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園榮譽熱薦
2017年度重磅收官之作
《基因傳》眾生之源
為基因立傳
不是枯燥的基因學
“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的文化研究”
勞倫斯·格羅斯伯格
作者簡介：勞倫斯·格羅斯伯格，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南開大學文學院。
人大複印：《文化研究》2017 年 10 期
原發期刊：《中國圖書評論》2017 年第 20177 期 第 74-81 頁
受訪人：勞倫斯·格羅斯伯格教授(Lawrence Grossberg)是國際著名的文化研究學者。 他于1968年畢業于美國羅切斯特大學， 師從著名歷史學家海頓·懷特(Hayden White)。 之後， 跟隨理查·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及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在英國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接受訓練以及參與研究工作。
採訪人：郎靜， 南開大學文學院文藝學專業博士生， 杜克大學文化人類學系訪問學者。
一、文化研究是一種行為和工具
郎靜(以下簡稱L)：教授， 您好!很高興在美國再見到您。 記得去年您訪問南開大學時， 我拿著您的著作《媒介建構：流行文化中的大眾媒介》的中譯本請您簽名留言， 您寫下了“Welcome to the world of cultural study”。 當時我就有一個疑問，
格羅斯伯格教授(以下簡稱G)：如你所說， 在人文領域有很多學科， 文學、哲學、歷史、人類學， 等等， 但是就文化研究而言， 我並不認為它是一門學科， 至少在美國不是。 一方面是因為文化研究本身具有跨學科的性質， 所以很難對其進行專門的學科定位， 但是它肯定也共用了某些學科的特性， 例如為了進行文化研究， 研究者需要對文本進行閱讀， 雖然我認為文本細讀是在研究中經常發生的行為， 但文化研究並不同文學一樣可以被認為是一門學科。 我們現在所談的“文化研究”更多的是成為一種行為。
L：其實無論在美國還是在中國， 自學界的“文化轉向”之後， 越來越多的學者打破了原有的學科界限， 將文化研究的視角引入自己的研究中， 那麼，在您看來，文化研究試圖達成的目的是什麼?它的價值和意義何在?
G：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文化研究的目的是什麼?我認為是讓世界下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像拉丁美洲、非洲、中國，文化研究的空間非常有限，我知道在中國，也只有王曉明、陶東風和陳光興為代表的少數學者建立了文化研究的專門院系、學術期刊等。我認為，文化研究是知識份子或者是公眾對“危機時刻”感覺的特別反應。正在發生的社會轉變是黑格爾口中的“舊的已經死亡，新的還未誕生”的時刻，而與此同時，人們對於轉變的當下和未來並沒有一個清晰的理解和認識。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將其稱作“有機危機”(organic crisis)。社會劇變震動，我們沒有人能從社會結構性所引起的持續性危機中倖免，而這變成了一個集政治、文化、經濟於一體的社會鬥爭場域，英國就是如此，一戰後，英國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呈現出一個急劇轉型的狀態。但是大多數人對這一變化並沒有一個清楚的理解。
我認為，文化研究的創造理所當然是在與這樣一種歷史時刻接觸的時候。我在給學生上課的時候，談到了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時刻”，一個需要文化研究的時刻，因為如果你放任那些在知識份子看來是簡單甚至是愚蠢的思維和想法，那麼這種情況將會以什麼來告終呢?我們感覺到整個社會在發生劇烈變化，但是我們卻不能很好地理解。這是為什麼呢?這是怎麼回事呢?這恰恰表明了文化研究時刻的來臨。另外，在文化研究中有兩個要素必不可少：首先，在社會轉變中文化是至關重要的。