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揚， 從來不是一個難以企及的人。 他確實在某些方面才能超群， 但本質上是普通人。
鐘揚真正可貴的是——大多數人只做對自己有利的事， 但鐘揚不僅僅做對自己有利的事， 也做對他人有利的事。
他認為， 一個人單幹的代價很大， 人們若能多做些利他的事， 彼此跨界分享， 便能夠打破藩籬， 盤活思維， 大量節約社會成本， 從而真正地對社會、對國家有利。
而這件事，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嘗試。
一頓早餐：7個包子， 3碗粥， 4碟小菜
2011年7月24日， 鐘揚在臨港紅樹林基地。
我和鐘揚是初中同校， 高中同班同學。 我們倆， 他文科年級第一、我理科年級第一，
鐘揚記憶力驚人， 從小洞察很多事， 在同齡人還很懵懂的時候， 他大事小事都能講出個所以然來。 那時他在中學時的作文幾乎都是範文， 常會被貼在學校門口。 可偏偏後來我倆的道路完全顛倒， 我走了文科， 他進了理科， 不過他對寫作的熱情倒是始終不減。
鐘揚成長的家庭是很開明的。 他爸媽都是教育系統的， 會與他一同討論生活難事。 比如， 他父親原本是做教師， 卻因講地方方言， 講課幾個月被學生們趕下講臺。 這事對他刺激挺大， 他那時就發誓說， “一定要把普通話講好”， “要當個好老師！”
1979年我們一同參加高考。 他考進了中科大少年班， 可惜， 是他不喜歡的無線電專業。
我們最常談論形而上的主題、聊各自的哲學思考， 有時他會到我的大學來， 我們能在操場上走上5個小時談人生。 年輕的鐘揚是有股子傲氣的， 總想證明自己很聰明， 也會自詡為“哲學家”。 當然我們的信偶爾也有點八卦內容， 比如曾經有位元女生對鐘揚頗有好感， 托我牽線。 我也在信中傳達了， 不過鐘揚很明白自己的喜好， 禮貌謝絕。
我們這一代多是理想主義者， 但鐘揚和我方式不一樣。 我比較悲觀， 盡最大努力去爭取最好結果就行。 但鐘揚一向樂觀，
鐘揚可以為一個目標付出超出常人百倍的努力。 有一次他到我的大學來找我玩， 透露“現在會經常對著鏡子練說話”， 目的是“要為當老師做準備， 調整自己的神態、語氣、風格”；我那個宿舍當時 有15 個人， 他一個人跟 15 個人辯論、舌戰群雄， 十幾個人都辯不過他。
在西藏的這些年， 他的外貌上改變很大， 以前他是高瘦的， 可以說很帥， 現在卻很胖。 我和他共進過一次早餐才知道為什麼。 他那頓吃了7個包子， 3碗粥， 4碟小菜。 他說沒辦法， 在西藏習慣了， 一定要一頓吃很多， 才能保存體力。 長時間下來， 胃都被撐大了。
但他對這些都滿不在乎。
“有時候失敗比成功更有價值”
鐘老師與學生。
這次計畫源於我們的一個約定——拍攝一部關於植物學家登山的電影。
在登山界， 有兩種方法：喜馬拉雅式登山和阿爾卑斯式登山。 喜馬拉雅式登山， 領隊就是保姆， 車輛、線路、吃、住等都由領隊考慮， 登山者只管走，
而對於植物學家來說， 也有兩種途徑來研究課題， 一種是利用各地標本館已有的標本和種質庫儲存的樣本， 或是交給一些服務於科研單位的採集力量， 回到實驗室研究；另一種是親自採集， 全程自行把控。
鐘揚是後者的踐行者。
學生紀念鐘老師。
兩年前， 鐘揚和我聊起喬·辛普森， 他說那是他的偶像。
鐘揚當時很嚴肅地說：“我們過去對登山對科學的研究， 都會賦予一種所謂成功的意義。 登山一定要成功， 科學研究攻關一定要成功。 這是一種比較糟糕的觀念！其實登山， 有時候失敗比成功更有價值，它體現的是一種精神；在科學研究方面也是，你做了很多次攻關都成功不了，但它體現的這種精神是代代相傳的！”
這個感受，我從心底裡贊同。
我們倆商量著，能否拍一部電影，通過一個科學家去西藏尋找雪蓮的故事，把登山和植物研究結合起來，然後通過這種結合體現我們想傳達的精神。
之前，我已經把梗概寫好了，打算先寫出小說，在此基礎上再拍電影。鐘揚很支援，他希望自己成為這部電影的原型，還給電影取名《失敗者的故事》。
為了小說，我和鐘揚聊過很多次，他給我講了很多他在西藏尋找植物種子的過程。他曾三番五次勸我自己去西藏看看。但我都三番五次推辭。
為什麼？因為我有嚴重的高原反應。我曾經去青海3天，在海拔只有2600米的地方頭疼欲裂，沒法行動。
鐘揚有時激我“作為一個作家，必須要去一趟西藏！”有時又放低姿態：“你放心！我大不了陪著你嘛！”
我經不住他勸，終於決定9月出發。卻終究未成行……
“這是他個人盤活社會資源的一種方式”
鐘揚在病床上。
鐘揚生前常提起“思考的層次”。
