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出自劉芳撰寫的惠普環境管理報告。 她是惠普中國區可持續發展經理， 她的擔心是有依據的。 按照目前的能源消耗增長速度， 到2050年， 人類需要2.3個地球才能滿足全球人口的需求， 而屆時世界人口將達到94億。
在人口爆炸、資源緊缺的情況下， 公司怎麼可持續發展？
惠普創始人大衛·帕卡德（David Packard）在60年前給出了答案：“推動社會進步的責任不能只由少數人承擔， 這是每個人都應當分擔的責任。 ”劉芳深以為然。
作為一家老牌IT企業， 技術成為惠普推動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經分析發現，
兩者相加比重超過95%。 不解決這兩個領域的生態問題， 不能談可持續發展。
為地球減負的供應鏈惠普的供應鏈網路由數百家供應商以及數以萬計的非生產供應商組成。 為了提升供應鏈的環境績效， 並保證標準的統一性， 供應商需要與惠普簽署社會和環境保護責任（SER）的協定， 內容包括環境管理、礦物採購、勞動管理、產品及材料合規等等。
SER並不是一紙保證書， 它將供應商置於定期監測和評估中， 當惠普向供應商提供新業務和續約業務時， 會參考他們的SER績效。
希捷科技是為惠普提供資料存儲服務的一級供應商， 獲得惠普頒發的“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獎”， 其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工廠每年共節能123萬千瓦時。 據統計， 中國和東南亞地區200多個惠普供應商自2010年起， 共節省5.76億千瓦時電力、二氧化碳減排量累計94萬噸。 節能減排帶來的經濟資料也是可觀的， 惠普估算供應商通過參加能效計畫共節省約7300萬美金。
惠普可持續的供應鏈
在CDP（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二氧化碳披露計畫的《2016年全球供應鏈報告》中， 惠普憑藉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和策略， 連續三年被評為全球領先公司， 並列入CDP《2016年全球氣候變化報告》中的“氣候指數A級榜單”。 在二氧化碳披露計畫的數千家公司中， 只有9％被列入氣候指數A級榜單， 惠普是其中之一， 這意味著惠普在上一個報告年度內採取了有效的措施來減少排放和緩解氣候變化。
資料顯示， 2016年惠普的碳足跡比2015年減少1%；水足跡減少12%。
當劉芳在工信部資源綜合利用處分享上述資料時，
“因為這個承諾和目標， 惠普需要追蹤供應鏈， 至少是一級供應鏈， 並計算它的碳足跡和水足跡。 ”劉芳相信惠普既然敢於承諾， 也必定能夠達成。 這是理性思維者的默契。
理性主義者的魅力劉芳本科讀的是物理專業， 碩士時研究管理科學與工程。 在可持續發展或企業社會責任領域裡， 文科背景的同行更多一些。 當她2012年剛進入惠普時，
同事解釋道：“理科人的邏輯性比較強。 ”劉芳笑了。
她有近10年的國際知名企業的QEHS（環境/環境/職業健康/安全）管理經驗和近10年的審核員經歷， 擁有ISO9001國際品質管制體系、ISO14001國際環境管理體系、OHSAS18001國際職業健康管理體系的高級審核員資格證書。 區別于同司其他審核員， 劉芳為企業做審核時， 她的重點是企業實際操作的績效和為企業帶來的價值， 對於書面檔是否寫得天花亂墜、提供的記錄是否如程式檔一樣按部就班， 並不是她審核的重點， 因此在與德國審核員共同審核時給對方留下了深刻印象。 事後， 德國審核員向所在的審核機構提出：希望以後來中國審核時都能與劉芳搭檔共同審核。
