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楊振寧獲得諾獎在臺灣地區引發的衝擊波

1957年10月31日， 該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揭曉， 在美國科學研究機構工作並具有中國國籍的青年物理學家李政道、楊振寧科學家”、“中國科學家”、“中國物理學家”等來描述， 突出強調李、楊的中國人身份， 與大陸使用的稱呼完全一致。 究其原因， 當時在台的國民黨政府力求“反攻大陸”， 抓住一切機會爭奪中國代表權， 是當時的臺灣當局非常明確的訴求。 此外， 臺灣媒體也不避諱李、楊已取得在美長期居住的資格， 並開脫說：“他們只是因為美國政府歡迎其繼續在美研究， 而獲得在美國較長期的居留證而已。 ”

其次，

關於二人的成長成才經歷及工作情況， 臺灣媒體也都進行了細緻的報導。 李、楊二人都曾是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的學生， 臺灣媒體故而對此特別強調， 對他們當年的求學表現和生活趣聞等給予了深入挖掘， 目的在於把他們二人取得的科學成就部分地歸因於當年西南聯大的成功教育， 比如上文提到的蔣夢麟、梅貽琦在盛讚李、楊之成就的同時， 都明確把他們的成功部分地歸功於西南聯大的成功教育， 蔣夢麟就認為“西南聯大自由研究的精神”是李、楊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 另外， 臺灣媒體還對他們二人在美學習情況、獲得博士學位後的研究工作等進行了詳細的介紹， 甚至於他們擔任副教授、教授的時間和年齡都給予了清晰的考證。 總之， 臺灣媒體使出渾身解數挖掘李、楊成長成才之趣聞與因緣。

再次， 臺灣媒體還不厭其煩介紹李、楊二人的家庭狀況。 李、楊二人的夫人及孩子等基本家庭資訊， 都被各大媒體反復報導。 李政道夫婦的合影多次出現在“中央日報”和《聯合報》的新聞配圖中。 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因是著名數學家， 多次在新聞報導裡被提及， 他的夫人杜致禮因其父親杜聿明原是國民黨高級將領的特殊身份， 也經常被提及。 李政道的母親張明璋女士當時旅居臺灣， 故而也成為各家媒體的重點采寫對象， 諸如《慈母口中的李政道》此類介紹李政道成長經歷、性格、愛好等的長篇通訊文章不時見諸報端。

借機呼籲當局增加對科教事業的投入

1950年代， 臺灣教育、科學事業的發展並不理想。 李、楊取得的科學成就及榮譽， 給了臺灣各界向政府施壓的機會。 自1957年1月， 臺灣媒體就開始借李、楊之科學成就， 通過讚揚美國來暗諷臺灣當局：“美國科學界硬是要得， 他們不但不斥責這兩位中國青年為‘離經叛道’， 或嫉妒他們的新奇假設， 反而提供出各種優良的設備， 説明他們實驗其理論。 ”

諾貝爾獎揭曉後， 臺灣媒體的指向更加明確和深刻：“我們在歡欣之餘， 進一步再作檢討， 又不能不感到楊李之成功， 也有其成功的條件。 第一， 他們有美國這麼一個良好的科學環境， 使他的智慧學力可以開展。 要是楊李果真現在仍在國內， 則以我們今天的物質科學水準，

他們決不可能有今天的表現， 是可以斷言的。 第二， 他們也靠有人愛才識才而樂於培植……第三， 楊李今年才三十幾歲， 論年事實在夠輕的。 幸而楊李研究於不講究‘老資格’但問實際成就的美國， 所以終能脫穎而出一鳴驚人。 要是美國也事事以老資格作偶像， 任何聲名地位是非一切以老資格為准， 想來楊李也是難於出頭的。 我們根據這一體會， 對楊李二位只能視作中華民族品質優秀的表徵， 最多表示他們前一階段教育國家對他們盡了力量；其餘後一階段的發展與光大， 我們卻是無法居功的。 ”可見， 臺灣媒體通過抬高、美化美國的科研環境， 批評臺灣教育和科學界的陳腐現狀。

