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罷澎湃新聞的《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有五種怪現象， 它存在哪些“不科學”問題》一文， 筆者感到頗有必要就這個話題再著幾分筆墨。
由於研究社會科學哲學（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的關係， 筆者也一直關注社會科學家對自己所從事的研究的方法論反思， 那篇報導所介紹的喬曉春教授的觀點， 在這方面頗具代表性。 澎湃的文章主要是根據他的一次講座內容撰寫而成， 當然很可能也反映了他的新著《中國社會科學離科學還有多遠？》的主要觀點。 由於筆者尚未拜讀喬曉春教授的大作， 以下主要是對澎湃文章內容的評論。
文中提到， 喬曉春教授認為，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有五種怪現象：（1）非專業人員比專業學者在社會上更有影響；（2）未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可以輕易進入專業領域；（3）社會科學很多研究是憑經歷、感受、哲學推理下結論的；（4）通常陷入沒有意義的類似辯論賽的爭論；（5）不做文獻回顧，
既然稱之為“怪”現象， 自然會有某種“正常”現象與之相對照。 通觀全文， 不難看出用來作為對照的是歐美學界的社會科學狀況.以此作對比分析， 筆者認為怪現象（1）可能更多是一個知識傳播方面的問題， 而且很可能是中外共有的——即便在歐美社會， 社會科學專業學者的影響力恐怕也未必比得上《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怪現象（2）則是學科研究的准入門檻問題， 這方面國內應該向國外的成熟經驗學習， 加快建設體現學科專業門檻的體制機制；怪現象（5）顯然是一般的學術規範問題， 也是國內外學界需要共同面對的， 其中部分內容也可以歸到怪現象（3）。 而真正體現現象之“怪”且又有思想意義的，
實際上， 文中對怪現象成因的分析主要也是針對（3）和（4）。 為什麼國內的社會科學研究會憑經歷感受和哲學推理下結論， 而又容易陷入沒有意義的爭論呢？這既有客觀也有主觀方面的原因。 從客觀方面說， 喬曉春教授主張社會科學的研究遠比自然科學複雜得多：“人的行為決定因素是非常複雜的，
在筆者看來， 如同很多社會科學家一樣， 上述分析存在一個“通病”：當社會科學家反躬自問“社會科學離科學還有多遠”，
例如， 對於“科學是什麼”的問題， “喬曉春引用國外書籍的定義：科學是解釋經驗現象的一套系統方法。 而經驗現象指的是可觀測、可測量的客觀事實。 因此， 社會科學研究必須以事實為依據， 以方法為手段， 進而使得雜亂無章的表像事實呈現出規律。 ”且不論嚴肅的科學哲學研究能否接受如此簡單的“科學”定義， 僅就它所表達的意義而言， 這也只不過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甚至還有些過時了的科學哲學觀點， 而絕不能涵蓋當代學術界對“科學”的全部認知。
這其實就是實證主義的觀點。它肇始於20世紀三十年代的維也納學派，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都佔據英美學術界的主流地位，對各門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影響甚大。按照這種觀點，任何科學理論都雙重地依賴於邏輯和經驗。一方面，不同的理論陳述之間以邏輯推論來關聯，形成一個完整的語言系統；另一方面，任何理論陳述又必須能最終關聯到可觀察測量的經驗事實上，理論術語能夠被徹底翻譯為僅僅談論經驗事實的表述。在這個意義上，推崇資料與實證分析的社會科學家，實際上是呼籲以實證主義的要求塑造社會科學的“科學性”，即社會科學同樣要以數學和邏輯把握可觀察的事實。然而，實證主義如果是用於入門的學術訓練，強化學術規範的意識，則尚無不妥；但若是作為科學研究的終極目標，特別是作為“科學之為科學”的本質體現，卻實為大謬，因為這一理念本身也有其自身無法突破的局限性。
（一）真實發揮作用的變數未必表現為可觀察、可測量的事實。
