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騰霄（１９１５年—２０１７年）， 生於河南洛陽，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入安吳堡戰時青年訓練班學習，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同年入陝北公學學習和工作。 曾任華北聯合大學小學教材編寫組組長， 晉察冀邊區雁北專區督學、民教科長， 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研究室研究員， 徐特立同志秘書， 華北大學教務科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歷任中國人民大學教務部副部長、研究部副部長、哲學系主任、副校長、黨委書記兼副校長。 北京市哲學學會第一屆副會長， 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第一屆常務理事， 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
張騰霄， 著名無產階級教育家，
加入陝北公學， 投身革命教育事業
１９１５年７月， 張騰霄出生在河南省孟縣北陳村一個農民家庭。 他自青少年時期就立志從事教育事業， 在孟縣師範學校接受新式教育後， 由於成績優異留校工作， 從此開始了教育生涯。 １９３７年， “七七事變”爆發後， 張騰霄懷著抗日救國志願毅然奔赴陝北革命根據地。 他先後到安吳堡戰時青年訓練班、山西曲沃民族革命大學四分校、陝北公學第３４隊學習， 在這些革命大學裡， 他接觸到了嶄新的知識和理論， 系統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 很快地由愛國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 並於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 抗日根據地日益擴大，
“理論聯繫實際是人大的優良學風”
張騰霄認為， 教育不是簡單地把理論知識的系統性融化在生活的系統中， 而是用理論來解釋實踐中提出的種種問題， 用實踐中發生的種種問題來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理論。
１９４９年春夏之交， 張騰霄被調往華北大學二部從事教學工作。 他堅持將思想教育和理論教育相結合， 並不斷在實踐基礎上總結教學經驗。 同年秋， 他被調至華北大學校部任教務科長， 協助籌建中國人民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以下簡稱人大）的創立標誌著黨的教育事業尤其是高等教育事業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 張騰霄在高等教育實踐中深知要按照規律辦學， 在擔任學校教務科長、教務部副部長、研究部副部長期間， 為人大在全國高校中發揮示範作用作出了突出貢獻。 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初期， 張騰霄發表過數十篇關於學習蘇聯教育經驗的文章， 其中《中國人民大學的教學工作》得到了老校長吳玉章、成仿吾的高度肯定， 並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他認為，學習蘇聯經驗要避免教條主義：一要弄懂；二要聯繫中國實際。在組織協調教學工作時，他也特別重視總結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經驗。在教育部召開的中國人民大學教學經驗討論會上，張騰霄介紹了學校科研工作經驗，得到了廣泛好評。
根據中宣部指示，人大於１９５２年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班，張騰霄兼任班主任。他精心組織各項工作，制定了詳盡的教學計畫。幾年時間裡，研究班為全國高校和黨政機關培養了大批理論課師資和理論宣傳幹部。２０世紀六七十年代，張騰霄曾兩度擔任人大哲學系主任，為人大哲學學科的起步、繁榮和發展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期間，為取得教學經驗、掌握教學規律，更好地領導教學和科研工作，張騰霄親自講授《神聖家族》《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等馬克思列寧主義原著。在他的帶領下，人大在１９６２年初籌建了新中國高校第一個倫理學教研室，他和羅國傑以及教研室的同事們從條目開始，一點一點地積累學科資料。他還組織和主持了第一次倫理學研討會，會後形成了我國最早的倫理學教學大綱。
