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大家試著想像這麼一個畫面：
夜深人靜， 你獨自從辦公室走到昏暗的地下車庫， 發現那個每天都來辦公室找你的追求者（你根本不認識ta）站在你的車旁對你笑， 上來就抱住你， 對你說一些奇怪的話。 而這件事的發生頻率是， 每天。
這在偶像劇裡可能是瑪麗蘇劇情， 在現實生活中只能帶來反感和恐懼吧。
但這個劇情就發生在最近作家劉同的自述中——他自稱被一位狂熱女粉絲用各種出格方式， 跟蹤騷擾了一年之久。
一開始劉同就善意勸告她， 不必天天等自己來， 不要為了一個陌生人失去自己的生活。
後來女粉絲從湖南追到了劉同在北京的辦公地， 每天在公司門口等他， 潛入公司的衛生間等他， 守在他的車位旁邊等他（文章開頭的劇情）， 如影隨形。
劉同嘗試過多種辦法和她溝通、勸阻她， 但都無濟於事， 對方還是癡癡糾纏。
劉同也聯繫過女粉絲的家人， 誰知道女粉絲直接把劉同描述成自己的男友介紹給了媽媽， 還以劉同的名義給自己媽媽送過花。
甚至也報過警， 但總是因為對方沒有對他造成實質人身傷害而不了了之。
最初報警時， 女粉絲心中還會有所忌憚， 後來知道員警也拿她沒辦法之後， 就更肆無忌憚了。
她跟劉同一起踏上了巡迴簽售之路， 每一站都“幽靈一樣”出現在現場， 經常當眾拿起話筒告白。
結果， 最近女粉絲又追到了新的簽售會上， 一如既往地拿起話筒公開講一些奇怪的話。
因為女粉絲“反復食言”， 劉同終於選擇用大號曝光她， 希望她的家人朋友能把她帶回正軌， 不要再這樣毀掉自己和他人的生活。
這種狂熱的跟蹤騷擾者， 你說她有多傷天害理吧， 她倒也沒真的在肉體上傷害你；可是一天到晚地糾纏， 如影隨形地示愛， 干擾別人的生活， 這也不正常， 擱誰身上都要被逼瘋了， 何況還持續了一年。
這種現象之前在娛樂圈並不少見， 長期跟蹤騷擾的狂熱粉絲， 被稱為“私生飯”。
比如之前網上曝光過一個王力宏的出格私生飯， 長期騷擾王力宏， 7年來臆想自己是王力宏結髮之妻， 曾經在接機時對他大喊：“王力宏你算什麼男人！我們7年了你敢不敢承認！”
甚至還發生過她在舞臺下扔水瓶砸王力宏的事情。 王力宏工作室都忍無可忍地曝光了她， 稱她“不斷騷擾王力宏與家人， 每次出現都試圖攻擊他”。
再比如歌手楊坤親自曝光過的一個狂熱私生飯， 不僅跟著他出去演出， 甚至搬到了住處的樓上， 大半夜還在楊坤家門口堵門等他回來。
不僅從不聽勸， 一而再再而三地騷擾楊坤， 從警局出來之後， 她還變本加厲， 帶著人來撬楊坤家的房門。
這種打擾偶像正常生活的騷擾行為， 在粉絲圈內一直都是被嚴厲斥責的。
但是， 真的只有有名的公眾人物才會遭遇這種持續的、瘋狂的、令人困擾的騷擾嗎？
就像劉同遇到的狂熱女粉絲，
有人還遇到過更過激的手段， 不回應他他就罵人、寄恐嚇快遞。 而對方還因為有精神疾病， 學校和員警都無能為力， 被騷擾的人只能自己小心。
在貼吧、天涯、知乎等大型網路社區上， 也經常能見到網友發的求助帖， 內容也大同小異， 都是對這種持續的、甚至伴以威脅的騷擾感到無助。
這些情節描述起來似乎很容易：一年， 三年， 電話騷擾， 短信騷擾， 威脅……可是設身處地的想想， 其實是很可怕的。
可見， 這些令人困擾的行為不是娛樂圈的私生飯那麼簡單， 而是一個長期存在但缺乏關注的社會問題。
它在英語中叫做“stalking”， 中文裡可以說是跟蹤、騷擾、威脅等多種行為的綜合。
維琪百科給出的一種定義是， stalking是一種由於持續地、強迫地干擾他人的正常生活而帶來的精神傷害。
關注這個問題的美劇《stalker》（跟蹤者）中， stalking被解釋為“一人對另一人持有的一種有害的或過分的關注”。
這種關注通常是由某種強烈的情感而起。 維琪百科的資料將跟蹤的動機描述為， 他們多是偏執地認為被跟蹤者對自己有愛意， 或是認為對方需要自己的解救。
跟蹤的行為也不止是月黑風高夜在小巷裡尾隨那麼簡單， 屬於跟蹤的行為包括但不限於：
反復跟蹤、監視受害人， 徘徊在受害人出現的場所周圍；