20世紀60年代的英國、20世紀7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文化已經變成一個非常關鍵的組成部分，這一點你從正在發生的一切中就可以感受出來，文化作為一個學術術語不會停止。但是，對於從事文化研究的知識份子來說，你不能只是將文化看作一個學術術語，而拒絕承認其中的經濟問題，因為經濟問題中往往蘊含著文化問題。其次，需要有認識其中複雜性的能力和思維。面對紛繁複雜的文化線索，例如一條a、一條b、一條c、一條d等這些相互關聯在一起像亂麻一樣的文化現象，你必須要接受人類社會本身的複雜性，並不是簡單地將各種線索解開，而是要理解這團亂麻是如何纏繞到一起的。所以，危機、文化和複雜性共同促成了文化研究的誕生。現在的問題是，這種時刻結束了，我想你不會相信那種“我們生活在永久的危機之中”的社會理論，我也不相信。如果人們已經習慣了危機，就好像危機並不存在一樣。而且，我認為文化研究需要在“語境”中展開，即便沒有葛蘭西說的“有機危機”。文化研究不是大眾文化的研究，舉個例子來說，當我第一次開始寫作的時候，沒有人談論大眾流行音樂，然後我就說如果不談論大眾流行音樂，那麼怎麼理解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發生的事情，所以我就從談論大眾流行音樂開始了。但對我來說，這裡重要的不是談論音樂，而是通過音樂來理解當時的“語境”。所以，我並不想創造一個新的研究客體——大眾流行音樂，我想要創造一個新方法或者說是新的窗戶來理解“語境”。所以，我認為文化研究一定要建立在“語境”之上。你在思考語境、複雜性的同時也需要思考謙遜，因為語境會改變，而且一直在變，你不得不說未來可能會變得更好的原因，因為你所使用的工具會變得更好。我想文化研究要告訴我們的事情就是，無論當時是多麼理所當然的想法，但都沒有一個一成不變的答案。你所知道的工具、理論、資訊會説明你得到有用的答案，但是謙遜在知識份子中間卻不常見。
其實，我的研究並沒有一個強大的理論支持，現今是當代世界，你知道杜克是理論的中心，每個人都有一個理論或者都熟知一個理論。我認為文化研究沒有理論，它有的只是各種各樣的工具，你需要在人類廣泛的危機再次出現的時候知道什麼樣的工具在研究中是奏效的，以及如何拆解語境。這裡，我們又回到了“危機”，我認為文化研究的底線是，即便我們不在危機之中，至少要保證對“語境”的思考，要在“語境”中展開研究。因此，文化研究至少在我看來就是試圖理解這個世界怎麼了的行為，因為這是唯一使世界變得更好的方法。你可以感受到現在的美國，有很多遊行和抗議運動，我覺得這很好，人們需要發出自己的聲音。但是不得不說這些遊行和抗議是失敗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們不理解世界到底怎麼了。同樣，我現在也很困惑，但我認為文化研究需要知識份子弄清楚這些問題。
在1967年，我聽到一個研究列寧的學者說，我們雖然想要廢除婦女墮胎的權利，我們也將會這麼做，但是現在我們更需要理解的是她們掙扎其中的語境。這兩件事情相當接近。因為這告訴我們要理解我們所在的世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左翼堅持認為自己已經做好了理解世界的準備，但是很多人的努力卻並不奏效。文化研究為了使人類能夠長久地發展，而致力於理解一個更好的世界，這是世界變化以及變得更好的策略。斯圖亞特有一句話說得特別好，他說，任何不關心我們所生存的世界的發展的知識份子，任何不關心其中變化境況的知識份子，都不是真正的知識份子。我想他說這句話是針對文化研究者而言的，當然你可以成為任何領域的知識份子，我不認為文化研究就是至高無上的所有知識份子必須從事的事業，但是如果你想要從事文化研究，這是非常關鍵的一點。
二、我所從事的文化研究
L：您從英國回來以後，就一直在美國從事文化研究，並且主辦了文化研究的學術期刊，那麼，在您看來，目前從事文化研究的美國學者對文化現象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G：美國是一個非常大的國家，大學也是這樣。因為對文化理解的不同，學者們所從事的研究也各有側重點。有些學者認為文化研究就是大眾流行文化的研究，他們教授文化研究的課程，或者有些課程就叫大眾流行文化。那麼，在今天的美國，文化研究是什麼樣呢?我認為有很多有趣的研究是圍繞同一個文化現象展開的，在中國和其他地方也是這樣的，比如對環境的問題、新技術問題等的關注。