張騰霄不僅強調基本理論和專業知識的學習，而且還強調參加生產實習和社會調查的必要性，並將其作為主要教學內容來安排，還曾多次帶領教師和學生做社會調查。“大躍進”時期，人大與北京大學聯合組織了一個河南信陽調查組，他作為調查組的領導成員，實事求是地反映了調查結果，不料因此被錯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下放農村勞動改造。“高校的學風問題，是關係到能否為國家四化建設培養合格人才的重要問題。”張騰霄一直強調，在改革開放的今天，特別是在高等教育改革中，要繼承和發揚人大的優良學風，並不斷豐富和發展其內容。
強調“又紅又專”，影響人大哲學系一代學者
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原社長兼總編輯鄭文林的回憶中，張騰霄關於“又紅又專”的一次講話，曾經引起了一場風波，也影響了一代學者。
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初，人大哲學系正處於大發展時期，鄭文林和一些學生提前畢業，與一批畢業生一起分在哲學系教研室當助教。１９６２秋天，在一次教師團支部組織生活會上，張騰霄對這些青年助教說：“‘紅’是什麼？就是愛國，為人民服務。拿什麼去愛國，為人民服務？就要有本領，有業務，就要有‘專’。沒有本領，沒有業務，沒有‘專’，光喊‘紅’‘為人民服務’，都是空的。”由此，他要求大家提高業務水準，苦讀書、講好課，寫出有見解的論文、著作。他指出，如果不努力，每個人都有可能被淘汰出去。不久之後，隨著“重提階級鬥爭”的發展，張騰霄這次講話被當成一個“事件”。他因為在哲學系走“白專道路”作過幾次檢查，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再度受到批判。然而，這次講話在青年教師中引起的震動也是持久的。鄭文林說：“每天晚上，我住的集體宿舍每間屋都燈火通明，每個人都在苦讀。”
當時，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張立文回憶道，正是在張騰霄的鼓舞下，他堅定了既講好“中國哲學史”課程，又搞好科學研究的信念，“他曾經對我們說，教研室的任務，一是教好課，二是做好科學研究，把這兩項任務完成得好，就是好教員。講課講得好，文章又寫得好，這是金飯碗；講課講得好，文章寫得還可以，這是銀飯碗；講課講得一般，寫文章差一點，這是鐵飯碗。”此後，方立天和張立文成為中國哲學界的領軍人物，方克立、鄭杭生等著名學者也從教師團支部走出來。同時，在張騰霄的支持下，當時人大哲學系的苗田力、石峻、林萬和、王方名等知名學者都在學界發揮了重要作用，陳先達等青年學者也迅速地成長起來。
人大校園裡的“打雜”領導
“文化大革命”期間，張騰霄再次被迫離開學校。直到１９７８年複校後，他才又回到了百廢待興的校園。複校初期的人大校園像“一張白紙”，教師沒住處，學生吃飯難……
１９７９年３月，擔任副校長後，張騰霄一刻不停地投入到學校重建和發展的工作中。他表示“願意當個後勤部長” “從興趣和志向考慮，我很想騰出時間搞研究、做學問，但看到很多教師和學生連起碼的教學和學習條件都保證不了，我不能熟視無睹。”在成仿吾老校長的帶領下，張騰霄多次為解決校舍問題向中央領導反映情況，到有關部委進行溝通協調，還帶領後勤職工千方百計創造條件，保證辦學需要。
當時，人大有四五個學生食堂，較遠的距離宿舍二裡多地。有些學生怕走路費時間，就餓著肚子去上課。學校決定在學生區建一座供四千學生用餐的大食堂，可是在請施工隊時遇到了困難。張騰霄四處奔走，在北京市建委的協助下，終於請到一支技術水準較高的建築隊。學校為他出行安排了汽車，他卻總是獨自一人騎著自行車到工地，與施工工人交談，查看工程進度。他衣著樸素、談吐直率，很長時間內，工人們竟不知道他是學校領導。有人對他這位“打雜”領導十分不解。他說：“這有什麼不好呢？我在延安時，就自己動手打土坯蓋校舍。今天條件好多了，為什麼就不能幹了呢？”