她的世界裡有個理性與秩序的理想國。每次為企業做培訓時，她都會在最後提綱挈領地回顧一遍，這一習慣讓前領導念念不忘，評價她“善於抓住重點”。
審核員時期的劉芳在工作現場
在惠普工作期間，有一次劉芳代表企業與政府部門溝通某項行業的國家標準，她把材料研究得很細：“14種產品裡面，其中13種產品都沒有用這樣的文字來表述，包括什麼、含有什麼、必須是什麼成分，為什麼單單對印表機有這個表述呢？”
對方說“是嗎？”後來一看，果真如她所言，最終接受了建議，將印表機的定義重新調整。
保證惠普的產品滿足中國環境要求是劉芳的基本職責，這關乎惠普產品能否進入中國銷售。國家推出行業技術標準、管理辦法前，會廣泛收集信息，聽取企業的意見。
“雖然出發點差不多，但大部分時候，企業之間會有不同意見。我們這些企業代表會先進行內部溝通。”劉芳在這種同行溝通中，逐漸成為組織者的角色。剛開始這個過程並不容易，“畢竟每個企業的出發點不同，也有不同的企業文化，每個企業的參與者都代表了一個公司，因此我會組織提前溝通，一方面會更全面瞭解整個行業的想法，同時也利於尋求整個行業的共同聲音。”
2015年，中國能效標識制度實施十周年。為了進一步培育節能綠色消費需求，引導消費節能產品，《能源效率標識管理辦法》隨後開始進行修訂，並於2016年6月1日起施行。辦公設備等產品的能效標識需要符合新的要求。2016年4月辦公行業的企業接到通知：準備兩個月後的6月1日所有相關產品的能效標識要符合新實施的《能源效率標識管理辦法》並徵求企業的建議。這一突然的消息在所有相關企業內部都引起了巨大的波動。於是劉芳聯絡同行業的八家企業進行電話會議、建立微信群、組織各企業把建議和想法寫出來，匯總整理後，九家企業都蓋了章，最後呈給政府。“我們提了很多日常操作中的實際困難和建議。”劉芳回憶道。最終，國家發改委等主管部門接受了企業的建議，根據修訂後的《管理辦法》，將計算器顯示器、影印機、投影儀等33類產品《能源效率標識實施規則》推遲到2016年10月1日起實施。
提升能效標準
“我覺得一個公司的聲音是很弱的，同行很重要，如果整個行業都有類似的顧慮，中國現在和政府和政策制定部門是會充分考慮行業的建議，會開放地去瞭解來自行業的聲音。”參與中國環境現行和即將實施的法規制定和意見提供是劉芳目前最主要的職責之一。
慢慢地，劉芳在這個圈子裡收穫了自己的聲望，大家遇事習慣於先詢問她的意見。她在自己拓展的關係網中，也建立起更緊密的行業關係。她也不否認組織者在付出更多辛勞後，會收穫一些額外便利：“至少你可以把想說的話說出來，惠普的聲音會被聽到。”
很多時候，她可以代表惠普與發改委、財政部、環保部、工信部等政府部門直接溝通；有時，企業會把訴求和建議遞給相關協會，通過協會向政府回饋意見。
“在這種情況下，就體現出劉芳的性格魅力了。”冷欣新說。她是中國文化辦公設備製造行業協會的副秘書長，對劉芳印象深刻。“她是積極分子，開朗活躍、有組織能力，勇於和善於表達自己的意見，親和力很強。”冷欣新認為“親和力”在處理擁有共同利益和競爭關係的企業問題上佔據很大優勢。
“人好、能力強是一方面，她所在的公司有影響力是另一方面。”冷欣新不諱言惠普為其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平臺。然而，劉芳亦未讓人失望，她把握住了機會，既為公司贏得榮譽，也為個人在行業中爭得一席之地。
