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看點：
初春3月 中國迎來兩會時間
代表委員齊聚北京共商國是
全面推開的營改增試點成效如何?
下一步如何推進?節奏怎樣把握?
財稅改革又該如何助力實體經濟?
首席評論兩會特別節目帶您看兩會
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今晚為您解讀
嘉賓介紹：
許善達——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
曾任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 現任聯辦財經研究院院長， 高級經濟師、教授、研究員。 長期從事宏觀經濟、財政、稅收、金融理論研究， 擔任中國註冊稅務師協會會長， 財政部會計準則委員會委員，
文字實錄
張媛：各位好， 這裡是首席評論。
2017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一年， “三去一降一補”初見成效， 並將繼續實行， 在提振實體經濟的總目標下我們今天關注財政政策,尤其是財稅政策， 如何調整適應整個改革目標。
2016年營改增所有試點行業稅負實現只減不增
3月5日發佈的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 要繼續推進財稅體制改革， 落實和完善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政策， 進一步減輕企業稅收負擔。 去年中央首次強調降低宏觀稅負，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降低企業成本的背景下， 減稅降費成為2016年的關鍵字， 5月1日在全國全面推開的營改增， 被認為是本屆政府重大的減稅舉措。
許善達：宏觀稅負仍有下降空間
張媛：營改增是整個財稅體制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步， 整個營業部退出了歷史舞臺， 這個時候提整個宏觀稅負的下降， 特別看到宏觀稅負在高層的表態上從穩定轉為了降低， 這個時候宏觀稅負如果要降低的話， 通過什麼樣的方式， 在操作層面上應該怎麼做?
許善達：營改增這個事可以說是我們從1994年以來最大的一次減稅的措施， 這個效果是非常明顯的， 我認為2015年提出來經濟下行， 我們採取了很多措施， 我們覺得下行是正常的，
我認為在營改增之前， 我們從稅負來看， 最不合理的偏高的就是營業稅， 而且服務業稅負高也影響到製造業， 因為你製造業購買服務業營業稅的服務不能抵扣了， 所以現在統一數字證明， 營改增以後減稅最大的部分是原來的製造業， 他們購進的服務業能夠抵扣稅款以後， 他們減稅的數量是最大的， 所以營改增是一個全面減稅的措施。 但是呢， 這個完成以後， 再來看我們整個宏觀稅負，
許善達：降低宏觀稅負關鍵在於降低社保繳費率
張媛：全面實行了營改增有一年多的時間了， 已經出現了整體稅負下降的態勢， 效果已經出現， 這個時候如果說宏觀稅負整體水準還是偏高， 那麼繼續要減的話， 從哪裡入手呢?
許善達：我們在兩年以前研究院也寫過報告， 從現在來看偏高最優先降低的是社保繳費， 因為我們國家社保繳費有一個歷史淵源，
張媛：如果說從40%社保繳費率變到20%，這個是減了誰的負?如果降低了企業的負擔，是不是員工的福利相應降低了?
