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特會’評估與中美關係展望研討會” 4月8日在上海舉行。 研討會由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上海市美國問題研究所主辦， 文匯報社、新民晚報社協辦。
中美兩國元首會晤引起全球關注， 出席研討會的專家學者對“習特會”取得的成果給予高度評價， 並圍繞兩國經貿往來、地區事務、反恐安全等方面就中美關係未來走勢進行了研判分析和深入探討。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美國問題研究所所長吳心伯主持會議。 他說， 從本次“習特會”的成果來看， 中美兩國領導人及相關團隊已建立起良好的工作關係。
“習特會”進一步確立了處理中美雙邊關係的機制性保障， 構建了四大對話機制；中美兩國在具體問題上展開了一定的正面互動， 中美兩軍的交流與溝通也將繼續得到發展。 總體來說， 此次“習特會”實現了與特朗普政府的順利對接， 中美關係初步實現了從奧巴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的平穩過渡， 取得了新時期對美外交的成功開局。 這次會晤取得的成果比我們預期的要高。
綜合各方面資訊可以發現， 特朗普並沒有糾纏於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競爭等問題， 顯露出對中國頗具好感，
對於“習特會”後中美關係的進一步發展， 主要處理好三大問題：一要保障四大對話機制的順利展開， 實現全面對接；二是在經貿問題和朝核問題上要取得階段性進展；三要確保年內特朗普的訪華之行取得成功。
兩國元首會晤為中美關係發展帶來美好預期
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何建華、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院長夏立平、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王聯合、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汪曉風、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朱傑進表示：
此次“習特會”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定位中美兩國關係，
制衡中美關係發展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五個方面：一是和即和平， 和則共安；二是合即合作， 合則互利；三是鬥即鬥爭， 鬥則兩傷；四是破即破裂， 破則相害；五是友即友好， 友則雙贏。 這次“習特會”的積極成果， 是在諸多選項中確定性地指明了中美關係的發展前景為和平、合作、友好。 當然， 中美關係不可能沒有競爭甚至於必要鬥爭， 但作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型大國關係， 還是應當“鬥而不破、和而不同”， 促進中美關係朝著健康良好的方向發展。
“習特會”後， 中美兩國將過去的戰略與經濟對話擴展為四個高級別對話合作機制：外交安全對話、全面經濟對話、執法及網路安全對話、社會人文對話機制。
合作是中美兩國唯一正確的選擇， 兩國完全能夠成為很好的合作夥伴。 下階段雙方要利用好四大對話合作機制，
中美經貿：期待“百日計畫”創造更多紅利與合作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國友、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王聯合、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比較政治與公共政策所所長于宏源表示：
中美經貿關係是此次“習特會”的一個重點議題， 雙方都是有備而來。 會晤為推進中美貿易和投資進一步討論搭建起了框架。
中美雙方都非常重視“百日計畫”， 但磨合對接過程中摩擦也會相應增多。 美方向中方提出了四大關切：產業政策、農業、技術、網路。 其中前三個關切都和經濟有關。產業方面主要表現在汽車、鋼鐵等領域；農業政策方面，中國對美國農產品進口還有很大空間；技術層面集中在智慧財產權領域。
而中方也相應地提出了經貿領域的四大方案：雙邊投資、雙向貿易、能源以及基建問題。具體來講，中美可以通過大專案方案的制定來扭轉雙向貿易的失衡；而在能源領域，中國可以開放國內市場，和美國開展傳統能源合作，同時加強兩國地方能源合作；在基建領域，中國也準備了相應的方案。
中美兩國元首的會面為兩國整體關係的發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有了這些新型的合作機制，相信中美關係是輕舟已過萬重山。
地區安全：是中美兩個大國的歷史責任和現實擔當
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海洋戰略研究中心主任金永明、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劉鳴、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鐘振明、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王震表示：
軍事安全互信是中美戰略互信的基礎，美方在奧巴馬政府後期已經釋放出互信的信號，“習特會”對中美安全互信的進一步發展做出了安排，包括保持兩軍各級別交往，繼續發揮亞太安全對話磋商機制的作用，新建聯合參謀部對話機制平臺，商定年度交流合作項目等。
朝核問題也是此次“習特會”的重點議題。中美雙方表達了朝鮮半島無核化的承諾並同意加強合作，這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過去一段時間內特朗普在朝核問題上的強硬態度。在該問題上，中方同意美方對於形勢嚴重性的判斷，而美方也理解中方的憂慮。
