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當地時間4月6日，
我將中美元首海湖莊園會晤所取得的成果歸納為以下六點：
首先， 習近平主席與特朗普總統在這一次中美關係過渡期裡經過雙方相向而行的一系列鋪墊， 突破常軌， 用較短時間實現了首次會面， 建立了個人友誼和工作關係， 開啟了最高層經常會面、直接溝通的模式， 設定了特朗普儘早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的議程， 減少了兩國關係自特朗普當選以來明顯增加的不確定性。
其次， 勾畫了共同思考今後45年兩國關係如何發展的歷史縱深， 明確了一個基本共識， 即：中美作為世界大國責任重大， 合作是唯一選擇， 兩國加強溝通協調可以共同辦成一些大事， 彼此成為很好的合作夥伴。
第三， 搭建了新時期中美對話的基本架構，
這種將奧巴馬時期以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為核心的溝通交流機制重新拆分組合的作法， 有繼承有發展有創新， 貼近中美關係的新現實。 未來， 我們要看兩軍對話的位置如何擺， 可能的情況是既在外交安全對話裡有所體現， 也保持和發展軍對軍的單獨管道， 比如新設立的聯合參謀部對話機制。 由於中國軍改還在深化， 待戰區重新設置塵埃落定後， 相信兩國軍方會結合新的情況對中美軍事合作交流和風險管制機制作出新的調整。
第四， 就各自內外優先議程對了表， 特別是圍繞經貿、朝核問題進行了坦率交流， 同意展開為期100天的貿易談判計畫， 以高度務實的態度聚焦當前困擾雙邊關係、全球貿易格局和地區安全形勢的最緊迫挑戰。 中方展現了加強對美投資以既促進國內改革升級又參與美國基礎設施建設、幫助美國創造就業機會的的誠意， 美方展現了對“一帶一路”建設的興趣。 雖然僅憑一次會晤無法達成全面的共識， 但仍形成了維護合作主導面、共同管控分歧的默契， 不僅降低了有關矛盾激化為衝突的風險， 更為雙方工作層具體協調指明了方向。
第五， 在中方高度關切的涉及核心利益問題上，
第六， 凸顯了中美執政者理解對方治國理政思維、理性處理兩國關係的一面， 壓低了外界對中美衝突的心理憂懼或預期， 壓縮了某些國際行為體利用、挑拔中美矛盾從中謀取安全私利的空間， 為全球經貿形勢和亞太安全形勢的合理調整提供了正向力。
至此， 中美關係的一個新時期正式開始了。 很振奮人心的一個信號是， 中美雙方都顯示了站在從過去45至50年到未來45至50年的長時間跨度上、以一種富有歷史縱深感的眼光看待和處理兩國關係的態度。 這種態度在複雜變化的國際地區形勢之下顯得彌足珍貴。
習特會之後，兩國工作層應充分感受到“抓緊幹活兒”的緊迫性和壓力。當對話之門洞開，各種機制調整到位，用什麼樣的協調合作果實填充這個框架，防止兩國元首開啟的新局面發生倒退，便需要雙方積極溝通、認真思考，找出不同問題上相對清晰而不是只唱高調的合作路徑和解決方案。
比如在朝鮮半島核問題上，既然雙方都重新確認各自目標均為促朝棄核，那麼如何在共同目標下開展合作，如何在尊重對方原則和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確定自己的戰略和政策，共同達到重啟對話談判促朝棄核展與推進半島停核機制轉換的共贏結果，需要大框架下的精細設計。令人鼓舞的是，中方決定派出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特使武大偉一周後訪韓，人們已能嗅到新一輪斡旋調解的溫暖氣息。
這次海湖莊園會晤的一個“插曲”是會晤開始前，特朗普以敘利亞政府軍對平民投放沙林毒氣的“無可爭議”行為為由，下令美軍對敘利亞軍事設施進行空中打擊。
特朗普就職以來首次授權對外動武的舉動被某些外媒與美國在朝鮮問題上的立場變化聯繫起來，稱特朗普在中美元首會晤開始時發起對敘軍事行動是在向中方暗示美國也有對朝動武的果斷和能力。這樣的判斷是短淺的，也是沒有必要的聯想。
我們倒是要敏銳地感知與習特會同時發生的戰略態勢變化，並且及時預估這些具有內在關聯的變化對中美關係可能產生的影響。
首先，特朗普的“敘利亞戰事”決斷草率，既不能向世人展示敘政府軍向平民投放化學武器的明確證據，也未必充分評估動武可能產生的連鎖反應。這個決定在相當程度上是國內政治驅動的，帶有濃烈的“反奧巴馬”色彩。特朗普一再強調阿薩德政權穿越了美國所能容忍的紅線，而所謂“化武紅線”正是奧巴馬執政時劃下的。特朗普是在用自己的“果敢”反襯奧巴馬2013年親口吃掉自己的“紅線說”放棄對敘動武的“懦弱”。歷史一再證明，旦凡考慮不周、衝動魯莽的決定，都會使決策者付出代價。