反復用各種方法聯繫或試圖聯繫受害人；
監視受害人在互聯網上的各種動向和通訊；
損壞、干擾受害人的財產；
威脅受害人（或與受害人有關的朋友、家人）。
值得注意的是，跟蹤是一種常年累月的持續行為，正是“反復”違背受害者的意願，讓一些單獨看來合法的行為變成了噩夢和傷害。
比如，根據這些定義，一個狂熱追求者明明已經遭到對方多次拒絕，還持續不斷地聯繫ta，想和ta見面，給ta送禮物，那麼這些反復的行為疊加在一起，已經構成了stalking。
而關於這些行為的後果，也並不是只有帶來了肉體上的傷害才叫受害。事實上，被跟蹤騷擾的受害者的心理、情感上也會遭受巨大的傷害。
一方面是他們被騷擾的恐懼，一方面是他們可能會選擇改變工作、住址、電話，隨之而來的孤獨無助感也是一種傷害。
跟蹤者也並非我們想像中那樣多是心懷不軌的陌生人，其實“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更大。
英國的Home Office發現在跟蹤案中，多數的跟蹤騷擾發生在曾經有過親密關係的男女之間。就像前文所說，一方對另一方的怨恨、報復或是畸形愛意，導致他們開始威脅對方的正常生活。
日本公佈的2016年資料也顯示，跟蹤騷擾案的作案者裡，交往物件和前交往物件占到46.9%，熟人或朋友占13.2%，單位同事或職場關係占11.8%。
起因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情感糾葛：因有好感的為15738起，好感未得到滿足而生出怨恨的有4506起。
隨著科技的發展，跟蹤的手段也在更新。比如現在這個互聯網時代催生了cyber stalking（電腦跟蹤），跟蹤者可能會利用受害人在網路上的各種資料、社交網路，窺探他的資訊，利用網路手段來對對方造成危害。
有些國家已經對這種現象做出了回應。比如今年1月，修改後的日本《反跟蹤騷擾法》已經把“在社交網站反復發送資訊”列入了管制物件。
從以上這些資訊我們可以知道，狂熱地、反復地糾纏愛慕物件確實不是一種正常的行為，其他過激行為則更嚴重。前文提到的那些明星或是普通人，其實都已經受到了跟蹤的傷害。
但我們的社會的現狀是，跟蹤騷擾的問題客觀存在，大眾對它的認識卻還很淺，甚至存在不少誤解。
日常生活中，我們不僅很少接觸到關於stalking的科普和防範知識，有些文藝創作還在某種程度上淡化了人們對它的警惕性。
比如瑪麗蘇偶像劇中，為了刻畫追求者的深情不渝，在被追求者屢屢拒絕、抗拒的情況下，他們反復聯繫、堵截、送禮的行為也只是被當成正常的求愛手段。
在一些網文寫手和二次元愛好者眼中，跟蹤狂反而是個很戳萌點的屬性。
生活中，很多人平時也會拿跟蹤狂這個概念自嘲：
提起自己喜歡視奸別人的社交網路時：“我這樣可真像個stalker啊”；路上看到可愛的小姐姐不由自主跟著她走了幾十米：“我是變態跟蹤狂嗎我”。
這些玩笑本無傷大雅，但現實中真遇到這樣的問題時，萬萬不能以一笑而過的態度對待。
還拿這次的劉同事件舉例吧。由於這個女粉絲是出於對劉同強烈到扭曲的愛意而跟蹤，因此有人把女粉絲美化成在轟轟烈烈的感情中受傷害的女子，認為她“這輩子值了”、“受了這麼多痛苦”。
就連劉同的朋友也曾笑他大驚小怪，開玩笑說“如果也有一個人這麼追他就好了”。
可是對於承受了巨大精神壓力的受害人來說，這種狂熱的騷擾一點也不會讓他們開心。那些把騷擾當真愛的誤解，反而加大了他們維護自己正常生活的難度。
還有一種誤解，不僅不拿受害者的經歷當回事兒，還要處處在受害者身上挑刺。
“你很有名嗎？以為自己是誰啊，還整出這種別人騷擾你的事？炒作吧？”
“你想多了吧，人家可能只是跟你逗著玩兒。”
“肯定是你招惹他了吧？你不招惹他，人家怎麼會無緣無故看上你呢？”
“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你把這種事說出來，無非是在炫耀自己長得好看、有人追求吧。”
這些滿不在意的聲音，是不知道跟蹤潛在的危險性的。
