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在發展， 滄海變桑田， 當年古絲路上的那一個個驛站， 成了今天向西的高鐵、公路的月臺或服務區。 然而， 無論如何， 絲綢之路都是一個讓人浮想聯翩的名字， 亙古的大漠、破碎的駝鈴、長河的落日， 塞外的孤煙……許許多多或悲壯或溫情的意象總能奏出一曲曲或激昂或憂鬱的歷史交響， 強烈地觸動今人的心弦。 穿越大漠戈壁， 滿載著黃金與寶石的是駝隊。 它， 屬於絲路的商人， 不但用艱辛行走甚至生命譜寫了令人神往的浪漫， 也把絲路上的一個個綠洲經營成了城鎮。 他們是誰？充分利用自己地處絲綢之路中樞的優勢，
隋唐王朝推行胡漢有別、各依其俗的政策， 發展自身勢力。 這一政策對漢人推行重農抑商， 嚴禁漢人從事國際貿易， 從而為粟特人創造了獨霸絲路貿易財源的有利條件。 粟特人從我國的東漢時期直至宋代， 一直往來活躍在絲綢之路上。 其經商活動促進了東西方的經濟交往和文化交流， 在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之間、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搭起了一座橋樑。
2014年8月， 在寧夏舉行的第二屆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上， 來自英國、日本、德國、韓國和中國各大學、研究機構的近百位中外專家圍繞“粟特人在中國”，
粟特人原是生活在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一帶操中古東伊朗語的古老民族， 地域範圍主要在現今的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的部分地區。
歷史上粟特人從未形成一個統一的帝國， 長期受其周邊強大的外族勢力控制。 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呢？首先是衣著， 粟特人一般穿白衣（慧琳《一切經音義》：“西域俗人， 皆著白色衣”）， 有喪事時就穿黑色衣服（玄奘：“吉乃素服，
因為是生意人， 粟特人“父子計利”， 他們的孩子一出生就要進行經商教育， 男子五歲上學， 再長大一點就得學商， 一切以利益為重（男年五歲， 則令學書， 少解， 則遣學賈， 以得利多為善）。 飲食以麥面和羊肉為主食。 語言上， 粟特人是操印歐語系伊朗語族中的東伊朗語的一支， 即粟特語， 文字則使用阿拉美文的一種變體， 現通稱粟特文。
這就是粟特人了， 關於以他們為代表的胡商往來貿易的行走路線， 一些學者研究認為， 此路從西域北道的據史德(今圖木舒克市)、龜茲(今庫車、新和、拜城等地)、焉耆、高昌(今吐魯番)、伊州(今哈密)， 或是從南道的於闐、且末、石城鎮， 進入河西走廊， 經敦煌、酒泉、張掖、武威， 再向東南經原州(今寧夏固原市)入長安(今西安)、洛陽， 或東北向靈州(今寧夏靈武縣)、並州(今山西省及陝西延安等地)、雲州(今山西省大同市)乃至幽州(唐幽州在今河北省)、營州(今河北、遼寧及朝鮮之地)。
姜伯勤教授和倫敦大學的Nicholas Sims-Williams教授都這樣認為，中古時期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擔當者就是粟特人，這些人不僅做粟特本土和中國的生意，也做中國和北方遊牧民族的生意，還做中國和印度的生意，印度和粟特的生意，他們實際上是貿易的擔當者甚至說壟斷者。粟特商人經商貿易的範圍其實遠不止絲綢之路。他們曾經控制了中亞到印度河流域的南，七世紀時，粟特人還掌握了從拜占庭和波斯通往歐洲西北部的“毛皮之路”，從而達到了經濟的黃金時期。他們把西方的金銀、香料、藥材、奴婢、牲畜、器皿、首飾運到中國，又把中國的絲綢、瓷器以運出鐵器、金器、銀器、鏡子和其他豪華製品運到西方。