還有一些有趣的研究從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討經濟問題，這是過去很多文化研究的學者所忽略的方面，他們並不瞭解經濟學家說話的方式，現在年青一代的學者們知道經濟學家們的說話方式開始進行批評，形成了文化研究的新發展。目前，我正在寫一個關於特朗普的小冊子，我已經完成了第一版的草稿了，我希望能夠引起更多人對“特朗普現象”的關注，因為我認為這就是一個“危機時刻”。我想你會發現，文化研究在美國可以是任何事情，像軍事主義、女性主義、性別、種族、殖民化，等等。文化研究就是在它們所提供的文本中發現其中的複雜性，從而拒絕將它們僅僅看作是種族、資本主義或是生命政治的問題。一個英國的教授曾對我說，19世紀英國出版了大量的小說，讀者可能會去閱讀它，但不需要閱讀所有的小說，因為歷史已經做出了選擇，值得閱讀的大概5％或者10％，我猜想。但是，他說另外90％的小說都是廢話連篇，不值得讀者去閱讀。這個說法是正確的，也同樣適用於其他一些事情，就像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眾多學術創作，也許你只能發現其中的10％值得閱讀。雖然有很多以文化研究的名義發表的對諸如電影、媒介、電視、網路等有趣的研究，但是所有這些都比較零散，過度地受到性別理論研究的驅使，然後再尋找政治危機或背景。所以我不能直接給出“美國到底怎麼了”的答案，儘管人們總是在問這樣的問題。在美國文化研究沒有一個網路式聯繫，中國正在逐步建立，只有印尼有文化研究的網路聯繫。雖然我們有文化研究學會，但情況是三分之二的人在其中，但我認為沒有人在從事文化研究。提到這些，我並不是覺得自己有權力這麼說，只是疑惑為什麼他們要叫作“文化研究”呢?所以，在美國，文化研究可以說是鬆散的，那些致力於共同項目的人，甚至可能會在不同的國家、不同地區或是不同的學科裡獲得不同的形式。
L：既然我們無法將美國的文化研究看作一個整體的網路，那麼，當您面對一個文化現象時，如何展開思考?
G：我會做兩件事情：首先，當我面對某個特定的問題時，舉個例子可以是大眾流行文化問題，或者我也寫過關于兒童狀態的著作，我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找到任何可能的文獻資料。這樣的工作在今天看來似乎是很有困難的，但是我會盡力去做。我在準備寫最近這本特朗普的小冊子時，大概找到了大約500篇文章，看看這些文章是如何敘述特朗普的。我還會收集來自主流大眾媒體、網路資源、報紙、雜誌、電視等的資訊。不僅僅是關於搖滾樂或者關於兒童的資訊，我認為其中一些看似無關的資訊是可以聯繫在一起的。所以，我所收集的資料最初看起來並不成系統，例如在這裡我會在電影裡發現家庭暴力和虐待兒童行為的材料，在那裡我可能又會在代際之間發現經濟的變化。對我來說，任何事件都有可能發生相關性，從而成為語境的一部分。實際上，我所想寫的不是搖滾樂或者兒童境況本身，而是社會語境。其次，每隔幾個月，我都會把我所搜集到的材料分類保存到電腦的資料夾裡，然後我會經常地移動它們，這個與那個相關，那個又應該移動到這個資料夾裡，如此反復地思考整理，直到我覺得產生了一個明確的觀點，並且建構出了它們之間的相關性。最近，我又有了一個關於特朗普的資料夾，特朗普現象與某種特定哲學的相關性，特朗普現象與網路媒介的相關性等，由此建構出來一個語境。無論我從什麼樣的人口開始，我都會這樣做，逐漸使得我的想法變得深入和豐富。我可以永遠這樣繼續下去，儘管終有一天我不得不停止在某一個時間點上。當我覺得我的思考足夠有趣的時候，我需要把它寫下來，讓更多人讀到。也許有人對這樣的做法並不感興趣，但我覺得很有趣。
L：當您做完了前期的準備工作，建構出您的“語境”，開始寫作時，如何形成自己的觀點?
G：我會從演講開始，我所寫過的文章都是在不斷的演講中完成。首先我更善於傾聽自己的論點，並做出批評，在這一過程中，閱讀自己的觀點是至關重要的，從而我可以意識到自己的某些論點是不正確的，我會為自己做一個心理的記錄，所以在形成最終觀點的過程中我的論點會隨時發生調整和變化。其次，也因為我會去閱讀人們的表情，從人們的表情中我尋找他們真實的想法。例如聽到我的演講，有些人表現出“原來如此”的豁然的表情，而有些人則表現出“胡說八道”的不認同的表情，然後在演講的問答中，我會從他們當中收到回饋。這是非常老舊和浪漫的事情，但我覺得很時尚。我堅信面對面交談的價值，我的老師凱瑞就是這樣做的；我也堅信知識份子的人生就是在不斷交談中度過的，甚至是通過演講的交談。交談與寫論文、寫博客、寫評論是非常不同的，不僅修正了我的想法而且發展了我的想法，這就是我的工作。
L：在資本以其勢不可當的力量在全球流動的今天，您如何看待文化研究中政治的抵抗和資本的收編之間的張力?
