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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請了一群經濟學家,就AI是否會帶來大規模失業展開了一場辯論

人工智慧會讓更多人失業, 還是會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聽多了AI技術研究者的論調, 讓我們聽聽經濟學家的觀點。 昨天, MIT在一次人工智慧的會議上, 請來了一批經濟學家, 讓他們就AI對就業的影響進行了一場辯論。

《你的xx工作要被機器人取代了!》

《xxx萬xx員因為人工智慧面臨下崗!》

是不是已經被這樣的媒體頭條刷屏到審美疲勞?聽多了這樣的恐怖論調, 我們應該擔心自己的飯碗被AI取代嗎?

昨天, MIT請來了一批經濟學家, 來探討AI技術的發展給經濟帶來的影響。 不同於技術咖們的視角, 這些經濟學家從歷史上經濟的發展和其他行業情況來分析,

展開了一場精彩的論辯。 而事後, Facebook人工智慧研究部門負責人Yann LeCun也強推了這場辯論。

本文將複現這次辯論以及接下來圓桌論壇的部分精彩內容。

精彩觀點劇透:

歷史上技術的變革總會對就業和人們的日常生活帶來挑戰, 但社會總會以其自有方式在最終找到平衡點;

只有當完成了組織架構重組和再造後, 技術紅利才能真正顯現, 而這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

從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的這250年間, 還沒有哪個發明引起了大規模的失業。 而且儘管工作崗位在持續地消失, 卻有更多的就業機會湧現了出來。

新的技術背景下, 也許我們需要重新考慮經濟指標(GDP可能不再使用)。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會對生產力、工資待遇和就業產生怎樣的影響?最近一次在麻省理工舉行的關於人工智慧與未來工作的會議上,

很多頂級的經濟學家都談到了人工智慧會導致工作崗位減少(至少是好工作的工作崗位減少), 並就技術發展對生產力的影響進行了辯論。

大咖們最終得出的結論是, 技術在創造工作崗位的同時也在消滅工作崗位。 而值得一提的是, 它並不會在未來造成工作崗位顯著地減少。

西北大學的 Robert Gordon 和 Joel Mokyr為辯論提供了歷史背景資訊。 麻省理工的Erik Brynjolfsson表示, 商業社會為了利用新的技術而對運營模式進行的改變, 短期內會導致比我們預期還要低的生產力, 不過在將來會帶來更高的生產力。

Erik Brynjolfsson: 人工智慧和現代生產力悖論

Erik Brynjolfsson,

麻省理工學院數字經濟宣導行動(the MIT Initiative on the Digital Economy)主任, 本次會議的主持人之一, 談到當今社會變得越來越悲觀, 並展示了一份調查結果, 結果顯示, 只有6%的美國人認為世界在變好(對比之下有41%的中國人持樂觀態度)。 他表示, 最近這些年的生產力增長放緩是人們如此悲觀的幕後原因之一。 他提醒, 生產力發展是生活水準提升的主要動力之一。

最近讓人沮喪的社會現實

“我們已經沒有新的發明了嗎?” Brynjolfsson 問道。 他還談到在機器學習領域的所有進步, 從神經網路(在完成特定任務時)能夠比人類在圖像識別領域做得更好, 到在語音辨識方面比人類做得準確太多。 他說最近這些年來, 人工智慧領域出現了“研究發現的爆發”, 越來越多的人進入這一領域工作,

這很可能帶來這一領域發展的新突破。

技術發展的生產力悖論:

1. 錯誤的希望:技術樂觀根本沒有依據

2. 誤測:我們沒有評估技術真正的好處

3. 佈局:技術紅利是真實存在的, 但紅利只會更少不會更多

4. 重構需要時間:只有當完成了組織架構重組和再造後, 技術紅利才能真正顯現, 而這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