在這裡，有兩件事得拎出來說說，一是粟特人販人，二是粟特人放高利貸。
奴隸也是粟特人販運的主要商品，官府一般保護這種交易的正常進行，粟特人還以非法手段搶掠或拐帶中原婦女。唐振武軍使張光晟就查獲了一起回鶻境內粟特人拐賣漢女的案件：“建中元年(780年)回紇突董梅錄領眾，並雜胡等自京師返國，輿載金帛，相屬於道，光晟訝其裝槁頗多潛令驛卒以長錐刺之，則皆輦歸所誘致京師婦人也。”另外在吐魯番市阿斯坦納墓葬裡發現的一個粟特文契約上面就說，粟特人把一個突厥斯坦生長的女奴賣給叫做高昌的漢人。
粟特商人幾乎都是高利貸者，除貸錢外還貸放絹帛，吐魯番阿斯塔那61號墓出土文書中有一件《唐西州高昌縣上安西都護府牒稿》，內容是漢人李紹謹借練于粟特胡曹祿山，拖欠未還，引起的一起經濟訴案。此案李紹謹於弓月城一次借練275匹之多，可見粟特人資財之眾，並以之牟利。另《冊府元龜》記載，長慶二年“京師內冠子弟”多“舉蕃客本錢”，即借了粟特人的錢，償還不起。
我們今天都說商人沒文化，但是，放高利和販運人口的粟特人據說卻有著很高的文化水準，繪畫、音樂、舞蹈都非常發達，以至於唐朝輝煌文化中有相當大的因素是來自粟特的背景。白居易在《胡旋女》一詩中寫道：“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環轉。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太真是指楊貴妃，她善跳胡旋舞，說明這種舞蹈當時很盛行。
北大榮新江教授甚至說如果是沒有粟特人，我們現在的舞蹈就會像奧運會開幕式表演的那樣，像兵馬俑一樣呆板。粟特人到了中國之後，舞蹈全部轉變了，九部樂主體上都變成了西方的樂，變成了康國樂、安國樂、印度樂。粟特人將西方音樂舞蹈帶來中國，所以安伽、史君這些人的墓葬圖像裡，看到大量的都是音樂舞蹈的畫面。這些墓葬出土了之後，中國的音樂史，中國的樂器史，中國的舞蹈史都要重寫。
這都是有關粟特人的歷史。而當有天一位女孩這樣問我：粟特人來中國做生意帶老婆嗎？想家了怎麼辦？這個問題還真難住了我。想家了怎麼辦，我還真不知道，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販運婦女粟特男性商人，在他們的生活裡是不缺少女性的。而他們的商隊裡也是帶“老婆”的，但僅限於薩保（商隊首領）。2003年考古人員在西安發現了北周涼州薩保（粟特人商隊首領）史君墓。史君墓的最大特點便是出現了大量的商隊圖像。有學者根據這些圖像“復原”了當時粟特人商隊的情景：
最前面是兩個騎馬的男子，其中一位可以看見腰間懸掛著箭袋，顯然是負責進行瞭望並提前告知危險的。後面是兩頭馱載貨物的駱駝，再後面是一位頭戴船形帽的騎馬男子，上舉的右手上握著望筒正在望。在兩頭駱駝的右上方，有兩匹馬和一頭驢馱載著貨物並行，後面一持鞭男子正驅趕前行……粟特商隊中的人是以三十多歲的壯年人居多。商隊的圖像中並沒有婦女，似乎說明婦女可能不是從一開始就隨同商隊出行，一旦粟特商隊在前方建立了新的聚落，她們應當是隨後即到。這就有些像很多做生意的人出門，男人們先去探路，首次並不帶女人，等生意的情況好轉了，再把女人接到做生意的地方。
在史君墓的石槨北側就有男女主人的出行圖。上面騎馬的男主人應當是薩保，下面的女主人應當是薩保的夫人。夫人也騎馬，戴風帽，身披裘皮披風，旁邊站立一個為女主人舉傘蓋的女侍者，前面有一騎馬佩帶武器的男子開道，後面還有兩個女眷，也戴裘皮風帽。學者們分析，粟特商隊如果規模龐大，則行進速度不會太快，所以在一個個綠洲之間需要花較多的時間，粟特商人除了隨身攜帶一些乾糧外，可能還要在路上想辦法解決自己的食物來源，那麼，打獵無疑是一種最佳的方法。當然，對於商隊來說，打獵的意義並不僅僅是獵取食物，也可能兼有獵取某些動物或野味來作為他們對各地官府進貢的物品。這也是在粟特首領墓葬中往往都有多幅狩獵圖的原因。