他的演講總是很引入入勝。我曾經親眼目睹他的影響力。有一次他受邀來我們南京理工大學演講，講完，當場就有3個學生表態要從工科轉學生科。一個學生說：“我想學生物，覺得對人類太重要了！”
我想這種神奇，是在於鐘揚從不想要去傳達簡單的知識點，而是將知識點轉化、蛻變成對生命更深刻的理解。他的學生們也說，鐘教授對自己的研究物件有宏觀理解和哲學思考，並且能夠站在更高的高度來看研究領域。
鐘揚本質上還是普通人——他也和很多人一樣，有自己的“私心”，也會為孩子的成績擔憂，他也會權衡去西部的好處和壞處……
但鐘揚最為可貴的一點是，他會多想一點——他不僅僅做對自己有利的事，也做對他人有利的事。他曾說，一個人單幹的代價很大，人們若能多做些利他的事，彼此跨界分享，可大量節約社會成本。
因此，他跨界極廣，答應紛繁雜亂的邀約，做很多人看似極耗費時間回報卻極少的事……
他為什麼要去做科普？因為他說，“有很多事情自己是做不完的，需要有後來人不斷加入到隊伍中來，我多做一份，就能影響到更多的人”。
他為什麼要去高原搜集種子？他說，“全球變暖後的問題需要提早考慮”。
他為什麼要去西藏？他說過“去西藏不簡單從生物學去考慮的，而是作為教育者和科學家，兩條腿走路。”
有人說他“有點傻氣”，但其實是，他是看得更為長遠，他是大智若愚。他想的不僅是自己，還有社會、國家，甚至是全人類問題。
他跨界，同時也發動外行業者攜手做對社會有益之事。這是他個人盤活社會資源的一種方式。
我也是他跨界的朋友之一。所以這部電影，我無論如何也要完成。
我應該會去一次西藏的。
題圖說明：2008年7月31日，鐘揚在西藏考察，赴阿裡途中。
欄目主編：徐瑞哲 文字編輯：徐瑞哲 題圖來源：復旦供圖 圖片編輯：朱瓅 有時候失敗比成功更有價值，它體現的是一種精神；在科學研究方面也是，你做了很多次攻關都成功不了，但它體現的這種精神是代代相傳的！”
這個感受，我從心底裡贊同。
我們倆商量著，能否拍一部電影，通過一個科學家去西藏尋找雪蓮的故事，把登山和植物研究結合起來，然後通過這種結合體現我們想傳達的精神。
之前，我已經把梗概寫好了，打算先寫出小說，在此基礎上再拍電影。鐘揚很支援，他希望自己成為這部電影的原型，還給電影取名《失敗者的故事》。
為了小說，我和鐘揚聊過很多次，他給我講了很多他在西藏尋找植物種子的過程。他曾三番五次勸我自己去西藏看看。但我都三番五次推辭。
為什麼？因為我有嚴重的高原反應。我曾經去青海3天，在海拔只有2600米的地方頭疼欲裂，沒法行動。
鐘揚有時激我“作為一個作家，必須要去一趟西藏！”有時又放低姿態：“你放心！我大不了陪著你嘛！”
我經不住他勸，終於決定9月出發。卻終究未成行……
“這是他個人盤活社會資源的一種方式”
鐘揚在病床上。
鐘揚生前常提起“思考的層次”。
他的演講總是很引入入勝。我曾經親眼目睹他的影響力。有一次他受邀來我們南京理工大學演講，講完，當場就有3個學生表態要從工科轉學生科。一個學生說：“我想學生物，覺得對人類太重要了！”
我想這種神奇，是在於鐘揚從不想要去傳達簡單的知識點，而是將知識點轉化、蛻變成對生命更深刻的理解。他的學生們也說，鐘教授對自己的研究物件有宏觀理解和哲學思考，並且能夠站在更高的高度來看研究領域。
鐘揚本質上還是普通人——他也和很多人一樣，有自己的“私心”，也會為孩子的成績擔憂，他也會權衡去西部的好處和壞處……
但鐘揚最為可貴的一點是，他會多想一點——他不僅僅做對自己有利的事，也做對他人有利的事。他曾說，一個人單幹的代價很大，人們若能多做些利他的事，彼此跨界分享，可大量節約社會成本。
因此，他跨界極廣，答應紛繁雜亂的邀約，做很多人看似極耗費時間回報卻極少的事……
他為什麼要去做科普？因為他說，“有很多事情自己是做不完的，需要有後來人不斷加入到隊伍中來，我多做一份，就能影響到更多的人”。
他為什麼要去高原搜集種子？他說，“全球變暖後的問題需要提早考慮”。
他為什麼要去西藏？他說過“去西藏不簡單從生物學去考慮的，而是作為教育者和科學家，兩條腿走路。”
有人說他“有點傻氣”，但其實是，他是看得更為長遠，他是大智若愚。他想的不僅是自己，還有社會、國家，甚至是全人類問題。
他跨界，同時也發動外行業者攜手做對社會有益之事。這是他個人盤活社會資源的一種方式。
我也是他跨界的朋友之一。所以這部電影，我無論如何也要完成。
我應該會去一次西藏的。
題圖說明：2008年7月31日，鐘揚在西藏考察，赴阿裡途中。
欄目主編：徐瑞哲 文字編輯：徐瑞哲 題圖來源：復旦供圖 圖片編輯：朱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