在 Brynjolfsson 最近和 Daniel Rock 以及 Chad Syverson一起發表的一篇論文中, 給出了生產力悖論的四種可能的原因。 他說我們可能有錯誤的希望, 那就是新的技術可能並不會直接帶來顯著的生產力提升。 原因還有可能是生產力被誤測了, 意思是說我們沒有追蹤真正的技術紅利。 生產力提升可能僅僅影響到一部分的人、行業或者組織,

而非普羅大眾。 又或者技術紅利是真實存在的, 但是社會組織需要很長的時間來重構自己內部, 而這反過來使得技術進步帶來的好處需要很長時間才能顯現——他認為這是最有意義的可能原因。

他說, 樂觀主義者在推斷當前技術對未來的影響, 而悲觀主義者在根據最近的GDP和生產力資料推斷未來趨勢。

Brynjolfsson 說, 人工智慧是一項通用目的技術(General-Purpose Technology, GPT), 而這樣的技術實際上會降低生產力, 因為公司在這些技術上的投資短期內看不到回報, 而這回報可能快出現了。 他說我們用的統計量不是對未來的預測, 而是“在衡量我們忽視的東西”。

總的來說, GPTs 需要很耗時的額外創新和投資, 而為了獲得人工智慧的好處而跟上技術的加速發展, 我們很可能需要重新構建我們的組織、機構和指標。

歷史眼光看今天的生產力悖論

在輕便動力和IT時代的勞動生產力

對比來看,除了發明了電動引擎和燈泡外,在1890-1920年間我們沒有看到很大的生產力提升。工廠大多在資訊技術時代(1970年代)用電動引擎替換了蒸汽動力,但一座工廠的基本結構並沒有發送變化,這種結構被設計成圍繞著一個大的中央電源運轉。事實上,直到使用小的電源動力分佈在整個工廠的新模式流行時,已經過去了20-30年。隨著流水線生成的普及,制度和生產方式在發生變化,這反過來促成了1920年代的生產力大提升。這之後有一段時期的“世俗停滯(secular stagnation)”,後來又是另一個爆發階段——secular stagnation 這一短語被用於描述最近的生產力資料。

Brynjolfsson 接下來對這一時期和資訊技術時代(1970年代)的生產力資料進行了比較,探討了如果我們基於現在的技術應用而獲得了另一個爆發式增長,生產力資料會如何變化。他說他不確定這是否會發生,但就這類技術來說,如果5-10倍的時間、精力和錢被投資于聯合研發(圍繞原始技術的技術或流程研發)而非技術本身的話,爆發式提升是會自然發生的事情。

Brynjolfsson 表示,人工智慧和人們在組織性變化中做的投資可能是不可測的無形資本。他說,比如,生產統計資料會顯示,我們在自動駕駛汽車項目投入了時間和金錢,但因為它們還沒有上市出售,這就不被認為是創造了生產力。他說,作為結果,雖然我們現在可能看到比較低的生產力,但在將來我們能看到更高的生產力資料。

Brynjolfsson指出,生產力也並不是全部。儘管過去的30年間,每小時的產出增加了,但中等家庭的實際收入卻停滯不前。

Brynjolfsson說,我們社會面臨的新的“巨大挑戰”是如何加快一個GPT(比如人工智慧)的投產使用過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快提高生產力和生活水準。

Robert Gordon:人工智慧和就業——錯位的恐慌

Robert Gordon是西北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的教授,也是《美國的崛起和衰落:從南北戰爭以來的美國生活水準變化(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The U.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的作者。他在演講中,闡述了目前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人工智慧會引起大規模失業。

從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的這250年間,還沒有哪個發明引起了大規模的失業,而且儘管工作崗位持續地在消失,卻有更多的就業機會湧現了出來。現在的就業市場存在巨大的流失,而現在實際上還存在工作者的短缺而非工作崗位的不足,這樣的情況甚至發生在建築、製造業和長途貨車運輸等行業。

對於工作品質的擔心同樣是老生常談,在過去的十年裡出現了更多的好工作而不是壞工作。對於不平等情況增加的擔心也已經“作為熟悉的主題存在了40年了”。新的擔心是按勞動分配的經濟收入的下降,但這“跟人工智慧沒有任何關係”。