張騰霄還常常親自做思想工作，疏通管道，絞盡腦汁地解決教師們的住房困難。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初，哲學系留校工作不久的一位青年教師得了肝炎，張騰霄也曾讓他住到自己家裡養病，還請了一個保姆，既照顧自己的老父親，也照顧這位青年教師。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人大建成了十幾幢宿舍樓，不少教職工搬進了新居。張騰霄當時主持全校日常工作，一家三世同堂住在校外，居住條件十分擁擠。學校考慮他年紀大了，工作又十分繁忙，曾幾次為他安排住房。他總是說：“先讓住房更困難的同志們住吧！我再等等。”此前，人大原黨委書記馬紹孟曾與妻子和父母兒女一起住在１３平方米的筒子樓裡，由於居住條件緊張，他晚上不得不睡地板。張騰霄曾親自到他家瞭解情況，讓他先到自己家裡暫住，再繼續想辦法解決問題。馬紹孟雖然執意不肯，仍然十分感動，“心裡暖暖的”。此後沒過多久，學校就為他多分配了一間房。
１９８３年６月，張騰霄任職人大黨委書記兼第一副校長，主持學校全面工作，他排除各種干擾，力求堅持以教學為主，認為培養人才是建設現代化強國的百年大計，直接關係到國家未來的發展。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在學校第八次黨代會上，張騰霄代表校黨委作報告，提出了建設具有特色的綜合性社會科學大學的戰略任務，並提出提高教學品質、堅持科研為提高教學品質和“四化”建設服務等重點工作的要求。
退居二線，心系人大改革發展
１９８５年，根據張騰霄的主動要求，他退居二線，擔任中國人民大學的顧問和校務委員會委員，把全部的心力傾注到了教育科研工作中。受教育部原黨組書記、常務副部長、著名人民教育家董純才的約請，１９８７年３月，年過古稀的張騰霄再擔重任，協助主持《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史》編寫工作。《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史》是“七五”國家級重點教育科研專案，董純才在抱病主持編寫工作研討會時說：“張騰霄同志在延安和華北敵後根據地都是搞教育工作的，解放後還是搞教育工作。最近在他主持下搞根據地幹部教育研究，也很有成績。他的思想性強，自己是‘筆桿子’，身體也健康，所以讓他具體負責編寫工作是合適的。”作為副主編，張騰霄組織課題組３０多位元成員夜以繼日地工作，不僅在有關人員的協助下逐章逐句地審稿、統稿，而且親自撰寫了十多章書稿。《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史》出版後，鄧小平同志親自題寫了書名。這本書被視為填補了中國教育史研究的一個空白，是中國新民主主義教育理論的主要組成部分，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理論的基礎。此外，張騰霄還承擔了國家重點科研專案《中國共產黨的幹部教育》編寫工作，並發表了《什麼是教育哲學》《從方法論談孔子的教育思想》《把思想教育放在幹部教育的首位》《成仿吾教育思想的理論與實踐》等一系列宣傳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和弘揚革命根據地人民教育革命傳統的論著，以及教育學、教育哲學方面的論文。
“要發揚艱苦奮鬥的人大精神”
張騰霄為教育事業傾注了畢生心力，但不論在校期間還是退居二線後，他在個人待遇方面從來沒有提過要求。他在８０多歲高齡時，出行仍然堅持只花幾毛錢乘坐公車。家人要他乘坐計程車，他總是捨不得花錢；家中的陳設十分簡單，常坐的竹躺椅，由塑膠繩加固著，被磨得油光光的；吃飯經常是一碗麵條、一碟小菜，常年穿著中山裝、布底鞋，衣服穿了很長時間仍然捨不得丟掉。組織部領導曾經找他談話，希望他填寫表格辦理相關手續以便落實較高的待遇，被他拒絕了。“填這個幹什麼，革命嘛！要什麼好處！” 他在人大哲學系工作近２０年，始終沒有要求評教授職稱。張騰霄曾反復強調要發揚艱苦奮鬥的人大精神，作為哲學系主任在開學迎新會議上講話時，特別提出要傳承延安時期的“馬紮精神”。退休後，他談到學校發展時說，“剛進城的時候，國家真是窮，處處都需要錢。我們不能為了自己的發展就跟國家伸手要錢。別人可以，人民大學不行。”
“父親對人大、對人大哲學系有很深厚的感情，這種感情是愛到骨子裡的感情，是發自心底的愛。”張騰霄的兒子張進京說。直至病重昏迷時，張騰霄依然惦記著學校。病重期間，張騰霄已經神志不清，但只要提到“組織來看你了”，他就有反應。人大哲學院院長姚新中回憶到重症監護室探望張騰霄的情景語帶哽咽：“當呼喚‘張校長’‘張書記’時他都沒有反應，但呼喚‘張老師’時，他睜開眼睛看了看我。由此可見，他對於作為哲學系‘老師’深入骨髓的記憶以及對學生的萬分惦念和深厚感情。”
