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所說的綠色發展， 不再局限于傳統意義上的環境保護問題， 而是一場全方位的經濟社會變革。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在“2017中國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和能源轉型國際研討會”上接受《財經》V課專訪時說。
2017年11月30日， 以“砥礪前行、保衛藍天”為主題的中國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和能源轉型國際研討會， 邀請各界專業人士， 共商如何更好地減少煤炭消費， 探討空氣治理、能源轉型方面的諸多議題。
目前， 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 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那麼， 中國經濟如何實現高品質的發展？能源轉型的長期戰役如何取勝？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又該如何實現？曠日持久的這場“藍天保衛戰”如何打贏？此次論壇上， 《財經》V課獨家視頻專訪了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經濟學家劉世錦，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賀克斌， 中國煤控項目研究核心組成員、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高級顧問、氣候能源專家楊富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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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發展是一場全方位變革”
“犧牲環境換取GDP”的發展模式已經成為過去， 隨著經濟發展水準的提高和環境保護的重視， 現在的共識已經變為“環保生態和經濟增長不再是對立的‘零和關係’”。 十九大報告中亦提出了“建立健全綠色低碳迴圈發展的經濟體系”， 為綠色發展指明了方向。
關於綠色發展， 已有多種解讀。 劉世錦認為， 目前所說的綠色發展， 不再局限于傳統意義上的環境保護的問題， 而是一場全方位的經濟社會變革。 因為綠色發展帶動了消費方式、生產方式、流通方式、生活方式和創新方式的重大變革，
劉世錦還指出， 把”綠色發展和經濟增長對立起來“是不對的， 綠色發展並不是必然要付出成本， 相反， 它會帶來新的消費、新的生產， 特別是創新。 猶如新能源汽車的出現， 正是滿足了人們對綠色出行的需要。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經濟學家劉世錦)
那麼， 在未來一段時期內， 如何實現綠色低碳迴圈發展？劉世錦認為， 這需要一個全方位的變革。 確切來說， 至少從三個方面做好準備。 第一， 政府要轉變經濟發展理念， 在政府的發展目標、業績考核、政績評估過程中，
第二， 變革價格激勵體系， 糾正過去單純的價格、財稅等政策措施。 劉世錦以能源領域舉例稱， “過去政府會對傳統過剩能源、對環境負效應的一些產品進行補貼， 對綠色消費或者投資補貼不到位， ”這會造成激勵不足， 不利於綠色經濟發展。 與此同時， 補貼是針對於過渡時期中的有前景的綠色發展項目， 長遠看來， 也要發揮市場的調劑作用， 讓新能源在市場競爭中自然取勝， 而不是依賴於長期的補貼。
第三， 處理好生態資本核算的問題。 這是綠色發展的一個基礎性問題， 即如何度量綠色發展的結果？“只有解決了可核算、可評估、可交易、可貨幣化、可市場化的問題，
能源轉型和煤控戰役仍需長期努力
能源轉型是綠色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領域， 綠色發展對中國的能源品質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煤炭， 作為中國能源消費結構中占比最大的能源， 其轉型可謂能源轉型的關鍵。 2017年1月， 國家能源局正式對外發佈的《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 首次設立了煤炭消費總量的約束性控制指標。 其中， 提出到2020年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50億噸標準煤以內， 煤炭消費比重降低到58%以下， 煤電機組供電煤耗達到每千瓦時310克標準煤以下的目標。
這一目標是否能夠有效達成？楊富強認為問題不大。他說，2017年煤炭在整個能源消費中的占比為60%左右，“還有3年時間，每年都下降1.8%，這個58%的指標可以達到。另外每年電廠的效率可以下降2克，而2017年已基本接近310克每千瓦時，所以這一目標也可以達成。”
雖然近幾年我國能源轉型步伐明顯加快，各項指標的下降也較快，但是，要實現全面的能源轉型，並非一蹴而就。尤其是能源轉型作為一項長期的工作，現實中可以看到，煤炭消費量忽高忽低，常有波動，據中國煤炭協會統計，2017年前10月，全國煤炭產量28.53億噸，同比增長4.8%；初步測算，全國煤炭消費量32.6億噸左右，同比增長3.7%。
（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高級顧問、氣候能源專家楊富強）