不可否認，中美兩國在重大安全和敏感問題上存在分歧和對立，而海洋安全無疑是兩國一直以來存在對立和分歧的重要領域。在海洋安全問題上，中美兩國目前對國際規則的理解存在分歧，特別體現在對《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理解和運用上的差異。
這在海洋自由上特別明顯。即國家在其他國家管轄海域內實施的海洋軍事活動，存在“自由使用論”與“事先同意論”之間的對立和分歧。但不管如何，海洋應用于和平的目的，則是必須遵循的重要原則。但由於何為“海洋和平利用”並未作出任何規定，如果以結果為導向予以判定的話，則其活動目的事先是無法預知的，所以針對海洋軍事活動問題事先進行必要的溝通和協調，尤其是遵守兩國先前達成的共識和締結的協議就特別重要。
對於海洋安全爭議問題，中美應運用外交安全對話機制予以協商解決，以盡力達成共識和理解，並以此為基礎為相關國際法制度的完善和發展作出貢獻。這是中美兩個大國的歷史責任和現實擔當。
儘管兩國元首達成了以互相尊重、建設性方式處理重大安全和敏感問題的共識，但在今後的發展和實施過程中仍會遇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和挑戰，包括來自第三國的影響，所以中美兩國堅守利用外交安全對話合作機制處理重大安全和敏感問題的模式，則是應該堅持的。換言之，中美兩國切實遵守兩國元首間新近構築的對話機制並取得實質性的階段性成效，是國際社會追求的目標和願景。
與會專家學者認為，這次“習特會”的成功舉行，在世界各國和人民面前展示了大國領導人之間會晤交流、溝通協調、達成共識、建立互信的良好效果。這表明，面對世界不確定性疊加風險，國家領導人之間的共識磨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習特會”的積極成果，並將對未來構建中美友好大廈發揮推動作用，也必將會給世界格局、全球治理、人類發展提供正能量。
其中前三個關切都和經濟有關。產業方面主要表現在汽車、鋼鐵等領域；農業政策方面，中國對美國農產品進口還有很大空間；技術層面集中在智慧財產權領域。而中方也相應地提出了經貿領域的四大方案：雙邊投資、雙向貿易、能源以及基建問題。具體來講，中美可以通過大專案方案的制定來扭轉雙向貿易的失衡；而在能源領域，中國可以開放國內市場，和美國開展傳統能源合作，同時加強兩國地方能源合作；在基建領域，中國也準備了相應的方案。
中美兩國元首的會面為兩國整體關係的發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有了這些新型的合作機制，相信中美關係是輕舟已過萬重山。
地區安全：是中美兩個大國的歷史責任和現實擔當
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海洋戰略研究中心主任金永明、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劉鳴、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鐘振明、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王震表示：
軍事安全互信是中美戰略互信的基礎，美方在奧巴馬政府後期已經釋放出互信的信號，“習特會”對中美安全互信的進一步發展做出了安排，包括保持兩軍各級別交往，繼續發揮亞太安全對話磋商機制的作用，新建聯合參謀部對話機制平臺，商定年度交流合作項目等。
朝核問題也是此次“習特會”的重點議題。中美雙方表達了朝鮮半島無核化的承諾並同意加強合作，這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過去一段時間內特朗普在朝核問題上的強硬態度。在該問題上，中方同意美方對於形勢嚴重性的判斷，而美方也理解中方的憂慮。
不可否認，中美兩國在重大安全和敏感問題上存在分歧和對立，而海洋安全無疑是兩國一直以來存在對立和分歧的重要領域。在海洋安全問題上，中美兩國目前對國際規則的理解存在分歧，特別體現在對《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理解和運用上的差異。
這在海洋自由上特別明顯。即國家在其他國家管轄海域內實施的海洋軍事活動，存在“自由使用論”與“事先同意論”之間的對立和分歧。但不管如何，海洋應用于和平的目的，則是必須遵循的重要原則。但由於何為“海洋和平利用”並未作出任何規定，如果以結果為導向予以判定的話，則其活動目的事先是無法預知的，所以針對海洋軍事活動問題事先進行必要的溝通和協調，尤其是遵守兩國先前達成的共識和締結的協議就特別重要。
對於海洋安全爭議問題，中美應運用外交安全對話機制予以協商解決，以盡力達成共識和理解，並以此為基礎為相關國際法制度的完善和發展作出貢獻。這是中美兩個大國的歷史責任和現實擔當。
儘管兩國元首達成了以互相尊重、建設性方式處理重大安全和敏感問題的共識，但在今後的發展和實施過程中仍會遇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和挑戰，包括來自第三國的影響，所以中美兩國堅守利用外交安全對話合作機制處理重大安全和敏感問題的模式，則是應該堅持的。換言之，中美兩國切實遵守兩國元首間新近構築的對話機制並取得實質性的階段性成效，是國際社會追求的目標和願景。
與會專家學者認為，這次“習特會”的成功舉行，在世界各國和人民面前展示了大國領導人之間會晤交流、溝通協調、達成共識、建立互信的良好效果。這表明，面對世界不確定性疊加風險，國家領導人之間的共識磨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習特會”的積極成果，並將對未來構建中美友好大廈發揮推動作用，也必將會給世界格局、全球治理、人類發展提供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