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仙洞石刻祝文及其發現者米文平先生
遷都洛陽是由“大代”(西晉封國)確切傳承曹魏(被晉篡位)之“大魏”正統王朝都城的具體實踐， 也是北魏與偏居江南的南朝諸政權正朔之爭的重大勝利。 據記載， 孝文帝遷洛之初， 巡視洛陽故都， 觀魏晉宮闕之廢墟， 睹漢魏石經之殘跡， 所見所聞感慨萬千， 隨口詠出《黍離》詩， 左右隨從無不流涕， 顯示了孝文帝對中原文化的傾心。
東漢末年， 曹操對遭受戰亂最為嚴重的中國北方的統一和經濟恢復， 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創造的社會穩定與國家逐漸統一的勢頭， 為後繼篡漢的曹丕和篡魏的司馬氏所繼承。
西晉末年“八王之亂”歷時16年， 緊接其後的“永嘉之亂”歷經6年。 雪上加霜的是， 自東漢以來盤踞在中原周邊的多個少數民族， 借西晉王室內亂， 紛紛湧入中原。 他們不僅推翻了晉王朝， 而且各割據政權間的殺戮極為慘烈。 晉王室和中原衣冠士族紛紛南遷， 民眾逃離中原， 自漢晉以來營建的西安、洛陽兩大繁華帝都皆被夷為平地， 中原地區由此進入歷史上的“五胡十六國”戰亂時期。
北方中原地區的這種割據混亂局面， 持續了約百年。
這個橫空出世的民族和所創立的王朝， 有著頗為傳奇的興起遷徙傳說和複雜的立國遷都歷程。 其所建立的政權， 最初稱為代、代國、大代， 當與建國之地為傳統的中原諸侯封國“代國”有關；後來國名更改為魏、大魏， 寓意其是延續中原正統曹魏政權、對抗避亂到江南的偽晉政權之意， 也就是繼承中原正朔之爭。
拓跋鮮卑族，
漢武帝時期對中國北方匈奴族的多次討伐， 使之分裂為南、北兩支。 東漢初， 在漢王朝和南匈奴聯合打擊下， 北匈奴被迫西遷。 鮮卑族趁機走出大鮮卑山， 逐漸融合眾多草原部落， 先是進入擁有“大澤”(今呼倫池)的呼倫貝爾大草原一帶， 其地“方千餘裡， 厥土昏冥沮洳(指沼澤水域)， 謀更南徙， 未行而崩”。 這是鮮卑族歷史上的第一次南遷， 從茂密森林進入大草原， 結束了較為單純的狩獵生活， 開始了馴養大量牲畜的遊牧生活。 1960年， 在呼倫貝爾市紮賚若兒礦區北部， 考古發現了約為東漢初期的鮮卑人大型墓地， 出土大量與草原民族生活和中原文化交往的遺物， 顯示了鮮卑民族的遷徙和文化發展歷程。
魏晉時期， 拓跋力微統領的鮮卑部落聯盟擁有“控弦士馬二十余萬”， 逐漸南下遊牧到雲中 (今內蒙古托克托縣)一帶， 後又遷都到盛樂。 315年， 力微之孫拓跋猗盧助西晉王朝對抗匈奴劉聰有功， 被封為代公， 進而封為代王。 338年， 拓跋什翼犍建立代國， 建都盛樂， 這是拓跋鮮卑成為國家的開始。 但時隔不久， 前秦攻代， 什翼犍戰死， 代國滅亡。
386年， 隨著前秦的崩潰， 拓跋什翼犍之孫拓跋珪重新複國， 即位代王。 不久， 又遷都盛樂。 同年改國號為魏， 自稱魏王。 自此， 拓跋鮮卑政權完成了由代到魏的國名變化， 這不僅是拓跋鮮卑民族由遊牧流動生活向農耕定居生活的巨大轉變， 也是其政權模仿和繼承中原傳統文化和正統王朝制度的重要步驟。