廢而不棄的全迴圈邏輯劉芳剛進入惠普的時候，悶頭做事，不知道旁邊工位坐的是誰，同事也不知她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後來，她逐漸意識到可持續發展團隊在惠普的影響力非常有限，於是主動跟老闆Kok Wah談：“我想讓整個公司都知道：在環境方面有問題的時候、當客戶對可持續發展感興趣的時候，或者其他同事需要支援、在這方面有想法的時候，都可以找到我們。”
Kok Wah同意，讓她放手幹。
2016年，劉芳在惠普內部發起“回收日”，呼籲同事把家中和公司裡廢棄的電子產品帶來。她當時樂觀估計最多有200人參加，最後竟來了400余人，連一些平日不坐班的同事也來了。有員工帶來了20餘個空墨水匣——他知道隨意處置廢棄墨水匣或硒鼓會對身體健康和環境帶來消極影響。
這一天裡，很多惠普的同事都知道了劉芳和她的可持續發展部門。
惠普回收日現場
收集上來的廢棄耗材最後被劉芳送到具有國家資質認可的回收企業，進行無害化處理。此後，她在惠普每個列印間放置一個專收廢棄電子產品的回收箱，便於同事處理廢棄電子產品，“確保不會被隨意拆解而對環境造成影響。”劉芳說。她在新加坡看到1萬部手機能回收上來1公斤萬足金，迴圈經濟的潛在價值和前景讓人心生敬畏。
自1987年起，惠普就在全球73個國家設立“地球夥伴計畫”（簡稱PPP專案）。在中國，中國企業和公共客戶可以通過PPP專案預約上門回收其用完的惠普硬體產品和耗材產品。由於有些產品含有大量個人資訊，回收處理商需要首先按照惠普的嚴格要求進行物理消磁或化學消磁，確保產品原有資訊被徹底刪除。
該計畫開展30年來，惠普已回收超過168萬噸產品，相當於8000頭藍鯨的重量。僅在2015年，惠普就回收了15萬餘噸各品牌硬體產品和耗材產品，相當於347架波音747飛機的重量。
惠普通過這個網站統一回收硬體和耗材產品
有使用者把參與惠普硒鼓回收的感受形容為“就像是在虔誠地完成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這的確非常重要，但還不夠。
為了實現更多種類廢棄物的可再生和利用，惠普又開展“閉環回收計畫”，使材料進入新產品。惠普利用近9萬噸再生塑膠生產了340多萬個墨水匣及粉盒，此舉避免了7.35億個墨水匣、7000萬個衣架和38億個塑膠瓶進入垃圾填埋場——惠普平均每天從垃圾填埋場回收100萬個塑膠水瓶。
與原生塑膠相比，在生產品質不變的前提下，再生塑膠的碳足跡最高減少33%，耗水量最高減少75%。2018年，惠普會在中國的再製造領域投入更多關注。
在美國，惠普還推出了Instant Ink 網上墨水訂購服務。印表機檢測到墨水即將用盡時會自動訂購新墨水匣，預付郵資的信封可以讓客戶更方便地退回舊墨水匣用於再生。惠普在改善資源利用的同時，加速向迴圈經濟過渡。
“惠普在亞太有個迴圈圈，從原料的生產，部件的生產，到最終產品結束使用壽命而被回收，以及產品的維修，再利用和再製造都遵循了最大限度延長產品使用壽命的流程。”劉芳強調，惠普70%用於維修的零配件是再製造產品。
惠普產品的維修流程
惠普的迴圈經濟概念
劉芳透露，近期又有一家知名企業與惠普簽訂了回收協定，“他用我們的耗材、印表機，用完後我們收回來，交給我們指定的處理商。一方面延長了產品本身的使用壽命，另一方面由於我們提供耗材，所以耗材的包裝也會被妥善回收，減少了對環境的不利影響。”對於客戶企業而言，辦公設備能源消耗上的很大一部分環保責任被惠普接了過去。