這樣的畫面，在我們現代人看來似乎很浪漫，從而忽略了當年絲路貿易的風險。大家都知道，即使在大一統的漢代，這條道路也從來沒有安寧過，烏孫、大宛、鄯善、康居、大月氏……都與漢朝時戰時和，除了最東段（從西安到敦煌）外，絲綢之路的其他部分都很少被漢王朝真正牢固控制過。漢代以後，中國經歷了360多年的大分裂，除了西晉的短暫統一外，絲綢之路可以說一直處於戰亂狀態。隋唐的大一統使絲綢之路暫時獲得了安寧和發展，但從“安史之亂”開始，絲綢之路再度陷入腥風血雨……今天，我們早上在蘭州吃一碗熱氣騰騰的牛肉麵，晚上可在千里之外的烏魯木齊，于皎潔的月光下吃抓飯、烤肉，喝啤酒了。這種變化也許會讓我們感到非常爽快，但粟特人的商隊一定不是這樣的。
在以絲綢為大宗貿易的這條商貿路線，基本走向可分為南道、中道、北道三條路線。商人們以敦煌、玉門關和帕米爾高原為界，分為三段。東段從中國黃河中游地區的長安或洛陽到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郡（含玉門關、陽關）；中段從玉門關、陽關以西至蔥嶺或天山西端為界；西段越蔥嶺後於天山以西的河中地區形成歐亞大陸的交通樞紐路網，往西經過中亞、西亞直到歐洲，往南可達南亞，往北可通亞歐北方草原地帶。然而，無論是哪一條絲綢之路，一路上盡是高山、大漠、草原、荒野，大多數地方人煙稀少，許多地方甚至人跡罕至。因此，商人只能結成大團夥，攜帶武器，雇傭衛隊，以對付小股盜匪。
當年粟特人的商隊從烏魯木齊到蘭州要花費一年的時間。原因在於，古絲綢之路是由若干條道路東西相連，南北交錯構成的交通網絡，沿途地形複雜、民族眾多、戰爭掠奪不斷。這就是說，有時候有些路是通的，而有些時候有些路是不通的。沿線不同區域的政權變更，甚至生態環境的變化，都能改變道路的走向。商人們為了保證商品安全順利抵達目的地，每到一座驛站都要四處打聽，選擇一條安全可行的道路。而打聽來的安全並不是真正的安全，這裡面有兩個不可以繞過的因素：一是沿線的“流氓國家”橫徵暴斂，雁過拔毛，即使是那些“非流氓國家”，商隊也往往要向它們上貢，尋求它們在其境內經過時予以保護；二是沿途的兇殘強盜——在當年西域的一些國家（或政權）的領土往往沒有明確的邊界，出現許多管轄權不清的地方，不少地區在若干時期中甚至沒有國家（或政權）管治。這樣一來，使得從事國際貿易的商隊更加成為沿途盜匪垂涎的目標。因此絲綢之路上盜匪橫行，洗劫商旅，殺人劫財，是再也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當然，高風險總會有高利潤。在絲綢之路貿易的鼎盛期，來往商旅不僅販賣珍寶異玩，也有一些面向普通大眾的商品，胡人奴婢、西域寶馬、琉璃器皿，雖不屬於生活必需品，但是在市場上銷路很好，是很受歡迎的商品。長安的東市和西市，“四方珍奇，皆所積集”，特別是西市，成為胡商彙集之地。而粟特商隊在中國賺的錢甚至足夠從阿拉伯人手中買回一座城池。同時，粟特商隊當時販運的一些商品，在當時完全可以稱得上是奢侈品，深受當時社會上流的歡迎，有賺頭。有這麼個事，在這裡很值一說：西漢末年，孟佗賄賂當權宦官張讓一斛葡萄酒，後來被任命為涼州刺史，引得宋江朝的蘇東坡在詩中感慨：“將軍百戰竟不侯，伯郎一斛得涼州。”
