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陳方正（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及物理系）
知識份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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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死了， 是我們殺死的” [1]， 130年前尼采如是說。
第一個地方不奇怪：美國政壇。 《紐約時報》最近發表評論說， 年輕、高學歷民主黨人競選失利， 是因為他們不講上帝， 和老輩選民缺乏宗教共鳴[2]。 上帝仍然有選票， 這是獨特現象， 因為美國沒有經歷啟蒙運動的徹底洗禮。 大家都知道， 在這個科技最先進發達的超級大國， 上帝其實從來沒有被殺死， 只是有點沒落而已。
第二個地方卻意想不到：浙江烏鎮。 2017年5月， 俊秀英發、不到二十歲的世界冠軍柯潔在舉世矚目的三盤圍棋比賽中， 被穀歌的AlphaGo（又譯阿爾法狗）決定性擊敗， 潸然淚下。 這是個晴天霹靂， 因為一年多前，
舊上帝將死未死， 新上帝將生未生， 這是21世紀的寫照。
赫胥黎的美妙新世界未死將生， 說的是一個過渡時期。 它終將過去， 新世界也即將到來， 那是否就是赫胥黎（A. L. Huxley）的未來世界呢？他在1932年發表《美妙新世界》（The Brave New World）， 將心目中的反烏托邦（Dystopia）設定在六百年之後的西元2540年。 但他的想像力不怎麼豐富， 不要說互聯網和智慧型電話， 就連電視、電腦、人造衛星等在他的新世界都還沒有蹤影。 小說中所描繪的那些社會現象和控制手段卻早在1960年代就出現了， 如今已經成為社會普遍現象。 例如性愛和婚姻、家庭脫鉤；婚姻、家庭也和生兒育女脫鉤……又如，
與小說所想像完全不一樣的， 則是這些現象並不是因為精英階層運用了某些可笑的非常手段， 如管理胚胎發育環境， 對睡夢中的嬰兒灌輸教誨， 或以條件反射方式訓練幼童等， 恰恰相反， 它們是現代社會為追求更大經濟效益不斷提高效率， 從而產生的自然結果。
在小說末了， “世界操控者”木斯塔法·蒙德 （Mustapha Mond）說了一番意味深長、可圈可點的話：“科學發現可能都有顛覆性；有時甚至科學也要被視為潛在敵人……科學是危險的：我們必須小心地將它捆綁和蒙上嘴巴”！[4]為什麼呢？因為科學發現會帶來改變， 改變會威脅社會穩定， 而在他的未來世界中， 穩定的需要壓倒一切。
科技的顛覆性這個反對科學的觀點雖然驚人，
那想法很抽象， 一個近代例子卻可具體地說明科技的顛覆性。 16世紀是日本的“戰國時代”， 群雄並起， 爭奪霸權。 西方的火繩槍恰好在此時傳入， 很快就大行其道。 之後被不斷仿造和改良， 甚至青出於藍， 其精良一度超過西方。 但德川家康建立統一政權之後，槍械的命運卻出現了大逆轉：幕府不但不鼓勵研製火槍，反而統制和減少製造，有意令它失傳。等到19世紀佩里（O. H. Perry）艦長敲開日本大門時，日本人竟然已經不知火槍為何物了！為何幕府會如此倒行逆施？因為對一個統一而封閉的政權而言，先進武器並無需要，它反而是導致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所以深謀遠慮的幕府要將其消滅於無形 [6]。其實，清末那些守舊大臣反對變法，反對所謂“奇技淫巧”的觀念與德川幕府基本沒有區別，唯一的區別在於17世紀的日本還具備閉關鎖國的能力，而19世紀的中國則已喪失了這個能力。
今天重提這些陳年舊賬似乎有點白頭宮女談天寶往事的味道，其實不然。因為從畦圃丈人到德川幕府，到清末反對“用夷變夏”的倭仁大學士，甚至到美國大選中把上帝掛在嘴邊的共和黨人，乃至為復興美國製造業而大聲疾呼的特朗普，是有著一條線索隱約貫穿其間的。那就是，科技進步帶來社會變遷，從而對社會產生衝擊，而社會本能地要抗拒變遷，維持穩定。自古至今，變遷的速度和力量已發生了巨大變化。2000年前，只有思想敏銳的哲學家見微知著，能夠意識到桔槔的深遠意義；到了近代，火槍那樣的利器自然成為政治家關心的大事；而到了電腦大行其道的今天，科技創新則已成為小學生都耳熟能詳的口號了。
為什麼畦圃丈人必然被淘汰，倭仁大學士註定失敗，德川幕府堅持鎖國兩百年之後仍然失敗，美國的“上帝政治”和它的“猴子審判”同樣顯得過時和可笑呢？為什麼千百年來，雖然反對力量此起彼落，科技發展的大趨勢卻仍然浩浩蕩蕩，不可阻擋呢？根本原因非常淺顯，就在於這個世界既是分裂、邦國林立的，又彼此互動。“天下”從來不曾一統，“鎖國”也無法長期實行。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甚至整個文明，都有可能因為思想、宗教、文化、傳統等原因，也就是為了穩定，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忽略、拒絕新科技的發展，但後果必然是被其他地區、國家所超越、壓倒。
歷史的教訓讓全世界明白這個簡單卻又重要的道理，因此不再戀棧穩定，改革、創新、發展也就成為全球共識。由此可見，赫胥黎“科學顛覆社會穩定，所以要視之為敵人”的邏輯其實並不荒唐，只不過它有一個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那就是假定世界已經統一並且有個無上睿智的全球操控者。但即使全球已經融為一體，這樣的論點也是站不住腳的。
智慧時代的來臨在全世界競求創新、科技不斷發展、社會劇烈變動被視為常態的大潮流下，未來世界將走向何方？我們無法遙望三五百年之後，但想像三五十年也許可行。當前最扣人心弦的科技突破，無疑是人工智慧的發展。
20世紀末，《科學美國人》對人工智慧做預測，認為它將在2015年達到模擬人類的初級階段，在2050年前後達到接近甚至超越人類的高級階段 [7]。從2016年AlphaGo橫空出世來看，這個預測驚人的準確，卻還有些保守。AlphaGo的成功並非孤立事件，有比它稍早出現的在2011年智力問答比賽（Jeopardy!）中擊敗人類冠軍的沃森（Watson），以及2017年初擊敗四位頂尖德州撲克職業高手的Libratus。近些年，自動翻譯系統、自動駕駛汽車系統、臉孔識別系統等不斷面世和日漸普及，它們已不再是新聞。我國有一條剛剛出爐但似乎還未受注意的新聞：成都一家科技公司開發的智慧數學AI-Maths系統已經能“閱讀”以自然語言表達的數學考卷，並且在2017年高考模擬測試中取得高分。人工智慧已能和人一樣通過數學高考，那麼它離通過本科畢業考試或研究生入學考試的日子還遠嗎？有什麼能阻止它在二三十年內成長為稱職的助教甚至講師呢？
20年前，超級電腦“深藍”（Deep Blue）根據編碼程式戰勝國際象棋世界冠軍卡斯帕羅夫。AlphaGo則突破了固定程式局限，應用超級電腦和神經網路技術，吸收海量實戰棋局，進行自我博弈練習並深度學習，通過不斷改進思維能力，從而戰勝柯潔。這個衝破固定編碼壁壘進入深度學習海洋的轉變，可視為從計算器到智慧電腦的突破。擁有了吸收海量資料和不斷自動學習的能力，加之摩爾定律至今尚未失效，電腦的計算能力仍在不斷提升，人工智慧的發展潛力是無限的。它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趕上甚至超越大部分人類已不再是夢想或神話。今日大多數人極有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和經歷人工智慧這樣的驚人發展，我們正處在一個不可思議的魔幻時代。