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４日晚，人大官網發佈張騰霄逝世的消息後，學校的大多數師生才得知，老書記永遠地離開了。此前，張騰霄的遺體已於２月８日，即去世後一天火化，甚至沒有留給大家瞻仰緬懷的時間。老書記的告別如此悄無聲息，皆因他生前就立下遺囑，要求喪事從簡，低調處理後事，不必開追悼會，不要做遺體告別，不鬚髮唁電。學校和家人選擇尊重他的遺願。２月１７日，人民大學新學期正式上班第一天，張騰霄的家屬就到學校辦理了周轉房退房手續，此時距離老人去世僅僅十天。
“人民大學走過８０年風雨歷程，張老是一個代表人物。”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靳諾表示，人大師生將繼承和弘揚張騰霄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格，繼續推動張騰霄傾注了畢生心血的人民大學各項事業發展。她說：“總結人民大學走過的路，我們始終與黨和國家同呼吸、共命運。正是以張老為代表的一代代人大人，他們艱苦奮鬥、無私奉獻，才使中國人民大學在新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作者：楊默，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宣傳部）
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宣傳思想工作研究重點專案“陝公精神與長征精神的交融、昇華及時代傳承”（課題立項號：２０１６—２０１７ＲＵＣＳＺＨ００９）的研究成果
《北京教育》雜誌
並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他認為，學習蘇聯經驗要避免教條主義：一要弄懂；二要聯繫中國實際。在組織協調教學工作時，他也特別重視總結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經驗。在教育部召開的中國人民大學教學經驗討論會上，張騰霄介紹了學校科研工作經驗，得到了廣泛好評。根據中宣部指示，人大於１９５２年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班，張騰霄兼任班主任。他精心組織各項工作，制定了詳盡的教學計畫。幾年時間裡，研究班為全國高校和黨政機關培養了大批理論課師資和理論宣傳幹部。２０世紀六七十年代，張騰霄曾兩度擔任人大哲學系主任，為人大哲學學科的起步、繁榮和發展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期間，為取得教學經驗、掌握教學規律，更好地領導教學和科研工作，張騰霄親自講授《神聖家族》《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等馬克思列寧主義原著。在他的帶領下，人大在１９６２年初籌建了新中國高校第一個倫理學教研室，他和羅國傑以及教研室的同事們從條目開始，一點一點地積累學科資料。他還組織和主持了第一次倫理學研討會，會後形成了我國最早的倫理學教學大綱。
張騰霄不僅強調基本理論和專業知識的學習，而且還強調參加生產實習和社會調查的必要性，並將其作為主要教學內容來安排，還曾多次帶領教師和學生做社會調查。“大躍進”時期，人大與北京大學聯合組織了一個河南信陽調查組，他作為調查組的領導成員，實事求是地反映了調查結果，不料因此被錯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下放農村勞動改造。“高校的學風問題，是關係到能否為國家四化建設培養合格人才的重要問題。”張騰霄一直強調，在改革開放的今天，特別是在高等教育改革中，要繼承和發揚人大的優良學風，並不斷豐富和發展其內容。
強調“又紅又專”，影響人大哲學系一代學者
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原社長兼總編輯鄭文林的回憶中，張騰霄關於“又紅又專”的一次講話，曾經引起了一場風波，也影響了一代學者。