關於代都盛樂的具體位置，目前因缺乏考古資料，學界尚有爭議。多數學者認為是在內蒙古和林格爾縣的土城子，也有認為是在托克托縣北部的古城鎮。而史籍中有關盛樂，卻有“定襄之盛樂故城”與“雲中之盛樂宮”等不同記載。結合記載可知，托克托縣古城鎮的城址即戰國趙武侯修建長城時所築之雲中城，戰國、秦、漢都是雲中郡所在；和林格爾的土城子城址，是西漢時定襄郡成樂縣治，東漢劃歸雲中郡。曹魏時，定襄、雲中皆遷至今山西境內，此地遂棄之荒外，拓跋力微才得以率部進駐。雲中古城地域平整寬闊，城垣寬大，周長16餘裡，漢代至北魏遺物豐富，當與拓跋鮮卑遷居的雲中或“雲中之盛樂宮”有一定關係。和林格爾土城子城址規模與雲中城相近，但城址分為三區，南區為漢代成樂古城，北區是魏晉至北魏城址，中區則晚至遼金時期，格局與沿用較為複雜，也與記載的定襄或雲中之盛樂有關。究竟這兩座古城哪座才是盛樂城? 期待以後的考古發現來解答。
395年，拓跋珪攻滅後燕。398年，他決定將都城從盛樂遷往更靠近漢地的平城 (今大同市)，這是北魏遷都中原的第二步。自拓跋珪複國，至明元帝、太武帝，北魏經多年的征戰，繼前秦之後又一次統一中國北方，結束了十六國割據的混亂局面，歷史由此進入南北朝對峙時期。之後，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相繼即位，逐步實施了各種改革措施，如俸祿制、均田制、三長制、漢化政策等，促進了民族大融合，使社會經濟由遊牧經濟轉變為農業經濟，為下一步遷徙中原奠定了重要基礎。
北魏在平城所建都城，是在漢代平城縣基礎上改建。先是“截平城西為宮城”，後在宮城南面修築外城，城內悉築坊巷，都城仿製中原的“鄴、洛、長安之制”。據考古研究，曹魏國都洛陽城、魏晉十六國時期的鄴北城和長安城，均為單一宮城居北的佈局，北魏平城顯然也不例外。平城的宮室建築是遵循中原制度逐漸仿製與改建，如最初宮城主殿為永安殿，其後改營太和殿或太華殿，孝文帝遷洛前又拆掉太華殿新建太極殿，顯然是在仿製曹魏洛陽以太極殿為中心的都城制度。在國家祭祀方面，北魏也仿照中原，廢除早期在西郊祭天的習俗，改到都城南郊。1995年在平城南郊發現的帝王祭天的明堂遺址，與北魏洛陽城南郊發現的明堂有諸多一致性，而洛陽明堂就是在東漢和曹魏舊基上修建而成，顯示了北魏政權對中原傳統禮制的融入和傳承理念。
北魏政權對多元文化採取了兼蓄並收的開放態度，自東漢傳入、作為異域宗教的佛教由此迅猛發展。在歸附的漢人士族宣導下，中原傳統的儒教和道教也得到發展。這個時期，除太武帝信奉道教、抑制佛教外，其餘皇帝多崇尚佛教。平城外城內就修建有“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的永寧寺七級佛塔，與雲岡石窟都是當時佛教興盛的重要例證，也是遷都洛陽後修建的同名佛寺永寧寺九層木塔的延續。
490年，文明太后駕崩，孝文帝親政。為儘快入主中原，孝文帝493年以討伐南朝為由，實行遷都洛陽的策略。這一舉措最終完成了拓跋鮮卑族遷徙中原的目標，北魏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在中原建立政權的北方遊牧民族，為形成之後的多民族大一統國家開創了先河。
洛陽是北魏遷徙中原建立的第三座都城，是其由“大代”(西晉封國)確切傳承曹魏(被晉篡位)之“大魏”正統王朝都城的具體實踐，也是北魏與南朝諸政權正朔之爭的重
大勝利，體現了時人“居尊據極，允應明命者，莫不以中原為正統，神州為帝宅”的思想。據記載，孝文帝遷洛之初，巡視洛陽故都，觀魏晉宮闕之廢墟，睹漢魏石經之殘跡，所見所聞感慨萬千，隨口詠出《黍離》詩，左右隨從無不流涕，顯示了孝文帝對中原文化的傾心。因此，北魏在洛陽重建都城，是直接以魏晉都城舊基為模本，承襲了曹魏創立的以太極殿為中心的居中宮城形制及“洛陽宮”的稱謂。
