討論，認為他的這個報告不僅僅是來自中國的，更應該是世界的，理由是他的科研成果已經解決了困擾世界白血病骨髓移植有史以來的難題。而邀請他這位“跨界”科學家參加，在該學術年會史上還是頭一次。
“我現在最大的困惑是人才培養。”黃曉軍坦承，中國每年發生白血病的患者有20多萬人，需要骨髓移植治療的至少有8萬人，可現在全國一年只能做2600例半相合骨髓移植，其中北大人民醫院就占了800人。“原因一是國內還沒有重視，另一方面是人才匱乏。”黃曉軍說，他的單倍體骨髓移植方案早在幾年前就被世界骨髓最高學術機構向世界推廣，多個國家早已採用，但在國內卻沒有引起重視。直到這兩年，這一技術還是國內一些同行從國外引進來的。“他們不信中國人能弄出來，我們很多人缺乏自信。”此外，培養一個骨髓移植的醫生至少需要10年，現在很多年輕人一聽到10年就打“退堂鼓”，覺得還不如幹點別的來錢快。說到底，還是因為不少人缺乏一種家國情懷，而社會也缺乏一種崇尚科學的氛圍。
黃曉軍說，科學家需要一種心系國家的情懷、甘於寂寞的精神，否則科學界本身就會出現浮躁之風，“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我們的很多科技發展與第二大經濟體還不匹配。科學發展才可能讓國家強盛，而科技發展需要很多人才，但更需要一個崇尚科學的社會氛圍。”
誰是黃曉軍？
轉向中華傳統文化，期待從中“求解”。“西方文化比較直接，不好的東西就要去掉。而東方文化則更加辯證和具有柔韌性。”黃曉軍認為，正如T細胞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因此不必完全扼殺它。他說，我國有一個成語叫“先抑後揚”，如果前期把T細胞的功能先抑制下去，等到後期再把它發揮出來，這樣前期它既不會抵抗宿主，後期又能發揮抗感染作用。
自此，黃曉軍開啟了人體內抑制細胞排異功能的機制，並逐漸形成了中國原創的“單倍體相合造血幹細胞移植”技術體系。
2000年，黃曉軍的第一例“不去T細胞單倍型造血幹細胞移植”病人，奇跡般地活了下來，康復出院。
黃曉軍很是欣喜，同時又很是謹慎，小心翼翼。“這就有希望了。接著我們做了第二例，也是復發的患者。”這一年，黃曉軍完成了5例單倍型移植。
“完成第一例、第二例，並不代表你就成功了，因為一個好的臨床方案需要持續穩定的效果。所以，我們的故事才剛剛開始。”黃曉軍說。
2004年，當成功案例數達到100例時，黃曉軍在一個小型內部會議上通報了他的成果。
但黃曉軍的資料，並沒有如預料中那般得到同行的認同。他們在私下說：“你還真相信黃大夫那個結果嗎？我們都做了這麼多，怎麼就不行呢？”
受到質疑和挑戰的黃曉軍當時覺得自己很“冤”，但後來他慢慢體會到：“科學講究重複性，創新必然經歷非議。新的東西本來就不完善，越多的質疑和挑戰，越能幫助你儘快成長。”
事實和資料能夠說明一切。黃曉軍團隊的成功案例數，隨著時間持續上升。
2007年，黃曉軍正式向北大醫院報告：造血幹細胞移植供者來源難題已經破解，北大人民醫院血液病研究所建立“HLA不合造血幹細胞移植技術體系”，從配型、抗排斥、抗感染、復發等諸多環節有效解決了難題。
從2009年開始，黃曉軍應美國MD安德森癌症中心邀請去作報告。在當時，MD安德森癌症中心是全球最大的幹細胞移植中心，這裡聚集著眾多該領域的世界知名專家。
這裡專家對黃曉軍的態度是：既有懷疑，但又覺好奇，想聽聽。他們私下的評論是：“中國人的結果你也信？”甚至一次會議上，一位美國專家“引經據典”表達他對結果的不信任，“恨不得就直接說你的東西作假”。