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初，人大哲學系正處於大發展時期，鄭文林和一些學生提前畢業，與一批畢業生一起分在哲學系教研室當助教。１９６２秋天，在一次教師團支部組織生活會上，張騰霄對這些青年助教說：“‘紅’是什麼？就是愛國，為人民服務。拿什麼去愛國，為人民服務？就要有本領，有業務，就要有‘專’。沒有本領，沒有業務，沒有‘專’，光喊‘紅’‘為人民服務’，都是空的。”由此，他要求大家提高業務水準，苦讀書、講好課，寫出有見解的論文、著作。他指出，如果不努力，每個人都有可能被淘汰出去。不久之後，隨著“重提階級鬥爭”的發展，張騰霄這次講話被當成一個“事件”。他因為在哲學系走“白專道路”作過幾次檢查，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再度受到批判。然而，這次講話在青年教師中引起的震動也是持久的。鄭文林說：“每天晚上，我住的集體宿舍每間屋都燈火通明，每個人都在苦讀。”
當時，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張立文回憶道，正是在張騰霄的鼓舞下，他堅定了既講好“中國哲學史”課程，又搞好科學研究的信念，“他曾經對我們說，教研室的任務，一是教好課，二是做好科學研究，把這兩項任務完成得好，就是好教員。講課講得好，文章又寫得好，這是金飯碗；講課講得好，文章寫得還可以，這是銀飯碗；講課講得一般，寫文章差一點，這是鐵飯碗。”此後，方立天和張立文成為中國哲學界的領軍人物，方克立、鄭杭生等著名學者也從教師團支部走出來。同時，在張騰霄的支持下，當時人大哲學系的苗田力、石峻、林萬和、王方名等知名學者都在學界發揮了重要作用，陳先達等青年學者也迅速地成長起來。
人大校園裡的“打雜”領導
“文化大革命”期間，張騰霄再次被迫離開學校。直到１９７８年複校後，他才又回到了百廢待興的校園。複校初期的人大校園像“一張白紙”，教師沒住處，學生吃飯難……
１９７９年３月，擔任副校長後，張騰霄一刻不停地投入到學校重建和發展的工作中。他表示“願意當個後勤部長” “從興趣和志向考慮，我很想騰出時間搞研究、做學問，但看到很多教師和學生連起碼的教學和學習條件都保證不了，我不能熟視無睹。”在成仿吾老校長的帶領下，張騰霄多次為解決校舍問題向中央領導反映情況，到有關部委進行溝通協調，還帶領後勤職工千方百計創造條件，保證辦學需要。
當時，人大有四五個學生食堂，較遠的距離宿舍二裡多地。有些學生怕走路費時間，就餓著肚子去上課。學校決定在學生區建一座供四千學生用餐的大食堂，可是在請施工隊時遇到了困難。張騰霄四處奔走，在北京市建委的協助下，終於請到一支技術水準較高的建築隊。學校為他出行安排了汽車，他卻總是獨自一人騎著自行車到工地，與施工工人交談，查看工程進度。他衣著樸素、談吐直率，很長時間內，工人們竟不知道他是學校領導。有人對他這位“打雜”領導十分不解。他說：“這有什麼不好呢？我在延安時，就自己動手打土坯蓋校舍。今天條件好多了，為什麼就不能幹了呢？”
張騰霄還常常親自做思想工作，疏通管道，絞盡腦汁地解決教師們的住房困難。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初，哲學系留校工作不久的一位青年教師得了肝炎，張騰霄也曾讓他住到自己家裡養病，還請了一個保姆，既照顧自己的老父親，也照顧這位青年教師。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人大建成了十幾幢宿舍樓，不少教職工搬進了新居。張騰霄當時主持全校日常工作，一家三世同堂住在校外，居住條件十分擁擠。學校考慮他年紀大了，工作又十分繁忙，曾幾次為他安排住房。他總是說：“先讓住房更困難的同志們住吧！我再等等。”此前，人大原黨委書記馬紹孟曾與妻子和父母兒女一起住在１３平方米的筒子樓裡，由於居住條件緊張，他晚上不得不睡地板。張騰霄曾親自到他家瞭解情況，讓他先到自己家裡暫住，再繼續想辦法解決問題。馬紹孟雖然執意不肯，仍然十分感動，“心裡暖暖的”。此後沒過多久，學校就為他多分配了一間房。
１９８３年６月，張騰霄任職人大黨委書記兼第一副校長，主持學校全面工作，他排除各種干擾，力求堅持以教學為主，認為培養人才是建設現代化強國的百年大計，直接關係到國家未來的發展。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在學校第八次黨代會上，張騰霄代表校黨委作報告，提出了建設具有特色的綜合性社會科學大學的戰略任務，並提出提高教學品質、堅持科研為提高教學品質和“四化”建設服務等重點工作的要求。
退居二線，心系人大改革發展