就這樣，粟特人進入中國生活一段時間後，既獲得了絲路貿易帶給他們的巨大利潤，積累了雄厚的資本，同時又被中國文明深深吸引，生活習慣也在慢慢改變。在故國橫遭摧折之痛的他們，也渴望一個強大、穩固的政權提供給他們長期居住處。同時，路途艱險，有了錢的他們從行商變為坐商，開始了安居樂業的生活。受中原文化以及通婚的影響，他們的子孫不再必然走上經商之路，有的從軍，有的入仕，也便融入到了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
十多年前，我還在新疆烏魯木齊工作，當時，烏市的公車輛裡有一種私營的小中巴。有天，我出門看到的這樣一幕讓我現在還記憶猶新：一個大約只有七八歲的小男孩用扶車門拉客，車子還完全沒停下他就打開車門跳到了地上，直至車子啟動的那一瞬間他還在拉客，他從來也不著急向車門前的踏板上跳，但車子卻從來沒有甩掉過他。我當時想，這個孩子怎麼和我小時候不一樣啊——他分明天生就是一塊做生意的材料，把一切進行的那麼有條不紊和順理成章不說，還讓拉客的那一刻變得那麼精彩，而他的同齡人分明還在校園裡上學或者在父母的呵護下成長。寫這段文字時，我又想到了這一幕，我甚至把那個小孩子當成了我寫的粟特人的後裔。是的，經過長期的民族融合，粟特人的形象已經流淌在我們西北人甚至中國人的血液裡。今天，我們雖然說不清他們具體屬於哪一個民族，但面對史籍，我們似乎完全可以這麼說——不管是經商、從軍還是入仕，人生處處是故鄉。(文/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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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東北向靈州(今寧夏靈武縣)、並州(今山西省及陝西延安等地)、雲州(今山西省大同市)乃至幽州(唐幽州在今河北省)、營州(今河北、遼寧及朝鮮之地)。姜伯勤教授和倫敦大學的Nicholas Sims-Williams教授都這樣認為，中古時期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擔當者就是粟特人，這些人不僅做粟特本土和中國的生意，也做中國和北方遊牧民族的生意，還做中國和印度的生意，印度和粟特的生意，他們實際上是貿易的擔當者甚至說壟斷者。粟特商人經商貿易的範圍其實遠不止絲綢之路。他們曾經控制了中亞到印度河流域的南，七世紀時，粟特人還掌握了從拜占庭和波斯通往歐洲西北部的“毛皮之路”，從而達到了經濟的黃金時期。他們把西方的金銀、香料、藥材、奴婢、牲畜、器皿、首飾運到中國，又把中國的絲綢、瓷器以運出鐵器、金器、銀器、鏡子和其他豪華製品運到西方。
在這裡，有兩件事得拎出來說說，一是粟特人販人，二是粟特人放高利貸。
奴隸也是粟特人販運的主要商品，官府一般保護這種交易的正常進行，粟特人還以非法手段搶掠或拐帶中原婦女。唐振武軍使張光晟就查獲了一起回鶻境內粟特人拐賣漢女的案件：“建中元年(780年)回紇突董梅錄領眾，並雜胡等自京師返國，輿載金帛，相屬於道，光晟訝其裝槁頗多潛令驛卒以長錐刺之，則皆輦歸所誘致京師婦人也。”另外在吐魯番市阿斯坦納墓葬裡發現的一個粟特文契約上面就說，粟特人把一個突厥斯坦生長的女奴賣給叫做高昌的漢人。
粟特商人幾乎都是高利貸者，除貸錢外還貸放絹帛，吐魯番阿斯塔那61號墓出土文書中有一件《唐西州高昌縣上安西都護府牒稿》，內容是漢人李紹謹借練于粟特胡曹祿山，拖欠未還，引起的一起經濟訴案。此案李紹謹於弓月城一次借練275匹之多，可見粟特人資財之眾，並以之牟利。另《冊府元龜》記載，長慶二年“京師內冠子弟”多“舉蕃客本錢”，即借了粟特人的錢，償還不起。
