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 《人民的名義》正在熱播， 該劇真實震撼地演繹了螢屏“打虎”， 開播以來引起強烈反響， 不但收視告捷， 在社交媒體上也引發熱議。 劇中不少內容取決於真實題材， 一些腐敗分子的案情離奇到連作家都難以想像。
是電視劇尺度大還是現實如此？其實在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上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官員的真實記述。 網站上的一檔欄目《懺悔與剖析》， 推出3年以來已經披露了多名違紀違法者的懺悔錄。
“我把別人當朋友， 別人把我當‘魚’釣。 在‘利’字當頭的商人眼中， 我成了拉攏腐蝕的重點對象， 成了‘獵物’。 ”湖北省經濟和資訊化委員會原副主任、省無線電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原主任夏平在欄目公佈的悔過書中說。
記者逐篇梳理發現， 其中有12人在懺悔錄中將交友不慎作為自己腐敗的原因之一， 占比達到54.5%。
個別幹部成“獵物”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刊文稱， 因為長期在經濟部門工作， 管著項目、資金和政策， “平民廳長”夏平成為了老闆們拉攏腐蝕的重點對象。
2009年年初， 湖北某建築集團的一名專案經理認識了夏平， 為了能承接省無線電監測網擴容升級工程基建專案， 這名專案經理想方設法跟夏平套近乎。
通過邀請夏平打牌、送現金、送名表等手段， 這名專案經理終於如願以償， 他所在的建築集團順利中標該工程， 合同金額達1.288億元。 事後， 這名專案經理為感謝夏平， 又送給他現金、金條和加油卡。
在夏平周圍， 像這名專案經理這樣的老闆“朋友”還有一大堆。 為了拉攏夏平， 另一名老闆除了送錢給夏平外， 還花35萬元為夏平裝修房子。 在夏平的關照和操作下， 這名老闆實際負責的公司獲得了某政策扶持資金共計530萬元。
夏平在懺悔書裡寫道：“我把別人當朋友， 別人把我當‘魚’釣。 在‘利’字當頭的商人眼中， 我成了拉攏腐蝕的重點對象， 成了‘獵物’。 ”
“這些人與我交朋友， 看中的是我這個廳長的職位。 所謂交友的目的也不是朋友之間的交情， 而是權錢交易。 ”夏平悔恨不已， 進而總結說， 自己出問題， “缺乏自重， 交友不慎是重要原因”。
四川省成都高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總經理平興在悔過書中總結教訓時說：“沒有處理好與合作企業或行政審批物件的交往關係， 將工作與交友混為一談，
“交友不慎， 影響深遠， 滑向深淵， 難以回頭。 ”廣東電網公司原總經理吳周春在反思自己的蛻變過程時認為。
貴州省水利廳原廳長黎平， 更是“交友不慎， 自墜深淵”。
梳理22份懺悔錄可以發現， 總計有12人提及“交友不慎”， 同時將這作為自己蛻變腐敗的原因之一。
對此現象，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說， 領導幹部生活在複雜的人際關係中， 他們需要交朋友， 也需要有一個健康的交往關係。 好的朋友能起到警示作用， 壞的朋友就能把領導幹部拉下馬。 所以， 領導幹部能不能處理好朋友圈， 也是考驗領導幹部政治素質的重要標識。
在莊德水看來， 很多官員交友不慎、受人情的誘惑， 往往通過交友形成利益網路或集團，壟斷國家公共資源，從而跌入腐敗的深淵。
“朋友圈”不是私事
在夏平一案中，湖北某建築集團的一名專案經理是通過邀請夏平打牌、送現金、送名表等手段與夏平套近乎，接著兩人成了“朋友”。
吳周春是經人介紹認識了商人賀某，進而結為“朋友”。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刊文介紹，賀某文化程度不高，但因儀錶堂堂，出手闊綽，在廣州電力系統圈內頗得人緣。賀某通過請吃喝、陪吳周春的家屬旅遊等手段，很快贏得了吳周春的青睞。