其次，特朗普發動這場戰事帶有撇清自己與俄不明不白關係的考慮，將徹底打亂其在執政初期重啟美俄關係、調整中東政策的部署，特朗普的有關努力已因“通俄門”醜聞和盟友的激烈反對而寸步難行。在敘利亞問題上，特朗普本打算放棄把阿薩德趕下臺的目標，把美國的主要精力轉移到與俄合作打擊“伊斯蘭國”上去，取得任內徹底消滅中東極端恐怖勢力的“美名”。這樣一來，事態可能沿著不受控制的方向發展，美國無法減輕自己在中東的戰略負擔。
如果以上兩個判斷成立，那麼特朗普政府在亞太地區將會是一個求穩的心態，無力同時開闢兩條戰線，因而會更加指望中國“管住”朝鮮。與此同時，特朗普不大可能把主要精力立即轉向處理涉華問題上來，集中對付中國，中美關係穩定發展的機率在上升，兩國爆發貿易戰和在南海起衝突的風險在下降。
美國對敘利亞發動軍事打擊的決定與其對華政策考慮並無直接關係，但這個“插曲”提示我們，今後一段時間，直至特朗普訪華，是中美加強合作的重要“機會視窗”，我們需要抓住它，盡可能結合國際形勢和美國國內政治變化提供的有利因素落實海湖莊園會晤共識，進一步夯實兩國合作基礎，就像習主席對特朗普講的那樣，做大合作蛋糕，制定重點合作清單，爭取多些早期收穫。■
主編郵箱：xinshuping@pangoal.cn
這種態度在複雜變化的國際地區形勢之下顯得彌足珍貴。習特會之後，兩國工作層應充分感受到“抓緊幹活兒”的緊迫性和壓力。當對話之門洞開，各種機制調整到位，用什麼樣的協調合作果實填充這個框架，防止兩國元首開啟的新局面發生倒退，便需要雙方積極溝通、認真思考，找出不同問題上相對清晰而不是只唱高調的合作路徑和解決方案。
比如在朝鮮半島核問題上，既然雙方都重新確認各自目標均為促朝棄核，那麼如何在共同目標下開展合作，如何在尊重對方原則和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確定自己的戰略和政策，共同達到重啟對話談判促朝棄核展與推進半島停核機制轉換的共贏結果，需要大框架下的精細設計。令人鼓舞的是，中方決定派出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特使武大偉一周後訪韓，人們已能嗅到新一輪斡旋調解的溫暖氣息。
這次海湖莊園會晤的一個“插曲”是會晤開始前，特朗普以敘利亞政府軍對平民投放沙林毒氣的“無可爭議”行為為由，下令美軍對敘利亞軍事設施進行空中打擊。
特朗普就職以來首次授權對外動武的舉動被某些外媒與美國在朝鮮問題上的立場變化聯繫起來，稱特朗普在中美元首會晤開始時發起對敘軍事行動是在向中方暗示美國也有對朝動武的果斷和能力。這樣的判斷是短淺的，也是沒有必要的聯想。
我們倒是要敏銳地感知與習特會同時發生的戰略態勢變化，並且及時預估這些具有內在關聯的變化對中美關係可能產生的影響。
首先，特朗普的“敘利亞戰事”決斷草率，既不能向世人展示敘政府軍向平民投放化學武器的明確證據，也未必充分評估動武可能產生的連鎖反應。這個決定在相當程度上是國內政治驅動的，帶有濃烈的“反奧巴馬”色彩。特朗普一再強調阿薩德政權穿越了美國所能容忍的紅線，而所謂“化武紅線”正是奧巴馬執政時劃下的。特朗普是在用自己的“果敢”反襯奧巴馬2013年親口吃掉自己的“紅線說”放棄對敘動武的“懦弱”。歷史一再證明，旦凡考慮不周、衝動魯莽的決定，都會使決策者付出代價。
其次，特朗普發動這場戰事帶有撇清自己與俄不明不白關係的考慮，將徹底打亂其在執政初期重啟美俄關係、調整中東政策的部署，特朗普的有關努力已因“通俄門”醜聞和盟友的激烈反對而寸步難行。在敘利亞問題上，特朗普本打算放棄把阿薩德趕下臺的目標，把美國的主要精力轉移到與俄合作打擊“伊斯蘭國”上去，取得任內徹底消滅中東極端恐怖勢力的“美名”。這樣一來，事態可能沿著不受控制的方向發展，美國無法減輕自己在中東的戰略負擔。
如果以上兩個判斷成立，那麼特朗普政府在亞太地區將會是一個求穩的心態，無力同時開闢兩條戰線，因而會更加指望中國“管住”朝鮮。與此同時，特朗普不大可能把主要精力立即轉向處理涉華問題上來，集中對付中國，中美關係穩定發展的機率在上升，兩國爆發貿易戰和在南海起衝突的風險在下降。
美國對敘利亞發動軍事打擊的決定與其對華政策考慮並無直接關係，但這個“插曲”提示我們，今後一段時間，直至特朗普訪華，是中美加強合作的重要“機會視窗”，我們需要抓住它，盡可能結合國際形勢和美國國內政治變化提供的有利因素落實海湖莊園會晤共識，進一步夯實兩國合作基礎，就像習主席對特朗普講的那樣，做大合作蛋糕，制定重點合作清單，爭取多些早期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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