“我覺得這是一件善事”2017年，惠普獲得南方週末頒發的“世界500強年度最佳責任企業”獎項，在企業社會責任榜單上，惠普是IT企業的第一名。這條獲獎資訊很快被惠普發到了Twitter上。
劉芳手上是南方週末“年度最佳責任企業”的獎盃
劉芳發自內心地認為自己在做一件很好的事。“通過你的活動、你的影響、你做的事，你真的推動了環保向前走，提高了大家的環保意識——哪些東西不能亂丟、哪些事不能做……我覺得這是一件善事。”劉芳略激動的情緒突然低落下來，“因為霧霾實在太讓人困擾了，我的孩子在這裡成長，我真的希望他將來能看到更多藍天。”
劉芳有兩個孩子，8歲的女兒和5歲半的兒子。
她會教導他們一些新鮮的環保知識，譬如紐扣電池一定不能亂丟，它對環境的影響遠超一顆五號電池；越便宜的電池對環境越危險，“我只要看見就全收著，不讓孩子亂丟。”
社區的其他孩子也是受益者，因為劉芳會受家長邀請為他們分享安全和環保話題，她用孩子的眼光去看環保這件事，為他們製作環保課件。她總說一個人可以影響七個人，然後建議他們再去影響身邊的七個人，受益人數會呈現幾何倍數的增長。
“我很願意去分享環保、可持續的想法，這變成了日常的一件事。看到人家不系安全帶，我就受不了，無論是否認識我都會開口相勸。”劉芳自嘲，“就像強迫症一樣。”
這種善良的心態和自覺的公德心，孩子們耳濡目染。女兒的班級在公車站等車時，她是主動扶起所有倒地單車的那個孩子，卻又沒當回事。如果不是老師提起，劉芳並不會知曉這件事。
可持續發展不是唯能耗論，環保未必代表省錢。在惠普內部，企業社會責任只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其中一個部分。劉芳沒想過以後會怎樣，但“相比現在，我認為可以做得再好一些。”
在一次採訪最後，記者喝完杯中最後一口咖啡，準備離開。劉芳很自然地把兩袋未開封的砂糖收好，關燈走出惠普會議室。
她的世界裡有個理性與秩序的理想國。每次為企業做培訓時，她都會在最後提綱挈領地回顧一遍，這一習慣讓前領導念念不忘，評價她“善於抓住重點”。
審核員時期的劉芳在工作現場
在惠普工作期間，有一次劉芳代表企業與政府部門溝通某項行業的國家標準，她把材料研究得很細：“14種產品裡面，其中13種產品都沒有用這樣的文字來表述，包括什麼、含有什麼、必須是什麼成分，為什麼單單對印表機有這個表述呢？”
對方說“是嗎？”後來一看，果真如她所言，最終接受了建議，將印表機的定義重新調整。
保證惠普的產品滿足中國環境要求是劉芳的基本職責，這關乎惠普產品能否進入中國銷售。國家推出行業技術標準、管理辦法前，會廣泛收集信息，聽取企業的意見。
“雖然出發點差不多，但大部分時候，企業之間會有不同意見。我們這些企業代表會先進行內部溝通。”劉芳在這種同行溝通中，逐漸成為組織者的角色。剛開始這個過程並不容易，“畢竟每個企業的出發點不同，也有不同的企業文化，每個企業的參與者都代表了一個公司，因此我會組織提前溝通，一方面會更全面瞭解整個行業的想法，同時也利於尋求整個行業的共同聲音。”
2015年，中國能效標識制度實施十周年。為了進一步培育節能綠色消費需求，引導消費節能產品，《能源效率標識管理辦法》隨後開始進行修訂，並於2016年6月1日起施行。辦公設備等產品的能效標識需要符合新的要求。2016年4月辦公行業的企業接到通知：準備兩個月後的6月1日所有相關產品的能效標識要符合新實施的《能源效率標識管理辦法》並徵求企業的建議。這一突然的消息在所有相關企業內部都引起了巨大的波動。於是劉芳聯絡同行業的八家企業進行電話會議、建立微信群、組織各企業把建議和想法寫出來，匯總整理後，九家企業都蓋了章，最後呈給政府。“我們提了很多日常操作中的實際困難和建議。”劉芳回憶道。最終，國家發改委等主管部門接受了企業的建議，根據修訂後的《管理辦法》，將計算器顯示器、影印機、投影儀等33類產品《能源效率標識實施規則》推遲到2016年10月1日起實施。