當人們談論將來人工智慧和機器人會影響就業時,他們常常忘了這個話題並不新鮮。從1961年開始我們就有機器人了,主要用在汽車製造業。從那時起我們就看到在一些領域出現了嚴重的工作流失——比如說,飛機航班和酒店的預訂系統就極大地替代了旅遊代理商的工作——不過這樣的影響微乎其微。

Gordon 說,現在人工智慧應用最廣的領域是市場行銷,而市場分析師的崗位也在蓬勃增加。

磚和砂漿零售的工作崗位流失對比電子商務工作崗位的增加

Gordon 通過幾張圖表展示了工作崗位在哪些領域流失,又在哪些領域出現。他指出,現在比ATM機剛問世的時候有更多的銀行出納員,當我們發現在傳統的“磚和砂漿”零售店裡的工作崗位減少時,電子商務領域有新的崗位增加。從試算表的出現開始,我們少了一百萬個記錄員和普通職員,多了一百五十萬個財務分析師。

他總結說,預測哪些工作會消失很容易,但預測哪些會成為新的工作崗位卻難得多。往前展望20年,人工智慧會頂替一些工作崗位,不過,就對工作崗位的影響來說,“人工智慧並沒有什麼稀奇的”。

JoelMokyr:技術和勞動——未來已至?

雖然西北工業大學的教授JoelMokyr和Gordon教授針對技術的影響已經爭論了好幾年,但是在本次論壇中,Mokyr似乎非常贊同Gordon關於技術及其對工作的影響的結論,至少長期來看是這樣的。不過,Mokyr相信技術不但會繼續變革,這種變革的速度還會加快;而Gordon的論文中闡述的觀點則是今日的技術並沒有過去的技術,比如電氣化,那麼有影響力。

當考慮到未來技術驅動的失業是否會發生時,Mokyr首先想到的是“我們以前看過這部電影。” 他提到,反對工業化的——更具體是在19世紀初期反對紡織機——盧德派們(小編注:盧德派即盧德運動)錯在了他們認為機器會在未來取代人類。但是,他也指出,他們那麼做在短期內對他們也沒什麼幫助。Mokyr教授舉例說,雖然在美國農業相關的就業率急劇下降,但是現在總的就業崗位還是很多的。

總的來說,“技術性失業的證據幾乎沒有”,這是因為服務業的增長、新產品和服務的出現以及“持續但緩慢”的生產率的增長。

所以,Mokyr提到,眼下的問題是“這一次會有不同嗎?”

如果人工智慧能夠替代那些人力資本密集型工作的工人——比如司機、法律助理和銀行職員——那麼可能很快就會產生很大的影響。但是這樣的證據還是很薄弱的。更重要的是,產品的創新可能創造出以前從未想像過的新工作,例如電子遊戲設計師、網路安全專家、GPS程式師和獸醫心理學家,所有這些工作現如今都存在,但是在幾十年前是很難預見的。

Mokyr表示,我們不知道在未來會有什麼樣的新型工作,但是他認為人口統計數字表明,將有更多的工作涉及到照顧老齡化的人群,而涉及照顧兒童的工作將會變少,因為他預計孩子會越來越少。另外,將來可能會有更多創造性的工作,並且我們絕不能低估“隱性知識”——直覺、本能和想像力——這些將我們與機器區別的品質。不過,他指出,這種轉變並不容易。

接下來,Mokyr著眼於“最壞情況分析”,或者說對勞動力需求明顯減少的情況。他提到,工作和休閒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並指出25%的美國人從事志願者工作。一些經濟學家的參考工作表明,勞動力參與率下降的部分原因是因為大齡男性沉迷於電子遊戲。

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0年發表的著名的論文"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中提到,如果用技術替代工作,這將解決我們的經濟問題,那麼又該如何利用我們所擁有的閒暇時間。

