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學術界對武當文化展開了較深入的研究， 如在政治、經濟、哲學、歷史、地理、道家道教、文學諸方面， 有大量的成果， 並產生了較好的反響，
一、武當文化的定義及內涵
武當文化是反映武當山不同時代產生的具有典型武當山地域特徵及文化特徵的一種文化現象。
從大文化的範疇講， 武當文化的產生，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從地域文化來講， 它的產生， 有它獨特的一面， 即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特徵。 如武當文化產生于楚文化背景， 而楚文化如老莊道家哲學又代表著中國文化主流， 談道家哲學的淵源還得從鬻熊說起。 老莊哲學自不待言， 關於鬻熊， 塗又光先生在引證了《漢書.藝文志》、《文心雕龍·諸子》等大量資料後得出結論認為：“《鬻子》是中國第一部子書， 是中國哲學第一部著作， 更是楚國哲學第一部著作， 又是道家第一部著作， 可謂四個第一。 ”鬻熊及後人， 《史記·楚世家》雲：“周文王之時， 季連之苗裔曰鬻熊。 鬻熊子事文王， 蚤卒。 其子曰熊麗， 熊麗生熊狂， 熊狂生熊繹。 ”“熊繹當周成王之時，
從文學的角度看武當文化。 在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的部分創作到唐、宋、元、明、清的大量著作中， 我們通過仔細探究都可以發現武當文學創作的軌跡， 如《詩經》中關於武當山地區即今十堰市古代征戰及生活場景的詩歌， 晉代有關筆記小說， 唐代的筆記小說與詩歌創作， 宋元明清的詩賦、散文、小品、小說等創作。 這些創作反映了武當山地區具體的社會生活與文化場景， 是這個地區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的真實寫照。 如果再深一步挖掘下去，我們可以對有關作家作品進一步研究，探討其豐富多彩的文化層面。
從歷史的角度看武當文化。武當文化的產生與楚人立國有很大的關係，而楚人立國時間的上限還可以向上推到商甚至商以前。《詩經·商頌·殷武》有雲：“維汝荊楚，居國南鄉。”即雲楚人立國早期在南鄉，或雲在丹水、淅水一帶亦屬南鄉，那麼，當時的楚人在鬻熊的率領下，歸附于周文王，並得到周文王的重視，這在楚國史上是一件大事。至於隨著時代的變遷，至秦統一六國，實行郡縣制，武當山一帶成為“武當縣”，漢因之。南北朝、隋唐以後，或州或郡，都是中國歷史的產物。特別是元明武當道教的興盛，及在政治、經濟、文化包括在建築等諸多方面的影響，確立了它的歷史地位。
從建築上看武當文化。從簡單的石門、石室到規模恢巨集的皇家建築，是一個長期的歷史演變過程。早期雖然談不上嚴格意義上建築，或依山而居，或傍岩石而修，或結草為庵，然這些早期的隱士或修煉者的“建築”及活動，為武當山打下了文化根基，作了很好的鋪墊。到唐代，姚簡建“五龍祠”，後有“太乙”、“延昌”等廟宇，還有其它佛教建築，如庵、蘭若寺等。宋代建“真武祠”，升“五龍祠”為“五龍觀”，創建“紫霄宮”。元代建九宮八觀，九宮為：五龍宮、紫霄宮、真慶宮、王母宮、太和宮、紫虛宮、紫極宮、延長宮、天宮；八觀為：佑聖觀、元和觀、雲霞觀、威烈觀、回龍觀、仁威觀、太玄觀、三清觀。還有其它規模的廟、庵、殿、院，六七十餘處。至於明代，帝王為統治需要大建武當山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耗傾國之財，費十四年之時，驅三十萬工匠之役，享皇室家廟之威。這一時期是武當山建築的頂峰，其建築規模之宏大、建築藝術之高超、規制之嚴謹、佈局之精妙，是中國建築史乃至世界建築史上的奇觀。當然，武當文化的內涵其它方面，包括政治、經濟、地理、風俗、武術等方面還很多，就不一一列舉了。
二、武當文化的特徵