吳周春視賀某為“鐵杆盟友”，甘心為其在電力系統內牟取巨大利益鋪路搭橋。據統計，僅在廣東電網招標的物資供應這一塊，4年內，賀某及其企業獲得的採購合同額度就達17.19億元。當然，賀某也成為了吳周春不折不扣的“提款機”。
重慶市城口縣人大原黨組書記、主任于少東，則是老闆們通過攀親附友與其成了“好朋友”。
於少東在懺悔書中說：“在抓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與老闆們的接觸漸漸多了起來。老闆們的熱情和對我的支持讓我十分感動。”
“城口是個小地方，本地人之間或多或少都能扯上這樣那樣的各種關係。通過攀親附友的交往，一些老闆就與我們成了‘好朋友’、‘兄弟夥’。”於少東反思道，從此以後，他手中的公權力也自覺向“朋友”傾斜。
例如，在錳礦老闆汪某因涉嫌犯罪被立案偵查後，他利用職務影響為汪某開脫減輕罪責。為此，汪某一次就送給於少東30萬元。
黎平則是被“損友”拉下水的。
做生意的王某偶然間認識了黎平，隨後，有意識地與他多接觸。隨著時間流逝，兩人成了“朋友”。
王某在交往中發現，平時很難約到的“大忙人”黎平，對娛樂場所卻樂在其中。王某動起了歪腦筋，頻繁約黎平到某夜總會唱歌，並將包括鄧某在內的不同女性介紹給黎平。黎平在聲色誘惑面前，忘記了黨紀國法。
為了獲取更多的金錢來揮霍、包養情婦，黎平就想方設法牟取不義之財，此時，他的另一個“朋友”蔡某開始“鼎力相助”，截至案發時先後奉上賄賂款共計446萬餘元。
“我在經濟問題上犯錯誤與和蔡某的結交有著直接關係。”黎平在悔過書中反思說。
那麼，面對“朋友”的各種誘惑，一些領導幹部為何不能警覺，反而執意走上腐敗道路呢？
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廉潔研究與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說，從這些現象可以看出，一些領導幹部周圍的“朋友”對腐敗的發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正是在雙方長期的不正常交往中，這些“朋友”一步步把一些領導幹部“拉下水”。
“外因僅是起到影響作用，內因才起決定作用。一些領導幹部理想信念不堅定，才會落入所謂‘朋友’的圈套。”杜治洲表示。
莊德水分析認為，很多人親近領導幹部，往往是看重他們手中的權力。朋友圈表面看似乎是領導幹部的私人事情，但是實際上關乎公共利益。之所以出現這種不正常關係，還在於一些領導幹部的權力過大，缺乏有效制約和監督。
從制度上劃出界限
落馬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綠化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振華說：“回想自己走上違法犯罪的過程，回想自己與所謂的朋友、熟人從吃喝到利用職權為他們謀取利益，到自己不計後果地收取不義之財，真是不堪回首。”
福建省南安市委原書記駱國清發現：“更為可惡的是，這些企業家給我送錢，並不是因為與我感情有多好，其實都有目的，是地地道道的權錢交易醜劇。”
成都高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總經理平興，則是將自己封閉在一個小圈子裡，與“圈內朋友”結成利益共同體。未曾想大難臨頭各自飛，將自己供出的，正是所謂的“朋友”。
甚至有落馬領導幹部幡然醒悟：“少與商人打交道。他為了自己的利益機關算盡，他在與你接觸中總是施以小利換取大利。當你有權時，弟長兄短，一旦你失去權力之時，他會加足勁，把你踢得很遠很遠。”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就此現象提出，廣大幹部面對紛繁的物質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要劃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如何從制度上劃出“官”“商”公私分明的界限呢？
