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藥占比、“兩票制”、藥品零加成、處方外流、分級診療……一攬子以推動“醫藥分業”為終極目標的政策， 正逐漸從頂層設計轉向終端實踐。 隨之由淺及深、由點及面的遞進實施， 相關主體或主動或被動的應對舉措因應環境變革而層出不窮。
具有共同導向的種種政策， 首要影響的主體便是醫院。 據業內人士稱， 因為政策集群的持續作用， 多數醫院（公立醫院）的藥品銷售規模出現明顯下降， 而與此同時， 受零加成等微觀政策影響， 藥品銷售對醫院的利潤貢獻亦同步減少。 在某種程度上講， 醫院藥房由“盈利中心”變為“成本中心”已經接近事實常態。
在醫院及醫生損失的藥品收入無法為財政被貼、醫療收入全部抵銷的語境下， 醫院不得不有限制、有指向地“出售”處方， 通過“處方變現”緩解轉型期的陣痛， 由是成行的種種“院店合作”模式成為醫改進程中的階段性產物。
院內店：存量向增量的遷徙
院內店， 顧名思義， 系指開設在醫院內部的藥店， 因為與醫院醫生“距離最短”， 是尚處處方外流理論階段的最先受益者， 成為各方主體的爭奪焦點。 沿產業鏈觀察， 處於上游的諸如國藥、廣藥、華潤、九州通等大型醫藥商業公司正在密集布點， 而處於下游的零售藥店如老百姓、國大藥房以及各區域龍頭企業同樣在積極佈局， “短平快”的增量效應成為院內店讓人無法拒絕的根本原因。
院內店的基礎優勢在於， 醫院的藥品存量銷售直接轉化， 可以在短時間內取得業績的提升， 雖受價格體系影響限制毛利空間， 卻滿足“薄利多銷”的商業邏輯。 縱觀現存的“院內店”， 依產權歸屬劃分， 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醫院“自營店”
這裡所指自營， 非醫院自營， 而是指由與醫院具有所屬關係或合作關係的協力廠商服務機構代運營。
以北京地區為例， 北京協和醫院、北京積水潭醫院、北京中醫醫院、北京朝陽醫院等大都採取該種模式。 如北京積水潭醫院， 早在2012年便由院服務公司出資興辦“積醫大藥房”， 並于同年通過GSP認證。 據其官網介紹， 積醫大藥房經營藥物品種以自費藥物為主，
這類院內店與醫院具有事實上的產權關聯， 習慣上被稱之為醫院“三產”， 通常掛靠於某醫藥商業公司或某醫藥零售公司名下， 由服務機構代運營， 通過與院內藥房品種的錯位配置， 可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開票”問題及藥占比問題。
當然， 從政策走勢來看， 這類院內店並不能成為行業“主流”， 甚或在可見的未來將退出歷史舞臺。 浙江省發佈的《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2017年重點工作任務》明確提出， 要加強公立醫院自辦藥店治理整頓， 逐步取消公立醫院自辦藥店， 儘管行政部門不會採取“一刀切”的方式使“三產”藥店瞬間蒸發，
2託管藥房
關於託管藥房的爭議行業內由來已久， 但始終鮮見成熟模式、成功案例。 究其原因， 從被託管方來看， 因為藥房的產權仍然屬於醫院， 託管的行為僅能在部分程度上解決運營成本問題， 而無法觸及“藥占比”這一現實瓶頸；而從託管方來看， 因為藥品品類大都屬於基藥、普藥類， 價格體系與醫院趨同， 受零加成等政策影響毛利空間有限， 故參與熱情不高。 目前藥房託管的參與主體多見於國藥、華潤、九州通等全國性醫藥流通企業， 業內人士稱，
毋庸置疑， 託管藥房已經脫離了時代語境， 將逐漸演化為記憶中的行業印記。
3“租賃店”
“租賃店”與醫院無任何產權瓜葛， 是醫院藥房社會化的一種典型代表， 在某種意義上， 可以被稱為開設在院內的社會藥店。 “租賃店”通常以醫院公開招標的方式形成， 以漢中醫院為例， 其院內店需向醫院支付銷售額的17%作為租賃費用。
因為更契合醫院藥房社會化的政策導向， 各醫藥主體均在積極佈局此類“院內店”， 此前老百姓大藥房董事長謝子龍便公開表示， 已經開啟“院店合作”戰略。 而從行業實踐來看， 以“專業藥房”為企業發展原點的深圳麥德信藥房已經走在行業前列， 據其副總經理鄭浩介紹， 院內店是當前院店合作各種嘗試中經營品質、銷售規模和短期效益最好的模式，其根本原因在於，藥品（處方藥）具有無知情權的強制銷售屬性，因此成規模的存量市場可以實現平順轉移。
從深圳麥德信的經驗來看，此類院內店在選址方面通常有兩個選擇：
一是直接開設在醫院門診樓或醫院門診藥房旁邊，“以為醫院下一步剝離門診藥房做準備”；
二是與醫院自有物業產業合作，選擇門診樓外距離最近的地點，“這是當下受政策影響最小的方式，也會是未來一段週期內的主流”。