當然，這只是筆者個人的粗略看法，不少學者對此持完全相反觀點。在知名科學家之中，認為人工智慧永遠不可能接近人類的也不乏其人，本文對此不做討論。然而有兩點是那些持否定意見學者所忽略的。首先，學者往往以本身作為衡量人類智力的標準，卻很少考慮到人類智力分佈極廣，可能跨越好幾個數量級，而他們自己處於分佈曲線的高端。其次，專家對本專業出現突破可能性的判斷往往過分保守，這可以歸結為“愛因斯坦情結”。愛因斯坦對量子力學的保守態度，以及盧瑟福堅決認為核能的實際應用絕無可能，就是兩個最著名的例子。對於人工智慧的未來發展，許多專家學者可能也持有過於保守的看法。
人工智慧即使能趕上人類，它也並不等於人類思維的全部：人不僅具有智慧，還有意志、欲望、品味、感情、理想等一系列稟賦和動力。人工智慧與現有各式各樣的機器人結合成智慧型機器人是順理成章且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科研工作。未來還會發展出更複雜的機器人，譬如具有感情和品位的多用途機器人，可照顧兒童、護理老年人、陪伴孤獨者等。那麼會不會出現在科幻小說中那些具有獨立意志、欲望和行動能力，會顛覆人類存在的全能機器人呢？很難想像，在人類主導下，機器人會有意識地朝這個方向發展。當然也不能否認，當智慧型機器人發展到極致，它是否還能完全由人類所控制；品位、感情、欲望、意志又能否截然劃分，這些都是頗難回答的問題。在我們能夠想像的未來，智慧型機器人始終是人類的好夥伴和忠誠僕人。不過，即便如此，它對人類社會的顛覆性仍然會極其巨大，遠超於想像。
過往歷史印證科技顛覆社會為什麼呢？因為人的價值和重要性主要體現在工作，工作彰顯人的價值和尊嚴，也賦予人生存的意義。人維持整個社會的運行，已成為社會不可分割、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而智慧型機器人即使只是取代人類工作的一部分，也必然會破壞原先社會的緊密回饋結構，對社會穩定造成沉重打擊。
其實，反抗科技顛覆社會結構的過程從三百年之前的工業革命就已開始了，例如19世紀英國民間對抗工業革命、搗毀紡織機的盧德（Luddites）運動。之後又陸續產生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福利制度、教育普及，在社會和政治上也發生了一系列有深遠影響的變化，包括資本的大規模輸出和帝國主義崛起。在19、20世紀，西方國家基本上是通過兩種不同方式來解決最原始機器人（即紡織機及其他機器）取代人類勞動力所引發的社會問題。首先，在社會內部普及教育和發展福利制度，即一方面提升民眾智力和改變他們工作的性質，另一方面通過再分配來緩解失業問題和不斷擴大的社會經濟差距。其次，通過向海外攫取殖民地、推行帝國主義、發展跨國公司等方式，將西方經濟體制延伸到海外，從而將社會問題輸出到全世界。
延續了兩百多年後，這兩種方式在20世紀末開始失效，原因有二。第一，社會內部大眾接受高等教育的意願和能力逐漸接近極限，大部分中學和大學被迫不斷降低程度以遷就多數學生，大量社區學院由此應運而生。同時，經濟上的再分配也遭遇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因為它已經從補救措施逐漸轉變為國家基本功能，這與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理念是根本矛盾的。第二，是外部的根本改變。其他國家特別是整個遠東地區在教育、工業、經濟等方面有了迅猛發展，這些非西方國家同樣走上輸出資本的道路。這使得西方世界將科技產生的社會問題轉嫁到海外的策略無法延續。最近一年，西方世界有兩個重大變故發生——英國公投脫歐和特朗普本土主義崛起，它們是轉嫁策略失敗的最佳例證。兩者所反映的都是，在科技改變產業結構和遠東經濟蓬勃發展的雙重衝擊下，那些因受教育不足而大量失業的英美產業工人的極端憤怒。他們不可能像三百年前那樣去搗毀機器，於是就用手中的選票來搗毀原有的政治格局。
未來科技對社會的衝擊從歷史上看，沒有智慧的機器就能產生如此嚴重後果，那麼試問，今後三五十年間，當智慧可媲美甚至超越大部分人類的機器人普遍出現時又將如何？也許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為了經濟效益或舒緩就業問題，智慧型機器人的擴散有限。但可以預見，製造、交通、運輸、高端建造等行業中的“去人化”現象，以及工程、會計、法律、金融、建築設計、醫療，甚至教育等行業中的“人機共存互融”現象，將變得非常普遍；而在護理、餐飲、保安、搬運、普通建造等低端行業，智慧型機器人的擴散則會相對緩慢。總之，智慧型機器人的廣泛應用將無可避免進一步加劇社會的兩極分化，再不可能用過去的方式即提高教育程度或將問題轉嫁海外來緩解，因此必然會導致社會基本結構的改變。
未來，在民眾巨大壓力之下，目前被西方國家奉為圭臬的經濟上自由競爭的基本理念將逐漸被迫放棄，某種全民收入（universal income）制度將被尊奉為人權而普遍建立起來。事實上，北歐國家的福利制度建立已久，而芬蘭已經朝著這方向發展了 [8]。這個制度和現在不斷擴展的所謂“性取向權利”（rights of sexual orientation）一樣，意味著社會倫理觀念發生了根本轉變。因此，自由資本主義行將面臨更多限制，它將緩慢但大幅度變形，甚至不可避免地名存實亡。但這並不代表社會將變得更平等，正相反，一個高度科技化的社會需要更全面、更細密的調控與節制，權力和連帶的經濟利益反而會更為集中和層級化。
然而，經濟並非一切。與全民收入制度同樣重要的問題可能是世界人口的大幅度萎縮。經濟發展導致生育率降低，這是在現代化過程中反復出現、屢見不鮮的現象。對於這種現象最根本的解釋是，現代化使得人類的生存和延續都不再需要以子孫繁衍為保證。就個人而言原因有四：在現代經濟環境中，撫養和教育子女的代價劇增；性欲需要與生育脫鉤；老有所養的需要得到緩解；傳宗接代的傳統觀念和相應的社會壓力消失。從國家或者社會的角度看，人口老化和勞動力不足仍是目前經濟發展的隱患。在智慧型機器人普遍應用之後，這問題將不復存在，人口數量和維持經濟體系運轉之間的關係將會逐步消失。在個人生育意願自然降低，國家社會再沒有必要鼓勵生育或者外來移民的狀況下，人口萎縮勢會成為發達國家的必然趨勢，而類似趨勢也將隨經濟發展出現在落後地區，雖然速率可能不一樣 [9]。
對於已經負荷過重的地球來說，人口劇減自然是好事。但是，智慧型機器人的大量出現會造成另一個更間接、微妙和深遠的後果，姑且稱之為生命動力或者意義的失調。《創世紀》神話說，上帝把人逐出伊甸園之時宣稱，他“必勞苦終身……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歸土”。這種在困厄中勞苦、奮發、努力，然後求得存活與發展的邏輯，刻蝕在人的基因、身體構造和激素分泌模式之中，並滲透了人類的歷史與文化意識。它的失效往往是災難性的。個人不勞而獲或者社會財富過分累積而缺乏建設性出路，對個人、國家，甚至整個文明來說，都意味著頹廢、放縱、萎靡、墮落，乃至滅亡。“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是杜甫對李白的寫照，嘲諷中帶著責備和憐惜，移用於沒落紈絝子弟、荒淫無度的王朝或者臨近末日的帝國，也同樣貼切。在現代，痛飲狂歌空度日的曾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的嬉皮士，在最近二三十年，則轉為大批宅男、宅女或選擇失業、半就業以遊蕩度日的人。他們出身中等家庭，受過良好教育，卻不願意或者不敢邁入社會，寧願終身依賴對其呵護備至的父母、親人。嬉皮士抨擊社會，鄙視紀律、工作、財富，歌頌自由，放縱率性。宅男宅女則是沉默無聲、鮮有溝通的人群，其內心之苦悶、無聊、閉塞、孤寂可想而知。