許善達：不是的，這個是既減輕了企業負擔也減輕了員工負擔，比如說減一半，現在養老保險是28，減一半，企業從20到10，職工從8到4，這個對企業和員工都是減輕負擔，表現在社保繳費率的降低，只要這個降低的部分，企業少交一部分，職工也少交一部分，收益既有企業也有職工，但這個並不影響領錢的人多少，少交的，領錢的人並不變，這個怎麼解決呢?我們認為只有劃轉國有資本。
許善達：可考慮動用國有資本降低社保繳費率
許善達：現在就有缺口，現在缺口是什麼呢?一部分由省裡自己的財政補，還有一部分省裡補了不夠，中央財政再補，現在每年補在8、9千億的稅，才能使領錢的人領到，交的人和領的人太多，有一個算帳。我們覺得你再靠財政補貼這個辦法是不可能了，因為財政的收支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錢往這裡頭補，但是你又想降低這個東西，領的人又不能少，那這缺口總得往裡填，那麼我們認為唯一可以動用的資源國有資本。
張媛：這一塊國資委的壓力也很大。
許善達：你動用國有資本並不是說國有資本變成私人資本，是把它的收益拿來往這裡補，對國有資本的收益約束就更強了，當然這個辦法還有很多別的好處，比如說你國有控股的企業，現在國有控股企業就是國資委負責，不管中央還是省，它是一個特別大的股東，如果你把一部分劃給社保，仍然是國有資本，這個股東變了，等於國資委代表一個股東，社保基金代表一個股東，這樣兩個股東都是國有資本，國有資本並沒有少，但是兩個法人代表的身份變了，變成兩個股東，這個對國有企業的運行也有很大的好處，就是相互之間的監督制約的關係要比現在一股獨大好，我們現在說一股獨大是國有資本一股獨大，但是不應該一個股東代表一股獨大，所以我覺得劃國有資本給社保，除了補這個缺口以外，還可以推動國有企業改革。我覺得這個是唯一可行的，也是可以在幾方面有改革紅利的辦法。
中央和地方財權與事權劃分再次成為焦點
2017年營改增減稅規模有望進一步擴大，從而繼續降稅減費來減輕企業負擔。根據央地增值稅收入分配過渡方案，所有行業企業繳納的增值稅，均納入中央和地方共用範圍，中央與地方五五分成，該方案暫定實施兩至三年。在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的情況下，隨著營改增的進一步推進，財政支出面臨的矛盾加大，央地財政將如何進一步平衡再一次成為人們的關注焦點。
許善達：增值稅央地五五分成不會長久實行
張媛：說到營改增當時在過渡時期也是央地五五分成，這個過程中央地方財權事權不是五五分成，如何看待在統籌的過程中央和地方的財權、事權?
許善達：營改增以後最早的方案就是上海試點方案，是營業稅改增值稅的仍然百分之百歸地方，減稅部分由地方承擔，這個方案全面推行的時候就執行不下去了，因為減稅都讓地方承擔，地方政府吃不消了，因為一共從頭到尾減的快上萬億了，地方政府的財政本來就缺口很大，這次改成五五分成，從錢上說地方問題解決了，給他錢，保這個基數。但是有個什麼問題呢?這個錢是國稅局收，每收的錢給地方入庫，這個對地方政府來說，我認為不符合中國國情，中國的地方政府的職能要比很多發達國家地方職能多。所以它不但要有錢，它還有一定的權，所以現在改法，就是說營改增，改成增值稅了，五五分成，錢是給他了，他沒有權了，原來營業稅在2015年底是1.9萬億左右，是由它收的，地方稅務局執行省長的指示來收，這裡面就有很多調控的餘地，現在等於地方政府這個調控餘地沒有了，地方稅裡頭只有2000億、3000億，都這個了，企業所得稅分成，個人所得稅分成，沒有主體稅種，這個問題我認為是這次財稅戰略調整的內容之一，就是一定要使地方政府既有錢，還得有適當的權力，這核心問題就是地方稅體系要有一個主體稅，我認為這個檔說暫定兩到三年五五分成，為什麼說這個呢?就是給地方政府一個信號，五五分成的辦法是暫時的，是一個短期的，將來一定會推動改革，讓地方政府有錢還得有一定的權力。
許善達：建議把消費稅劃為地方主體稅種
張媛：那這種時候，如果說地方主體稅種缺失的話，用什麼樣的稅填補呢?