鄭浩說：“經營院內店有幾個決定性因素，一是能否與醫院保持良好的協作性，如品種互補、系統對接等，二是能否保證藥品及資訊的安全性，三是能否提供診後的專業服務，保證患者的依從性。”從根本來看，醫院對於院內店的開放和選擇是有限制性的，而這也成為門診藥房社會化的門檻，引用梧州百姓董事長孔建光的話，處方外流只是少數人的紅利，供應鏈整合能力、企業運營能力、專業服務能力等綜合實力將決定在處方藥領域的次序。
院邊店：價值從抑制到釋放
院邊店向來是兵家必爭之地，而隨著處方外流政策的遞進式施行，爭奪的白熱化程度更是與日俱增。據知情人士透露，醫院目前自然溢出的處方約為20%，而腫瘤等專科處方流出率可達到40%左右，占盡地利的院邊店自然成為受益者。事實上，搶佔醫院周邊位置的另一考量在於實現與醫院醫生的連接。
“以往院邊店的處方來源，一是醫院處方的自然流出，二是上游品種主導和影響下的處方流出，但從目前來看，醫院主動流轉處方的積極性明顯加強。”北京醫洋科技醫電商總監劉棟說，“我們致力於打造一個處方共用平臺，通過這個平臺整合醫院、藥企和藥店，近期明顯的變化是醫院的主動性增加，這也恰恰反映出政策擠壓下醫院的現實需求。”
這種模式其實大量存在於實踐中，國家雖發禁令但仍處於“紙上談兵”階段。在醫師與藥師職能真正實現協同（醫師開方，藥師審方，醫師開具藥品通用名，藥師選擇特定產品），醫生收入通過財政補貼（如日本）、多點執業得到明顯提高，醫院收入通過財政保障、醫療收入得到有效平衡之前，這種模式不可能徹底消失。
而隨著醫改進程的推進，以及處方外流行為的規範化，院邊店的價值會進一步提升。鄭浩說：“院邊店將與福利店、社區店共同成為處方藥的終極戰場，只是目前的配套措施還沒有到位，院邊店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院邊店。理想化的模式應當是，以地區為單位，處方上傳到‘雲平臺，’再經藥店分級管理分配到藥店。當個別院邊店與醫院的關聯利益被斬斷，院邊店的真正價值才能展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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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內店是當前院店合作各種嘗試中經營品質、銷售規模和短期效益最好的模式，其根本原因在於，藥品（處方藥）具有無知情權的強制銷售屬性，因此成規模的存量市場可以實現平順轉移。從深圳麥德信的經驗來看，此類院內店在選址方面通常有兩個選擇：
一是直接開設在醫院門診樓或醫院門診藥房旁邊，“以為醫院下一步剝離門診藥房做準備”；
二是與醫院自有物業產業合作，選擇門診樓外距離最近的地點，“這是當下受政策影響最小的方式，也會是未來一段週期內的主流”。
鄭浩說：“經營院內店有幾個決定性因素，一是能否與醫院保持良好的協作性，如品種互補、系統對接等，二是能否保證藥品及資訊的安全性，三是能否提供診後的專業服務，保證患者的依從性。”從根本來看，醫院對於院內店的開放和選擇是有限制性的，而這也成為門診藥房社會化的門檻，引用梧州百姓董事長孔建光的話，處方外流只是少數人的紅利，供應鏈整合能力、企業運營能力、專業服務能力等綜合實力將決定在處方藥領域的次序。
院邊店：價值從抑制到釋放
院邊店向來是兵家必爭之地，而隨著處方外流政策的遞進式施行，爭奪的白熱化程度更是與日俱增。據知情人士透露，醫院目前自然溢出的處方約為20%，而腫瘤等專科處方流出率可達到40%左右，占盡地利的院邊店自然成為受益者。事實上，搶佔醫院周邊位置的另一考量在於實現與醫院醫生的連接。
“以往院邊店的處方來源，一是醫院處方的自然流出，二是上游品種主導和影響下的處方流出，但從目前來看，醫院主動流轉處方的積極性明顯加強。”北京醫洋科技醫電商總監劉棟說，“我們致力於打造一個處方共用平臺，通過這個平臺整合醫院、藥企和藥店，近期明顯的變化是醫院的主動性增加，這也恰恰反映出政策擠壓下醫院的現實需求。”
這種模式其實大量存在於實踐中，國家雖發禁令但仍處於“紙上談兵”階段。在醫師與藥師職能真正實現協同（醫師開方，藥師審方，醫師開具藥品通用名，藥師選擇特定產品），醫生收入通過財政補貼（如日本）、多點執業得到明顯提高，醫院收入通過財政保障、醫療收入得到有效平衡之前，這種模式不可能徹底消失。
而隨著醫改進程的推進，以及處方外流行為的規範化，院邊店的價值會進一步提升。鄭浩說：“院邊店將與福利店、社區店共同成為處方藥的終極戰場，只是目前的配套措施還沒有到位，院邊店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院邊店。理想化的模式應當是，以地區為單位，處方上傳到‘雲平臺，’再經藥店分級管理分配到藥店。當個別院邊店與醫院的關聯利益被斬斷，院邊店的真正價值才能展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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