不管怎樣,這都可能需要新的經濟學的和收入分配的方法。

圓桌論壇

各自的報告之後,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系教授DaronAcemoglu提出,我們應該這樣看待技術:能做很多事兒,也能導致多種多樣的反應。在短期內將會有技術取代工人,當然從長遠來看,也會代替人完成某些任務。但是這樣的技術也會導致產出增長,並對生產力產生積極的影響。

Acemoglu提到,技術可以把從生產領域替換下來的員工轉移到新的互補領域中,我們的歷史中總是出現新的任務和新的職業。但是,儘管這通常對整個社會都有好處,可對特定階級的工人來說還是會很困難,並且有時會持續幾十年。他指出,工業革命期間實際上工資沒有增加,但是體制結構和教育會影響到這一點。

接下來,Brynjolfsson稱儘管每個時刻都不同,歷史表明這一小插曲終將過去且歸於平靜,正如Gordon和Mokyr提到的。但是他也指出,技術變化對就業造成的影響也會持續一段時間,“一些歷史和狄更斯說明了這些”。

Brynjolfsson談到,在最近的幾十年裡,平均收入是如何停滯不前,這一趨勢也反映在鴉片類藥物的流行和自殺人數的增長。他建議我們不要坐視不管,而是把“技術作為人們可以有效利用的工具”來解決這些問題。在19世紀出現技術性失業時,美國的形勢是因大規模投資初等教育而得到改善。如果我們想繼續適應技術性失業,我們必須考慮該如何推動類似的變革。

Mokyr說,他擔心的是“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取消福利制度來緩和即將到來的新工作的過渡。Mokyr提到了像挪威和加拿大這樣的國家做出的努力。

被問及我們該如何做來為人們創造更好的生活的時候,Brynjolfsson說,大多數經濟學家會將教育放在首位,其次是更多的鼓勵創業。“大多數情況下,政府過於墨守成規。”他還鼓勵加強安全保障的力度,尤其是所得稅抵免(EITC)。

此外,他們建議增加高技能移民數量,並且指出我們應該從世界各地引入人才,張開雙臂接納他們。“拒絕他們太荒謬了。”Mokyr說道。Gordon也提出一些觀點,比如改善貧困人口的學前教育。

最後,討論了我們該如何度量生產力。Brynjolfsson說,我們可能需要重新考慮經濟指標(GDP作為度量標準是在19世紀30年代發明出來的),並且開始考慮那些並不基於消費的東西,比如說環境。Mokyr說他並不同意收入中值的悲觀說法,更多的還是我們高估了通貨膨脹,而忽略了品質上的持續進步。

~END~

我們很可能需要重新構建我們的組織、機構和指標。

歷史眼光看今天的生產力悖論

在輕便動力和IT時代的勞動生產力

對比來看,除了發明了電動引擎和燈泡外,在1890-1920年間我們沒有看到很大的生產力提升。工廠大多在資訊技術時代(1970年代)用電動引擎替換了蒸汽動力,但一座工廠的基本結構並沒有發送變化,這種結構被設計成圍繞著一個大的中央電源運轉。事實上,直到使用小的電源動力分佈在整個工廠的新模式流行時,已經過去了20-30年。隨著流水線生成的普及,制度和生產方式在發生變化,這反過來促成了1920年代的生產力大提升。這之後有一段時期的“世俗停滯(secular stagnation)”,後來又是另一個爆發階段——secular stagnation 這一短語被用於描述最近的生產力資料。

Brynjolfsson 接下來對這一時期和資訊技術時代(1970年代)的生產力資料進行了比較,探討了如果我們基於現在的技術應用而獲得了另一個爆發式增長,生產力資料會如何變化。他說他不確定這是否會發生,但就這類技術來說,如果5-10倍的時間、精力和錢被投資于聯合研發(圍繞原始技術的技術或流程研發)而非技術本身的話,爆發式提升是會自然發生的事情。