在智慧型機器人負擔起社會生產大部分功能，全民收入制度滿足人們生活需要之後，可能只剩下少數具有天賦才能和野心的人願意競爭高位和承擔挑戰性工作，社會上大多數人會對生活採取怎樣態度呢？一種可能性是，由努力得到滿足的邏輯破滅，人生態度和工作倫理（work ethic）發生徹底改變，從而將縱情享受音樂、藝術、戲劇、舞蹈、旅遊、珍饈百味視為人生目的。赫胥黎對此表示懷疑，他筆下的世界操控者認為，人必須每天忙碌七小時才能夠真正享受閒暇，過上健康生活，所以有必要把機器停下來，把部分工作留給人做。但這在實際世界可能嗎？因此，不得不認真考慮第二種可能性，即大多數人對生命的意義產生疑問。事實上，宅男宅女的沉默就是對生活的無聲抗議和對生命根本意義的質疑。未來大多數人會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嗎？這個假設令人不寒而慄。
在進一步探討這種可能性之前，先來考慮另一個更迫切的問題：科技對國際政治的影響。
天下惡乎定孟子對“天下惡乎定？”這個問題答以“定於一”。的確，中國封建王朝政治的長期穩定是建立在大一統格局上的。不過很可惜，孟子的美好願望“惟不殺人者能一之” [10]卻完全落空——統一中國的秦國殺人最多。在現代，同樣不斷有人呼籲人類和平與世界大同，從威爾遜（T. W. Wilson）的十四點到聯合國的設立，以至歐盟的出現都是顯例。然而事與願違，努力與結果背道而馳：從兩次世界大戰、冷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的爆發，至今日中東地區遍地烽煙，歐洲恐襲處處，都是最好的例證。智慧型機器人的出現究竟會改變世界動盪的局勢，還是火上澆油，成為更厲害的殺人機器呢？目前無法給出確切答案，但可以肯定，人工智慧與火藥、核能一樣是一柄雙刃劍。如正確應用，它對世界和平，對消弭國際衝突未嘗沒有幫助。
更重要的是，財富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改變。那時，有土斯有財，人多好辦事，富強的基礎是地廣人眾，戰爭的目標就是攻城掠地。今日，財富的高效率生產已經超越地區，分佈在全球以供應鏈和通信網路緊密聯繫起來的無數工廠之中。這種全球化趨勢顯然會隨著人工智慧的發展而繼續加劇，“為利而戰”的風險也將隨之逐漸降低。但人活著不能單靠麵包，而更靠文化，即由言語、傳統、習俗、歷史、宗教信仰、意識形態等構成的認同感（identity）。這種認同感是通過生活、教育，耳濡目染，點點滴滴，長年累月積澱而成的，因此根深蒂固、難以改變。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無數國際衝突、戰爭都與宗教信仰及意識形態密切相關。亨廷頓（S. Huntington）提出文明衝突論，認為未來世界的衝突是西方和伊斯蘭的衝突，其理論獨樹一幟，但範圍過於狹窄。倘若擴大視野，那麼“認同感對抗” （the clash of identities）一詞當可以包羅今日絕大部分的戰爭與武裝衝突。
具有高度智慧的機器人能否協助人類跨越認同感的鴻溝，消融這些對抗呢？這並非不可能。在底層，它能夠輕易運用不同言語溝通；在高層，它可以解釋、比較不同文化與宗教傳統，甚至通過教育和傳媒，將更開闊的文化觀念傳播給不同民族、社群。具有跨文化能力與視野的智慧型機器人在國際政治、商業談判和其他專業事務中，能有效承擔大量實際工作，很可能成為一股跨越文化藩籬、消弭文化衝突的力量。
儘管就目前而言，以上只不過是美好的主觀願望，但無須懷疑，人工智慧的潛力和人一樣幾乎是無限的，其發展方向極其寬廣，可由設計者決定。人工智慧對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會產生何種影響目前尚未可知，但不妨對此抱以樂觀態度。
世界融合的大趨勢過去六百年間，人類活動最明顯、最不可阻擋的趨勢就是不同國家、不同文明的擴張、碰撞與融合。從葡萄牙人的非洲海岸探索開始，繼以西方多個殖民帝國的建立，乃至今日的全球化大浪潮，歷歷可數。它背後的基本動力就是科技的發展與進步。其實，這種擴張、碰撞與融合在古代也屢屢出現，像波斯帝國兩度西征、亞歷山大大帝東征、蒙古帝國橫掃歐亞、伊斯蘭帝國和奧圖曼帝國長期向歐洲擴張等。但是它們成功于一時，卻不能持續。究其原因，是當時的科技發展程度不足以提供跨越廣大地區所需要的組織架構、快速溝通能力和由此產生的凝聚力。直至二戰後，科技發展躍上新臺階，全球化才終於成為廣泛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運動，掀起巨大浪潮，影響全人類。
今日的全球化和歷史上的帝國征伐、擴張有三個根本差別。首先，它波及了全世界，而不僅僅是其中一部分。其次，它以經濟為中心，不再以政治與軍事為主。最後，它不再由單一力量主導，而是多中心的。當然，無可諱言，今日所謂的全球化是從西方世界在二戰後所發展的全球戰略演變而來。它本來具有經濟文化與政治軍事兩個不同向度，最終目標是將西方政治與社會體制，即所謂的自由民主秩序（liberal democratic order）與資本主義擴展到全世界。聯合國、大西洋公約、歐洲聯盟、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貿易組織都是此戰略的一部分，這些國際機構實際上就是西方世界心目中的世界政府雛形。這個戰略最終的發展結果是，經濟文化部分成功，政治軍事部分徹底失敗：前者促進了全球經濟增長，後者帶來了長期衝突、戰爭和災難。因此，全球化的重心和意義很自然地完全傾向前者。此後東亞包括中國的強勁崛起又令經濟全球化發生巨大轉折，徹底改變了西方戰略部署的原意，最終令經濟融合成為真正的全球性運動。
全球經濟與文化相互滲透、共同發展，最終融為整體的趨勢有充分的科技基礎和自然誘因，不會因為局部挫折而逆轉，更不可能被遏止。但全球化的過程也絕非和風細雨，不能忽視反對全球化的各種力量。世紀之交發生的對國際貿易組織的大規模激烈抗議 [11]，2017年7月德國G20會場外發生的大規模反全球化運動，眾多學者對《財富500》跨國巨無霸公司的嚴厲批判 [12]，激烈的綠色和平運動，英美兩國崛起的強烈本土主義等，都充分說明在過去一二十年間，全球化對許多既得利益群體和強國都產生了猛烈衝擊，引起了激烈反應和鬥爭。過往如此，未來也仍將如此。這些激烈反應將對全球化的進程和形態，如跨國大財團的法律地位和監管模式產生持續的深遠影響，並模塑未來世界的結構。然而，無論反應多激烈，都不可能令全球化前進的步伐停下來。因為最有效率的經濟體系必然是全球性的，全球化為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帶來的利益委實太大，絕不是局部反應所能阻擋的。
另一方面，也不容否認，人類已擁有毀滅自己的力量，而國際政治始終掌握在極少數人手裡。所以必須承認，由某個意外事件、某種情緒性反應和各方錯誤判斷所導致的連串不幸巧合是永遠無法排除。換而言之，大國間的災難性戰爭足以摧毀全球化進程。對此，只能祈求人類還有足夠智慧和幸運來避過這可怕的劫難吧。
遙望22世紀21世紀是過渡世紀，那麼下一世紀將是怎樣？赫胥黎在80多年前想見的未來世界與今日相比，大約是正確與錯誤參半。而今科技飛躍發展，世界瞬息萬變的程度比之當日急劇增加，恐怕想像的誤差會更大。令人慶倖，有些發展趨勢已明確顯現，憑藉它們的引導，22世紀或許可初露端倪。
倘若人類足夠幸運，那麼一個高度融合的世界很可能在22世紀上半葉出現。它可能具有以下特徵：首先，人口將大幅度減少，也許回到40億左右。其次，大部分工作轉為由智慧型機器人在少數監管人員控制下承擔，專業人員全面依賴智慧型網路，因此人數同樣大幅度減少；一般民眾則在公共固定收入的保障下過著安穩愉快的生活，大量時間用於休閒、娛樂、旅遊、興趣學習和進修，工作輕鬆愉快，但報酬未必豐厚，因為絕大部分人無法與智慧型機器人的效率和能力競爭。會對這種溫室生活感到厭煩和失落的人，可能會選擇到荒山野嶺、叢林沼澤、偏遠島礁，甚或在大城市中另辟“小小”區，過起原始、自然、自食其力的生活。只要不佔用大量土地或資源，他們完全可以和融合之後的主流世界共存，但肯定會受到控制且不被容許大肆發展，以免影響後者。這與赫胥黎筆下的新世界很相像，它儘管容忍科學家，但不也把他們流放到偏遠海島上嗎？