首先它具備了時代性，這是武當文化的一個典型特徵。它濃縮了中國歷史與文化在時代變遷中產生、發展、擴充的每一個過程。如從武當山隱士的活動，我們可以瞭解與研究中國道教產生的根源及原貌。在中國乃至楚國的文化傳統中，隱士文化是一種較為特殊的文化現象。研究中國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早期的隱士活動多在楚國，如漢《志》中的蜎子、長盧子、老萊子皆為楚人，《論語》中的隱逸如楚狂接輿、長沮、桀溺等也為楚人。在武當山活動的隱士很多，且以道家道教人物為主，《楚辭》中，在漢水之濱，與屈原吟唱“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的漁父，南朝郭仲產《南雍州記》載“武當山廣圓三四百里，山高壟峻，若博山香爐，苕亭峻極，千霄出霧，學道者常數百，相繼不絕。若有于此山學者，心有隆替，輒為百獸所逐。”又雲“武當山有石門、石室，相傳雲尹喜所棲之地。”南朝陶弘景《玉匱記》亦雲：“太和山形，南北長高，大有神靈，棲憑之者甚多。”［7］有名無名不在其少。五代末宋初的著名隱士陳摶在武當山的活動及哲學著述，我們也可以瞭解與研究這一歷史時期中國哲學發展的軌跡，及對後世產生的影響。還有明代武當道教文化鼎盛的根源，固然，武當山的興盛，是由於明皇室的格外重視使然。然而，其重視的程度加上建築規模，政治、經濟諸方面享有的權利，在中國歷史上都是不多見的，甚至是難以想像的，這使其它道教名山難以相比。另外，武當山官修山志之多，也是其它地方不多見的，元明清三代，修志達七、八種之多。它們既是武當山本身的真實記載，某些方面還具有補史之能。所有這些，我們可以看到武當山在中國歷史上的蹤影。
次之，它具有區域特徵。所謂區域特徵是指武當山雖然遠離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但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環境及不同時代形成的文化氛圍，必然形成特殊的區域文化現象。歷朝歷代的文化活動，幾乎都可以在這裡找到它的痕跡，楚人祖先早期在這一帶立國，對這一地區的文化必然產生積極的影響，它一方面具有荊楚文化的特徵，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特徵。建築、文學、歷史、地理、風俗等諸方面，既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又能代表普遍範疇的文化色彩。
系統的文化傳承是它又一特徵。系統的文化傳承在武當文化產生及發展過程中尤為重要。它是指武當文化在中國歷史及中國文化背景下，並以此受其影響，形成自己特殊的文化土壤，並世代相傳。如前所述，楚文化早期產生在丹水一帶，營造了良好的文化根基，東漢甚至東漢以前，武當山就已經有早期的道教活動，很多隱士及修煉者隱居在武當山，如《南雍州記》所記之西周尹喜、《真誥》所記之後漢戴孟、《武當福地總真集》所載之馬明生、《神仙傳》之陰長生、《太平廣記》之謝允、道教學者葛洪、《太和山志》所載唐之姚簡、呂洞賓、孫思邈、《宋史》所載五代末宋初之陳摶等，使武當道教文化後來逐漸得到發展，到元代形成了一定的規模，明代而走向興盛。
武當山的道家道教文化特徵。這是武當文化的典型特徵。武當道家道教文化有悠久的歷史，如前所述商末周初之鬻熊，是我國著名的道家學者。他的主要著述《鬻子》，被塗又光先生視為中國文化的四個第一。其間，每個時期的隱士及修煉者，又是形成道教文化氛圍的基礎，他們在武當山的活動，對世俗乃至當時的朝政所產生的影響往往是不可低估的。晉代的葛洪也是著名的道教學者，他的主要著作是《抱樸子》。五代末陳摶為代表，《宋史》載其隱居武當山二十餘年，生平大部分的哲學理論都在這一時期形成，為後世的儒、道家哲學普遍接受，並由此派生出多個哲學流派。如後來的鐘放、穆修、周敦頤、程氏兄弟等，尤其是宋代理學繼承了他的學說。