Brynjolfsson 表示,人工智慧和人們在組織性變化中做的投資可能是不可測的無形資本。他說,比如,生產統計資料會顯示,我們在自動駕駛汽車項目投入了時間和金錢,但因為它們還沒有上市出售,這就不被認為是創造了生產力。他說,作為結果,雖然我們現在可能看到比較低的生產力,但在將來我們能看到更高的生產力資料。

Brynjolfsson指出,生產力也並不是全部。儘管過去的30年間,每小時的產出增加了,但中等家庭的實際收入卻停滯不前。

Brynjolfsson說,我們社會面臨的新的“巨大挑戰”是如何加快一個GPT(比如人工智慧)的投產使用過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快提高生產力和生活水準。

Robert Gordon:人工智慧和就業——錯位的恐慌

Robert Gordon是西北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的教授,也是《美國的崛起和衰落:從南北戰爭以來的美國生活水準變化(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The U.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的作者。他在演講中,闡述了目前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人工智慧會引起大規模失業。

從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的這250年間,還沒有哪個發明引起了大規模的失業,而且儘管工作崗位持續地在消失,卻有更多的就業機會湧現了出來。現在的就業市場存在巨大的流失,而現在實際上還存在工作者的短缺而非工作崗位的不足,這樣的情況甚至發生在建築、製造業和長途貨車運輸等行業。

對於工作品質的擔心同樣是老生常談,在過去的十年裡出現了更多的好工作而不是壞工作。對於不平等情況增加的擔心也已經“作為熟悉的主題存在了40年了”。新的擔心是按勞動分配的經濟收入的下降,但這“跟人工智慧沒有任何關係”。

當人們談論將來人工智慧和機器人會影響就業時,他們常常忘了這個話題並不新鮮。從1961年開始我們就有機器人了,主要用在汽車製造業。從那時起我們就看到在一些領域出現了嚴重的工作流失——比如說,飛機航班和酒店的預訂系統就極大地替代了旅遊代理商的工作——不過這樣的影響微乎其微。

Gordon 說,現在人工智慧應用最廣的領域是市場行銷,而市場分析師的崗位也在蓬勃增加。

磚和砂漿零售的工作崗位流失對比電子商務工作崗位的增加

Gordon 通過幾張圖表展示了工作崗位在哪些領域流失,又在哪些領域出現。他指出,現在比ATM機剛問世的時候有更多的銀行出納員,當我們發現在傳統的“磚和砂漿”零售店裡的工作崗位減少時,電子商務領域有新的崗位增加。從試算表的出現開始,我們少了一百萬個記錄員和普通職員,多了一百五十萬個財務分析師。

他總結說,預測哪些工作會消失很容易,但預測哪些會成為新的工作崗位卻難得多。往前展望20年,人工智慧會頂替一些工作崗位,不過,就對工作崗位的影響來說,“人工智慧並沒有什麼稀奇的”。

JoelMokyr:技術和勞動——未來已至?

雖然西北工業大學的教授JoelMokyr和Gordon教授針對技術的影響已經爭論了好幾年,但是在本次論壇中,Mokyr似乎非常贊同Gordon關於技術及其對工作的影響的結論,至少長期來看是這樣的。不過,Mokyr相信技術不但會繼續變革,這種變革的速度還會加快;而Gordon的論文中闡述的觀點則是今日的技術並沒有過去的技術,比如電氣化,那麼有影響力。

當考慮到未來技術驅動的失業是否會發生時,Mokyr首先想到的是“我們以前看過這部電影。” 他提到,反對工業化的——更具體是在19世紀初期反對紡織機——盧德派們(小編注:盧德派即盧德運動)錯在了他們認為機器會在未來取代人類。但是,他也指出,他們那麼做在短期內對他們也沒什麼幫助。Mokyr教授舉例說,雖然在美國農業相關的就業率急劇下降,但是現在總的就業崗位還是很多的。

總的來說,“技術性失業的證據幾乎沒有”,這是因為服務業的增長、新產品和服務的出現以及“持續但緩慢”的生產率的增長。

所以,Mokyr提到,眼下的問題是“這一次會有不同嗎?”