很難想像赫胥黎心目中的那個睿智的“世界操控者”會在真實世界出現。世界太大，太複雜，在大量資訊可以瞬間傳播的未來，操控者必然是分佈在 全世界，負責政治、經濟、金融、社會、保安、能源、環保等不同職能部門的精英共同體，他們的組織高度階層化，成員從社會整體吸收，然後通過長期教育和在職歷練發展出共同理念。民主選舉會繼續保留，但總統、部長、議員將變為“社會溝通者”，他們的實際權力會被分攤和虛化，因為重要政策越來越取決於冷靜客觀的專業分析和意見，而不再是由沒有足夠資訊、興趣和能力的選民，或必須取悅選民的“社會溝通者”來決定。
其實，這些只不過是當今趨勢的延續而已。在複雜的現代社會中，政府的專業體系與政治家之間的力量對比已經不斷向前者傾斜；更何況，對一個廉潔有效率的政府而言，民眾通過選舉產生的“制衡”也逐漸失去實質意義。日本和法國官僚體系力量之獨立、龐大久已為人熟知，英國更是如此；新加坡政府作為高效率的自我延續政治體系也早已得到公認。美國特朗普則提供了另一種例證，在堅決擁護的大批選民支持下，他誓言改變奧巴馬醫療保險法案，與俄羅斯改善關係，阻止多個伊斯蘭國家公民入境，卻分別遭到不同形式的阻撓，無法暢所欲為。
可以推測，在下一世紀，實際決策權力極可能下移到散佈在各地區的專業行政體系，政治家的功能將蛻變為在不同專業、地區之間協調資源配置，以及向民眾解釋政策。
在萬物之靈與上帝之間未來的世界好像很歡愉、安穩、和平，但它太有秩序、條理和節制，簡直就是一部機器，恐怕不是有野心、夢想和權力欲，喜愛爭辯、衝突、戰鬥、征服的那些生龍活虎的自然人所能夠忍受的。
誠然如此，但那時的夢想家、野心家能怎樣呢？他們絕大多數已經被吸納到精英專業階層中，終身享受較常人遠為優裕的生活，可以充分發揮在科學、工程、經濟、文學、演藝、運動、探險等各方面的才華或者冒險精神，夫複何求。至於那些在經濟上企圖攫取暴利或者在政治上夢想掌握獨裁權力的人，雖然可能一時獲得成功，卻難以長期瞞騙或壓制、宰製全球性的廣大精英聯合體。更何況，在智慧型機器人普遍化以後，物質財富不再匱乏，它的無限累積對人來說已不具有心理吸引力和實用意義。將絕大部分財產捐獻並建立公益基金會的超級富豪如蓋茨（B. Gates）和巴菲特（W. Buffett）顯然已經看到了問題本質。在這樣的背景下，財富尊榮將與政治權力脫鉤，後者的神秘光環會逐漸褪色，再不能吸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換而言之，在世界融合為一個依據理性原則運行的有序整合體後，個人的野心、夢想、理想、才華都再也無從叱吒風雲，而是自然而然且無可抗拒地融於人類整體之中，屆時生命的價值、意義都只能夠求之於人類整體。這個前景似乎很黯淡乏味、可怕，但卻不能否認這是大勢所趨。即使在今日，大部分人的感情、興趣、價值、自豪感不都已無法抗拒地逐漸依託於鋪天蓋地的社交媒體之上了嗎？ 只不過在未來，這種依託行將變本加厲，人更無可遁逃於由緊密通信構成的天羅地網以外。
然而，這也就凸顯了一個天大悖論：科技發展的動力本來是為滿足個別自然人的好奇和解決實際需要，為什麼當發展到極致，它反而會顛覆自然人的原本狀態呢？莊子的那個畦圃丈人並非沒理，堅持自用手搖木輪來紡紗的聖雄甘地也不只是抱殘守闕，他們看到了機械發明雖然帶來便利和效率，卻也會改變生活方式，侵蝕文化意識，乃至潛移默化人的精神。科技的顛覆性遠不止影響社會的穩定，還會進一步改變人的自身和本質。
智慧型機器人是接近甚至超過大部分人類智慧的個體，是有思想、有頭腦的“通靈”之物。當初把生命吹入泥土，創造出亞當的是上帝；今日智慧型機器人的創造者——人類已近乎獲得上帝般的能力，離上帝的寶座不遠了。文藝復興時期，意氣風發的才子米蘭朵拉（P. della Mirandola）宣稱，有尊嚴的人應該直趨天庭，到達上帝寶座之前，與最高貴的天使爭一席之高下 [13]。文章開始所說的“新上帝將生未生”，意思大抵也就是如此吧！
從洪荒世界走出來的人是血氣方剛，會因成敗得失而喜怒哀樂，與希臘的奧林匹克諸神或以色列人心目中那個有愛心也會大發雷霆的耶和華極其相似，畢竟當初人是依照自己的形象來“創造”上帝的。但倘若上帝的真諦如基督教神學家所講，是全智、全能、無所不在，那麼他絕不可能似凡人，必然更接近17世紀斯賓諾莎（B. Spinoza）所論證的那個與天地萬物無分彼此，渾然為一體的泛自然神 [14]。它和上述未來人類社會的整體並不相同，但亦有不少共通之處。從傳統文化孕育出的“舊人類”看來，那當然是可敬可畏而絕不可親可愛，是過分理性有序而全然乏味。
孟子說過一段意味深長的話“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 [15]。他講的是君子即政治家在理想中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在今天，這句話大可用于形容人類整體的進化。人，其實無所謂本質：他本來自塵土，經億萬年進化成為靈長類動物，再經十幾萬年進化成為具有言語思想文化的“萬物之靈”；現在他又面臨一個新的轉捩點，個體行將消融於具有猶如神靈般力量的人類整體之中；至於未來他還將有何種變化，則是開放、不可知的。宗教或許可以給出一些提示：基督教所說的人類“在主內合而為一”，佛教所嚮往的涅槃，甚至儒家所追求的大同世界，雖然表面境界各異，但本質相通。由此看來，未來世界雖然與現今傳統的人文世界大不相同，我們仍然可以對它抱有樂觀態度。
（本文為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慶祝成立二十周年演講系列報告，嗣經修訂。原文始發於上海《科學》雜誌2017年第5期，經授權轉發。《科學》雜誌於1915年1月在上海問世，是我國歷史最長的綜合性科學刊物。）
參考資料1. 參見：尼采（F. W. Nietzsche）著、考夫曼（W. Kaufmann）譯的《快樂的科學》（The Gay Science）。原文為“God is dead. God remains dead. And we have killed him”。
2. 參見：Williams D K. The democrats’ religion problem. New York Times，2017-06-23（Opinion Pages）。
3. 參見：2017年5月23日柯潔在與AlphaGo第三盤比賽失利後接受採訪時的發言。
4. 參見：《美妙新世界》（The Brave New World）第16章。
5. 參見：《莊子·天下篇》。
6. 參見：Perrin N. Giving Up the Gun. Boulder：Shambala，1980。
7. 參見：Moravec H. Rise of the robots. Scientific American，1999，281（6）：124-135。此文於2008年和2009年又在同一雜誌重發。作者是卡內基·梅隆大學機器人研究所的研究員。大致相似的預言可見Müller V C，Bostrom N. Future Progres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Survey of Expert Opinion//Müller V C. Fundamental Issu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ringer，2016: 555-572。
8. 芬蘭政府已經決定，從2017年1月1日開始，給予隨機挑選的2000個失業者以無條件的每月560歐元免稅基本收入(basic income)，為期兩年，以作為將來實行全民收入制度（它將取代所有其他各種形式的福利補貼）的試驗。此外，加拿大和義大利也有個別城市實行類似政策，但瑞士最近一次公民投票中，大比數否決了給予全民高水準基本收入的提議。見2017年1月3日出版的《衛報》（The Guardian）。
9. 以全生育率（個別婦女一生所生育的子女數目，即total fertility rate, TFR）計，世界整體已經從1950—1955年間的4.95降到2016年的2.36.