道理很簡單，我們所能觀察和測量到的事實往往是眾多變數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有的變數所發揮的作用很可能被另一些變數抵消掉了。因此，如果局限在經驗事實的層面，研究者就無法發現並確定這些被掩蓋了的變數。喬教授認為自然科學的決定因素簡單而確定，可以用函數明確表示，那其實是過於簡化了。不難想見，任何自然現象也都同樣是眾多變數共同作用的產物，也同樣存在著變數間的抵消與掩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差異不在於研究物件的複雜性程度，而在於是否有途徑應對變數間關係的複雜性。近代以來的自然科學就發展了一條數學與實驗相結合的道路。通過構築一個隔離可控的實驗情境，自然科學家得以排除諸多潛在因素干擾，揭露出某些曾經被掩蓋了的變數關係。而缺乏足夠的實驗手段的確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先天不足，只能通過改進統計推理的技術來不斷加以彌補。
然而，不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必須首先構想出所要揭示的變數關係，才能針對性地尋求檢驗證實的方法。這就仍然離不開理論洞見的作用。誠然，社會科學研究不能僅憑純粹理論推理下結論；但反過來，假如社會科學家僅僅滿足於從經驗到經驗的推理，擯棄所有哲學推理，那麼這必然只能是一項匠氣十足的研究，缺乏那種擊穿經驗局限的有力洞見。實際上，自然科學也是一樣。像愛因斯坦這樣的大科學家從不諱言美學原則在理論建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楊振寧還專門以麥克斯韋方程為例談科學之美與藝術之美的關係。任何重要的科學成就都需要哲學思維乃至審美思維來突破經驗的視閾限制，揭示被經驗掩蓋的真實。
（二）理論的證實要遠比想像的困難和複雜。
喬教授所描繪的是社會科學家從事實出發通過歸納得到一般規律的圖景。事實上這也是人們廣為接受的對科學研究工作的認知。然而，證據與理論的關係要遠比這複雜得多。現實中的科學家既不會僅僅因為某個證據而相信一個理論，也不會只是由於出現了一個反例而推翻原有的理論。實際的情況往往是，科學家在證據出現之前已經有了對是否相信這個理論的估計，而證據或反例的出現只是強化或弱化了科學家對這一理論的信心，改變了他們主觀上相信這一理論的程度。
（三）經驗並非總是赤裸裸的資料，而是可以包含人為的解釋。
應用數學方法的經驗描述往往被看作是原初的第一手資料，尚未經過解釋或改造。然而，須知社會科學不僅有定量的研究，也還有定性的研究。之所以定性的社會科學研究仍然必要，乃是因為作為研究物件的人向來就以一種自我理解的方式存在。社會科學家不僅要能以第三人稱視角客觀地描述研究物件的實際狀況，而且也要能夠理解研究物件所持有的第一人稱視角：他對自己的活動究竟賦予了怎樣的意義？
在人類學和社會學等領域中被廣為使用的“參與性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就是這樣的定性研究方法。從事參與性觀察的研究者並不是“不自覺地混淆主客體”，而實際上是“自覺有意識地代換主客體”，站到研究物件的位置上感受和思考，以期把握其內在的視角，再加以客觀的理論分析。在這種意義上，定性的社會科學研究與自然科學幾無可比性，特別在實證主義看來，自然科學一般不會發生研究者把自己代換到物的位置上思考和感受的必要性。然而，討論“社會科學離科學還有多遠”的問題，“科學”的標準就一定是要由自然科學來界定的嗎？如果是這樣，那麼定性的研究本身不具有科學性，它只能依賴於或從根本上轉換為定量的研究才能是“科學的”。但是，難道應用參與性觀察的人類學研究成果都不可能有任何科學價值嗎？譬如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誰又能否認它在理解人類社會方面是一項卓越的科學成就呢？
既然我們不能否認像《江村經濟》這樣優秀的定性研究的科學價值，我們或許就要承認，問題恐怕出在用來衡量社會科學之科學性的“尺子”上。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多元主義的知識圖景。不僅社會科學是多元的，“科學”本身也是多元的。社會科學究竟離科學有多遠？這要看所說的是何種社會科學，也要看用什麼“科學性”的標準來衡量。這種雙重的多元性使問題缺乏統一明確的答案，但又更加開放和包容。實證主義這把“尺子”或許能夠衡量出一部分社會科學的科學性，但它註定會埋沒另一部分的科學價值，特別是某些自然科學不具有、僅為社會科學所特有的“科學性”。因此，對社會科學之科學性的討論尤其要跳出實證主義的窠臼。
上述批評或許有觀點會這樣來回應：數學與實證方法是社會科學之科學性的1.0版本；而對實證主義的批評和超越則可以看作是2.0版本，即更高的要求。筆者並不以為然。誠然，缺乏經驗資料支撐，僅憑感想和思辨的社會科學研究完全算不上合格，個中理由喬教授已然盡述。那麼，是否只要使用了數學與實證方法，社會科學研究就具備了起碼的“科學性”了呢？未必。