對此，楊富強在專訪中認為，“十三五計畫是能源轉型很關鍵的一個時期”，在落實能源轉型過程中要努力克服三個難點。第一，政府方面要繼續轉變思路，出臺新的政策扶持能源轉型。第二，能源工業要轉變原來的思路，要認識到煤炭消費的下降，是一個長期的、不可逆的基本趨勢，所以要做好充分準備。第三，要做好環境保護以及公眾健康保護工作，要認清煤炭在整個能源消費中占比的持續下降指標，也具有一定的挑戰性。
楊富強表示，從未來來看，中國能源轉型必須徹底擺脫對煤炭消費的依賴，跨域石油時代，同步擁抱新能源的未來。這條路雖有不易，卻勢在必行。
對此，劉世錦亦從經濟學角度給出了自己的建議。他認為，接下來，要著重從兩個方面發力，有助於能源轉型的實現。一方面是技術角度。技術進步能使新能源比傳統能源在經濟上具備更好的競爭優勢，“這是將來取勝最為關鍵的一點”。
另一方面是體制機制的改革。在能源轉型領域，要做到放寬准入，鼓勵競爭，同時把政府的管制和市場的力量很好地結合起來，一起推動能源改革。
環境治理倒逼能源結構改革
“我們在地上幹的所有事情，最終都要用天上的效果來評判。”賀克斌在“2017中國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和能源轉型國際研討會”上說到。能源轉型以及煤炭控制，是從污染物排放的標準對環境問題進行治理，是“地上做的事情”。而近些年，環境管理的角度已經出現非常明顯的變化，從污染物排放的總量轉移到環境品質，即“天上的效果”，這一標準上來。
2013年，國家第一次以國務院直接發文的形式，發佈了《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畫》，簡稱“大氣十條”，要求經過五年努力，全國的空氣品質總體要改善，重污染天氣要有較大幅度改善，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的PM2.5濃度到2017年分別下降25%、20%和15%。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賀克斌)
2017年作為“大氣十條”第一階段實施的收官之年，取得了哪些成效？有哪些經驗得失？賀克斌對此總結說，經過五年的努力，“如果以天上的空氣品質作為標準的話，應該是提前超額完成任務”。全國74個重點城市，以及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重點區域的空氣品質明顯改善，PM2.5濃度相比2013年改善幅度達30%左右。
賀克斌在《財經》V課專訪中提及，從觀念轉變角度來說，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全社會各界，相對於過去的大氣污染治理，其動員範圍和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從環境管理角度來說，實現了從污染物的排放總量轉移到環境品質這一標準上來。另外，在科技支撐以及有力監管之下，各省市實現了環境治理的聯防聯動，使得“大氣十條”在“最後一公里”得以有效落實。
雖然“大氣十條”第一階段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是也仍然存在問題。如目前冬季的大氣品質改善還不夠穩定，冬季重污染的攻堅戰役還需要長期的努力。而且，雖然每年都有一定成效，但能否保證持續穩定仍需警惕。
那麼，要打贏藍天保衛戰，未來長期努力的方向是什麼？賀克斌指出，第一，從污染源治理角度來說，非電工業領域、民用散煤、以及重型卡車和柴油機等非道路機械等，這是未來要努力的減排潛力與方向。
第二，要努力建立更強有力的科技支撐體系，為大氣污染治理找到更充分的科學依據和更有效的科學路徑。
第三，以環境保護的末端治理，來倒逼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的深層次改革。“要解決好天上的問題就要減下面的污染物，而地下污染物和龐大的工業化體系密切相關。”賀克斌表示，要對付污染源，就會波及到一些工業產業體系，比如要對規模企業提標升級，對小而散、排汙強度大的企業整改。
總而言之，以環保作為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改革的倒逼因素，可以“使經濟實現‘脫胎換骨’，形成一個新的經濟新常態”。
在劉世錦看來，當前大量綠色消費的快速成長，比如綠色出行、新能源汽車、可再生能源產業的綠色創新，正湧現出一股綠色經濟發展的新動力。他判斷，在下一階段，這將引發自工業革命以來的更廣泛、更深刻的一場變革，對社會經濟領域影響很大。
比如光伏發電等可再生能源領域，在最近幾年的創新速度較快，“目前和未來一段時間內，可以預期它們的發電成本和傳統燃煤的發電成本可以競爭，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替代，也成為一種新的增長動能”。
而且，不止於此，“當確定了綠色發展在一些具體領域中的目標，也會激發出在‘老經濟’上的新動能”，劉世錦在專訪中說，通過創新體制、創新機制、創新技術、創新商業模式來做加法，深化供給側改革，產能優化轉型升級，會使得中國經濟增長更具有活力，並且保持穩定性與持續性，形成一場全方位的利好變革。
（文字作者：郭彥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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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目標是否能夠有效達成？楊富強認為問題不大。他說，2017年煤炭在整個能源消費中的占比為60%左右，“還有3年時間，每年都下降1.8%，這個58%的指標可以達到。另外每年電廠的效率可以下降2克，而2017年已基本接近310克每千瓦時，所以這一目標也可以達成。”