10. 參見《孟子·梁惠王上》。
11.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是全球化的象徵，在世紀之交，曾經發生過對它的三次大規模的激烈抗爭（即1999年底在西雅圖，2001年6月在瑞典哥德堡和同年7月在義大利熱那亞，後兩次抗爭都造成流血衝突），見當年媒體報導。
12. 其中一個顯著的事例是，哈佛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科滕（D. C. Korten）對整個資本主義文明的無情暴露與嚴厲批判。見Korten D C. When Corporations Rule the World. San Francisco: Brett-Koehler and Bloomfield，2001。
13. 參見：Mirandola P della. On the Dignity of Man. Wallis C G，transl.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1988：7。
14. 斯賓諾莎的泛自然神論闡發於其巨著《倫理學》(Ethics)，有關此書的介紹及討論見Popkin R H. Spinoza . Oxford: One World Publications，2008：Ch 7。
15. 參見：《孟子·盡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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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重提這些陳年舊賬似乎有點白頭宮女談天寶往事的味道，其實不然。因為從畦圃丈人到德川幕府，到清末反對“用夷變夏”的倭仁大學士，甚至到美國大選中把上帝掛在嘴邊的共和黨人，乃至為復興美國製造業而大聲疾呼的特朗普，是有著一條線索隱約貫穿其間的。那就是，科技進步帶來社會變遷，從而對社會產生衝擊，而社會本能地要抗拒變遷，維持穩定。自古至今，變遷的速度和力量已發生了巨大變化。2000年前，只有思想敏銳的哲學家見微知著，能夠意識到桔槔的深遠意義；到了近代，火槍那樣的利器自然成為政治家關心的大事；而到了電腦大行其道的今天，科技創新則已成為小學生都耳熟能詳的口號了。
為什麼畦圃丈人必然被淘汰，倭仁大學士註定失敗，德川幕府堅持鎖國兩百年之後仍然失敗，美國的“上帝政治”和它的“猴子審判”同樣顯得過時和可笑呢？為什麼千百年來，雖然反對力量此起彼落，科技發展的大趨勢卻仍然浩浩蕩蕩，不可阻擋呢？根本原因非常淺顯，就在於這個世界既是分裂、邦國林立的，又彼此互動。“天下”從來不曾一統，“鎖國”也無法長期實行。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甚至整個文明，都有可能因為思想、宗教、文化、傳統等原因，也就是為了穩定，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忽略、拒絕新科技的發展，但後果必然是被其他地區、國家所超越、壓倒。
歷史的教訓讓全世界明白這個簡單卻又重要的道理，因此不再戀棧穩定，改革、創新、發展也就成為全球共識。由此可見，赫胥黎“科學顛覆社會穩定，所以要視之為敵人”的邏輯其實並不荒唐，只不過它有一個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那就是假定世界已經統一並且有個無上睿智的全球操控者。但即使全球已經融為一體，這樣的論點也是站不住腳的。
智慧時代的來臨在全世界競求創新、科技不斷發展、社會劇烈變動被視為常態的大潮流下，未來世界將走向何方？我們無法遙望三五百年之後，但想像三五十年也許可行。當前最扣人心弦的科技突破，無疑是人工智慧的發展。
20世紀末，《科學美國人》對人工智慧做預測，認為它將在2015年達到模擬人類的初級階段，在2050年前後達到接近甚至超越人類的高級階段 [7]。從2016年AlphaGo橫空出世來看，這個預測驚人的準確，卻還有些保守。AlphaGo的成功並非孤立事件，有比它稍早出現的在2011年智力問答比賽（Jeopardy!）中擊敗人類冠軍的沃森（Watson），以及2017年初擊敗四位頂尖德州撲克職業高手的Libratus。近些年，自動翻譯系統、自動駕駛汽車系統、臉孔識別系統等不斷面世和日漸普及，它們已不再是新聞。我國有一條剛剛出爐但似乎還未受注意的新聞：成都一家科技公司開發的智慧數學AI-Maths系統已經能“閱讀”以自然語言表達的數學考卷，並且在2017年高考模擬測試中取得高分。人工智慧已能和人一樣通過數學高考，那麼它離通過本科畢業考試或研究生入學考試的日子還遠嗎？有什麼能阻止它在二三十年內成長為稱職的助教甚至講師呢？
20年前，超級電腦“深藍”（Deep Blue）根據編碼程式戰勝國際象棋世界冠軍卡斯帕羅夫。AlphaGo則突破了固定程式局限，應用超級電腦和神經網路技術，吸收海量實戰棋局，進行自我博弈練習並深度學習，通過不斷改進思維能力，從而戰勝柯潔。這個衝破固定編碼壁壘進入深度學習海洋的轉變，可視為從計算器到智慧電腦的突破。擁有了吸收海量資料和不斷自動學習的能力，加之摩爾定律至今尚未失效，電腦的計算能力仍在不斷提升，人工智慧的發展潛力是無限的。它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趕上甚至超越大部分人類已不再是夢想或神話。今日大多數人極有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和經歷人工智慧這樣的驚人發展，我們正處在一個不可思議的魔幻時代。
當然，這只是筆者個人的粗略看法，不少學者對此持完全相反觀點。在知名科學家之中，認為人工智慧永遠不可能接近人類的也不乏其人，本文對此不做討論。然而有兩點是那些持否定意見學者所忽略的。首先，學者往往以本身作為衡量人類智力的標準，卻很少考慮到人類智力分佈極廣，可能跨越好幾個數量級，而他們自己處於分佈曲線的高端。其次，專家對本專業出現突破可能性的判斷往往過分保守，這可以歸結為“愛因斯坦情結”。愛因斯坦對量子力學的保守態度，以及盧瑟福堅決認為核能的實際應用絕無可能，就是兩個最著名的例子。對於人工智慧的未來發展，許多專家學者可能也持有過於保守的看法。
人工智慧即使能趕上人類，它也並不等於人類思維的全部：人不僅具有智慧，還有意志、欲望、品味、感情、理想等一系列稟賦和動力。人工智慧與現有各式各樣的機器人結合成智慧型機器人是順理成章且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科研工作。未來還會發展出更複雜的機器人，譬如具有感情和品位的多用途機器人，可照顧兒童、護理老年人、陪伴孤獨者等。那麼會不會出現在科幻小說中那些具有獨立意志、欲望和行動能力，會顛覆人類存在的全能機器人呢？很難想像，在人類主導下，機器人會有意識地朝這個方向發展。當然也不能否認，當智慧型機器人發展到極致，它是否還能完全由人類所控制；品位、感情、欲望、意志又能否截然劃分，這些都是頗難回答的問題。在我們能夠想像的未來，智慧型機器人始終是人類的好夥伴和忠誠僕人。不過，即便如此，它對人類社會的顛覆性仍然會極其巨大，遠超於想像。
過往歷史印證科技顛覆社會為什麼呢？因為人的價值和重要性主要體現在工作，工作彰顯人的價值和尊嚴，也賦予人生存的意義。人維持整個社會的運行，已成為社會不可分割、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而智慧型機器人即使只是取代人類工作的一部分，也必然會破壞原先社會的緊密回饋結構，對社會穩定造成沉重打擊。