事實上，喬曉春教授所批評的“大學的社會科學專業遠離數學”的情況業已大有改觀，新入門的研究者研習計量與統計推理方法的熱情不減，唯恐落於人後，自大資料興起以來更是如此。然而這並沒有讓社會科學離科學更近。國內的社會科學研究依然充斥著對缺乏理論價值的細枝末節的計量分析，甚至是為了計量而計量的純粹炫技，資料豐富而理論分析不足的情況廣泛存在。這既不反映真正科學的態度，也沒有什麼科學價值。而翻開任何一本國外的權威專業期刊，其中刊載的優秀研究也不見得使用了多麼複雜高超的計量技巧，但卻是恰到好處地支援了其分析結論，對資料的處理與理論的解釋相得益彰。
所以，如果把國內社會科學研究的“怪現象”歸之於“重理論而輕資料”，則筆者亦不敢苟同。實際的情況恰恰可能是，我們既缺乏數學與實證方法的訓練，同時更缺乏理論思維的敏感性和洞察力。以實證主義界定社會科學的科學性，確實看到了前一方面的不足，卻又實質上包庇和縱容了後一方面更深的缺陷：接受實證主義對科學的簡單定義，本身就是對“科學”的多元性放棄了反思意識。而要提升這種反思意識，就是要在社會科學哲學的層面開展研究和思考問題。這在國外已經是常識，但國內還需要哲學界和社會科學界的共同努力。
在講座的最後，喬曉春教授評論說，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所缺乏的是把藍圖變成大樓的“方法工具”，對此筆者完全贊同；所不同的理解是，這裡所說的“方法工具”不僅有喬教授所強調的數學與實證方法，更重要地，也應該在社會科學哲學層面上保持對理論思維的敏銳反思。
這其實就是實證主義的觀點。它肇始於20世紀三十年代的維也納學派，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都佔據英美學術界的主流地位，對各門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影響甚大。按照這種觀點，任何科學理論都雙重地依賴於邏輯和經驗。一方面，不同的理論陳述之間以邏輯推論來關聯，形成一個完整的語言系統；另一方面，任何理論陳述又必須能最終關聯到可觀察測量的經驗事實上，理論術語能夠被徹底翻譯為僅僅談論經驗事實的表述。在這個意義上，推崇資料與實證分析的社會科學家，實際上是呼籲以實證主義的要求塑造社會科學的“科學性”，即社會科學同樣要以數學和邏輯把握可觀察的事實。然而，實證主義如果是用於入門的學術訓練，強化學術規範的意識，則尚無不妥；但若是作為科學研究的終極目標，特別是作為“科學之為科學”的本質體現，卻實為大謬，因為這一理念本身也有其自身無法突破的局限性。
（一）真實發揮作用的變數未必表現為可觀察、可測量的事實。
道理很簡單，我們所能觀察和測量到的事實往往是眾多變數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有的變數所發揮的作用很可能被另一些變數抵消掉了。因此，如果局限在經驗事實的層面，研究者就無法發現並確定這些被掩蓋了的變數。喬教授認為自然科學的決定因素簡單而確定，可以用函數明確表示，那其實是過於簡化了。不難想見，任何自然現象也都同樣是眾多變數共同作用的產物，也同樣存在著變數間的抵消與掩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差異不在於研究物件的複雜性程度，而在於是否有途徑應對變數間關係的複雜性。近代以來的自然科學就發展了一條數學與實驗相結合的道路。通過構築一個隔離可控的實驗情境，自然科學家得以排除諸多潛在因素干擾，揭露出某些曾經被掩蓋了的變數關係。而缺乏足夠的實驗手段的確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先天不足，只能通過改進統計推理的技術來不斷加以彌補。
然而，不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必須首先構想出所要揭示的變數關係，才能針對性地尋求檢驗證實的方法。這就仍然離不開理論洞見的作用。誠然，社會科學研究不能僅憑純粹理論推理下結論；但反過來，假如社會科學家僅僅滿足於從經驗到經驗的推理，擯棄所有哲學推理，那麼這必然只能是一項匠氣十足的研究，缺乏那種擊穿經驗局限的有力洞見。實際上，自然科學也是一樣。像愛因斯坦這樣的大科學家從不諱言美學原則在理論建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楊振寧還專門以麥克斯韋方程為例談科學之美與藝術之美的關係。任何重要的科學成就都需要哲學思維乃至審美思維來突破經驗的視閾限制，揭示被經驗掩蓋的真實。
（二）理論的證實要遠比想像的困難和複雜。
