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唯一的弟弟，永遠地離去了

哭小弟

宗璞

飛機強度研究所技術所長 馮鐘越

我面前擺著一張名片， 是小弟前年出國考察時用的。 名片依舊， 小弟卻再也不能用它了。

小弟去了。 小弟去的地方是千古哲人揣摩不透的地方， 是各種宗教企圖描繪的地方， 也是每個人都會去， 而且不能回來的地方。 但是現在怎麼輪得到小弟!他剛五十歲， 正是精力充沛、積累了豐富的學識經驗、大有作為的時候。 有多少事等他去做呵!醫院發現他的腫瘤已經相當大， 需要立即做手術， 他還想去參加一個技術討論會， 問能不能開完會再來。 他在手術後休養期間，

仍在看研究所裡的科研論文， 還做些小翻譯。 直到臥床不起， 他手邊還留著幾份國際航空材料， 總是“想再看看”。 他也並不全想的是工作。 已是滴水不進時， 他忽然說想吃蝦， 要對蝦。 他想活， 他想活下去呵！

可是他去了， 過早地去了。 這一年多， 從他生病 到逝世， 真像是個夢， 是個永遠不能令人相信的夢。 我總覺得他還會回來， 從我們那冬夏一律顯得十分荒涼的後院走到我窗下， 叫一聲“小姊——”。

可是他去了， 過早地永遠地去了。

我長小弟三歲。 從我有比較完整的記憶起， 生活裡便有我的弟弟， 一個胖胖的、可愛的小弟弟， 跟在我身後。 他雖然小， 可是在玩耍時， 他常常當老師， 照顧著小朋友， 讓大家坐好， 他站著上課， 那神色真是莊嚴。

他雖然小， 在昆明的冬天裡， 孩子們都生凍瘡， 都怕用冷水洗臉， 他卻一點不怕。 他站在山泉邊， 著一個大盆的樣子， 至今還十分清晰地在我眼前。 “小姊， 你看， 我先洗！”他高興地叫道。

在泉水緩緩地流淌中， 我們從小學， 中學而大學， 大部時間都在一個學校。 畢業後就各奔前程了。 不知不覺間， 聽到人家稱小弟為強度專家， 不知不覺間， 他擔任了總工程師的職務。 在那動盪不安的年月裡， 很難想像一個人的將來。 這幾年， 父親和我倒是常談到， 只要環境許可， ：小弟是會為國家做出點實際的事的。 卻不料， 本是最年幼的他， 竟先我們而離去了。

去年夏天， 得知他患病後， 因為無法得到更好的治療， 我於8月20日到西安。 記得有一輛坐滿了人的車來接我。

我當時奇怪何以如此興師動眾， 原來他們都是去看小弟的。 到醫院後， 有人進病房握手， 有人只在房門口默默地站一站， 他們怕打擾病人， 但他們一定得來看一眼。

手術時， 有航空科學研究院、623所、631所的代表， 弟妹、侄女和我在手術室外， 還有一輛轎車在醫院門口。 車裡有許多人等著， 他們一定要等著， 準備隨時獻血。 小弟如果需要把全身的血都換過， 他的同志們也會給他。 但是一切都沒有用。 腫瘤取出來了， 有一個半成人的拳頭大， 一面已經壞死。 我忽然覺得一陣胸悶， 幾乎透不過氣來——這是在窮鄉僻壤為祖國貢獻著才華、血汗和生命的人呵， 怎麼能讓這致命的東西在他身體裡長到這樣大!

我知道這在黃土高原上生活的艱苦，

也知道住在這黃土高原上的人工作之勞累， 還可以想像每一點工作的進展都要經過十分惱人的迂回曲折。 但我沒有想到， 小弟不但生活在這裡， 戰鬥在這裡， 而且把性命交付在這裡了。 他手術後回京在家休養， 不到半年， 就復發了。

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 我不忍寫， 也不能寫。 每一念及， 便淚下如綆， 紙上一片模糊。 記得每次看病， 候診室裡都象公共汽車上一樣擁擠， 等呵等呵， 盼呵盼呵， 我們知道病情不可逆轉， 只希望能延長時間， 也許會有新的辦法。 航空界從莫文祥同志起， 還有空軍領導同志都極關心他， 各個方面包括醫務界的朋友們也曾熱情相助， 我還往海外求醫。 然而錯過了治療時機， 藥石再難奏效。