最後要談的是武當文化的多樣性，它是許多地方文化所及區域文化不多見、甚至不具備的特徵。其它地域文化，極少有如此豐富的內容，或純粹自然風景、或山或水、或宗教、或人物、或風俗、或飲食，而武當文化的涵蓋面極其廣闊，不僅是道家道教理論，還有政治、經濟、歷史、文學、哲學、佛教、建築、風俗、人物、武術等許多方面，所有這些，為武當文化提供了極其豐富的人文資源。
綜上所述：武當文化有著國內其它地方所不具備的、良好的自然資源與文化資源，加大武當文化的研究力度，對豐富我國傳統文化的寶庫，確定武當文化的地位，為促進武當旅遊經濟發展，擴大在海內外的影響，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撐，為十堰市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作出突出貢獻，這就是我們開展武當文化研究的主要目的及意義所在。
從歷史的角度看武當文化。武當文化的產生與楚人立國有很大的關係，而楚人立國時間的上限還可以向上推到商甚至商以前。《詩經·商頌·殷武》有雲：“維汝荊楚，居國南鄉。”即雲楚人立國早期在南鄉，或雲在丹水、淅水一帶亦屬南鄉，那麼，當時的楚人在鬻熊的率領下，歸附于周文王，並得到周文王的重視，這在楚國史上是一件大事。至於隨著時代的變遷，至秦統一六國，實行郡縣制，武當山一帶成為“武當縣”，漢因之。南北朝、隋唐以後，或州或郡，都是中國歷史的產物。特別是元明武當道教的興盛，及在政治、經濟、文化包括在建築等諸多方面的影響，確立了它的歷史地位。
從建築上看武當文化。從簡單的石門、石室到規模恢巨集的皇家建築，是一個長期的歷史演變過程。早期雖然談不上嚴格意義上建築，或依山而居，或傍岩石而修，或結草為庵，然這些早期的隱士或修煉者的“建築”及活動，為武當山打下了文化根基，作了很好的鋪墊。到唐代，姚簡建“五龍祠”，後有“太乙”、“延昌”等廟宇，還有其它佛教建築，如庵、蘭若寺等。宋代建“真武祠”，升“五龍祠”為“五龍觀”，創建“紫霄宮”。元代建九宮八觀，九宮為：五龍宮、紫霄宮、真慶宮、王母宮、太和宮、紫虛宮、紫極宮、延長宮、天宮；八觀為：佑聖觀、元和觀、雲霞觀、威烈觀、回龍觀、仁威觀、太玄觀、三清觀。還有其它規模的廟、庵、殿、院，六七十餘處。至於明代，帝王為統治需要大建武當山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耗傾國之財，費十四年之時，驅三十萬工匠之役，享皇室家廟之威。這一時期是武當山建築的頂峰，其建築規模之宏大、建築藝術之高超、規制之嚴謹、佈局之精妙，是中國建築史乃至世界建築史上的奇觀。當然，武當文化的內涵其它方面，包括政治、經濟、地理、風俗、武術等方面還很多，就不一一列舉了。
二、武當文化的特徵
首先它具備了時代性，這是武當文化的一個典型特徵。它濃縮了中國歷史與文化在時代變遷中產生、發展、擴充的每一個過程。如從武當山隱士的活動，我們可以瞭解與研究中國道教產生的根源及原貌。在中國乃至楚國的文化傳統中，隱士文化是一種較為特殊的文化現象。研究中國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早期的隱士活動多在楚國，如漢《志》中的蜎子、長盧子、老萊子皆為楚人，《論語》中的隱逸如楚狂接輿、長沮、桀溺等也為楚人。在武當山活動的隱士很多，且以道家道教人物為主，《楚辭》中，在漢水之濱，與屈原吟唱“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的漁父，南朝郭仲產《南雍州記》載“武當山廣圓三四百里，山高壟峻，若博山香爐，苕亭峻極，千霄出霧，學道者常數百，相繼不絕。若有于此山學者，心有隆替，輒為百獸所逐。”又雲“武當山有石門、石室，相傳雲尹喜所棲之地。”南朝陶弘景《玉匱記》亦雲：“太和山形，南北長高，大有神靈，棲憑之者甚多。”［7］有名無名不在其少。