杜治洲認為，一方面，領導幹部在面對“朋友”交往時，一定要保持高度警覺，保持清醒的辨別力和堅定的控制力，嚴於律己；另一方面，可以考慮在黨規層面規範領導幹部與商人之間的過密交往，豎起一道“防火牆”，防止領導幹部被“圍獵”。
莊德水說，一方面，領導幹部要提高自身鑒別力；另一方面，從組織管理上，需要對領導幹部八小時工作外的交際進行時時監督，但並非是侵犯私人領域，而是起到一個警醒的作用。
莊德水還建議，可以建立相應的制度機制，比如要求領導幹部在報告個人事項上增加一欄，把可能產生利益衝突的朋友關係填寫其中，這樣也有利於保護領導幹部。
接受採訪的專家認為，淨化畸形官商“朋友圈”，還是需要從制度上厘清權力邊界，剷除權錢交易、官商勾結的土壤，劃定領導幹部正常交友明確而具體的邊界。
根除“圍獵”官員現象當雙管齊下
要根除商人“圍獵”官員現象，必須雙管齊下，既要強化對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的部門和崗位的監管，嚴懲索賄受賄的官員，也要堅決打擊行賄行為，嚴厲懲治那些“圍獵”官員情節十分惡劣的不法商人。
據媒體報導，南京的非法捕鳥者孫某被批准逮捕。孫某善捕鳥，在圈內頗有名氣，人稱“捕鳥王”，其採取架設捕鳥網、懸掛“繡眼鳥”，以及通過播放機播放鳥叫聲音等方式誘捕野生鳥類，共計非法捕獲野生保護鳥252只。“是鳥者過，還是捕者罪”，人們心知肚明。筆者想說的是，黨員幹部亦當從中吸取教訓。
《中國紀檢監察報》曾刊發剖析貴州省水利廳原黨組書記、廳長黎平嚴重違紀問題的文章，呈現了一個被“圍獵”的故事。浙江人王某到貴州做生意和黎平認識。王某一心想通過黎平承攬一些水利工程項目獲利，但一直沒能拿出讓黎平中意的“表示”，黎平也沒給過他什麼大的幫助。後來王某意外地發現，平時很難約到的大忙人黎平，只要聽說是在娛樂場所聚會，都會匆匆赴約，而且樂在其中。於是，王某動起了歪腦筋，頻繁約黎平到夜總會唱歌，並將包括鄧某在內的不同女性介紹給黎平認識。在聲色誘惑面前，黎平忘記了廉恥、忘記了家庭，更忘記了黨紀國法，最終成了王某的“網中之鳥”。
“捕鳥王”所捕之鳥與“商人王”所獵之官何其相似。野生鳥原先生活在大自然，藍天白雲，花草樹木，好不自在，然而聽到播放機播出自己喜歡的同類叫聲，並看到“繡眼鳥”，即經不住引誘自投羅網。黎平亦然，被王某帶入夜總會、小酒吧、KTV等自己愛好的去處，並將“繡眼鳥”介紹給自己時，就亂了方寸，全然放鬆了警惕，心甘情願被獵。
“捕鳥王”理當受到懲處。然而，對於不法商人“圍獵”官員，處理起來卻更為複雜。有的不法商人今天這裡架個網，“圍獵”一個官員，明天又換個地兒、設個套，拉另一個官員下水，犯事的官員有的受到紀律處分，有的被移送司法機關，而這些圍獵者卻“在一邊逍遙自在，沒事一般”。
這也會產生“蝴蝶效應”。我們看到，現實中不少官員受到不法商人的“圍獵”，“不與組織交心交肺，卻與老闆勾肩搭背”，謀取不當利益。這種現象嚴重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污染了政治生態，危害極大。要根除商人“圍獵”官員現象，必須雙管齊下，既要強化對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的部門和崗位的監管，嚴懲索賄受賄的官員，也要堅決打擊行賄行為，嚴厲懲治那些“圍獵”官員情節十分惡劣的不法商人。
無須過於悲觀，人畢竟不同於鳥，絕大部分黨員幹部是有底線、有操守、有作為的。但“捕鳥王”們不會消亡，而且不斷變換著新的手段和方式。如何一方面讓黨員幹部提高警惕、安分守己，另一方面進一步完善相關法規，使“捕鳥王”們心生敬畏，是當前和今後需要認真研究和解決的問題。