許善達：我們也提出一個報告，就是說認為最好的辦法，現在好像多數專家也都認可，就是把現在再生產批發環節收的消費稅掛到零售環節，再加上零售環節的車輛購置稅，兩個加在一起有1.3萬億左右，這個數正好來給地方做一個主體稅種，主體稅種不能兩三千億，必須得上萬億，而且這個錢地方政府還得有一定的控制力，我認為消費稅比較合適，原來按照稅的性質消費稅就應該在零售環節，為什麼以前不這樣呢?那個時候稅務局沒有能力收，比如加油站，那個時候的加油站不聯網，現在不同，全國聯動，所以現在政府監控零售的能力已經遠遠的超過過去了，因此地方政府已經具備了在零售環節徵收消費稅的能力，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把消費稅劃到零售環節，給地方政府一個一萬多億的主要稅主體稅種，我認為這個正好是時機，又能夠給地方政府錢，又能給地方政府權，我覺得稅制和中央財政的關係都會有很大的改善。
張媛：那麼說到整個經濟新常態，在推行整個財稅改革的過程中，目標、戰略明確，但是也要分步走，這樣的節奏輕重緩急應該如何來看?
許善達：我覺得現在應該說最優先的應該是，一個我剛才說的降低稅負來看就是社保，從中央地方關係來看就是消費稅，我覺得這兩個應該是2017年重點要做的最優先的工作。這兩個措施做好了，然後再其他的措施，我覺得不可能一口吃個胖子，這兩個解決了，新常態下的財稅新戰略就基本實現
小片3：美國總統特朗普以減稅為核心的經濟政策競選主張一直備受關注。其提出的針對企業的減稅政策包括兩方面：一是將最高聯邦企業稅率由現行的35%降至15%;二是對企業匯回國內利潤徵收10%的一次性優惠稅率。日前，特朗普透露將在未來兩三個星期之內，宣佈稅收方面的重大事項，外界分析認為，美國將迎來雷根時代以來規模最大的全面稅收改革。
許善達：美國減稅給國內降低宏觀稅負增加新挑戰
張媛：確實說到整個實體經濟下行壓力過程中，稅負可能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到的因素，除了這方面之外，看到整個實體經濟受到的外部影響很多，因素非常複雜，比方說2017年整個國際外部環境其實也非常的複雜，這種情況之下，對於實體經濟來講，對於我們相應的財稅政策的調整會否有一定的影響?
許善達：我覺得這個挑戰要比2016年嚴峻得多，因為主要是說美國，我覺得美國最近跟中國有關的經濟政策，減稅。我們現在已經降低宏觀稅負，仍然是偏高的，而且我們的稅收裡面企業占90%，宏觀稅負偏高，就是企業稅負偏高，剛才我講這個社保，主要是企業還有居民。所以要是中國你說了降低宏觀稅負還沒降呢，美國它要降，它要把企業稅從35%降到15%，如果這麼一降的話，顯然這種市場競爭，他招商引資，我們資金投資可能就繼續外流，我們在國內生產的成本就高，你在國際市場競爭力就會下降，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我們國內降低宏觀稅負這個戰略要加快實施，要加大力度。本來比如說社保，五年，能不能再快一點，因為這個東西沒有什麼感情色彩，一減稅，這個利益在這兒擺著。所以我覺得中國這一條，美國的減稅實際上給我們國內執行降低宏觀稅負增加了新的挑戰，對於它要加快速度，加大力度，原來我們自己可以賣一點，緩和一點，分佈實施，現在看我覺得要加快速度，加大力度，不然的話你在全世界競爭裡頭，我們的競爭力就會大大的下降，對我們整個經濟就產生一個負面的影響。
執行中央定的40。同時允許一些收大於支的，你有盈餘可以降低，所以廣東、浙江都把企業交的20的養老保險降到了14，這個是2016年的年初做的決策。儘管如此現在40%的繳費率仍然是偏高的，所以在宏觀稅負裡頭，我們現在認為營改增之後最優先要解決的就是社保繳費，我們提出來花五年的時間把40降到20。張媛：如果說從40%社保繳費率變到20%，這個是減了誰的負?如果降低了企業的負擔，是不是員工的福利相應降低了?