北魏的沿承不止於此，結合史籍與近年的考古發現，北魏都城內眾多的城門、宮門、街道、殿堂、台閣、宮院與池苑等建築設施的名稱及相對位置也多沿襲曹魏。如都城正門宣陽門及閘內大街銅駝街，宮城閶闔門、止車門和端門三道正門，宮城正殿太極殿和兩側的太極東、西堂，後宮內的淩雲台、九龍殿和靈芝九龍池，宮城北面的禁苑華林園及園內天淵池、景陽山等，都是按曹魏時的名稱和格局進行重建。此外，北魏還沿承前朝在都城南郊設置了諸多禮制建築，如城南1公里東漢至魏晉的明堂和太學，城南20公里曹魏在委粟山設置的祭天圜丘，以遵循漢地制度。
▲北魏洛陽明堂遺址
除了傳承和沿襲，北魏對洛陽都城也有創新和發展。最重要的變化是宣武帝時在都城周邊的郭區週邊，新築東西20裡、南北15裡的外郭城牆，郭城內修築了320多個裡坊以安置遷徙到都城的眾多人口，使都城洛陽成為一座具有三重城圈、規模空前的新型都市。同時，自漢代就已連通中原和中亞的絲綢之路進一步繁榮暢通，來自中亞和西域的胡商尤其活躍。在北魏時人楊衒之著述的《洛陽伽藍記》中，就描述了京城洛陽的繁盛景象，“自蔥嶺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為了方便來自異域的商人從事貿易，東、西外郭城內分別設置有小市和大市，洛水以南設置了四通市，洛水上修建了可與城內往來的浮橋。史書記載，在洛水以南修建有稱為“四夷裡”和“四夷館”的裡坊和館舍，以安置在京城長年居住和附化的胡商。
北魏在洛陽都城週邊修建外郭牆的做法，在中國古代都城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都城形制上出現了三重城圈，最內圈是繼承中原曹魏都城的居中宮城，第二圈內城中主要設置官署和廟社等皇家建築，最外圈郭城內設置規整的裡坊和市場，這是一種全新的都城形制。二是中國古代城邑的功能發生了根本變化，由原來“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重宮室、輕民居的單一防護功能，朝著“宮城建中立極、內城官府林立、郭城築坊興市”的多重功能轉變，真正具有了“城”、“市”並重的概念。三是都城規模空前擴大，多民族和多元文化融合帶來了大量人口，胡商雲集，商貿經濟繁榮，京城洛陽成為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國際性商貿大都市。北魏洛陽開創的這種都城形制，不僅直接影響了後世隋唐長安和洛陽的封閉坊市制都城，也是之後北宋東京開放坊市制都城的基礎。
從拓跋鮮卑由北向南的民族遷徙、由代到魏的政權變化、由盛樂至平城再到洛陽的遷都歷程，不僅可以看到中國北方一個從狩獵到遊牧、再到農耕的少數民族的發展崛起之路，也可以感受到中國多民族群體和多元文化的融合傳承與國家形成過程。正是包括鮮卑民族在內的各民族的勤奮努力和文化傳承，在這塊稱為“中國”或“中土”的土地上，誕生了若干王朝和政權，其國號、民族、都城可以不同，但以“中原”或“中土”為核心的國家認同卻一直不變，對傳統中國文化的傳承和統一國家的概念也不曾中斷，這是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能夠不斷融合進步和持續傳承發展的重要緣由。(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關於代都盛樂的具體位置，目前因缺乏考古資料，學界尚有爭議。多數學者認為是在內蒙古和林格爾縣的土城子，也有認為是在托克托縣北部的古城鎮。