G：我覺得在當今世界沒有什麼完全純粹的事物，沒有純粹的抵抗，也沒有純粹的批評，任何事物都能在某種力量之下被俘獲。我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書，叫作We Got to Get out of This Place，其中涉及了搖滾樂、新右翼的出現、總統雷根等內容。在有出版商決定出版以後，出版社的編輯給我打電話，說有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我說好消息是什麼?他說有一個大學要100本我的書，大概是作為他們上課的必讀文本，我當時只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金錢對我來說還是很有吸引力的，想著至少可以收到500美金吧。接著我問他壞消息是什麼?他說，問題是這是一個基督教保守派的大學。當時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就去問我的老師斯圖亞特·霍爾，他說我們所從事的文化研究是無法保證那些被帶進現有關係中不可預料的事件，你甚至無法預測你的文本所具有的意義，為什麼你會覺得自己的工作有什麼不同呢?他們使用你的著作可能是作為一個反面的例子，或者是作為將來的一個策略，無論哪一種，你都要預料到你無法控制的事實。抵抗只有在不可能以想要的方式實現合作時才有價值，而這僅僅意味著你從來沒有抵抗過。抵抗的純粹和完美總是其中的一部分，妥協和抗爭總是在力量對抗中同時存在。斯圖亞特·霍爾曾談到抵抗和遏制之間的辯證關係，抵抗中有遏制，遏制中有抵抗。生活就是如此，總是充滿了抗爭，不是一個純淨的聖體，也沒有純粹的抵抗。
三、文化研究的未來
L：2010年，您出版了一本名為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的著作，您用“只在過程中形成”預設了文化研究的未來，我們該如何理解這句話?
G：這樣說是因為世界總是在變化。文化研究不是作為一個正確的理論而出現，而是作為一個行為來發現這個世界到底怎麼了。因此，知識份子的研究方法也會隨著世界的變化而變化。我舉一個文化研究以外的例子，以我熟悉的哲學來說，我讀了很多哲學著作，其中一些結論也很難懂。現在，哲學經常會阻礙人們對政治的理解，因此我們需要對哲學進行批評。我對此相當感興趣，但是現在我想這其中出現了一些錯誤，就是人們傾向於將理論僅僅作為一種工具，而忘記了去回答“世界怎麼了”的問題，這種變化在各種各樣的理論交織中是顯而易見的。雖然理論可以告訴你世界怎麼了，但問題是你想用哪一個理論，因為他們可能會告訴你一些你不知道也不理解的東西。我無法明確地告訴你未來的文化研究是什麼樣子的，甚至在今天看來文化研究可以說是知識份子的夢想和想像，但到它成為現實之前總要一步一步前進，這樣才能走向未來。你知道，當我20世紀70年代回到美國大學時，沒有文化研究的論文發表，也沒有文化研究的雜誌，而我成為最早的一批先行者。所以，只要有夢想，就有足夠前行的動力，世界不停息地變化，對“世界怎麼了”的問題的反復回答，使得文化研究也會長久地發展下去。我已經很老了，但你可以繼續下去，這就是文化研究的未來。
L：我明白了，您去年訪問中國送給我“welcome to world of cultural study”這句話其中還蘊含您對後輩和文化研究的希望。我知道您在到南開大學之前，先去了上海大學，離開南開以後到了首都師範大學，在您與中國文化研究的學者交談中，您如何看待中國目前的文化研究?