我們今天都說商人沒文化，但是，放高利和販運人口的粟特人據說卻有著很高的文化水準，繪畫、音樂、舞蹈都非常發達，以至於唐朝輝煌文化中有相當大的因素是來自粟特的背景。白居易在《胡旋女》一詩中寫道：“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環轉。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太真是指楊貴妃，她善跳胡旋舞，說明這種舞蹈當時很盛行。
北大榮新江教授甚至說如果是沒有粟特人，我們現在的舞蹈就會像奧運會開幕式表演的那樣，像兵馬俑一樣呆板。粟特人到了中國之後，舞蹈全部轉變了，九部樂主體上都變成了西方的樂，變成了康國樂、安國樂、印度樂。粟特人將西方音樂舞蹈帶來中國，所以安伽、史君這些人的墓葬圖像裡，看到大量的都是音樂舞蹈的畫面。這些墓葬出土了之後，中國的音樂史，中國的樂器史，中國的舞蹈史都要重寫。
這都是有關粟特人的歷史。而當有天一位女孩這樣問我：粟特人來中國做生意帶老婆嗎？想家了怎麼辦？這個問題還真難住了我。想家了怎麼辦，我還真不知道，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販運婦女粟特男性商人，在他們的生活裡是不缺少女性的。而他們的商隊裡也是帶“老婆”的，但僅限於薩保（商隊首領）。2003年考古人員在西安發現了北周涼州薩保（粟特人商隊首領）史君墓。史君墓的最大特點便是出現了大量的商隊圖像。有學者根據這些圖像“復原”了當時粟特人商隊的情景：
最前面是兩個騎馬的男子，其中一位可以看見腰間懸掛著箭袋，顯然是負責進行瞭望並提前告知危險的。後面是兩頭馱載貨物的駱駝，再後面是一位頭戴船形帽的騎馬男子，上舉的右手上握著望筒正在望。在兩頭駱駝的右上方，有兩匹馬和一頭驢馱載著貨物並行，後面一持鞭男子正驅趕前行……粟特商隊中的人是以三十多歲的壯年人居多。商隊的圖像中並沒有婦女，似乎說明婦女可能不是從一開始就隨同商隊出行，一旦粟特商隊在前方建立了新的聚落，她們應當是隨後即到。這就有些像很多做生意的人出門，男人們先去探路，首次並不帶女人，等生意的情況好轉了，再把女人接到做生意的地方。
在史君墓的石槨北側就有男女主人的出行圖。上面騎馬的男主人應當是薩保，下面的女主人應當是薩保的夫人。夫人也騎馬，戴風帽，身披裘皮披風，旁邊站立一個為女主人舉傘蓋的女侍者，前面有一騎馬佩帶武器的男子開道，後面還有兩個女眷，也戴裘皮風帽。學者們分析，粟特商隊如果規模龐大，則行進速度不會太快，所以在一個個綠洲之間需要花較多的時間，粟特商人除了隨身攜帶一些乾糧外，可能還要在路上想辦法解決自己的食物來源，那麼，打獵無疑是一種最佳的方法。當然，對於商隊來說，打獵的意義並不僅僅是獵取食物，也可能兼有獵取某些動物或野味來作為他們對各地官府進貢的物品。這也是在粟特首領墓葬中往往都有多幅狩獵圖的原因。
這樣的畫面，在我們現代人看來似乎很浪漫，從而忽略了當年絲路貿易的風險。大家都知道，即使在大一統的漢代，這條道路也從來沒有安寧過，烏孫、大宛、鄯善、康居、大月氏……都與漢朝時戰時和，除了最東段（從西安到敦煌）外，絲綢之路的其他部分都很少被漢王朝真正牢固控制過。漢代以後，中國經歷了360多年的大分裂，除了西晉的短暫統一外，絲綢之路可以說一直處於戰亂狀態。隋唐的大一統使絲綢之路暫時獲得了安寧和發展，但從“安史之亂”開始，絲綢之路再度陷入腥風血雨……今天，我們早上在蘭州吃一碗熱氣騰騰的牛肉麵，晚上可在千里之外的烏魯木齊，于皎潔的月光下吃抓飯、烤肉，喝啤酒了。這種變化也許會讓我們感到非常爽快，但粟特人的商隊一定不是這樣的。
在以絲綢為大宗貿易的這條商貿路線，基本走向可分為南道、中道、北道三條路線。商人們以敦煌、玉門關和帕米爾高原為界，分為三段。東段從中國黃河中游地區的長安或洛陽到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郡（含玉門關、陽關）；中段從玉門關、陽關以西至蔥嶺或天山西端為界；西段越蔥嶺後於天山以西的河中地區形成歐亞大陸的交通樞紐路網，往西經過中亞、西亞直到歐洲，往南可達南亞，往北可通亞歐北方草原地帶。然而，無論是哪一條絲綢之路，一路上盡是高山、大漠、草原、荒野，大多數地方人煙稀少，許多地方甚至人跡罕至。因此，商人只能結成大團夥，攜帶武器，雇傭衛隊，以對付小股盜匪。
