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國語·周語》記載， 周宣王繼位之初， 就“不藉於千畝”。
周宣王
大臣虢文公對此痛心疾首， 於是語重心長地對輕視傳統文化的周宣王進行規勸：“不行啊。 百姓的頭等大事就是農業：祭天的貢品靠農業提供， 民眾的繁衍靠它生養， 財務的增長靠它產出， 強大的國力也得靠它維持。 您現在想繼承祖先功業， 卻又不重視農業生產， 這怎麼能行呢？”
在農耕文明時代， 農業生產就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基礎， 所以歷朝歷代都必須對農業高度重視。 否則， 國之根基就要動搖。 傳統上， 人們都認為周宣王“不藉於千畝”， 就是放棄了藉田儀式。
然而， 上臺伊始， 周宣王日理萬機， 所以虢文公的進諫， 他根本就聽不進去。
在宣王三十九年， 王室軍隊在千畝與戎人交戰， 結果潰敗， 周宣王還差點丟了性命！
現代人看來， 周宣王繼位之初的“不藉千畝”， 居然導致了三十多年後千畝之戰的失利， 這麼簡單而武斷的推理太難讓人信服了：對農業的重視與否， 更多地體現在其它日常扶助措施， 而不在於藉田儀式本身。 周宣王若果真不重視農業， 甚至放棄了農業生產， 在缺乏國際貿易和其它支柱性產業的強力支撐下，
所以， 周宣王“不藉千畝”， 既不能說明他不重視農業， 也肯定不會因此而導致了千畝之戰的失敗。
因此， 《國語》說周宣王“不藉於千畝”導致千畝之敗， 理由過於牽強。
二
然而， 歷史可不會這麼簡單。
傳統上人們認為《國語》中的“藉田”， 只是指藉田儀式， 但依據李亞農先生之說， 應該是指藉田制度。 也就是說， 周宣王“不藉於千畝”不僅僅是放棄了藉田儀式， 更是解散了藉田制度。
韋昭
藉田， 是西周初文、武王時期就已存在的一種助耕制度。 韋昭曰：“籍， 借也。 借民力以治之， 以奉宗廟， 且以勸率天下， 使務農也。 ”有學者認為， 藉田制即為井田制。 把田地按照“井”字形劃分開來，
藉田制， 是周人鄉遂制度的基礎。
徐中舒
徐中舒先生在《先秦史稿》中指出， 在“鄉”的劃分中， “閭二十五家， 四閭為族， 族則以百家為單位， 族與黨保存的‘家族公社’關係是較多的”；對於“遂”， “這種組織裡就沒有族、黨等名稱， 說明遂和鄉不同的地方正在於遂是沒有血緣關係的”，
不管是家族公社還是農村公社， 將每個公社組織起來的制度正是藉田制。 “鄉”與“遂”雖然在客觀上存在著諸多差異， 但本質上都屬於藉田制下的大型“國營農場”。
在“國營農場”內， “農場職工”在政府組織下參與各種集體勞動， 就結成了最古老的農業生產公社。 在“公社”裡， 社員們常年一起鬆土、種菜、耕田、插秧、積肥、送糞、除草、收割、砍柴、興修水利、平整道路；各個“公社”內， 阡陌交通、雞犬相聞， “社員”們抬頭不見低頭見， 家家戶戶來往頻繁， 一家有難， 則八方支援；農暇間隙， “鄉公社社員”們還需要進行半軍事化的集體狩獵活動， 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以鍛煉軍事技能， 這就是所謂的“三時務農， 一時講武”。
以上， 就是西周“藉田公社”的基本生產、生活模式。
三
除此之外， 鄉遂制度還是周王室在軍事上的關鍵戰略規劃。
如前所述， 周王室創立鄉遂制度的重要目的之一， 就是為了應對周王畿內及其周邊嚴峻的維穩態勢。 周王室在“鄉”行政區域的基礎上， 首先推出了周王畿內的“徵兵法”：“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 五人為伍， 五伍為兩， 四兩為卒， 五卒為旅， 五旅為師， 五師為軍。 ”對於各家各戶， “凡起徒役， 家無過一人；以其餘為羨， 惟田與追胥竭作。 ”這意思是說， 一旦因戰爭需要而徵兵， 每家最多出兵一人， 即所謂的“正卒”；家庭中其他服役人員， 只負責在地方維持治安， 不需上前線， 即所謂的“羨卒”。 （《周禮•地官司徒•小司徒》）
周禮
按“徵兵法”計算， 五人為伍， 五伍為兩，一兩則二十五人；四兩為卒，一卒則為一百人；五卒為旅，一旅則有五百人；五旅為師，一師則有兩千五百人；五師為軍，一軍則有一萬二千五百人。結合鄉遂制度分析，每家出兵一人，五“比”就可組建一“伍”；五“閭”可組建一“兩”；每“族”可組建一“卒”；每“黨”可組建一“旅”；每“州”可組建一“師”；每鄉可組建一“軍”；周王畿內共有六鄉，所以共有六軍。這六支軍隊，應該就是西周青銅器中經常提及的“西六師”。
這種徵兵方式，周王室“徵兵法”中明確規定，僅限於“六鄉”之地。從“鄉”的定義而言，周人服兵役的義務大多情況下僅限於土生土長的周人，也就是西周“城市戶口”擁有者。賈公彥疏：“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于諸侯。”可見，“六遂”之地的“農村戶口”擁有者，理論上也需服兵役，但通常只是作西周正規軍的輔助補充。這是因為“遂人”是被征服者，周人雖然征服了他們，但卻對他們並不完全信任，並不太放心讓他們上戰場作為主力兵種。