G：我要小心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我還期待再次被邀請。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並不具有權威性，因為我對中國所知有限。首先就是語言的限制，顯然我無法閱讀中文。你知道，大多數中國學者都會英文，但是很少有美國學者能掌握中文。但就我的感覺而言，我第一次到中國最先熟悉的學者是上海大學的王曉明教授，在那裡不久我就發現了自己的一個錯誤，我說許多研究媒介的學者誤認為自己從事的是文化研究。然後我就意識到，媒介也是我研究開始的地方，其實這也是從伯明罕學派研究的起點之一。這是一條在當代和歷史的中國語境中談論文化的路徑，所以文化研究不是一時的問題，而是整個語境的問題。在我和陶東風教授、周志強教授的談話中，我越來越意識到他們談論媒介的方式不在於媒介本身，而是試圖通過媒介來理解正在發生的政治和社會變化，他們所做的工作正是我所希望的文化研究。雖然我還不能充分理解中國的語境，從而進入到交談和對話中，但是我希望有一天再次到中國內地去。相比起中國內地，我對中國的香港和臺灣的瞭解要多一些，對亞洲的新加坡、韓國也有所瞭解，主要是因為他們經常用英文寫作。所以，對中國內地而言，我還沒有形成自己理解的語境，但是我的感覺是學者們試圖弄明白在中國如何開展文化研究，他們致力於文化研究的發展計畫和努力，我非常欣賞和贊同。現在我想要弄明白他們如何建構語境，有關中國的語境我所知甚少。我需要提醒自己，我所知道的大多數有關中國的語境大都來自於美國媒體，而我並不相信美國的媒體。我會把我所獲得的來自世界各個地方的“交談”彙聚到一起，從而形成整體的感知。因此，我認為跨越太平洋的對話和交談是非常重要的，而各國的知識份子將扮演重要的角色。
(感謝南開大學外語學院劉潔瑩老師的校對。)
那麼，在您看來，文化研究試圖達成的目的是什麼?它的價值和意義何在?G：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文化研究的目的是什麼?我認為是讓世界下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像拉丁美洲、非洲、中國，文化研究的空間非常有限，我知道在中國，也只有王曉明、陶東風和陳光興為代表的少數學者建立了文化研究的專門院系、學術期刊等。我認為，文化研究是知識份子或者是公眾對“危機時刻”感覺的特別反應。正在發生的社會轉變是黑格爾口中的“舊的已經死亡，新的還未誕生”的時刻，而與此同時，人們對於轉變的當下和未來並沒有一個清晰的理解和認識。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將其稱作“有機危機”(organic crisis)。社會劇變震動，我們沒有人能從社會結構性所引起的持續性危機中倖免，而這變成了一個集政治、文化、經濟於一體的社會鬥爭場域，英國就是如此，一戰後，英國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呈現出一個急劇轉型的狀態。但是大多數人對這一變化並沒有一個清楚的理解。
我認為，文化研究的創造理所當然是在與這樣一種歷史時刻接觸的時候。我在給學生上課的時候，談到了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時刻”，一個需要文化研究的時刻，因為如果你放任那些在知識份子看來是簡單甚至是愚蠢的思維和想法，那麼這種情況將會以什麼來告終呢?我們感覺到整個社會在發生劇烈變化，但是我們卻不能很好地理解。這是為什麼呢?這是怎麼回事呢?這恰恰表明了文化研究時刻的來臨。另外，在文化研究中有兩個要素必不可少：首先，在社會轉變中文化是至關重要的。20世紀60年代的英國、20世紀7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文化已經變成一個非常關鍵的組成部分，這一點你從正在發生的一切中就可以感受出來，文化作為一個學術術語不會停止。但是，對於從事文化研究的知識份子來說，你不能只是將文化看作一個學術術語，而拒絕承認其中的經濟問題，因為經濟問題中往往蘊含著文化問題。其次，需要有認識其中複雜性的能力和思維。面對紛繁複雜的文化線索，例如一條a、一條b、一條c、一條d等這些相互關聯在一起像亂麻一樣的文化現象，你必須要接受人類社會本身的複雜性，並不是簡單地將各種線索解開，而是要理解這團亂麻是如何纏繞到一起的。所以，危機、文化和複雜性共同促成了文化研究的誕生。現在的問題是，這種時刻結束了，我想你不會相信那種“我們生活在永久的危機之中”的社會理論，我也不相信。如果人們已經習慣了危機，就好像危機並不存在一樣。而且，我認為文化研究需要在“語境”中展開，即便沒有葛蘭西說的“有機危機”。文化研究不是大眾文化的研究，舉個例子來說，當我第一次開始寫作的時候，沒有人談論大眾流行音樂，然後我就說如果不談論大眾流行音樂，那麼怎麼理解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發生的事情，所以我就從談論大眾流行音樂開始了。但對我來說，這裡重要的不是談論音樂，而是通過音樂來理解當時的“語境”。所以，我並不想創造一個新的研究客體——大眾流行音樂，我想要創造一個新方法或者說是新的窗戶來理解“語境”。所以，我認為文化研究一定要建立在“語境”之上。你在思考語境、複雜性的同時也需要思考謙遜，因為語境會改變，而且一直在變，你不得不說未來可能會變得更好的原因，因為你所使用的工具會變得更好。我想文化研究要告訴我們的事情就是，無論當時是多麼理所當然的想法，但都沒有一個一成不變的答案。你所知道的工具、理論、資訊會説明你得到有用的答案，但是謙遜在知識份子中間卻不常見。