許善達：不是的，這個是既減輕了企業負擔也減輕了員工負擔，比如說減一半，現在養老保險是28，減一半，企業從20到10，職工從8到4，這個對企業和員工都是減輕負擔，表現在社保繳費率的降低，只要這個降低的部分，企業少交一部分，職工也少交一部分，收益既有企業也有職工，但這個並不影響領錢的人多少，少交的，領錢的人並不變，這個怎麼解決呢?我們認為只有劃轉國有資本。
許善達：可考慮動用國有資本降低社保繳費率
許善達：現在就有缺口，現在缺口是什麼呢?一部分由省裡自己的財政補，還有一部分省裡補了不夠，中央財政再補，現在每年補在8、9千億的稅，才能使領錢的人領到，交的人和領的人太多，有一個算帳。我們覺得你再靠財政補貼這個辦法是不可能了，因為財政的收支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錢往這裡頭補，但是你又想降低這個東西，領的人又不能少，那這缺口總得往裡填，那麼我們認為唯一可以動用的資源國有資本。
張媛：這一塊國資委的壓力也很大。
許善達：你動用國有資本並不是說國有資本變成私人資本，是把它的收益拿來往這裡補，對國有資本的收益約束就更強了，當然這個辦法還有很多別的好處，比如說你國有控股的企業，現在國有控股企業就是國資委負責，不管中央還是省，它是一個特別大的股東，如果你把一部分劃給社保，仍然是國有資本，這個股東變了，等於國資委代表一個股東，社保基金代表一個股東，這樣兩個股東都是國有資本，國有資本並沒有少，但是兩個法人代表的身份變了，變成兩個股東，這個對國有企業的運行也有很大的好處，就是相互之間的監督制約的關係要比現在一股獨大好，我們現在說一股獨大是國有資本一股獨大，但是不應該一個股東代表一股獨大，所以我覺得劃國有資本給社保，除了補這個缺口以外，還可以推動國有企業改革。我覺得這個是唯一可行的，也是可以在幾方面有改革紅利的辦法。
中央和地方財權與事權劃分再次成為焦點
2017年營改增減稅規模有望進一步擴大，從而繼續降稅減費來減輕企業負擔。根據央地增值稅收入分配過渡方案，所有行業企業繳納的增值稅，均納入中央和地方共用範圍，中央與地方五五分成，該方案暫定實施兩至三年。在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的情況下，隨著營改增的進一步推進，財政支出面臨的矛盾加大，央地財政將如何進一步平衡再一次成為人們的關注焦點。
許善達：增值稅央地五五分成不會長久實行
張媛：說到營改增當時在過渡時期也是央地五五分成，這個過程中央地方財權事權不是五五分成，如何看待在統籌的過程中央和地方的財權、事權?
許善達：營改增以後最早的方案就是上海試點方案，是營業稅改增值稅的仍然百分之百歸地方，減稅部分由地方承擔，這個方案全面推行的時候就執行不下去了，因為減稅都讓地方承擔，地方政府吃不消了，因為一共從頭到尾減的快上萬億了，地方政府的財政本來就缺口很大，這次改成五五分成，從錢上說地方問題解決了，給他錢，保這個基數。但是有個什麼問題呢?這個錢是國稅局收，每收的錢給地方入庫，這個對地方政府來說，我認為不符合中國國情，中國的地方政府的職能要比很多發達國家地方職能多。所以它不但要有錢，它還有一定的權，所以現在改法，就是說營改增，改成增值稅了，五五分成，錢是給他了，他沒有權了，原來營業稅在2015年底是1.9萬億左右，是由它收的，地方稅務局執行省長的指示來收，這裡面就有很多調控的餘地，現在等於地方政府這個調控餘地沒有了，地方稅裡頭只有2000億、3000億，都這個了，企業所得稅分成，個人所得稅分成，沒有主體稅種，這個問題我認為是這次財稅戰略調整的內容之一，就是一定要使地方政府既有錢，還得有適當的權力，這核心問題就是地方稅體系要有一個主體稅，我認為這個檔說暫定兩到三年五五分成，為什麼說這個呢?就是給地方政府一個信號，五五分成的辦法是暫時的，是一個短期的，將來一定會推動改革，讓地方政府有錢還得有一定的權力。
許善達：建議把消費稅劃為地方主體稅種
張媛：那這種時候，如果說地方主體稅種缺失的話，用什麼樣的稅填補呢?