而史籍中有關盛樂，卻有“定襄之盛樂故城”與“雲中之盛樂宮”等不同記載。結合記載可知，托克托縣古城鎮的城址即戰國趙武侯修建長城時所築之雲中城，戰國、秦、漢都是雲中郡所在；和林格爾的土城子城址，是西漢時定襄郡成樂縣治，東漢劃歸雲中郡。曹魏時，定襄、雲中皆遷至今山西境內，此地遂棄之荒外，拓跋力微才得以率部進駐。雲中古城地域平整寬闊，城垣寬大，周長16餘裡，漢代至北魏遺物豐富，當與拓跋鮮卑遷居的雲中或“雲中之盛樂宮”有一定關係。和林格爾土城子城址規模與雲中城相近，但城址分為三區，南區為漢代成樂古城，北區是魏晉至北魏城址，中區則晚至遼金時期，格局與沿用較為複雜，也與記載的定襄或雲中之盛樂有關。究竟這兩座古城哪座才是盛樂城? 期待以後的考古發現來解答。
395年，拓跋珪攻滅後燕。398年，他決定將都城從盛樂遷往更靠近漢地的平城 (今大同市)，這是北魏遷都中原的第二步。自拓跋珪複國，至明元帝、太武帝，北魏經多年的征戰，繼前秦之後又一次統一中國北方，結束了十六國割據的混亂局面，歷史由此進入南北朝對峙時期。之後，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相繼即位，逐步實施了各種改革措施，如俸祿制、均田制、三長制、漢化政策等，促進了民族大融合，使社會經濟由遊牧經濟轉變為農業經濟，為下一步遷徙中原奠定了重要基礎。
北魏在平城所建都城，是在漢代平城縣基礎上改建。先是“截平城西為宮城”，後在宮城南面修築外城，城內悉築坊巷，都城仿製中原的“鄴、洛、長安之制”。據考古研究，曹魏國都洛陽城、魏晉十六國時期的鄴北城和長安城，均為單一宮城居北的佈局，北魏平城顯然也不例外。平城的宮室建築是遵循中原制度逐漸仿製與改建，如最初宮城主殿為永安殿，其後改營太和殿或太華殿，孝文帝遷洛前又拆掉太華殿新建太極殿，顯然是在仿製曹魏洛陽以太極殿為中心的都城制度。在國家祭祀方面，北魏也仿照中原，廢除早期在西郊祭天的習俗，改到都城南郊。1995年在平城南郊發現的帝王祭天的明堂遺址，與北魏洛陽城南郊發現的明堂有諸多一致性，而洛陽明堂就是在東漢和曹魏舊基上修建而成，顯示了北魏政權對中原傳統禮制的融入和傳承理念。
北魏政權對多元文化採取了兼蓄並收的開放態度，自東漢傳入、作為異域宗教的佛教由此迅猛發展。在歸附的漢人士族宣導下，中原傳統的儒教和道教也得到發展。這個時期，除太武帝信奉道教、抑制佛教外，其餘皇帝多崇尚佛教。平城外城內就修建有“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的永寧寺七級佛塔，與雲岡石窟都是當時佛教興盛的重要例證，也是遷都洛陽後修建的同名佛寺永寧寺九層木塔的延續。
490年，文明太后駕崩，孝文帝親政。為儘快入主中原，孝文帝493年以討伐南朝為由，實行遷都洛陽的策略。這一舉措最終完成了拓跋鮮卑族遷徙中原的目標，北魏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在中原建立政權的北方遊牧民族，為形成之後的多民族大一統國家開創了先河。
洛陽是北魏遷徙中原建立的第三座都城，是其由“大代”(西晉封國)確切傳承曹魏(被晉篡位)之“大魏”正統王朝都城的具體實踐，也是北魏與南朝諸政權正朔之爭的重
大勝利，體現了時人“居尊據極，允應明命者，莫不以中原為正統，神州為帝宅”的思想。據記載，孝文帝遷洛之初，巡視洛陽故都，觀魏晉宮闕之廢墟，睹漢魏石經之殘跡，所見所聞感慨萬千，隨口詠出《黍離》詩，左右隨從無不流涕，顯示了孝文帝對中原文化的傾心。因此，北魏在洛陽重建都城，是直接以魏晉都城舊基為模本，承襲了曹魏創立的以太極殿為中心的居中宮城形制及“洛陽宮”的稱謂。