如果人工智慧能夠替代那些人力資本密集型工作的工人——比如司機、法律助理和銀行職員——那麼可能很快就會產生很大的影響。但是這樣的證據還是很薄弱的。更重要的是,產品的創新可能創造出以前從未想像過的新工作,例如電子遊戲設計師、網路安全專家、GPS程式師和獸醫心理學家,所有這些工作現如今都存在,但是在幾十年前是很難預見的。

Mokyr表示,我們不知道在未來會有什麼樣的新型工作,但是他認為人口統計數字表明,將有更多的工作涉及到照顧老齡化的人群,而涉及照顧兒童的工作將會變少,因為他預計孩子會越來越少。另外,將來可能會有更多創造性的工作,並且我們絕不能低估“隱性知識”——直覺、本能和想像力——這些將我們與機器區別的品質。不過,他指出,這種轉變並不容易。

接下來,Mokyr著眼於“最壞情況分析”,或者說對勞動力需求明顯減少的情況。他提到,工作和休閒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並指出25%的美國人從事志願者工作。一些經濟學家的參考工作表明,勞動力參與率下降的部分原因是因為大齡男性沉迷於電子遊戲。

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0年發表的著名的論文"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中提到,如果用技術替代工作,這將解決我們的經濟問題,那麼又該如何利用我們所擁有的閒暇時間。

不管怎樣,這都可能需要新的經濟學的和收入分配的方法。

圓桌論壇

各自的報告之後,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系教授DaronAcemoglu提出,我們應該這樣看待技術:能做很多事兒,也能導致多種多樣的反應。在短期內將會有技術取代工人,當然從長遠來看,也會代替人完成某些任務。但是這樣的技術也會導致產出增長,並對生產力產生積極的影響。

Acemoglu提到,技術可以把從生產領域替換下來的員工轉移到新的互補領域中,我們的歷史中總是出現新的任務和新的職業。但是,儘管這通常對整個社會都有好處,可對特定階級的工人來說還是會很困難,並且有時會持續幾十年。他指出,工業革命期間實際上工資沒有增加,但是體制結構和教育會影響到這一點。

接下來,Brynjolfsson稱儘管每個時刻都不同,歷史表明這一小插曲終將過去且歸於平靜,正如Gordon和Mokyr提到的。但是他也指出,技術變化對就業造成的影響也會持續一段時間,“一些歷史和狄更斯說明了這些”。

Brynjolfsson談到,在最近的幾十年裡,平均收入是如何停滯不前,這一趨勢也反映在鴉片類藥物的流行和自殺人數的增長。他建議我們不要坐視不管,而是把“技術作為人們可以有效利用的工具”來解決這些問題。在19世紀出現技術性失業時,美國的形勢是因大規模投資初等教育而得到改善。如果我們想繼續適應技術性失業,我們必須考慮該如何推動類似的變革。

Mokyr說,他擔心的是“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取消福利制度來緩和即將到來的新工作的過渡。Mokyr提到了像挪威和加拿大這樣的國家做出的努力。

被問及我們該如何做來為人們創造更好的生活的時候,Brynjolfsson說,大多數經濟學家會將教育放在首位,其次是更多的鼓勵創業。“大多數情況下,政府過於墨守成規。”他還鼓勵加強安全保障的力度,尤其是所得稅抵免(EITC)。

此外,他們建議增加高技能移民數量,並且指出我們應該從世界各地引入人才,張開雙臂接納他們。“拒絕他們太荒謬了。”Mokyr說道。Gordon也提出一些觀點,比如改善貧困人口的學前教育。

最後,討論了我們該如何度量生產力。Brynjolfsson說,我們可能需要重新考慮經濟指標(GDP作為度量標準是在19世紀30年代發明出來的),並且開始考慮那些並不基於消費的東西,比如說環境。Mokyr說他並不同意收入中值的悲觀說法,更多的還是我們高估了通貨膨脹,而忽略了品質上的持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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