提升能效標準
“我覺得一個公司的聲音是很弱的，同行很重要，如果整個行業都有類似的顧慮，中國現在和政府和政策制定部門是會充分考慮行業的建議，會開放地去瞭解來自行業的聲音。”參與中國環境現行和即將實施的法規制定和意見提供是劉芳目前最主要的職責之一。
慢慢地，劉芳在這個圈子裡收穫了自己的聲望，大家遇事習慣於先詢問她的意見。她在自己拓展的關係網中，也建立起更緊密的行業關係。她也不否認組織者在付出更多辛勞後，會收穫一些額外便利：“至少你可以把想說的話說出來，惠普的聲音會被聽到。”
很多時候，她可以代表惠普與發改委、財政部、環保部、工信部等政府部門直接溝通；有時，企業會把訴求和建議遞給相關協會，通過協會向政府回饋意見。
“在這種情況下，就體現出劉芳的性格魅力了。”冷欣新說。她是中國文化辦公設備製造行業協會的副秘書長，對劉芳印象深刻。“她是積極分子，開朗活躍、有組織能力，勇於和善於表達自己的意見，親和力很強。”冷欣新認為“親和力”在處理擁有共同利益和競爭關係的企業問題上佔據很大優勢。
“人好、能力強是一方面，她所在的公司有影響力是另一方面。”冷欣新不諱言惠普為其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平臺。然而，劉芳亦未讓人失望，她把握住了機會，既為公司贏得榮譽，也為個人在行業中爭得一席之地。
廢而不棄的全迴圈邏輯劉芳剛進入惠普的時候，悶頭做事，不知道旁邊工位坐的是誰，同事也不知她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後來，她逐漸意識到可持續發展團隊在惠普的影響力非常有限，於是主動跟老闆Kok Wah談：“我想讓整個公司都知道：在環境方面有問題的時候、當客戶對可持續發展感興趣的時候，或者其他同事需要支援、在這方面有想法的時候，都可以找到我們。”
Kok Wah同意，讓她放手幹。
2016年，劉芳在惠普內部發起“回收日”，呼籲同事把家中和公司裡廢棄的電子產品帶來。她當時樂觀估計最多有200人參加，最後竟來了400余人，連一些平日不坐班的同事也來了。有員工帶來了20餘個空墨水匣——他知道隨意處置廢棄墨水匣或硒鼓會對身體健康和環境帶來消極影響。
這一天裡，很多惠普的同事都知道了劉芳和她的可持續發展部門。
惠普回收日現場
收集上來的廢棄耗材最後被劉芳送到具有國家資質認可的回收企業，進行無害化處理。此後，她在惠普每個列印間放置一個專收廢棄電子產品的回收箱，便於同事處理廢棄電子產品，“確保不會被隨意拆解而對環境造成影響。”劉芳說。她在新加坡看到1萬部手機能回收上來1公斤萬足金，迴圈經濟的潛在價值和前景讓人心生敬畏。
自1987年起，惠普就在全球73個國家設立“地球夥伴計畫”（簡稱PPP專案）。在中國，中國企業和公共客戶可以通過PPP專案預約上門回收其用完的惠普硬體產品和耗材產品。由於有些產品含有大量個人資訊，回收處理商需要首先按照惠普的嚴格要求進行物理消磁或化學消磁，確保產品原有資訊被徹底刪除。
該計畫開展30年來，惠普已回收超過168萬噸產品，相當於8000頭藍鯨的重量。僅在2015年，惠普就回收了15萬餘噸各品牌硬體產品和耗材產品，相當於347架波音747飛機的重量。
惠普通過這個網站統一回收硬體和耗材產品