其實，我的研究並沒有一個強大的理論支持，現今是當代世界，你知道杜克是理論的中心，每個人都有一個理論或者都熟知一個理論。我認為文化研究沒有理論，它有的只是各種各樣的工具，你需要在人類廣泛的危機再次出現的時候知道什麼樣的工具在研究中是奏效的，以及如何拆解語境。這裡，我們又回到了“危機”，我認為文化研究的底線是，即便我們不在危機之中，至少要保證對“語境”的思考，要在“語境”中展開研究。因此，文化研究至少在我看來就是試圖理解這個世界怎麼了的行為，因為這是唯一使世界變得更好的方法。你可以感受到現在的美國，有很多遊行和抗議運動，我覺得這很好，人們需要發出自己的聲音。但是不得不說這些遊行和抗議是失敗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們不理解世界到底怎麼了。同樣，我現在也很困惑，但我認為文化研究需要知識份子弄清楚這些問題。
在1967年，我聽到一個研究列寧的學者說，我們雖然想要廢除婦女墮胎的權利，我們也將會這麼做，但是現在我們更需要理解的是她們掙扎其中的語境。這兩件事情相當接近。因為這告訴我們要理解我們所在的世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左翼堅持認為自己已經做好了理解世界的準備，但是很多人的努力卻並不奏效。文化研究為了使人類能夠長久地發展，而致力於理解一個更好的世界，這是世界變化以及變得更好的策略。斯圖亞特有一句話說得特別好，他說，任何不關心我們所生存的世界的發展的知識份子，任何不關心其中變化境況的知識份子，都不是真正的知識份子。我想他說這句話是針對文化研究者而言的，當然你可以成為任何領域的知識份子，我不認為文化研究就是至高無上的所有知識份子必須從事的事業，但是如果你想要從事文化研究，這是非常關鍵的一點。
二、我所從事的文化研究
L：您從英國回來以後，就一直在美國從事文化研究，並且主辦了文化研究的學術期刊，那麼，在您看來，目前從事文化研究的美國學者對文化現象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G：美國是一個非常大的國家，大學也是這樣。因為對文化理解的不同，學者們所從事的研究也各有側重點。有些學者認為文化研究就是大眾流行文化的研究，他們教授文化研究的課程，或者有些課程就叫大眾流行文化。那麼，在今天的美國，文化研究是什麼樣呢?我認為有很多有趣的研究是圍繞同一個文化現象展開的，在中國和其他地方也是這樣的，比如對環境的問題、新技術問題等的關注。還有一些有趣的研究從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討經濟問題，這是過去很多文化研究的學者所忽略的方面，他們並不瞭解經濟學家說話的方式，現在年青一代的學者們知道經濟學家們的說話方式開始進行批評，形成了文化研究的新發展。目前，我正在寫一個關於特朗普的小冊子，我已經完成了第一版的草稿了，我希望能夠引起更多人對“特朗普現象”的關注，因為我認為這就是一個“危機時刻”。我想你會發現，文化研究在美國可以是任何事情，像軍事主義、女性主義、性別、種族、殖民化，等等。文化研究就是在它們所提供的文本中發現其中的複雜性，從而拒絕將它們僅僅看作是種族、資本主義或是生命政治的問題。一個英國的教授曾對我說，19世紀英國出版了大量的小說，讀者可能會去閱讀它，但不需要閱讀所有的小說，因為歷史已經做出了選擇，值得閱讀的大概5％或者10％，我猜想。但是，他說另外90％的小說都是廢話連篇，不值得讀者去閱讀。這個說法是正確的，也同樣適用於其他一些事情，就像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眾多學術創作，也許你只能發現其中的10％值得閱讀。雖然有很多以文化研究的名義發表的對諸如電影、媒介、電視、網路等有趣的研究，但是所有這些都比較零散，過度地受到性別理論研究的驅使，然後再尋找政治危機或背景。所以我不能直接給出“美國到底怎麼了”的答案，儘管人們總是在問這樣的問題。在美國文化研究沒有一個網路式聯繫，中國正在逐步建立，只有印尼有文化研究的網路聯繫。雖然我們有文化研究學會，但情況是三分之二的人在其中，但我認為沒有人在從事文化研究。提到這些，我並不是覺得自己有權力這麼說，只是疑惑為什麼他們要叫作“文化研究”呢?所以，在美國，文化研究可以說是鬆散的，那些致力於共同項目的人，甚至可能會在不同的國家、不同地區或是不同的學科裡獲得不同的形式。
L：既然我們無法將美國的文化研究看作一個整體的網路，那麼，當您面對一個文化現象時，如何展開思考?
