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年初， 22歲的西樵人康有為， 慕名來到幾經興廢的西樵山白雲洞三湖書院， 在石窟、瀑布與泉水之間潛心修學。 山清水秀的西樵山是一個修行的好地方， 但對康有為來說遠不止此， 他在這兒遇到一個人， 改變了他未來的人生， 也改變了近代中國進程。
那一年， 從京城翰林院來的編修張鼎華到西樵山遊覽， 遇到了康有為。 但兩人第一次見面就吵了一架， 不歡而散。 而發， 卻也無意中揭示了西樵理學名山的地位。
當時， 著名理學家湛若水的學生。
康有為從小得到家中長輩的悉心指導， 5歲能背誦唐詩數百首，
19歲時， 康有為第一次參加鄉試， 沒有中舉， 轉而拜入朱次琦門下。 這位老師強調， 應摒棄理學、經學、心學的門戶之見， 都是孔子之學， 都要學。 於是， 從19歲到21歲， 從經史子集到掌故詞章， 康有為博覽群書。
讀了那麼多書後， 康有為覺得， 韓愈所謂的“道術”是很淺薄的， 而宋明清的文章大家也是“空疏無有”。 他開始懷疑， 終日埋首故紙堆中的求學之法並不適合自己。 突然有一天， 康有為決定， “絕學捐書， 閉戶謝友朋， 靜坐養心”。 這一段經歷被他記錄在《我史》中：“光緒五年己卯，
到西樵山不久， 就發生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 康有為遇到了知己張鼎華。 如果說朱次琦讓康有為知道了作為聖人大道的途徑， 那麼從張鼎華這裡， 康有為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17歲時， 康有為第一次讀到徐繼佘的《瀛寰志略》就頗受觸動， 從22歲開始， 他就不再以考據學和八股文為重， 而以“經營天下為志”， 讀的書也變成了《經世文編》《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等。 在香港， 康有為又看到了“西人治國有法度”， 從此開始吸收西學。
1888年， 30歲的康有為第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 借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
任建敏說：“康有為的思想， 融合了理學、經學、公羊學、佛家、道家、西學等各種內容， 這在他的文章中也十分明顯。 ”比如， 康有為30歲時的代表作《康子內外篇》中， 就有多篇是從理學出發的論述， 比如《性學》， 是就理學中的“理有陰陽”之義， 來討論世界宗教。
1895年， 清廷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康有為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書反對， 史稱“公車上書”；1898年6月11日， 維新變法開始， 歷時103天失敗， 史稱“百日維新”。 這一年， 康有為40歲， 張鼎華已去世十數年。
“這是時代賦予康有為的契機， 他比同時代的人走得更遠， 他也有局限性，
康有為、陳啟沅、詹天佑……中國從這裡走向近代
任建敏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 程朱理學講“格物”， 想研究萬事萬物的“理”， 就得一樣一樣去“格”。 到了明代， 人們覺得， 物都是外物， 如果自己的心不通還是沒用， 所以要發展一套“反求諸心”的學問。 既然萬事萬物都有“理”， 那只要把內心的“理”弄清楚， 天下的道理自然就都通了。 這就是陸王心學和程朱理學最重要的區別：“理”在心內還是心外。
任建敏說：“嶺南理學的祖師爺陳白沙是湛若水的老師，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問， 不是說這個學問出問題了， 而是每個時代有自己的問題。 ”任建敏說， 理學發展到清代， 太講究倫理道德， 但世界那麼大， 尤其在廣東， 澳門已經被葡萄牙佔領了， 和英國的通商也越來越多， 我們遇到了很多理學無法解決的困境。
怎麼辦？一部分人認為宋明理學不夠用， 要往更早的學問裡去找方法， 於是出現了考據學（經學）；而另一些人認為， 傳統已經不夠用了，要放眼看世界，比如林則徐、魏源、康有為。並非巧合，持這一觀點的多是廣東人，因為他們更早地接觸西方。
任建敏認為，西樵山的理學精神有三個特點：
一是敢為天下先。無論在明代還是清末，他們的學說都不是當時官方認定的主流學問——湛若水不是，康有為也不是，但他們都敢於去做，並以此為起點去傳播弘揚。
二是相容並包。在西樵山白雲洞，儒道佛並存，理學的傳入並不是要把之前的學問都消滅，而是相互往來，共同發展。
三是家國情懷。明代的這些學者雲集西樵，並不是為了著書立說、揚名立萬，而是希望把學問推廣到更多普通人，教導鄉民尊禮守法；而到了康有為時代，他們更希望救國圖強。
晚清，西樵山及其周邊地區出現了一批“敢為天下先”的人物，除了維新變法領袖康有為，還有一代武術宗師黃飛鴻、中國近代第一家機器繅絲廠創辦者陳啟沅、“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出洋考察五大臣之一的戴鴻慈……
2011年，中山大學嶺南文化研究院與南海區政府合作，原址重建三湖書院，並每週一次舉辦傳統文化與地方文化講座，邀請來親自全國的名師講席。除了面向遊客，還與當地中小學合作，讓孩子們在求學的初級階段就能受到優秀傳統文化的薰陶。
“西樵者，非天下之西樵，天下後世之西樵也。”說這話的明代學者方豪大概沒想到，這句話就像一則預言，在500年前，居然預示了以康有為集大成的西樵山成就。
責編：黃易清
傳統已經不夠用了，要放眼看世界，比如林則徐、魏源、康有為。並非巧合，持這一觀點的多是廣東人，因為他們更早地接觸西方。任建敏認為，西樵山的理學精神有三個特點：
一是敢為天下先。無論在明代還是清末，他們的學說都不是當時官方認定的主流學問——湛若水不是，康有為也不是，但他們都敢於去做，並以此為起點去傳播弘揚。
二是相容並包。在西樵山白雲洞，儒道佛並存，理學的傳入並不是要把之前的學問都消滅，而是相互往來，共同發展。
三是家國情懷。明代的這些學者雲集西樵，並不是為了著書立說、揚名立萬，而是希望把學問推廣到更多普通人，教導鄉民尊禮守法；而到了康有為時代，他們更希望救國圖強。
晚清，西樵山及其周邊地區出現了一批“敢為天下先”的人物，除了維新變法領袖康有為，還有一代武術宗師黃飛鴻、中國近代第一家機器繅絲廠創辦者陳啟沅、“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出洋考察五大臣之一的戴鴻慈……
2011年，中山大學嶺南文化研究院與南海區政府合作，原址重建三湖書院，並每週一次舉辦傳統文化與地方文化講座，邀請來親自全國的名師講席。除了面向遊客，還與當地中小學合作，讓孩子們在求學的初級階段就能受到優秀傳統文化的薰陶。
“西樵者，非天下之西樵，天下後世之西樵也。”說這話的明代學者方豪大概沒想到，這句話就像一則預言，在500年前，居然預示了以康有為集大成的西樵山成就。
責編：黃易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