有使用者把參與惠普硒鼓回收的感受形容為“就像是在虔誠地完成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這的確非常重要，但還不夠。
為了實現更多種類廢棄物的可再生和利用，惠普又開展“閉環回收計畫”，使材料進入新產品。惠普利用近9萬噸再生塑膠生產了340多萬個墨水匣及粉盒，此舉避免了7.35億個墨水匣、7000萬個衣架和38億個塑膠瓶進入垃圾填埋場——惠普平均每天從垃圾填埋場回收100萬個塑膠水瓶。
與原生塑膠相比，在生產品質不變的前提下，再生塑膠的碳足跡最高減少33%，耗水量最高減少75%。2018年，惠普會在中國的再製造領域投入更多關注。
在美國，惠普還推出了Instant Ink 網上墨水訂購服務。印表機檢測到墨水即將用盡時會自動訂購新墨水匣，預付郵資的信封可以讓客戶更方便地退回舊墨水匣用於再生。惠普在改善資源利用的同時，加速向迴圈經濟過渡。
“惠普在亞太有個迴圈圈，從原料的生產，部件的生產，到最終產品結束使用壽命而被回收，以及產品的維修，再利用和再製造都遵循了最大限度延長產品使用壽命的流程。”劉芳強調，惠普70%用於維修的零配件是再製造產品。
惠普產品的維修流程
惠普的迴圈經濟概念
劉芳透露，近期又有一家知名企業與惠普簽訂了回收協定，“他用我們的耗材、印表機，用完後我們收回來，交給我們指定的處理商。一方面延長了產品本身的使用壽命，另一方面由於我們提供耗材，所以耗材的包裝也會被妥善回收，減少了對環境的不利影響。”對於客戶企業而言，辦公設備能源消耗上的很大一部分環保責任被惠普接了過去。
“我覺得這是一件善事”2017年，惠普獲得南方週末頒發的“世界500強年度最佳責任企業”獎項，在企業社會責任榜單上，惠普是IT企業的第一名。這條獲獎資訊很快被惠普發到了Twitter上。
劉芳手上是南方週末“年度最佳責任企業”的獎盃
劉芳發自內心地認為自己在做一件很好的事。“通過你的活動、你的影響、你做的事，你真的推動了環保向前走，提高了大家的環保意識——哪些東西不能亂丟、哪些事不能做……我覺得這是一件善事。”劉芳略激動的情緒突然低落下來，“因為霧霾實在太讓人困擾了，我的孩子在這裡成長，我真的希望他將來能看到更多藍天。”
劉芳有兩個孩子，8歲的女兒和5歲半的兒子。
她會教導他們一些新鮮的環保知識，譬如紐扣電池一定不能亂丟，它對環境的影響遠超一顆五號電池；越便宜的電池對環境越危險，“我只要看見就全收著，不讓孩子亂丟。”
社區的其他孩子也是受益者，因為劉芳會受家長邀請為他們分享安全和環保話題，她用孩子的眼光去看環保這件事，為他們製作環保課件。她總說一個人可以影響七個人，然後建議他們再去影響身邊的七個人，受益人數會呈現幾何倍數的增長。
“我很願意去分享環保、可持續的想法，這變成了日常的一件事。看到人家不系安全帶，我就受不了，無論是否認識我都會開口相勸。”劉芳自嘲，“就像強迫症一樣。”
這種善良的心態和自覺的公德心，孩子們耳濡目染。女兒的班級在公車站等車時，她是主動扶起所有倒地單車的那個孩子，卻又沒當回事。如果不是老師提起，劉芳並不會知曉這件事。
可持續發展不是唯能耗論，環保未必代表省錢。在惠普內部，企業社會責任只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其中一個部分。劉芳沒想過以後會怎樣，但“相比現在，我認為可以做得再好一些。”
在一次採訪最後，記者喝完杯中最後一口咖啡，準備離開。劉芳很自然地把兩袋未開封的砂糖收好，關燈走出惠普會議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