G：我會做兩件事情：首先，當我面對某個特定的問題時，舉個例子可以是大眾流行文化問題，或者我也寫過關于兒童狀態的著作，我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找到任何可能的文獻資料。這樣的工作在今天看來似乎是很有困難的，但是我會盡力去做。我在準備寫最近這本特朗普的小冊子時，大概找到了大約500篇文章，看看這些文章是如何敘述特朗普的。我還會收集來自主流大眾媒體、網路資源、報紙、雜誌、電視等的資訊。不僅僅是關於搖滾樂或者關於兒童的資訊，我認為其中一些看似無關的資訊是可以聯繫在一起的。所以，我所收集的資料最初看起來並不成系統，例如在這裡我會在電影裡發現家庭暴力和虐待兒童行為的材料，在那裡我可能又會在代際之間發現經濟的變化。對我來說，任何事件都有可能發生相關性，從而成為語境的一部分。實際上，我所想寫的不是搖滾樂或者兒童境況本身，而是社會語境。其次，每隔幾個月，我都會把我所搜集到的材料分類保存到電腦的資料夾裡，然後我會經常地移動它們，這個與那個相關，那個又應該移動到這個資料夾裡，如此反復地思考整理，直到我覺得產生了一個明確的觀點，並且建構出了它們之間的相關性。最近，我又有了一個關於特朗普的資料夾，特朗普現象與某種特定哲學的相關性，特朗普現象與網路媒介的相關性等，由此建構出來一個語境。無論我從什麼樣的人口開始，我都會這樣做，逐漸使得我的想法變得深入和豐富。我可以永遠這樣繼續下去，儘管終有一天我不得不停止在某一個時間點上。當我覺得我的思考足夠有趣的時候，我需要把它寫下來，讓更多人讀到。也許有人對這樣的做法並不感興趣，但我覺得很有趣。
L：當您做完了前期的準備工作，建構出您的“語境”，開始寫作時，如何形成自己的觀點?
G：我會從演講開始，我所寫過的文章都是在不斷的演講中完成。首先我更善於傾聽自己的論點，並做出批評，在這一過程中，閱讀自己的觀點是至關重要的，從而我可以意識到自己的某些論點是不正確的，我會為自己做一個心理的記錄，所以在形成最終觀點的過程中我的論點會隨時發生調整和變化。其次，也因為我會去閱讀人們的表情，從人們的表情中我尋找他們真實的想法。例如聽到我的演講，有些人表現出“原來如此”的豁然的表情，而有些人則表現出“胡說八道”的不認同的表情，然後在演講的問答中，我會從他們當中收到回饋。這是非常老舊和浪漫的事情，但我覺得很時尚。我堅信面對面交談的價值，我的老師凱瑞就是這樣做的；我也堅信知識份子的人生就是在不斷交談中度過的，甚至是通過演講的交談。交談與寫論文、寫博客、寫評論是非常不同的，不僅修正了我的想法而且發展了我的想法，這就是我的工作。
L：在資本以其勢不可當的力量在全球流動的今天，您如何看待文化研究中政治的抵抗和資本的收編之間的張力?
G：我覺得在當今世界沒有什麼完全純粹的事物，沒有純粹的抵抗，也沒有純粹的批評，任何事物都能在某種力量之下被俘獲。我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書，叫作We Got to Get out of This Place，其中涉及了搖滾樂、新右翼的出現、總統雷根等內容。在有出版商決定出版以後，出版社的編輯給我打電話，說有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我說好消息是什麼?他說有一個大學要100本我的書，大概是作為他們上課的必讀文本，我當時只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金錢對我來說還是很有吸引力的，想著至少可以收到500美金吧。接著我問他壞消息是什麼?他說，問題是這是一個基督教保守派的大學。當時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就去問我的老師斯圖亞特·霍爾，他說我們所從事的文化研究是無法保證那些被帶進現有關係中不可預料的事件，你甚至無法預測你的文本所具有的意義，為什麼你會覺得自己的工作有什麼不同呢?他們使用你的著作可能是作為一個反面的例子，或者是作為將來的一個策略，無論哪一種，你都要預料到你無法控制的事實。抵抗只有在不可能以想要的方式實現合作時才有價值，而這僅僅意味著你從來沒有抵抗過。抵抗的純粹和完美總是其中的一部分，妥協和抗爭總是在力量對抗中同時存在。斯圖亞特·霍爾曾談到抵抗和遏制之間的辯證關係，抵抗中有遏制，遏制中有抵抗。生活就是如此，總是充滿了抗爭，不是一個純淨的聖體，也沒有純粹的抵抗。
三、文化研究的未來
L：2010年，您出版了一本名為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的著作，您用“只在過程中形成”預設了文化研究的未來，我們該如何理解這句話?