許善達：我們也提出一個報告，就是說認為最好的辦法，現在好像多數專家也都認可，就是把現在再生產批發環節收的消費稅掛到零售環節，再加上零售環節的車輛購置稅，兩個加在一起有1.3萬億左右，這個數正好來給地方做一個主體稅種，主體稅種不能兩三千億，必須得上萬億，而且這個錢地方政府還得有一定的控制力，我認為消費稅比較合適，原來按照稅的性質消費稅就應該在零售環節，為什麼以前不這樣呢?那個時候稅務局沒有能力收，比如加油站，那個時候的加油站不聯網，現在不同，全國聯動，所以現在政府監控零售的能力已經遠遠的超過過去了，因此地方政府已經具備了在零售環節徵收消費稅的能力，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把消費稅劃到零售環節，給地方政府一個一萬多億的主要稅主體稅種，我認為這個正好是時機，又能夠給地方政府錢，又能給地方政府權，我覺得稅制和中央財政的關係都會有很大的改善。
張媛：那麼說到整個經濟新常態，在推行整個財稅改革的過程中，目標、戰略明確，但是也要分步走，這樣的節奏輕重緩急應該如何來看?
許善達：我覺得現在應該說最優先的應該是，一個我剛才說的降低稅負來看就是社保，從中央地方關係來看就是消費稅，我覺得這兩個應該是2017年重點要做的最優先的工作。這兩個措施做好了，然後再其他的措施，我覺得不可能一口吃個胖子，這兩個解決了，新常態下的財稅新戰略就基本實現
小片3：美國總統特朗普以減稅為核心的經濟政策競選主張一直備受關注。其提出的針對企業的減稅政策包括兩方面：一是將最高聯邦企業稅率由現行的35%降至15%;二是對企業匯回國內利潤徵收10%的一次性優惠稅率。日前，特朗普透露將在未來兩三個星期之內，宣佈稅收方面的重大事項，外界分析認為，美國將迎來雷根時代以來規模最大的全面稅收改革。
許善達：美國減稅給國內降低宏觀稅負增加新挑戰
張媛：確實說到整個實體經濟下行壓力過程中，稅負可能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到的因素，除了這方面之外，看到整個實體經濟受到的外部影響很多，因素非常複雜，比方說2017年整個國際外部環境其實也非常的複雜，這種情況之下，對於實體經濟來講，對於我們相應的財稅政策的調整會否有一定的影響?
許善達：我覺得這個挑戰要比2016年嚴峻得多，因為主要是說美國，我覺得美國最近跟中國有關的經濟政策，減稅。我們現在已經降低宏觀稅負，仍然是偏高的，而且我們的稅收裡面企業占90%，宏觀稅負偏高，就是企業稅負偏高，剛才我講這個社保，主要是企業還有居民。所以要是中國你說了降低宏觀稅負還沒降呢，美國它要降，它要把企業稅從35%降到15%，如果這麼一降的話，顯然這種市場競爭，他招商引資，我們資金投資可能就繼續外流，我們在國內生產的成本就高，你在國際市場競爭力就會下降，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我們國內降低宏觀稅負這個戰略要加快實施，要加大力度。本來比如說社保，五年，能不能再快一點，因為這個東西沒有什麼感情色彩，一減稅，這個利益在這兒擺著。所以我覺得中國這一條，美國的減稅實際上給我們國內執行降低宏觀稅負增加了新的挑戰，對於它要加快速度，加大力度，原來我們自己可以賣一點，緩和一點，分佈實施，現在看我覺得要加快速度，加大力度，不然的話你在全世界競爭裡頭，我們的競爭力就會大大的下降，對我們整個經濟就產生一個負面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