其實，反抗科技顛覆社會結構的過程從三百年之前的工業革命就已開始了，例如19世紀英國民間對抗工業革命、搗毀紡織機的盧德（Luddites）運動。之後又陸續產生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福利制度、教育普及，在社會和政治上也發生了一系列有深遠影響的變化，包括資本的大規模輸出和帝國主義崛起。在19、20世紀，西方國家基本上是通過兩種不同方式來解決最原始機器人（即紡織機及其他機器）取代人類勞動力所引發的社會問題。首先，在社會內部普及教育和發展福利制度，即一方面提升民眾智力和改變他們工作的性質，另一方面通過再分配來緩解失業問題和不斷擴大的社會經濟差距。其次，通過向海外攫取殖民地、推行帝國主義、發展跨國公司等方式，將西方經濟體制延伸到海外，從而將社會問題輸出到全世界。
延續了兩百多年後，這兩種方式在20世紀末開始失效，原因有二。第一，社會內部大眾接受高等教育的意願和能力逐漸接近極限，大部分中學和大學被迫不斷降低程度以遷就多數學生，大量社區學院由此應運而生。同時，經濟上的再分配也遭遇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因為它已經從補救措施逐漸轉變為國家基本功能，這與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理念是根本矛盾的。第二，是外部的根本改變。其他國家特別是整個遠東地區在教育、工業、經濟等方面有了迅猛發展，這些非西方國家同樣走上輸出資本的道路。這使得西方世界將科技產生的社會問題轉嫁到海外的策略無法延續。最近一年，西方世界有兩個重大變故發生——英國公投脫歐和特朗普本土主義崛起，它們是轉嫁策略失敗的最佳例證。兩者所反映的都是，在科技改變產業結構和遠東經濟蓬勃發展的雙重衝擊下，那些因受教育不足而大量失業的英美產業工人的極端憤怒。他們不可能像三百年前那樣去搗毀機器，於是就用手中的選票來搗毀原有的政治格局。
未來科技對社會的衝擊從歷史上看，沒有智慧的機器就能產生如此嚴重後果，那麼試問，今後三五十年間，當智慧可媲美甚至超越大部分人類的機器人普遍出現時又將如何？也許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為了經濟效益或舒緩就業問題，智慧型機器人的擴散有限。但可以預見，製造、交通、運輸、高端建造等行業中的“去人化”現象，以及工程、會計、法律、金融、建築設計、醫療，甚至教育等行業中的“人機共存互融”現象，將變得非常普遍；而在護理、餐飲、保安、搬運、普通建造等低端行業，智慧型機器人的擴散則會相對緩慢。總之，智慧型機器人的廣泛應用將無可避免進一步加劇社會的兩極分化，再不可能用過去的方式即提高教育程度或將問題轉嫁海外來緩解，因此必然會導致社會基本結構的改變。
未來，在民眾巨大壓力之下，目前被西方國家奉為圭臬的經濟上自由競爭的基本理念將逐漸被迫放棄，某種全民收入（universal income）制度將被尊奉為人權而普遍建立起來。事實上，北歐國家的福利制度建立已久，而芬蘭已經朝著這方向發展了 [8]。這個制度和現在不斷擴展的所謂“性取向權利”（rights of sexual orientation）一樣，意味著社會倫理觀念發生了根本轉變。因此，自由資本主義行將面臨更多限制，它將緩慢但大幅度變形，甚至不可避免地名存實亡。但這並不代表社會將變得更平等，正相反，一個高度科技化的社會需要更全面、更細密的調控與節制，權力和連帶的經濟利益反而會更為集中和層級化。
然而，經濟並非一切。與全民收入制度同樣重要的問題可能是世界人口的大幅度萎縮。經濟發展導致生育率降低，這是在現代化過程中反復出現、屢見不鮮的現象。對於這種現象最根本的解釋是，現代化使得人類的生存和延續都不再需要以子孫繁衍為保證。就個人而言原因有四：在現代經濟環境中，撫養和教育子女的代價劇增；性欲需要與生育脫鉤；老有所養的需要得到緩解；傳宗接代的傳統觀念和相應的社會壓力消失。從國家或者社會的角度看，人口老化和勞動力不足仍是目前經濟發展的隱患。在智慧型機器人普遍應用之後，這問題將不復存在，人口數量和維持經濟體系運轉之間的關係將會逐步消失。在個人生育意願自然降低，國家社會再沒有必要鼓勵生育或者外來移民的狀況下，人口萎縮勢會成為發達國家的必然趨勢，而類似趨勢也將隨經濟發展出現在落後地區，雖然速率可能不一樣 [9]。
對於已經負荷過重的地球來說，人口劇減自然是好事。但是，智慧型機器人的大量出現會造成另一個更間接、微妙和深遠的後果，姑且稱之為生命動力或者意義的失調。《創世紀》神話說，上帝把人逐出伊甸園之時宣稱，他“必勞苦終身……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歸土”。這種在困厄中勞苦、奮發、努力，然後求得存活與發展的邏輯，刻蝕在人的基因、身體構造和激素分泌模式之中，並滲透了人類的歷史與文化意識。它的失效往往是災難性的。個人不勞而獲或者社會財富過分累積而缺乏建設性出路，對個人、國家，甚至整個文明來說，都意味著頹廢、放縱、萎靡、墮落，乃至滅亡。“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是杜甫對李白的寫照，嘲諷中帶著責備和憐惜，移用於沒落紈絝子弟、荒淫無度的王朝或者臨近末日的帝國，也同樣貼切。在現代，痛飲狂歌空度日的曾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的嬉皮士，在最近二三十年，則轉為大批宅男、宅女或選擇失業、半就業以遊蕩度日的人。他們出身中等家庭，受過良好教育，卻不願意或者不敢邁入社會，寧願終身依賴對其呵護備至的父母、親人。嬉皮士抨擊社會，鄙視紀律、工作、財富，歌頌自由，放縱率性。宅男宅女則是沉默無聲、鮮有溝通的人群，其內心之苦悶、無聊、閉塞、孤寂可想而知。
在智慧型機器人負擔起社會生產大部分功能，全民收入制度滿足人們生活需要之後，可能只剩下少數具有天賦才能和野心的人願意競爭高位和承擔挑戰性工作，社會上大多數人會對生活採取怎樣態度呢？一種可能性是，由努力得到滿足的邏輯破滅，人生態度和工作倫理（work ethic）發生徹底改變，從而將縱情享受音樂、藝術、戲劇、舞蹈、旅遊、珍饈百味視為人生目的。赫胥黎對此表示懷疑，他筆下的世界操控者認為，人必須每天忙碌七小時才能夠真正享受閒暇，過上健康生活，所以有必要把機器停下來，把部分工作留給人做。但這在實際世界可能嗎？因此，不得不認真考慮第二種可能性，即大多數人對生命的意義產生疑問。事實上，宅男宅女的沉默就是對生活的無聲抗議和對生命根本意義的質疑。未來大多數人會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嗎？這個假設令人不寒而慄。
在進一步探討這種可能性之前，先來考慮另一個更迫切的問題：科技對國際政治的影響。
天下惡乎定孟子對“天下惡乎定？”這個問題答以“定於一”。的確，中國封建王朝政治的長期穩定是建立在大一統格局上的。不過很可惜，孟子的美好願望“惟不殺人者能一之” [10]卻完全落空——統一中國的秦國殺人最多。在現代，同樣不斷有人呼籲人類和平與世界大同，從威爾遜（T. W. Wilson）的十四點到聯合國的設立，以至歐盟的出現都是顯例。然而事與願違，努力與結果背道而馳：從兩次世界大戰、冷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的爆發，至今日中東地區遍地烽煙，歐洲恐襲處處，都是最好的例證。智慧型機器人的出現究竟會改變世界動盪的局勢，還是火上澆油，成為更厲害的殺人機器呢？目前無法給出確切答案，但可以肯定，人工智慧與火藥、核能一樣是一柄雙刃劍。如正確應用，它對世界和平，對消弭國際衝突未嘗沒有幫助。