喬教授所描繪的是社會科學家從事實出發通過歸納得到一般規律的圖景。事實上這也是人們廣為接受的對科學研究工作的認知。然而，證據與理論的關係要遠比這複雜得多。現實中的科學家既不會僅僅因為某個證據而相信一個理論，也不會只是由於出現了一個反例而推翻原有的理論。實際的情況往往是，科學家在證據出現之前已經有了對是否相信這個理論的估計，而證據或反例的出現只是強化或弱化了科學家對這一理論的信心，改變了他們主觀上相信這一理論的程度。
（三）經驗並非總是赤裸裸的資料，而是可以包含人為的解釋。
應用數學方法的經驗描述往往被看作是原初的第一手資料，尚未經過解釋或改造。然而，須知社會科學不僅有定量的研究，也還有定性的研究。之所以定性的社會科學研究仍然必要，乃是因為作為研究物件的人向來就以一種自我理解的方式存在。社會科學家不僅要能以第三人稱視角客觀地描述研究物件的實際狀況，而且也要能夠理解研究物件所持有的第一人稱視角：他對自己的活動究竟賦予了怎樣的意義？
在人類學和社會學等領域中被廣為使用的“參與性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就是這樣的定性研究方法。從事參與性觀察的研究者並不是“不自覺地混淆主客體”，而實際上是“自覺有意識地代換主客體”，站到研究物件的位置上感受和思考，以期把握其內在的視角，再加以客觀的理論分析。在這種意義上，定性的社會科學研究與自然科學幾無可比性，特別在實證主義看來，自然科學一般不會發生研究者把自己代換到物的位置上思考和感受的必要性。然而，討論“社會科學離科學還有多遠”的問題，“科學”的標準就一定是要由自然科學來界定的嗎？如果是這樣，那麼定性的研究本身不具有科學性，它只能依賴於或從根本上轉換為定量的研究才能是“科學的”。但是，難道應用參與性觀察的人類學研究成果都不可能有任何科學價值嗎？譬如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誰又能否認它在理解人類社會方面是一項卓越的科學成就呢？
既然我們不能否認像《江村經濟》這樣優秀的定性研究的科學價值，我們或許就要承認，問題恐怕出在用來衡量社會科學之科學性的“尺子”上。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多元主義的知識圖景。不僅社會科學是多元的，“科學”本身也是多元的。社會科學究竟離科學有多遠？這要看所說的是何種社會科學，也要看用什麼“科學性”的標準來衡量。這種雙重的多元性使問題缺乏統一明確的答案，但又更加開放和包容。實證主義這把“尺子”或許能夠衡量出一部分社會科學的科學性，但它註定會埋沒另一部分的科學價值，特別是某些自然科學不具有、僅為社會科學所特有的“科學性”。因此，對社會科學之科學性的討論尤其要跳出實證主義的窠臼。
上述批評或許有觀點會這樣來回應：數學與實證方法是社會科學之科學性的1.0版本；而對實證主義的批評和超越則可以看作是2.0版本，即更高的要求。筆者並不以為然。誠然，缺乏經驗資料支撐，僅憑感想和思辨的社會科學研究完全算不上合格，個中理由喬教授已然盡述。那麼，是否只要使用了數學與實證方法，社會科學研究就具備了起碼的“科學性”了呢？未必。
事實上，喬曉春教授所批評的“大學的社會科學專業遠離數學”的情況業已大有改觀，新入門的研究者研習計量與統計推理方法的熱情不減，唯恐落於人後，自大資料興起以來更是如此。然而這並沒有讓社會科學離科學更近。國內的社會科學研究依然充斥著對缺乏理論價值的細枝末節的計量分析，甚至是為了計量而計量的純粹炫技，資料豐富而理論分析不足的情況廣泛存在。這既不反映真正科學的態度，也沒有什麼科學價值。而翻開任何一本國外的權威專業期刊，其中刊載的優秀研究也不見得使用了多麼複雜高超的計量技巧，但卻是恰到好處地支援了其分析結論，對資料的處理與理論的解釋相得益彰。
所以，如果把國內社會科學研究的“怪現象”歸之於“重理論而輕資料”，則筆者亦不敢苟同。實際的情況恰恰可能是，我們既缺乏數學與實證方法的訓練，同時更缺乏理論思維的敏感性和洞察力。以實證主義界定社會科學的科學性，確實看到了前一方面的不足，卻又實質上包庇和縱容了後一方面更深的缺陷：接受實證主義對科學的簡單定義，本身就是對“科學”的多元性放棄了反思意識。而要提升這種反思意識，就是要在社會科學哲學的層面開展研究和思考問題。這在國外已經是常識，但國內還需要哲學界和社會科學界的共同努力。
在講座的最後，喬曉春教授評論說，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所缺乏的是把藍圖變成大樓的“方法工具”，對此筆者完全贊同；所不同的理解是，這裡所說的“方法工具”不僅有喬教授所強調的數學與實證方法，更重要地，也應該在社會科學哲學層面上保持對理論思維的敏銳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