曾有個別的醫生不耐煩地當面對小弟說， 治不好了， 要他“回陝西去”。 小弟說起這話時仍然面帶笑容， 毫不介意。 他始終沒有失去信心， 他始終沒有喪失生的願望， 他還沒有累夠。

小弟生於北京， 1952年從清華大學航空系畢業。 他填志願到西南， 後來分配在東北， 以後又調到成都、調到陝西。 雖然他的血沒有流在祖國的土地上， 但他的汗水灑遍全國， 他的精力的一點一滴都獻給祖國的航空事業了。 個人的功績總是有限的， 也許燃盡：了自己， 也不能給人一點光亮， 可總是為以後的絢爛的光輝做了一點積累吧。 我不大明白各種工業的複雜性， 但我明白， 任何事業也不是只坐在北京就能夠建樹的。

我曾經非常希望小弟調回北京， 分我侍奉老父的重擔。他是兒子，三十年在外奔波，他不該盡些家庭的責任麼?多年來，家裡有什麼事，大家都會這樣說：“等小弟回來”，“問小弟”。有時只要想到有他可問，也就安心了。現在還怎能得到這樣的心安？風燭殘年的父親想兒子，尤其這幾年母親去世後，他的思念是深的，苦的，我知道，雖然他不說，現在他永遠失去他的最寶貝的小兒子了。我還曾希望在我自己走到人生的盡頭，跨過那一道痛苦的門檻時，身旁的親人中能有我的弟弟，他素來的可倚可靠會給我安慰。哪裡知道，卻是他先邁過了那道門檻呵!

1982年10月28日上午七時，他去了。

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可是我怎能相信這是事實呢！他躺在那裡，但他已經不是他了，已經不是我那正當盛年的弟弟，他再不會回答我們的呼喚，再不會勸阻我們的哭泣。你到哪裡去了，小弟！自1974年沅君姑母逝世起，我家屢遭喪事，而這一次小弟的遠去最是違反常規，令人難以接受！我還不得不把這消息告訴當時也在住院的老父，因為我無法回答他每天的第一句問話：“今天小弟怎麼樣?”我必須告訴他，這是我的責任。再沒有弟弟可以依靠了，再不能指望他來分擔我的責任了。

父親為他寫了挽聯：“是好黨員，是好幹部，壯志未酬，灑淚豈只為家痛，能嫻科技，能嫻藝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難再歸來!”我那唯一的弟弟，永遠地離去了。

198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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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我侍奉老父的重擔。他是兒子，三十年在外奔波，他不該盡些家庭的責任麼?多年來，家裡有什麼事，大家都會這樣說：“等小弟回來”，“問小弟”。有時只要想到有他可問，也就安心了。現在還怎能得到這樣的心安？風燭殘年的父親想兒子，尤其這幾年母親去世後，他的思念是深的，苦的，我知道，雖然他不說，現在他永遠失去他的最寶貝的小兒子了。我還曾希望在我自己走到人生的盡頭，跨過那一道痛苦的門檻時，身旁的親人中能有我的弟弟，他素來的可倚可靠會給我安慰。哪裡知道，卻是他先邁過了那道門檻呵!

1982年10月28日上午七時，他去了。

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可是我怎能相信這是事實呢！他躺在那裡，但他已經不是他了，已經不是我那正當盛年的弟弟，他再不會回答我們的呼喚，再不會勸阻我們的哭泣。你到哪裡去了，小弟！自1974年沅君姑母逝世起，我家屢遭喪事，而這一次小弟的遠去最是違反常規，令人難以接受！我還不得不把這消息告訴當時也在住院的老父，因為我無法回答他每天的第一句問話：“今天小弟怎麼樣?”我必須告訴他，這是我的責任。再沒有弟弟可以依靠了，再不能指望他來分擔我的責任了。

父親為他寫了挽聯：“是好黨員，是好幹部，壯志未酬，灑淚豈只為家痛，能嫻科技，能嫻藝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難再歸來!”我那唯一的弟弟，永遠地離去了。

198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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