為政之道“終始若一”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做人做事開始時總是認真對待、生怕出錯，但是隨著時間推移，內心懈怠，未必有良好的結局。唐玄宗即位之初，勵精圖治，躬行節儉，政治清明，開啟開元盛世。到後期，他以為功成治定，安逸享樂，不思進取，啟用佞臣，政事大壞，唐朝由盛轉衰。新中國建立後查處的大貪官劉青山，出身貧苦家庭，早年加入共產黨，積極奔走、宣傳抗日，組織民運訓練班，開闢了文安窪抗日根據地，卻在走上領導崗位後奢侈享樂、極端腐化，走上了墮落的道路。“官怠于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于妻子”，一旦初衷隨著環境改變了，外在行動也就分為成敗兩截了。
古語有訓，“立身行道，終始若一”，意思是修身治道應始終如一，好的開始更應有好的結尾。人們之所以很難做到善始善終，原因無外乎內心的懈怠和外在監管的鬆弛。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未能清醒認識外部環境狀況，註定在歷史的潮流裡喪失自我；把退休、立功作為護身符，升遷無望的官員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國”，觸碰反腐高壓線，擺資格、鑽空子，一遇到利益問題，本就不夠端正的思想認識便會土崩瓦解。“物必先腐而後蟲生”，歸根到底，落馬官員還是內心的理想信念不夠堅定，意志精神太過薄弱，沒能真正做到嚴守政治規矩、嚴肅政治紀律。
亮麗登場、落寞下場，是“兩截人”的真實描繪。堅守共產黨員的政治品格，時時勤拂拭內心的塵埃，摒除雜念，才能把好思想的“總開關”，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綜合《光明日報》2017年1月14日、2016年7月11日，光明網，法制日報等
往往通過交友形成利益網路或集團，壟斷國家公共資源，從而跌入腐敗的深淵。“朋友圈”不是私事
在夏平一案中，湖北某建築集團的一名專案經理是通過邀請夏平打牌、送現金、送名表等手段與夏平套近乎，接著兩人成了“朋友”。
吳周春是經人介紹認識了商人賀某，進而結為“朋友”。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刊文介紹，賀某文化程度不高，但因儀錶堂堂，出手闊綽，在廣州電力系統圈內頗得人緣。賀某通過請吃喝、陪吳周春的家屬旅遊等手段，很快贏得了吳周春的青睞。
吳周春視賀某為“鐵杆盟友”，甘心為其在電力系統內牟取巨大利益鋪路搭橋。據統計，僅在廣東電網招標的物資供應這一塊，4年內，賀某及其企業獲得的採購合同額度就達17.19億元。當然，賀某也成為了吳周春不折不扣的“提款機”。
重慶市城口縣人大原黨組書記、主任于少東，則是老闆們通過攀親附友與其成了“好朋友”。
於少東在懺悔書中說：“在抓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與老闆們的接觸漸漸多了起來。老闆們的熱情和對我的支持讓我十分感動。”
“城口是個小地方，本地人之間或多或少都能扯上這樣那樣的各種關係。通過攀親附友的交往，一些老闆就與我們成了‘好朋友’、‘兄弟夥’。”於少東反思道，從此以後，他手中的公權力也自覺向“朋友”傾斜。
例如，在錳礦老闆汪某因涉嫌犯罪被立案偵查後，他利用職務影響為汪某開脫減輕罪責。為此，汪某一次就送給於少東30萬元。
黎平則是被“損友”拉下水的。
做生意的王某偶然間認識了黎平，隨後，有意識地與他多接觸。隨著時間流逝，兩人成了“朋友”。
王某在交往中發現，平時很難約到的“大忙人”黎平，對娛樂場所卻樂在其中。王某動起了歪腦筋，頻繁約黎平到某夜總會唱歌，並將包括鄧某在內的不同女性介紹給黎平。黎平在聲色誘惑面前，忘記了黨紀國法。
為了獲取更多的金錢來揮霍、包養情婦，黎平就想方設法牟取不義之財，此時，他的另一個“朋友”蔡某開始“鼎力相助”，截至案發時先後奉上賄賂款共計446萬餘元。
“我在經濟問題上犯錯誤與和蔡某的結交有著直接關係。”黎平在悔過書中反思說。
那麼，面對“朋友”的各種誘惑，一些領導幹部為何不能警覺，反而執意走上腐敗道路呢？