根據維琪百科的資料，跟蹤者可能對受害人採取的手段，也包括威脅、暴力、傷害人身安全，性方面的侵犯也有可能發生。
英國格羅斯特郡大學的研究則發現，在94％的謀殺案中，殺人犯事前都有過stalk受害者的行為。
就在我們的社會新聞中，有時也能見到這樣的悲劇——求愛者反復糾纏對方，被拒絕後終於被激怒、情緒爆發，將對方殘忍殺害。
很多類似的新聞中，太多人只在指摘被求愛一方是不是道德無瑕，卻忽視了很多細節在暗示，求愛者的偏激、持續性行為可能已經構成了跟蹤騷擾。
雖然不是所有的跟蹤都會走到這一步，但對它的輕視、無視甚至蔑視，也是很危險的。
但令受害人感到無力的現狀是，除了大眾的不解和誤解，對跟蹤騷擾的有效處理機制也是缺乏的。
目前從我國網路上受害者自發的回饋來看，報警收效甚微。
因為很多跟蹤騷擾者給受害人帶來的困擾是精神上的而非肉體上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目前並沒有一種法律能制裁這種騷擾。
劉同事件中，法律從業者給出的應對建議也是曲線救國：
除了必要的找同伴照應、留存證據等行為，真正能處罰到對方的情況，也得是他影響到了公司辦公且情節嚴重，或是捏造事實的誹謗情況造成一定影響。
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們沒有針對“跟蹤騷擾”這一行為的罪名與量刑、處罰機制，也不能像一些國家申請人身禁制令，強制對方不要再接近自己。
在如何處理stalking的問題上，外國有不少經驗可借鑒。90年代開始，一些歐美國家逐漸將可以定義為stalking的行為入刑。澳大利亞的懲罰較為嚴厲，最高判刑可達10年。
有些國家，比如法國，沒有一個針對跟蹤騷擾的單獨最名和法案，但對於這種行為給了明確的定義。“傷害到了對方的身體和精神健康，或損害了他的職業生涯”，也將處以一年的監禁和15000歐元罰款。
我們的東亞鄰居則起步的更晚一點。
2000年，日本實行《反跟蹤騷擾法》。2013年韓國員警廳宣佈，如果男生向女生超過3次要求見面或與之交往，將可能以侵犯罪的罪名被制裁。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立法，是由一個少女的血案促成的。
1999年，21歲的女大學生豬野詩織在上學途中，被前男友用刀子殘忍殺害。
兩人交往過程中，男方就體現出了極強的控制欲，有很多威脅女孩的過激行為，對女孩進行了強烈的精神折磨。
女孩提出分手後，男方更是反復糾纏，用散播裸照、發佈謠言等行為威脅，用放大音量的汽車堵門騷擾，最終殘忍地殺死了女孩。
當時日本也沒有針對這種騷擾行為的法案，面對女孩的報警和拼死錄下的騷擾錄音，警察局的反應卻是，他們不好插手這種民事案件。
這個引起了強烈社會反響的案件，最終促進了日本在2000年推出了《反騷擾法》，規定騷擾者可以被處以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50萬日元以下罰款。警方也可以對嫌疑人出具警告書和禁止令。如果嫌疑人拒絕執行，將面臨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萬日元以下罰款。
當時間來到2017年，我們的社會對於跟蹤騷擾的問題，卻還停留在大眾的無知、應對機制的缺失。
止步不前的環境裡，那些普通人受到騷擾後無奈的發聲，那些應該被深究犯罪原因的情殺社會新聞，卻沒有減少。
希望我們能從現在開始，邁出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去把那些總被忽視的現象當做需要關注的問題，去正視原來人的安全可能面臨這麼複雜的情況，不要再無視問題背後可能的危險與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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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壞、干擾受害人的財產；