雖然近幾年我國能源轉型步伐明顯加快，各項指標的下降也較快，但是，要實現全面的能源轉型，並非一蹴而就。尤其是能源轉型作為一項長期的工作，現實中可以看到，煤炭消費量忽高忽低，常有波動，據中國煤炭協會統計，2017年前10月，全國煤炭產量28.53億噸，同比增長4.8%；初步測算，全國煤炭消費量32.6億噸左右，同比增長3.7%。
（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高級顧問、氣候能源專家楊富強）
對此，楊富強在專訪中認為，“十三五計畫是能源轉型很關鍵的一個時期”，在落實能源轉型過程中要努力克服三個難點。第一，政府方面要繼續轉變思路，出臺新的政策扶持能源轉型。第二，能源工業要轉變原來的思路，要認識到煤炭消費的下降，是一個長期的、不可逆的基本趨勢，所以要做好充分準備。第三，要做好環境保護以及公眾健康保護工作，要認清煤炭在整個能源消費中占比的持續下降指標，也具有一定的挑戰性。
楊富強表示，從未來來看，中國能源轉型必須徹底擺脫對煤炭消費的依賴，跨域石油時代，同步擁抱新能源的未來。這條路雖有不易，卻勢在必行。
對此，劉世錦亦從經濟學角度給出了自己的建議。他認為，接下來，要著重從兩個方面發力，有助於能源轉型的實現。一方面是技術角度。技術進步能使新能源比傳統能源在經濟上具備更好的競爭優勢，“這是將來取勝最為關鍵的一點”。
另一方面是體制機制的改革。在能源轉型領域，要做到放寬准入，鼓勵競爭，同時把政府的管制和市場的力量很好地結合起來，一起推動能源改革。
環境治理倒逼能源結構改革
“我們在地上幹的所有事情，最終都要用天上的效果來評判。”賀克斌在“2017中國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和能源轉型國際研討會”上說到。能源轉型以及煤炭控制，是從污染物排放的標準對環境問題進行治理，是“地上做的事情”。而近些年，環境管理的角度已經出現非常明顯的變化，從污染物排放的總量轉移到環境品質，即“天上的效果”，這一標準上來。
2013年，國家第一次以國務院直接發文的形式，發佈了《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畫》，簡稱“大氣十條”，要求經過五年努力，全國的空氣品質總體要改善，重污染天氣要有較大幅度改善，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的PM2.5濃度到2017年分別下降25%、20%和15%。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賀克斌)
2017年作為“大氣十條”第一階段實施的收官之年，取得了哪些成效？有哪些經驗得失？賀克斌對此總結說，經過五年的努力，“如果以天上的空氣品質作為標準的話，應該是提前超額完成任務”。全國74個重點城市，以及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重點區域的空氣品質明顯改善，PM2.5濃度相比2013年改善幅度達30%左右。
賀克斌在《財經》V課專訪中提及，從觀念轉變角度來說，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全社會各界，相對於過去的大氣污染治理，其動員範圍和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從環境管理角度來說，實現了從污染物的排放總量轉移到環境品質這一標準上來。另外，在科技支撐以及有力監管之下，各省市實現了環境治理的聯防聯動，使得“大氣十條”在“最後一公里”得以有效落實。
雖然“大氣十條”第一階段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是也仍然存在問題。如目前冬季的大氣品質改善還不夠穩定，冬季重污染的攻堅戰役還需要長期的努力。而且，雖然每年都有一定成效，但能否保證持續穩定仍需警惕。
那麼，要打贏藍天保衛戰，未來長期努力的方向是什麼？賀克斌指出，第一，從污染源治理角度來說，非電工業領域、民用散煤、以及重型卡車和柴油機等非道路機械等，這是未來要努力的減排潛力與方向。
第二，要努力建立更強有力的科技支撐體系，為大氣污染治理找到更充分的科學依據和更有效的科學路徑。
第三，以環境保護的末端治理，來倒逼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的深層次改革。“要解決好天上的問題就要減下面的污染物，而地下污染物和龐大的工業化體系密切相關。”賀克斌表示，要對付污染源，就會波及到一些工業產業體系，比如要對規模企業提標升級，對小而散、排汙強度大的企業整改。
總而言之，以環保作為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改革的倒逼因素，可以“使經濟實現‘脫胎換骨’，形成一個新的經濟新常態”。
在劉世錦看來，當前大量綠色消費的快速成長，比如綠色出行、新能源汽車、可再生能源產業的綠色創新，正湧現出一股綠色經濟發展的新動力。他判斷，在下一階段，這將引發自工業革命以來的更廣泛、更深刻的一場變革，對社會經濟領域影響很大。
比如光伏發電等可再生能源領域，在最近幾年的創新速度較快，“目前和未來一段時間內，可以預期它們的發電成本和傳統燃煤的發電成本可以競爭，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替代，也成為一種新的增長動能”。
而且，不止於此，“當確定了綠色發展在一些具體領域中的目標，也會激發出在‘老經濟’上的新動能”，劉世錦在專訪中說，通過創新體制、創新機制、創新技術、創新商業模式來做加法，深化供給側改革，產能優化轉型升級，會使得中國經濟增長更具有活力，並且保持穩定性與持續性，形成一場全方位的利好變革。
（文字作者：郭彥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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