科教界知名人士也公開發表談話， 呼籲臺灣當局要重視教育和科學事業，

加大投入。 臺灣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公開呼籲：“這件事希望能促使社會和政府， 對科學予以更多的重視， 這樣中國的科學前途才能更為光大。 ”因李、楊的科學發現與貢獻屬於基礎科學領域， 一時難以看到應用價值， 普通人更是難以理解， 梅貽琦因此特別強調“科學上的新發明， 常常是先創立理論而後方能推及於實用方面， 他乃特別籲請國人要多注意基本科學的研究”。 他還在11月1日台“教育部”慶祝李、楊獲諾貝爾獎的午餐會上， “以警惕口吻說， 我們今後應注意如何發展學術研究， 社會人士須與政府當局協力推進”。 因與李、楊有特殊的師生關係， 作為島內知名人士的梅貽琦借此事頻頻喊話不僅因為他“憂國憂民”， 更因為他作為清華大學校長的特殊身份——為清華大學的發展爭取更多的資源。其他教育界知名人士公開發言的目的亦如此。比如，臺灣交通大學電子科學研究籌備處主任淩鴻勳也在午餐會上發言，他“希望政府對於基本科學研究能多籌撥經費，以期有更大成就”。

梅貽琦像

臺灣大學物理系主任戴運軌也尖銳指出：“假若這兩位科學家不去美國而在國內的話，相信他們絕對不會有今日之成就……中國青年的確有很多可以造就的人才，惜因政府對科學過分忽視，由於在國內沒有一個較好的科學環境，以致很多優秀的青年于畢業後除了去美國外，幾乎無第二條路可走，但他們到美國後稍有成就的人才，卻不肯再回到國內來，因為回國後研究工作等於中斷，結果國內的科學人才愈來愈缺乏，在科研經費困難人才缺乏的情形下，當然也就無法談到發展科學、造育人才了。憑槍炮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吾人欲期國家富強，必須在科學上迎頭趕上，否則國家前途不堪設想。”戴運軌“因此特別呼籲政府和國人藉此反省，痛下決心，由現在起拿出盡可能的努力，努力發展科學教育，培植出一個好的科學環境，把青年導向科學之路。”

臺灣“教育部”科學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李熙謀博士則從更為務實的提建議的角度指出，“楊、李二位科學家獲得此次殊榮的另一個重大意義，可以促政府瞭解科學的重要性，不要以為花很多錢不會收穫。假若政府能撥出一筆較多的經費，培養一個研究環境，相信在國內同樣可以造育出成功的科學家。”

從上述臺灣科教界知名人士的談話中，我們可以認為，1950年代中後期，臺灣科教界對島內科技、教育事業的發展並不滿意，或者說臺灣地區科技、教育事業的發展面臨諸多問題和困境，主要表現在臺灣當局對科技、教育事業不夠重視，科技、教育經費困難，科技人才缺乏，科研環境不利於人才成長等。這一方面反映了臺灣社會發展對科技人才的渴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時在“反攻大陸”思維主導下，國民黨治台政策的偏差與失誤。

（本文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員）

更因為他作為清華大學校長的特殊身份——為清華大學的發展爭取更多的資源。其他教育界知名人士公開發言的目的亦如此。比如，臺灣交通大學電子科學研究籌備處主任淩鴻勳也在午餐會上發言，他“希望政府對於基本科學研究能多籌撥經費，以期有更大成就”。

梅貽琦像

臺灣大學物理系主任戴運軌也尖銳指出：“假若這兩位科學家不去美國而在國內的話，相信他們絕對不會有今日之成就……中國青年的確有很多可以造就的人才，惜因政府對科學過分忽視，由於在國內沒有一個較好的科學環境，以致很多優秀的青年于畢業後除了去美國外，幾乎無第二條路可走，但他們到美國後稍有成就的人才，卻不肯再回到國內來，因為回國後研究工作等於中斷，結果國內的科學人才愈來愈缺乏，在科研經費困難人才缺乏的情形下，當然也就無法談到發展科學、造育人才了。憑槍炮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吾人欲期國家富強，必須在科學上迎頭趕上，否則國家前途不堪設想。”戴運軌“因此特別呼籲政府和國人藉此反省，痛下決心，由現在起拿出盡可能的努力，努力發展科學教育，培植出一個好的科學環境，把青年導向科學之路。”

臺灣“教育部”科學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李熙謀博士則從更為務實的提建議的角度指出，“楊、李二位科學家獲得此次殊榮的另一個重大意義，可以促政府瞭解科學的重要性，不要以為花很多錢不會收穫。假若政府能撥出一筆較多的經費，培養一個研究環境，相信在國內同樣可以造育出成功的科學家。”

從上述臺灣科教界知名人士的談話中，我們可以認為，1950年代中後期，臺灣科教界對島內科技、教育事業的發展並不滿意，或者說臺灣地區科技、教育事業的發展面臨諸多問題和困境，主要表現在臺灣當局對科技、教育事業不夠重視，科技、教育經費困難，科技人才缺乏，科研環境不利於人才成長等。這一方面反映了臺灣社會發展對科技人才的渴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時在“反攻大陸”思維主導下，國民黨治台政策的偏差與失誤。

（本文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