G：這樣說是因為世界總是在變化。文化研究不是作為一個正確的理論而出現，而是作為一個行為來發現這個世界到底怎麼了。因此，知識份子的研究方法也會隨著世界的變化而變化。我舉一個文化研究以外的例子，以我熟悉的哲學來說，我讀了很多哲學著作，其中一些結論也很難懂。現在，哲學經常會阻礙人們對政治的理解，因此我們需要對哲學進行批評。我對此相當感興趣，但是現在我想這其中出現了一些錯誤，就是人們傾向於將理論僅僅作為一種工具，而忘記了去回答“世界怎麼了”的問題，這種變化在各種各樣的理論交織中是顯而易見的。雖然理論可以告訴你世界怎麼了，但問題是你想用哪一個理論，因為他們可能會告訴你一些你不知道也不理解的東西。我無法明確地告訴你未來的文化研究是什麼樣子的，甚至在今天看來文化研究可以說是知識份子的夢想和想像，但到它成為現實之前總要一步一步前進，這樣才能走向未來。你知道，當我20世紀70年代回到美國大學時，沒有文化研究的論文發表，也沒有文化研究的雜誌，而我成為最早的一批先行者。所以，只要有夢想，就有足夠前行的動力，世界不停息地變化，對“世界怎麼了”的問題的反復回答，使得文化研究也會長久地發展下去。我已經很老了，但你可以繼續下去，這就是文化研究的未來。
L：我明白了，您去年訪問中國送給我“welcome to world of cultural study”這句話其中還蘊含您對後輩和文化研究的希望。我知道您在到南開大學之前，先去了上海大學，離開南開以後到了首都師範大學，在您與中國文化研究的學者交談中，您如何看待中國目前的文化研究?
G：我要小心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我還期待再次被邀請。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並不具有權威性，因為我對中國所知有限。首先就是語言的限制，顯然我無法閱讀中文。你知道，大多數中國學者都會英文，但是很少有美國學者能掌握中文。但就我的感覺而言，我第一次到中國最先熟悉的學者是上海大學的王曉明教授，在那裡不久我就發現了自己的一個錯誤，我說許多研究媒介的學者誤認為自己從事的是文化研究。然後我就意識到，媒介也是我研究開始的地方，其實這也是從伯明罕學派研究的起點之一。這是一條在當代和歷史的中國語境中談論文化的路徑，所以文化研究不是一時的問題，而是整個語境的問題。在我和陶東風教授、周志強教授的談話中，我越來越意識到他們談論媒介的方式不在於媒介本身，而是試圖通過媒介來理解正在發生的政治和社會變化，他們所做的工作正是我所希望的文化研究。雖然我還不能充分理解中國的語境，從而進入到交談和對話中，但是我希望有一天再次到中國內地去。相比起中國內地，我對中國的香港和臺灣的瞭解要多一些，對亞洲的新加坡、韓國也有所瞭解，主要是因為他們經常用英文寫作。所以，對中國內地而言，我還沒有形成自己理解的語境，但是我的感覺是學者們試圖弄明白在中國如何開展文化研究，他們致力於文化研究的發展計畫和努力，我非常欣賞和贊同。現在我想要弄明白他們如何建構語境，有關中國的語境我所知甚少。我需要提醒自己，我所知道的大多數有關中國的語境大都來自於美國媒體，而我並不相信美國的媒體。我會把我所獲得的來自世界各個地方的“交談”彙聚到一起，從而形成整體的感知。因此，我認為跨越太平洋的對話和交談是非常重要的，而各國的知識份子將扮演重要的角色。
(感謝南開大學外語學院劉潔瑩老師的校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