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廉潔研究與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說，從這些現象可以看出，一些領導幹部周圍的“朋友”對腐敗的發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正是在雙方長期的不正常交往中，這些“朋友”一步步把一些領導幹部“拉下水”。
“外因僅是起到影響作用，內因才起決定作用。一些領導幹部理想信念不堅定，才會落入所謂‘朋友’的圈套。”杜治洲表示。
莊德水分析認為，很多人親近領導幹部，往往是看重他們手中的權力。朋友圈表面看似乎是領導幹部的私人事情，但是實際上關乎公共利益。之所以出現這種不正常關係，還在於一些領導幹部的權力過大，缺乏有效制約和監督。
從制度上劃出界限
落馬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綠化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振華說：“回想自己走上違法犯罪的過程，回想自己與所謂的朋友、熟人從吃喝到利用職權為他們謀取利益，到自己不計後果地收取不義之財，真是不堪回首。”
福建省南安市委原書記駱國清發現：“更為可惡的是，這些企業家給我送錢，並不是因為與我感情有多好，其實都有目的，是地地道道的權錢交易醜劇。”
成都高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總經理平興，則是將自己封閉在一個小圈子裡，與“圈內朋友”結成利益共同體。未曾想大難臨頭各自飛，將自己供出的，正是所謂的“朋友”。
甚至有落馬領導幹部幡然醒悟：“少與商人打交道。他為了自己的利益機關算盡，他在與你接觸中總是施以小利換取大利。當你有權時，弟長兄短，一旦你失去權力之時，他會加足勁，把你踢得很遠很遠。”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就此現象提出，廣大幹部面對紛繁的物質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要劃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如何從制度上劃出“官”“商”公私分明的界限呢？
杜治洲認為，一方面，領導幹部在面對“朋友”交往時，一定要保持高度警覺，保持清醒的辨別力和堅定的控制力，嚴於律己；另一方面，可以考慮在黨規層面規範領導幹部與商人之間的過密交往，豎起一道“防火牆”，防止領導幹部被“圍獵”。
莊德水說，一方面，領導幹部要提高自身鑒別力；另一方面，從組織管理上，需要對領導幹部八小時工作外的交際進行時時監督，但並非是侵犯私人領域，而是起到一個警醒的作用。
莊德水還建議，可以建立相應的制度機制，比如要求領導幹部在報告個人事項上增加一欄，把可能產生利益衝突的朋友關係填寫其中，這樣也有利於保護領導幹部。
接受採訪的專家認為，淨化畸形官商“朋友圈”，還是需要從制度上厘清權力邊界，剷除權錢交易、官商勾結的土壤，劃定領導幹部正常交友明確而具體的邊界。
根除“圍獵”官員現象當雙管齊下
要根除商人“圍獵”官員現象，必須雙管齊下，既要強化對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的部門和崗位的監管，嚴懲索賄受賄的官員，也要堅決打擊行賄行為，嚴厲懲治那些“圍獵”官員情節十分惡劣的不法商人。
據媒體報導，南京的非法捕鳥者孫某被批准逮捕。孫某善捕鳥，在圈內頗有名氣，人稱“捕鳥王”，其採取架設捕鳥網、懸掛“繡眼鳥”，以及通過播放機播放鳥叫聲音等方式誘捕野生鳥類，共計非法捕獲野生保護鳥252只。“是鳥者過，還是捕者罪”，人們心知肚明。筆者想說的是，黨員幹部亦當從中吸取教訓。