１９８５年，根據張騰霄的主動要求，他退居二線，擔任中國人民大學的顧問和校務委員會委員，把全部的心力傾注到了教育科研工作中。受教育部原黨組書記、常務副部長、著名人民教育家董純才的約請，１９８７年３月，年過古稀的張騰霄再擔重任，協助主持《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史》編寫工作。《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史》是“七五”國家級重點教育科研專案，董純才在抱病主持編寫工作研討會時說：“張騰霄同志在延安和華北敵後根據地都是搞教育工作的，解放後還是搞教育工作。最近在他主持下搞根據地幹部教育研究，也很有成績。他的思想性強，自己是‘筆桿子’，身體也健康，所以讓他具體負責編寫工作是合適的。”作為副主編，張騰霄組織課題組３０多位元成員夜以繼日地工作，不僅在有關人員的協助下逐章逐句地審稿、統稿，而且親自撰寫了十多章書稿。《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史》出版後，鄧小平同志親自題寫了書名。這本書被視為填補了中國教育史研究的一個空白，是中國新民主主義教育理論的主要組成部分，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理論的基礎。此外，張騰霄還承擔了國家重點科研專案《中國共產黨的幹部教育》編寫工作，並發表了《什麼是教育哲學》《從方法論談孔子的教育思想》《把思想教育放在幹部教育的首位》《成仿吾教育思想的理論與實踐》等一系列宣傳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和弘揚革命根據地人民教育革命傳統的論著，以及教育學、教育哲學方面的論文。
“要發揚艱苦奮鬥的人大精神”
張騰霄為教育事業傾注了畢生心力，但不論在校期間還是退居二線後，他在個人待遇方面從來沒有提過要求。他在８０多歲高齡時，出行仍然堅持只花幾毛錢乘坐公車。家人要他乘坐計程車，他總是捨不得花錢；家中的陳設十分簡單，常坐的竹躺椅，由塑膠繩加固著，被磨得油光光的；吃飯經常是一碗麵條、一碟小菜，常年穿著中山裝、布底鞋，衣服穿了很長時間仍然捨不得丟掉。組織部領導曾經找他談話，希望他填寫表格辦理相關手續以便落實較高的待遇，被他拒絕了。“填這個幹什麼，革命嘛！要什麼好處！” 他在人大哲學系工作近２０年，始終沒有要求評教授職稱。張騰霄曾反復強調要發揚艱苦奮鬥的人大精神，作為哲學系主任在開學迎新會議上講話時，特別提出要傳承延安時期的“馬紮精神”。退休後，他談到學校發展時說，“剛進城的時候，國家真是窮，處處都需要錢。我們不能為了自己的發展就跟國家伸手要錢。別人可以，人民大學不行。”
“父親對人大、對人大哲學系有很深厚的感情，這種感情是愛到骨子裡的感情，是發自心底的愛。”張騰霄的兒子張進京說。直至病重昏迷時，張騰霄依然惦記著學校。病重期間，張騰霄已經神志不清，但只要提到“組織來看你了”，他就有反應。人大哲學院院長姚新中回憶到重症監護室探望張騰霄的情景語帶哽咽：“當呼喚‘張校長’‘張書記’時他都沒有反應，但呼喚‘張老師’時，他睜開眼睛看了看我。由此可見，他對於作為哲學系‘老師’深入骨髓的記憶以及對學生的萬分惦念和深厚感情。”
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４日晚，人大官網發佈張騰霄逝世的消息後，學校的大多數師生才得知，老書記永遠地離開了。此前，張騰霄的遺體已於２月８日，即去世後一天火化，甚至沒有留給大家瞻仰緬懷的時間。老書記的告別如此悄無聲息，皆因他生前就立下遺囑，要求喪事從簡，低調處理後事，不必開追悼會，不要做遺體告別，不鬚髮唁電。學校和家人選擇尊重他的遺願。２月１７日，人民大學新學期正式上班第一天，張騰霄的家屬就到學校辦理了周轉房退房手續，此時距離老人去世僅僅十天。
“人民大學走過８０年風雨歷程，張老是一個代表人物。”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靳諾表示，人大師生將繼承和弘揚張騰霄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格，繼續推動張騰霄傾注了畢生心血的人民大學各項事業發展。她說：“總結人民大學走過的路，我們始終與黨和國家同呼吸、共命運。正是以張老為代表的一代代人大人，他們艱苦奮鬥、無私奉獻，才使中國人民大學在新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作者：楊默，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宣傳部）
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宣傳思想工作研究重點專案“陝公精神與長征精神的交融、昇華及時代傳承”（課題立項號：２０１６—２０１７ＲＵＣＳＺＨ００９）的研究成果
《北京教育》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