北魏的沿承不止於此，結合史籍與近年的考古發現，北魏都城內眾多的城門、宮門、街道、殿堂、台閣、宮院與池苑等建築設施的名稱及相對位置也多沿襲曹魏。如都城正門宣陽門及閘內大街銅駝街，宮城閶闔門、止車門和端門三道正門，宮城正殿太極殿和兩側的太極東、西堂，後宮內的淩雲台、九龍殿和靈芝九龍池，宮城北面的禁苑華林園及園內天淵池、景陽山等，都是按曹魏時的名稱和格局進行重建。此外，北魏還沿承前朝在都城南郊設置了諸多禮制建築，如城南1公里東漢至魏晉的明堂和太學，城南20公里曹魏在委粟山設置的祭天圜丘，以遵循漢地制度。
▲北魏洛陽明堂遺址
除了傳承和沿襲，北魏對洛陽都城也有創新和發展。最重要的變化是宣武帝時在都城周邊的郭區週邊，新築東西20裡、南北15裡的外郭城牆，郭城內修築了320多個裡坊以安置遷徙到都城的眾多人口，使都城洛陽成為一座具有三重城圈、規模空前的新型都市。同時，自漢代就已連通中原和中亞的絲綢之路進一步繁榮暢通，來自中亞和西域的胡商尤其活躍。在北魏時人楊衒之著述的《洛陽伽藍記》中，就描述了京城洛陽的繁盛景象，“自蔥嶺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為了方便來自異域的商人從事貿易，東、西外郭城內分別設置有小市和大市，洛水以南設置了四通市，洛水上修建了可與城內往來的浮橋。史書記載，在洛水以南修建有稱為“四夷裡”和“四夷館”的裡坊和館舍，以安置在京城長年居住和附化的胡商。
北魏在洛陽都城週邊修建外郭牆的做法，在中國古代都城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都城形制上出現了三重城圈，最內圈是繼承中原曹魏都城的居中宮城，第二圈內城中主要設置官署和廟社等皇家建築，最外圈郭城內設置規整的裡坊和市場，這是一種全新的都城形制。二是中國古代城邑的功能發生了根本變化，由原來“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重宮室、輕民居的單一防護功能，朝著“宮城建中立極、內城官府林立、郭城築坊興市”的多重功能轉變，真正具有了“城”、“市”並重的概念。三是都城規模空前擴大，多民族和多元文化融合帶來了大量人口，胡商雲集，商貿經濟繁榮，京城洛陽成為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國際性商貿大都市。北魏洛陽開創的這種都城形制，不僅直接影響了後世隋唐長安和洛陽的封閉坊市制都城，也是之後北宋東京開放坊市制都城的基礎。
從拓跋鮮卑由北向南的民族遷徙、由代到魏的政權變化、由盛樂至平城再到洛陽的遷都歷程，不僅可以看到中國北方一個從狩獵到遊牧、再到農耕的少數民族的發展崛起之路，也可以感受到中國多民族群體和多元文化的融合傳承與國家形成過程。正是包括鮮卑民族在內的各民族的勤奮努力和文化傳承，在這塊稱為“中國”或“中土”的土地上，誕生了若干王朝和政權，其國號、民族、都城可以不同，但以“中原”或“中土”為核心的國家認同卻一直不變，對傳統中國文化的傳承和統一國家的概念也不曾中斷，這是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能夠不斷融合進步和持續傳承發展的重要緣由。(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