更重要的是，財富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改變。那時，有土斯有財，人多好辦事，富強的基礎是地廣人眾，戰爭的目標就是攻城掠地。今日，財富的高效率生產已經超越地區，分佈在全球以供應鏈和通信網路緊密聯繫起來的無數工廠之中。這種全球化趨勢顯然會隨著人工智慧的發展而繼續加劇，“為利而戰”的風險也將隨之逐漸降低。但人活著不能單靠麵包，而更靠文化，即由言語、傳統、習俗、歷史、宗教信仰、意識形態等構成的認同感（identity）。這種認同感是通過生活、教育，耳濡目染，點點滴滴，長年累月積澱而成的，因此根深蒂固、難以改變。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無數國際衝突、戰爭都與宗教信仰及意識形態密切相關。亨廷頓（S. Huntington）提出文明衝突論，認為未來世界的衝突是西方和伊斯蘭的衝突，其理論獨樹一幟，但範圍過於狹窄。倘若擴大視野，那麼“認同感對抗” （the clash of identities）一詞當可以包羅今日絕大部分的戰爭與武裝衝突。
具有高度智慧的機器人能否協助人類跨越認同感的鴻溝，消融這些對抗呢？這並非不可能。在底層，它能夠輕易運用不同言語溝通；在高層，它可以解釋、比較不同文化與宗教傳統，甚至通過教育和傳媒，將更開闊的文化觀念傳播給不同民族、社群。具有跨文化能力與視野的智慧型機器人在國際政治、商業談判和其他專業事務中，能有效承擔大量實際工作，很可能成為一股跨越文化藩籬、消弭文化衝突的力量。
儘管就目前而言，以上只不過是美好的主觀願望，但無須懷疑，人工智慧的潛力和人一樣幾乎是無限的，其發展方向極其寬廣，可由設計者決定。人工智慧對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會產生何種影響目前尚未可知，但不妨對此抱以樂觀態度。
世界融合的大趨勢過去六百年間，人類活動最明顯、最不可阻擋的趨勢就是不同國家、不同文明的擴張、碰撞與融合。從葡萄牙人的非洲海岸探索開始，繼以西方多個殖民帝國的建立，乃至今日的全球化大浪潮，歷歷可數。它背後的基本動力就是科技的發展與進步。其實，這種擴張、碰撞與融合在古代也屢屢出現，像波斯帝國兩度西征、亞歷山大大帝東征、蒙古帝國橫掃歐亞、伊斯蘭帝國和奧圖曼帝國長期向歐洲擴張等。但是它們成功于一時，卻不能持續。究其原因，是當時的科技發展程度不足以提供跨越廣大地區所需要的組織架構、快速溝通能力和由此產生的凝聚力。直至二戰後，科技發展躍上新臺階，全球化才終於成為廣泛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運動，掀起巨大浪潮，影響全人類。
今日的全球化和歷史上的帝國征伐、擴張有三個根本差別。首先，它波及了全世界，而不僅僅是其中一部分。其次，它以經濟為中心，不再以政治與軍事為主。最後，它不再由單一力量主導，而是多中心的。當然，無可諱言，今日所謂的全球化是從西方世界在二戰後所發展的全球戰略演變而來。它本來具有經濟文化與政治軍事兩個不同向度，最終目標是將西方政治與社會體制，即所謂的自由民主秩序（liberal democratic order）與資本主義擴展到全世界。聯合國、大西洋公約、歐洲聯盟、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貿易組織都是此戰略的一部分，這些國際機構實際上就是西方世界心目中的世界政府雛形。這個戰略最終的發展結果是，經濟文化部分成功，政治軍事部分徹底失敗：前者促進了全球經濟增長，後者帶來了長期衝突、戰爭和災難。因此，全球化的重心和意義很自然地完全傾向前者。此後東亞包括中國的強勁崛起又令經濟全球化發生巨大轉折，徹底改變了西方戰略部署的原意，最終令經濟融合成為真正的全球性運動。
全球經濟與文化相互滲透、共同發展，最終融為整體的趨勢有充分的科技基礎和自然誘因，不會因為局部挫折而逆轉，更不可能被遏止。但全球化的過程也絕非和風細雨，不能忽視反對全球化的各種力量。世紀之交發生的對國際貿易組織的大規模激烈抗議 [11]，2017年7月德國G20會場外發生的大規模反全球化運動，眾多學者對《財富500》跨國巨無霸公司的嚴厲批判 [12]，激烈的綠色和平運動，英美兩國崛起的強烈本土主義等，都充分說明在過去一二十年間，全球化對許多既得利益群體和強國都產生了猛烈衝擊，引起了激烈反應和鬥爭。過往如此，未來也仍將如此。這些激烈反應將對全球化的進程和形態，如跨國大財團的法律地位和監管模式產生持續的深遠影響，並模塑未來世界的結構。然而，無論反應多激烈，都不可能令全球化前進的步伐停下來。因為最有效率的經濟體系必然是全球性的，全球化為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帶來的利益委實太大，絕不是局部反應所能阻擋的。
另一方面，也不容否認，人類已擁有毀滅自己的力量，而國際政治始終掌握在極少數人手裡。所以必須承認，由某個意外事件、某種情緒性反應和各方錯誤判斷所導致的連串不幸巧合是永遠無法排除。換而言之，大國間的災難性戰爭足以摧毀全球化進程。對此，只能祈求人類還有足夠智慧和幸運來避過這可怕的劫難吧。
遙望22世紀21世紀是過渡世紀，那麼下一世紀將是怎樣？赫胥黎在80多年前想見的未來世界與今日相比，大約是正確與錯誤參半。而今科技飛躍發展，世界瞬息萬變的程度比之當日急劇增加，恐怕想像的誤差會更大。令人慶倖，有些發展趨勢已明確顯現，憑藉它們的引導，22世紀或許可初露端倪。
倘若人類足夠幸運，那麼一個高度融合的世界很可能在22世紀上半葉出現。它可能具有以下特徵：首先，人口將大幅度減少，也許回到40億左右。其次，大部分工作轉為由智慧型機器人在少數監管人員控制下承擔，專業人員全面依賴智慧型網路，因此人數同樣大幅度減少；一般民眾則在公共固定收入的保障下過著安穩愉快的生活，大量時間用於休閒、娛樂、旅遊、興趣學習和進修，工作輕鬆愉快，但報酬未必豐厚，因為絕大部分人無法與智慧型機器人的效率和能力競爭。會對這種溫室生活感到厭煩和失落的人，可能會選擇到荒山野嶺、叢林沼澤、偏遠島礁，甚或在大城市中另辟“小小”區，過起原始、自然、自食其力的生活。只要不佔用大量土地或資源，他們完全可以和融合之後的主流世界共存，但肯定會受到控制且不被容許大肆發展，以免影響後者。這與赫胥黎筆下的新世界很相像，它儘管容忍科學家，但不也把他們流放到偏遠海島上嗎？
很難想像赫胥黎心目中的那個睿智的“世界操控者”會在真實世界出現。世界太大，太複雜，在大量資訊可以瞬間傳播的未來，操控者必然是分佈在 全世界，負責政治、經濟、金融、社會、保安、能源、環保等不同職能部門的精英共同體，他們的組織高度階層化，成員從社會整體吸收，然後通過長期教育和在職歷練發展出共同理念。民主選舉會繼續保留，但總統、部長、議員將變為“社會溝通者”，他們的實際權力會被分攤和虛化，因為重要政策越來越取決於冷靜客觀的專業分析和意見，而不再是由沒有足夠資訊、興趣和能力的選民，或必須取悅選民的“社會溝通者”來決定。
其實，這些只不過是當今趨勢的延續而已。在複雜的現代社會中，政府的專業體系與政治家之間的力量對比已經不斷向前者傾斜；更何況，對一個廉潔有效率的政府而言，民眾通過選舉產生的“制衡”也逐漸失去實質意義。日本和法國官僚體系力量之獨立、龐大久已為人熟知，英國更是如此；新加坡政府作為高效率的自我延續政治體系也早已得到公認。美國特朗普則提供了另一種例證，在堅決擁護的大批選民支持下，他誓言改變奧巴馬醫療保險法案，與俄羅斯改善關係，阻止多個伊斯蘭國家公民入境，卻分別遭到不同形式的阻撓，無法暢所欲為。
可以推測，在下一世紀，實際決策權力極可能下移到散佈在各地區的專業行政體系，政治家的功能將蛻變為在不同專業、地區之間協調資源配置，以及向民眾解釋政策。
在萬物之靈與上帝之間未來的世界好像很歡愉、安穩、和平，但它太有秩序、條理和節制，簡直就是一部機器，恐怕不是有野心、夢想和權力欲，喜愛爭辯、衝突、戰鬥、征服的那些生龍活虎的自然人所能夠忍受的。