儘管英語不算“特別好”，黃曉軍卻並不畏懼。他認為，這就是中國人發出聲音的機會！除了爭取“說”的機會，他還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堅持”。他堅信自己的方案可行，並不斷地完善它。
“其實，最早研究這一方案時，國際上已經放棄，團隊裡也開始有人退出。他們說‘我們現在做了這麼多，可是老外都不做了，我們是不是要放棄呀？’我說你這是機會主義者、投降主義者！必須要有堅定的意志，要相信紅旗一直能扛下去，怎麼能自毀長城呢？不要以為外國人都是對的、都是好的，他們一定有弱點，只是沒有給你發現。”黃曉軍從來不相信“國外的月亮比中國更圓”。
■為世界貢獻“中國方案”
執著追求讓他們的方案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承認。如今，這種“人人有供體”的單倍體移植技術已經成熟，其術後成功率達到70%，與全相合骨髓移植成功率相當，而英美等國同類移植技術的成功率僅為40%。截至2015年底，通過該方案治癒的中國白血病患者已超過5000人。
目前，該方案在法國、義大利、以色列、日本、韓國等國作為臨床常規應用，覆蓋全球50%以上的同類移植。2016年，該方案被世界骨髓移植協會正式命名為白血病治療的“北京方案”，並推薦作為全球缺乏全相合供體的移植可靠方案。該方案還被寫入國際骨髓移植權威教材，並被美國、英國等國骨髓移植協會相關指南引用。
“日本有20%的白血病患者找不到全相合的供體，採用‘中國方案’治療後，愈後效果良好。”世界細胞治療組織副主席下阪皓洋接受採訪時說，中國在白血病治療上的原創方案對世界影響深遠。歐洲血液學會前主席費比接受採訪時表示，“中國方案”為白血病骨髓移植技術制定了新的標準，全球數千萬白血病患者都因此受益，“目前，歐洲、美國的患者採用中國治療方案的比例大幅度上升。”
採訪結束時，黃曉軍指著電腦裡還未完成的電子郵件說，美國細胞治療和基因治療學會邀請他今年5月份去作年會報告，對方提出把他的《單倍體造血幹細胞移植來自中國的展望》演講題目改成《單倍體造血幹細胞移植的展望》。因為該組委會經過認真討論，認為他的這個報告不僅僅是來自中國的，更應該是世界的，理由是他的科研成果已經解決了困擾世界白血病骨髓移植有史以來的難題。而邀請他這位“跨界”科學家參加，在該學術年會史上還是頭一次。
“我現在最大的困惑是人才培養。”黃曉軍坦承，中國每年發生白血病的患者有20多萬人，需要骨髓移植治療的至少有8萬人，可現在全國一年只能做2600例半相合骨髓移植，其中北大人民醫院就占了800人。“原因一是國內還沒有重視，另一方面是人才匱乏。”黃曉軍說，他的單倍體骨髓移植方案早在幾年前就被世界骨髓最高學術機構向世界推廣，多個國家早已採用，但在國內卻沒有引起重視。直到這兩年，這一技術還是國內一些同行從國外引進來的。“他們不信中國人能弄出來，我們很多人缺乏自信。”此外，培養一個骨髓移植的醫生至少需要10年，現在很多年輕人一聽到10年就打“退堂鼓”，覺得還不如幹點別的來錢快。說到底，還是因為不少人缺乏一種家國情懷，而社會也缺乏一種崇尚科學的氛圍。
黃曉軍說，科學家需要一種心系國家的情懷、甘於寂寞的精神，否則科學界本身就會出現浮躁之風，“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我們的很多科技發展與第二大經濟體還不匹配。科學發展才可能讓國家強盛，而科技發展需要很多人才，但更需要一個崇尚科學的社會氛圍。”
誰是黃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