雖然史料中說“遂人”也可能要服兵役，但“遂”的徵兵制度，史料中並不明確。也許，是因為“遂人”的出兵規模實在太小、出兵次數也太少，才會被周人所忽略。
由上可見，“六鄉”之民，實際上就是西周常備軍的來源。
四
瞭解到藉田在政治、經濟、軍事領域對於周王室統治的深刻意義之後，才能明白為何周宣王“不藉於千畝”會對周王國產生如此重大影響。
周宣王放棄了藉田制，事實上就是把原先的“國有農場”全部私有化。“私有化”改革，對藉田公社裡的基層農民來說，不過是短期的興奮劑；興奮劑藥效過了後，他們反而陷入了更為殘酷的貧困陷阱。
所以，周宣王改革持續的時間越長，社會各階層貧富差距劇烈拉大，社會階層日趨固化。藉田制下還能維持生活的底層民眾陷入赤貧，生活完全失去了上升空間。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百姓生活愈發艱難，看不到絲毫改善的希望，慢慢地就到了徹底絕望的邊緣。
國語
底層百姓在西周政府和“農場主”階層雙重剝削下，被壓得喘不過氣來，紛紛逃離火坑，以致周王國“總理”樊仲山甫都開始擔心起來：“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國語·周語上》）
民眾紛紛逃離周王幾，周王室徵兵制度幾乎崩潰。為彌補周王室軍隊在防守上的漏洞，周宣王不得不從南方江漢流域調來南國之師。然而，南北氣候的差異，使得南國之師難堪大用。最終在千畝之戰中，南國之師潰敗，周王室也隨之大敗！
因此，雖然千畝之敗的直接原因不是周宣王的“不藉於千畝”，但周王室徵兵難題的根源卻正來源於此。從這個角度來說，“不藉千畝”確確實實造成了周宣王晚年的“千畝之敗”。
五伍為兩，一兩則二十五人；四兩為卒，一卒則為一百人；五卒為旅，一旅則有五百人；五旅為師，一師則有兩千五百人；五師為軍，一軍則有一萬二千五百人。結合鄉遂制度分析，每家出兵一人，五“比”就可組建一“伍”；五“閭”可組建一“兩”；每“族”可組建一“卒”；每“黨”可組建一“旅”；每“州”可組建一“師”；每鄉可組建一“軍”；周王畿內共有六鄉，所以共有六軍。這六支軍隊，應該就是西周青銅器中經常提及的“西六師”。這種徵兵方式，周王室“徵兵法”中明確規定，僅限於“六鄉”之地。從“鄉”的定義而言，周人服兵役的義務大多情況下僅限於土生土長的周人，也就是西周“城市戶口”擁有者。賈公彥疏：“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于諸侯。”可見，“六遂”之地的“農村戶口”擁有者，理論上也需服兵役，但通常只是作西周正規軍的輔助補充。這是因為“遂人”是被征服者，周人雖然征服了他們，但卻對他們並不完全信任，並不太放心讓他們上戰場作為主力兵種。
雖然史料中說“遂人”也可能要服兵役，但“遂”的徵兵制度，史料中並不明確。也許，是因為“遂人”的出兵規模實在太小、出兵次數也太少，才會被周人所忽略。
由上可見，“六鄉”之民，實際上就是西周常備軍的來源。
四
瞭解到藉田在政治、經濟、軍事領域對於周王室統治的深刻意義之後，才能明白為何周宣王“不藉於千畝”會對周王國產生如此重大影響。
周宣王放棄了藉田制，事實上就是把原先的“國有農場”全部私有化。“私有化”改革，對藉田公社裡的基層農民來說，不過是短期的興奮劑；興奮劑藥效過了後，他們反而陷入了更為殘酷的貧困陷阱。
所以，周宣王改革持續的時間越長，社會各階層貧富差距劇烈拉大，社會階層日趨固化。藉田制下還能維持生活的底層民眾陷入赤貧，生活完全失去了上升空間。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百姓生活愈發艱難，看不到絲毫改善的希望，慢慢地就到了徹底絕望的邊緣。
國語
底層百姓在西周政府和“農場主”階層雙重剝削下，被壓得喘不過氣來，紛紛逃離火坑，以致周王國“總理”樊仲山甫都開始擔心起來：“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國語·周語上》）
民眾紛紛逃離周王幾，周王室徵兵制度幾乎崩潰。為彌補周王室軍隊在防守上的漏洞，周宣王不得不從南方江漢流域調來南國之師。然而，南北氣候的差異，使得南國之師難堪大用。最終在千畝之戰中，南國之師潰敗，周王室也隨之大敗！
因此，雖然千畝之敗的直接原因不是周宣王的“不藉於千畝”，但周王室徵兵難題的根源卻正來源於此。從這個角度來說，“不藉千畝”確確實實造成了周宣王晚年的“千畝之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