《中國紀檢監察報》曾刊發剖析貴州省水利廳原黨組書記、廳長黎平嚴重違紀問題的文章，呈現了一個被“圍獵”的故事。浙江人王某到貴州做生意和黎平認識。王某一心想通過黎平承攬一些水利工程項目獲利，但一直沒能拿出讓黎平中意的“表示”，黎平也沒給過他什麼大的幫助。後來王某意外地發現，平時很難約到的大忙人黎平，只要聽說是在娛樂場所聚會，都會匆匆赴約，而且樂在其中。於是，王某動起了歪腦筋，頻繁約黎平到夜總會唱歌，並將包括鄧某在內的不同女性介紹給黎平認識。在聲色誘惑面前，黎平忘記了廉恥、忘記了家庭，更忘記了黨紀國法，最終成了王某的“網中之鳥”。
“捕鳥王”所捕之鳥與“商人王”所獵之官何其相似。野生鳥原先生活在大自然，藍天白雲，花草樹木，好不自在，然而聽到播放機播出自己喜歡的同類叫聲，並看到“繡眼鳥”，即經不住引誘自投羅網。黎平亦然，被王某帶入夜總會、小酒吧、KTV等自己愛好的去處，並將“繡眼鳥”介紹給自己時，就亂了方寸，全然放鬆了警惕，心甘情願被獵。
“捕鳥王”理當受到懲處。然而，對於不法商人“圍獵”官員，處理起來卻更為複雜。有的不法商人今天這裡架個網，“圍獵”一個官員，明天又換個地兒、設個套，拉另一個官員下水，犯事的官員有的受到紀律處分，有的被移送司法機關，而這些圍獵者卻“在一邊逍遙自在，沒事一般”。
這也會產生“蝴蝶效應”。我們看到，現實中不少官員受到不法商人的“圍獵”，“不與組織交心交肺，卻與老闆勾肩搭背”，謀取不當利益。這種現象嚴重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污染了政治生態，危害極大。要根除商人“圍獵”官員現象，必須雙管齊下，既要強化對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的部門和崗位的監管，嚴懲索賄受賄的官員，也要堅決打擊行賄行為，嚴厲懲治那些“圍獵”官員情節十分惡劣的不法商人。
無須過於悲觀，人畢竟不同於鳥，絕大部分黨員幹部是有底線、有操守、有作為的。但“捕鳥王”們不會消亡，而且不斷變換著新的手段和方式。如何一方面讓黨員幹部提高警惕、安分守己，另一方面進一步完善相關法規，使“捕鳥王”們心生敬畏，是當前和今後需要認真研究和解決的問題。
為政之道“終始若一”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做人做事開始時總是認真對待、生怕出錯，但是隨著時間推移，內心懈怠，未必有良好的結局。唐玄宗即位之初，勵精圖治，躬行節儉，政治清明，開啟開元盛世。到後期，他以為功成治定，安逸享樂，不思進取，啟用佞臣，政事大壞，唐朝由盛轉衰。新中國建立後查處的大貪官劉青山，出身貧苦家庭，早年加入共產黨，積極奔走、宣傳抗日，組織民運訓練班，開闢了文安窪抗日根據地，卻在走上領導崗位後奢侈享樂、極端腐化，走上了墮落的道路。“官怠于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于妻子”，一旦初衷隨著環境改變了，外在行動也就分為成敗兩截了。
古語有訓，“立身行道，終始若一”，意思是修身治道應始終如一，好的開始更應有好的結尾。人們之所以很難做到善始善終，原因無外乎內心的懈怠和外在監管的鬆弛。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未能清醒認識外部環境狀況，註定在歷史的潮流裡喪失自我；把退休、立功作為護身符，升遷無望的官員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國”，觸碰反腐高壓線，擺資格、鑽空子，一遇到利益問題，本就不夠端正的思想認識便會土崩瓦解。“物必先腐而後蟲生”，歸根到底，落馬官員還是內心的理想信念不夠堅定，意志精神太過薄弱，沒能真正做到嚴守政治規矩、嚴肅政治紀律。
亮麗登場、落寞下場，是“兩截人”的真實描繪。堅守共產黨員的政治品格，時時勤拂拭內心的塵埃，摒除雜念，才能把好思想的“總開關”，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綜合《光明日報》2017年1月14日、2016年7月11日，光明網，法制日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