五代末宋初的著名隱士陳摶在武當山的活動及哲學著述，我們也可以瞭解與研究這一歷史時期中國哲學發展的軌跡，及對後世產生的影響。還有明代武當道教文化鼎盛的根源，固然，武當山的興盛，是由於明皇室的格外重視使然。然而，其重視的程度加上建築規模，政治、經濟諸方面享有的權利，在中國歷史上都是不多見的，甚至是難以想像的，這使其它道教名山難以相比。另外，武當山官修山志之多，也是其它地方不多見的，元明清三代，修志達七、八種之多。它們既是武當山本身的真實記載，某些方面還具有補史之能。所有這些，我們可以看到武當山在中國歷史上的蹤影。
次之，它具有區域特徵。所謂區域特徵是指武當山雖然遠離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但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環境及不同時代形成的文化氛圍，必然形成特殊的區域文化現象。歷朝歷代的文化活動，幾乎都可以在這裡找到它的痕跡，楚人祖先早期在這一帶立國，對這一地區的文化必然產生積極的影響，它一方面具有荊楚文化的特徵，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特徵。建築、文學、歷史、地理、風俗等諸方面，既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又能代表普遍範疇的文化色彩。
系統的文化傳承是它又一特徵。系統的文化傳承在武當文化產生及發展過程中尤為重要。它是指武當文化在中國歷史及中國文化背景下，並以此受其影響，形成自己特殊的文化土壤，並世代相傳。如前所述，楚文化早期產生在丹水一帶，營造了良好的文化根基，東漢甚至東漢以前，武當山就已經有早期的道教活動，很多隱士及修煉者隱居在武當山，如《南雍州記》所記之西周尹喜、《真誥》所記之後漢戴孟、《武當福地總真集》所載之馬明生、《神仙傳》之陰長生、《太平廣記》之謝允、道教學者葛洪、《太和山志》所載唐之姚簡、呂洞賓、孫思邈、《宋史》所載五代末宋初之陳摶等，使武當道教文化後來逐漸得到發展，到元代形成了一定的規模，明代而走向興盛。
武當山的道家道教文化特徵。這是武當文化的典型特徵。武當道家道教文化有悠久的歷史，如前所述商末周初之鬻熊，是我國著名的道家學者。他的主要著述《鬻子》，被塗又光先生視為中國文化的四個第一。其間，每個時期的隱士及修煉者，又是形成道教文化氛圍的基礎，他們在武當山的活動，對世俗乃至當時的朝政所產生的影響往往是不可低估的。晉代的葛洪也是著名的道教學者，他的主要著作是《抱樸子》。五代末陳摶為代表，《宋史》載其隱居武當山二十餘年，生平大部分的哲學理論都在這一時期形成，為後世的儒、道家哲學普遍接受，並由此派生出多個哲學流派。如後來的鐘放、穆修、周敦頤、程氏兄弟等，尤其是宋代理學繼承了他的學說。
最後要談的是武當文化的多樣性，它是許多地方文化所及區域文化不多見、甚至不具備的特徵。其它地域文化，極少有如此豐富的內容，或純粹自然風景、或山或水、或宗教、或人物、或風俗、或飲食，而武當文化的涵蓋面極其廣闊，不僅是道家道教理論，還有政治、經濟、歷史、文學、哲學、佛教、建築、風俗、人物、武術等許多方面，所有這些，為武當文化提供了極其豐富的人文資源。
綜上所述：武當文化有著國內其它地方所不具備的、良好的自然資源與文化資源，加大武當文化的研究力度，對豐富我國傳統文化的寶庫，確定武當文化的地位，為促進武當旅遊經濟發展，擴大在海內外的影響，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撐，為十堰市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作出突出貢獻，這就是我們開展武當文化研究的主要目的及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