誠然如此，但那時的夢想家、野心家能怎樣呢？他們絕大多數已經被吸納到精英專業階層中，終身享受較常人遠為優裕的生活，可以充分發揮在科學、工程、經濟、文學、演藝、運動、探險等各方面的才華或者冒險精神，夫複何求。至於那些在經濟上企圖攫取暴利或者在政治上夢想掌握獨裁權力的人，雖然可能一時獲得成功，卻難以長期瞞騙或壓制、宰製全球性的廣大精英聯合體。更何況，在智慧型機器人普遍化以後，物質財富不再匱乏，它的無限累積對人來說已不具有心理吸引力和實用意義。將絕大部分財產捐獻並建立公益基金會的超級富豪如蓋茨（B. Gates）和巴菲特（W. Buffett）顯然已經看到了問題本質。在這樣的背景下，財富尊榮將與政治權力脫鉤，後者的神秘光環會逐漸褪色，再不能吸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換而言之，在世界融合為一個依據理性原則運行的有序整合體後，個人的野心、夢想、理想、才華都再也無從叱吒風雲，而是自然而然且無可抗拒地融於人類整體之中，屆時生命的價值、意義都只能夠求之於人類整體。這個前景似乎很黯淡乏味、可怕，但卻不能否認這是大勢所趨。即使在今日，大部分人的感情、興趣、價值、自豪感不都已無法抗拒地逐漸依託於鋪天蓋地的社交媒體之上了嗎？ 只不過在未來，這種依託行將變本加厲，人更無可遁逃於由緊密通信構成的天羅地網以外。
然而，這也就凸顯了一個天大悖論：科技發展的動力本來是為滿足個別自然人的好奇和解決實際需要，為什麼當發展到極致，它反而會顛覆自然人的原本狀態呢？莊子的那個畦圃丈人並非沒理，堅持自用手搖木輪來紡紗的聖雄甘地也不只是抱殘守闕，他們看到了機械發明雖然帶來便利和效率，卻也會改變生活方式，侵蝕文化意識，乃至潛移默化人的精神。科技的顛覆性遠不止影響社會的穩定，還會進一步改變人的自身和本質。
智慧型機器人是接近甚至超過大部分人類智慧的個體，是有思想、有頭腦的“通靈”之物。當初把生命吹入泥土，創造出亞當的是上帝；今日智慧型機器人的創造者——人類已近乎獲得上帝般的能力，離上帝的寶座不遠了。文藝復興時期，意氣風發的才子米蘭朵拉（P. della Mirandola）宣稱，有尊嚴的人應該直趨天庭，到達上帝寶座之前，與最高貴的天使爭一席之高下 [13]。文章開始所說的“新上帝將生未生”，意思大抵也就是如此吧！
從洪荒世界走出來的人是血氣方剛，會因成敗得失而喜怒哀樂，與希臘的奧林匹克諸神或以色列人心目中那個有愛心也會大發雷霆的耶和華極其相似，畢竟當初人是依照自己的形象來“創造”上帝的。但倘若上帝的真諦如基督教神學家所講，是全智、全能、無所不在，那麼他絕不可能似凡人，必然更接近17世紀斯賓諾莎（B. Spinoza）所論證的那個與天地萬物無分彼此，渾然為一體的泛自然神 [14]。它和上述未來人類社會的整體並不相同，但亦有不少共通之處。從傳統文化孕育出的“舊人類”看來，那當然是可敬可畏而絕不可親可愛，是過分理性有序而全然乏味。
孟子說過一段意味深長的話“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 [15]。他講的是君子即政治家在理想中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在今天，這句話大可用于形容人類整體的進化。人，其實無所謂本質：他本來自塵土，經億萬年進化成為靈長類動物，再經十幾萬年進化成為具有言語思想文化的“萬物之靈”；現在他又面臨一個新的轉捩點，個體行將消融於具有猶如神靈般力量的人類整體之中；至於未來他還將有何種變化，則是開放、不可知的。宗教或許可以給出一些提示：基督教所說的人類“在主內合而為一”，佛教所嚮往的涅槃，甚至儒家所追求的大同世界，雖然表面境界各異，但本質相通。由此看來，未來世界雖然與現今傳統的人文世界大不相同，我們仍然可以對它抱有樂觀態度。
（本文為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慶祝成立二十周年演講系列報告，嗣經修訂。原文始發於上海《科學》雜誌2017年第5期，經授權轉發。《科學》雜誌於1915年1月在上海問世，是我國歷史最長的綜合性科學刊物。）
參考資料1. 參見：尼采（F. W. Nietzsche）著、考夫曼（W. Kaufmann）譯的《快樂的科學》（The Gay Science）。原文為“God is dead. God remains dead. And we have killed him”。
2. 參見：Williams D K. The democrats’ religion problem. New York Times，2017-06-23（Opinion Pages）。
3. 參見：2017年5月23日柯潔在與AlphaGo第三盤比賽失利後接受採訪時的發言。
4. 參見：《美妙新世界》（The Brave New World）第16章。
5. 參見：《莊子·天下篇》。
6. 參見：Perrin N. Giving Up the Gun. Boulder：Shambala，1980。
7. 參見：Moravec H. Rise of the robots. Scientific American，1999，281（6）：124-135。此文於2008年和2009年又在同一雜誌重發。作者是卡內基·梅隆大學機器人研究所的研究員。大致相似的預言可見Müller V C，Bostrom N. Future Progres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Survey of Expert Opinion//Müller V C. Fundamental Issu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ringer，2016: 555-572。
8. 芬蘭政府已經決定，從2017年1月1日開始，給予隨機挑選的2000個失業者以無條件的每月560歐元免稅基本收入(basic income)，為期兩年，以作為將來實行全民收入制度（它將取代所有其他各種形式的福利補貼）的試驗。此外，加拿大和義大利也有個別城市實行類似政策，但瑞士最近一次公民投票中，大比數否決了給予全民高水準基本收入的提議。見2017年1月3日出版的《衛報》（The Guardian）。
9. 以全生育率（個別婦女一生所生育的子女數目，即total fertility rate, TFR）計，世界整體已經從1950—1955年間的4.95降到2016年的2.36.
10. 參見《孟子·梁惠王上》。
11.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是全球化的象徵，在世紀之交，曾經發生過對它的三次大規模的激烈抗爭（即1999年底在西雅圖，2001年6月在瑞典哥德堡和同年7月在義大利熱那亞，後兩次抗爭都造成流血衝突），見當年媒體報導。
12. 其中一個顯著的事例是，哈佛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科滕（D. C. Korten）對整個資本主義文明的無情暴露與嚴厲批判。見Korten D C. When Corporations Rule the World. San Francisco: Brett-Koehler and Bloomfield，2001。
13. 參見：Mirandola P della. On the Dignity of Man. Wallis C G，transl.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1988：7。
14. 斯賓諾莎的泛自然神論闡發於其巨著《倫理學》(Ethics)，有關此書的介紹及討論見Popkin R H. Spinoza . Oxford: One World Publications，2008：Ch 7。
15. 參見：《孟子·盡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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