當年粟特人的商隊從烏魯木齊到蘭州要花費一年的時間。原因在於，古絲綢之路是由若干條道路東西相連，南北交錯構成的交通網絡，沿途地形複雜、民族眾多、戰爭掠奪不斷。這就是說，有時候有些路是通的，而有些時候有些路是不通的。沿線不同區域的政權變更，甚至生態環境的變化，都能改變道路的走向。商人們為了保證商品安全順利抵達目的地，每到一座驛站都要四處打聽，選擇一條安全可行的道路。而打聽來的安全並不是真正的安全，這裡面有兩個不可以繞過的因素：一是沿線的“流氓國家”橫徵暴斂，雁過拔毛，即使是那些“非流氓國家”，商隊也往往要向它們上貢，尋求它們在其境內經過時予以保護；二是沿途的兇殘強盜——在當年西域的一些國家（或政權）的領土往往沒有明確的邊界，出現許多管轄權不清的地方，不少地區在若干時期中甚至沒有國家（或政權）管治。這樣一來，使得從事國際貿易的商隊更加成為沿途盜匪垂涎的目標。因此絲綢之路上盜匪橫行，洗劫商旅，殺人劫財，是再也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當然，高風險總會有高利潤。在絲綢之路貿易的鼎盛期，來往商旅不僅販賣珍寶異玩，也有一些面向普通大眾的商品，胡人奴婢、西域寶馬、琉璃器皿，雖不屬於生活必需品，但是在市場上銷路很好，是很受歡迎的商品。長安的東市和西市，“四方珍奇，皆所積集”，特別是西市，成為胡商彙集之地。而粟特商隊在中國賺的錢甚至足夠從阿拉伯人手中買回一座城池。同時，粟特商隊當時販運的一些商品，在當時完全可以稱得上是奢侈品，深受當時社會上流的歡迎，有賺頭。有這麼個事，在這裡很值一說：西漢末年，孟佗賄賂當權宦官張讓一斛葡萄酒，後來被任命為涼州刺史，引得宋江朝的蘇東坡在詩中感慨：“將軍百戰竟不侯，伯郎一斛得涼州。”
就這樣，粟特人進入中國生活一段時間後，既獲得了絲路貿易帶給他們的巨大利潤，積累了雄厚的資本，同時又被中國文明深深吸引，生活習慣也在慢慢改變。在故國橫遭摧折之痛的他們，也渴望一個強大、穩固的政權提供給他們長期居住處。同時，路途艱險，有了錢的他們從行商變為坐商，開始了安居樂業的生活。受中原文化以及通婚的影響，他們的子孫不再必然走上經商之路，有的從軍，有的入仕，也便融入到了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
十多年前，我還在新疆烏魯木齊工作，當時，烏市的公車輛裡有一種私營的小中巴。有天，我出門看到的這樣一幕讓我現在還記憶猶新：一個大約只有七八歲的小男孩用扶車門拉客，車子還完全沒停下他就打開車門跳到了地上，直至車子啟動的那一瞬間他還在拉客，他從來也不著急向車門前的踏板上跳，但車子卻從來沒有甩掉過他。我當時想，這個孩子怎麼和我小時候不一樣啊——他分明天生就是一塊做生意的材料，把一切進行的那麼有條不紊和順理成章不說，還讓拉客的那一刻變得那麼精彩，而他的同齡人分明還在校園裡上學或者在父母的呵護下成長。寫這段文字時，我又想到了這一幕，我甚至把那個小孩子當成了我寫的粟特人的後裔。是的，經過長期的民族融合，粟特人的形象已經流淌在我們西北人甚至中國人的血液裡。今天，我們雖然說不清他們具體屬於哪一個民族，但面對史籍，我們似乎完全可以這麼說——不管是經商、從軍還是入仕，人生處處是故鄉。(文/路生)
本文圖片來自網路，感謝原作者，謝絕其他媒體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