威脅受害人（或與受害人有關的朋友、家人）。
值得注意的是，跟蹤是一種常年累月的持續行為，正是“反復”違背受害者的意願，讓一些單獨看來合法的行為變成了噩夢和傷害。
比如，根據這些定義，一個狂熱追求者明明已經遭到對方多次拒絕，還持續不斷地聯繫ta，想和ta見面，給ta送禮物，那麼這些反復的行為疊加在一起，已經構成了stalking。
而關於這些行為的後果，也並不是只有帶來了肉體上的傷害才叫受害。事實上，被跟蹤騷擾的受害者的心理、情感上也會遭受巨大的傷害。
一方面是他們被騷擾的恐懼，一方面是他們可能會選擇改變工作、住址、電話，隨之而來的孤獨無助感也是一種傷害。
跟蹤者也並非我們想像中那樣多是心懷不軌的陌生人，其實“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更大。
英國的Home Office發現在跟蹤案中，多數的跟蹤騷擾發生在曾經有過親密關係的男女之間。就像前文所說，一方對另一方的怨恨、報復或是畸形愛意，導致他們開始威脅對方的正常生活。
日本公佈的2016年資料也顯示，跟蹤騷擾案的作案者裡，交往物件和前交往物件占到46.9%，熟人或朋友占13.2%，單位同事或職場關係占11.8%。
起因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情感糾葛：因有好感的為15738起，好感未得到滿足而生出怨恨的有4506起。
隨著科技的發展，跟蹤的手段也在更新。比如現在這個互聯網時代催生了cyber stalking（電腦跟蹤），跟蹤者可能會利用受害人在網路上的各種資料、社交網路，窺探他的資訊，利用網路手段來對對方造成危害。
有些國家已經對這種現象做出了回應。比如今年1月，修改後的日本《反跟蹤騷擾法》已經把“在社交網站反復發送資訊”列入了管制物件。
從以上這些資訊我們可以知道，狂熱地、反復地糾纏愛慕物件確實不是一種正常的行為，其他過激行為則更嚴重。前文提到的那些明星或是普通人，其實都已經受到了跟蹤的傷害。
但我們的社會的現狀是，跟蹤騷擾的問題客觀存在，大眾對它的認識卻還很淺，甚至存在不少誤解。
日常生活中，我們不僅很少接觸到關於stalking的科普和防範知識，有些文藝創作還在某種程度上淡化了人們對它的警惕性。
比如瑪麗蘇偶像劇中，為了刻畫追求者的深情不渝，在被追求者屢屢拒絕、抗拒的情況下，他們反復聯繫、堵截、送禮的行為也只是被當成正常的求愛手段。
在一些網文寫手和二次元愛好者眼中，跟蹤狂反而是個很戳萌點的屬性。
生活中，很多人平時也會拿跟蹤狂這個概念自嘲：
提起自己喜歡視奸別人的社交網路時：“我這樣可真像個stalker啊”；路上看到可愛的小姐姐不由自主跟著她走了幾十米：“我是變態跟蹤狂嗎我”。
這些玩笑本無傷大雅，但現實中真遇到這樣的問題時，萬萬不能以一笑而過的態度對待。
還拿這次的劉同事件舉例吧。由於這個女粉絲是出於對劉同強烈到扭曲的愛意而跟蹤，因此有人把女粉絲美化成在轟轟烈烈的感情中受傷害的女子，認為她“這輩子值了”、“受了這麼多痛苦”。
就連劉同的朋友也曾笑他大驚小怪，開玩笑說“如果也有一個人這麼追他就好了”。
可是對於承受了巨大精神壓力的受害人來說，這種狂熱的騷擾一點也不會讓他們開心。那些把騷擾當真愛的誤解，反而加大了他們維護自己正常生活的難度。
還有一種誤解，不僅不拿受害者的經歷當回事兒，還要處處在受害者身上挑刺。
“你很有名嗎？以為自己是誰啊，還整出這種別人騷擾你的事？炒作吧？”
“你想多了吧，人家可能只是跟你逗著玩兒。”
“肯定是你招惹他了吧？你不招惹他，人家怎麼會無緣無故看上你呢？”
“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你把這種事說出來，無非是在炫耀自己長得好看、有人追求吧。”
這些滿不在意的聲音，是不知道跟蹤潛在的危險性的。
根據維琪百科的資料，跟蹤者可能對受害人採取的手段，也包括威脅、暴力、傷害人身安全，性方面的侵犯也有可能發生。
英國格羅斯特郡大學的研究則發現，在94％的謀殺案中，殺人犯事前都有過stalk受害者的行為。
就在我們的社會新聞中，有時也能見到這樣的悲劇——求愛者反復糾纏對方，被拒絕後終於被激怒、情緒爆發，將對方殘忍殺害。
很多類似的新聞中，太多人只在指摘被求愛一方是不是道德無瑕，卻忽視了很多細節在暗示，求愛者的偏激、持續性行為可能已經構成了跟蹤騷擾。
雖然不是所有的跟蹤都會走到這一步，但對它的輕視、無視甚至蔑視，也是很危險的。
但令受害人感到無力的現狀是，除了大眾的不解和誤解，對跟蹤騷擾的有效處理機制也是缺乏的。
目前從我國網路上受害者自發的回饋來看，報警收效甚微。
因為很多跟蹤騷擾者給受害人帶來的困擾是精神上的而非肉體上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目前並沒有一種法律能制裁這種騷擾。
劉同事件中，法律從業者給出的應對建議也是曲線救國：
除了必要的找同伴照應、留存證據等行為，真正能處罰到對方的情況，也得是他影響到了公司辦公且情節嚴重，或是捏造事實的誹謗情況造成一定影響。
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們沒有針對“跟蹤騷擾”這一行為的罪名與量刑、處罰機制，也不能像一些國家申請人身禁制令，強制對方不要再接近自己。
在如何處理stalking的問題上，外國有不少經驗可借鑒。90年代開始，一些歐美國家逐漸將可以定義為stalking的行為入刑。澳大利亞的懲罰較為嚴厲，最高判刑可達10年。
有些國家，比如法國，沒有一個針對跟蹤騷擾的單獨最名和法案，但對於這種行為給了明確的定義。“傷害到了對方的身體和精神健康，或損害了他的職業生涯”，也將處以一年的監禁和15000歐元罰款。
我們的東亞鄰居則起步的更晚一點。
2000年，日本實行《反跟蹤騷擾法》。2013年韓國員警廳宣佈，如果男生向女生超過3次要求見面或與之交往，將可能以侵犯罪的罪名被制裁。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立法，是由一個少女的血案促成的。
1999年，21歲的女大學生豬野詩織在上學途中，被前男友用刀子殘忍殺害。
兩人交往過程中，男方就體現出了極強的控制欲，有很多威脅女孩的過激行為，對女孩進行了強烈的精神折磨。
女孩提出分手後，男方更是反復糾纏，用散播裸照、發佈謠言等行為威脅，用放大音量的汽車堵門騷擾，最終殘忍地殺死了女孩。
當時日本也沒有針對這種騷擾行為的法案，面對女孩的報警和拼死錄下的騷擾錄音，警察局的反應卻是，他們不好插手這種民事案件。
這個引起了強烈社會反響的案件，最終促進了日本在2000年推出了《反騷擾法》，規定騷擾者可以被處以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50萬日元以下罰款。警方也可以對嫌疑人出具警告書和禁止令。如果嫌疑人拒絕執行，將面臨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萬日元以下罰款。
當時間來到2017年，我們的社會對於跟蹤騷擾的問題，卻還停留在大眾的無知、應對機制的缺失。
止步不前的環境裡，那些普通人受到騷擾後無奈的發聲，那些應該被深究犯罪原因的情殺社會新聞，卻沒有減少。
希望我們能從現在開始，邁出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去把那些總被忽視的現象當做需要關注的問題，去正視原來人的安全可能面臨這麼複雜的情況，不要再無視問題背後可能的危險與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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