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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新“國防戰略”將回歸“同時打贏兩場戰爭”?

據美國國防內情網2017年8月31日報導,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國防部的一個專家小組正在制定新“國防戰略”,並且正在圍繞使美國回歸“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的態勢展開激烈討論。 該戰略預計將在2018年初提交給國會。

新戰略的目標

國防部長吉姆·馬蒂斯曾在1月31日的備忘錄中明確表示,新戰略將通過建立新的“兵力規模結構”來支援擴充軍隊規模,為如何最有效地發展兵力提供資訊。 馬蒂斯稱,目標是在新“國防戰略”的驅動下,建設更大規模、更有能力、更具殺傷力的聯合部隊。 消息人士稱,新的“兵力規模結構”可能會反映這樣一種態勢:美國將能在“兩場主要戰區戰爭”中取得決定性勝利。

但有些人擔心資源將無法滿足這些需求。

馬蒂斯還在該備忘錄中表示,新“國防戰略”將“確定一種方法,在應對高端競爭對手時提高聯合部隊的殺傷力,並在應對廣泛潛在威脅時增強美軍的作戰效能。 新“國防戰略”制定後,將制定覆蓋2019—2023財年的五年預算計畫,該預算計畫將包含“快速而負責地發展兵力的舉措,以及對先進能力的關鍵投資”。

▲國防部長吉姆·馬蒂斯曾在1月31日的備忘錄中明確表示, 新戰略將通過建立新的“兵力規模結構”來支援擴充軍隊規模, 為如何最有效地發展兵力提供資訊

戰略背景

2012年,在大規模裁軍過程中,美國放棄了傳統的“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的戰略。 時任國防部長萊昂·帕內塔表示,兩線作戰模式是冷戰時期的產物,但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模式為美軍理解未來作戰提供了立足點。

其後,美國轉為“打贏一場戰爭,同時拒止另一場戰爭”的戰略,使其能在一場主要戰爭中取得決定性勝利,同時在另一個戰區挫敗敵人的侵略目標。

然而,隨著俄羅斯在東歐軍事活動的復蘇、伊拉克和敘利亞“伊斯蘭國”的崛起以及來自朝鮮的新近核威脅,全球威脅環境發生了變化。

新戰略的潛在內涵

美國防部證實,馬蒂斯已委派一個專家小組撰寫新“國防戰略”,前國防部官員、現任國防大學研究員的弗蘭克·霍夫曼是該小組成員。 國防大學在2016年12月發佈一份報告,旨在為即將上任的特朗普政府提供關於政府政策的建議。 霍夫曼在報告中撰寫了關於國防政策和戰略的章節,主張回歸“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的架構,但納入了“獨立打贏一場戰爭,並借助聯盟打贏一場戰爭”的標準,該標準反映出當前的預算限制。

霍夫曼表示,美軍應該根據聯盟合作夥伴來考慮作戰,明確盟友能提供哪些硬實力。 這種架構符合美軍的戰略利益,但也認識到資源和能力的局限。 這還會防止較弱的聯盟合作夥伴認為他們不必投資發展自身的安全能力,只需依靠美軍來獲得防禦。

與此同時,美國會還委任一個新委員會來評估國防戰略、軍事戰備水準、戰略環境和其他問題。 負責政策的前副國防部長、現任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分析師的埃裡克·埃德爾曼將擔任該委員會主席。 2017財年《國防授權法案》要求設立該小組委員會,並要求其提交一份機密報告和一份非機密概要。

▲霍夫曼表示, 美軍應該根據聯盟合作夥伴來考慮作戰, 明確盟友能提供哪些硬實力。 這種架構符合美軍的戰略利益, 但也認識到資源和能力的局限

前國防部官員對新戰略的影響分析及建議

負責戰略與力量發展的前助理國防部長幫辦馬拉·卡琳(現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助理教授)表示,新“國防戰略”將為特朗普政府帶來“巨大的機會”。 它將有望解決圍繞未來預期、美國可能參與的戰爭類型以及如何分配數千億美元所展開的艱難辯論。

卡琳曾在2014年擔任國防部和國防小組委員會之間的聯絡員。她表示,制定新“國防戰略”的人員很可能與馬蒂斯合作打造2019財年預算評估。鑒於最終版“國防戰略”最早可能在2018年初發佈,儘早做出一些關鍵決策可確保其被融入預算,從而快速顯示出新“國防戰略”的影響。

卡琳表示,對於回歸“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的架構,國防部應該對這些戰爭的性質做出盡可能具體的闡釋:是否都是大規模常規戰爭?是否屬於兩個不同戰區?是否對抗兩個不同的大國對手?是否有一場戰爭是反恐作戰?兩場戰爭在時間和距離上相差多少?可接受多大程度的風險?

卡琳還希望,新“國防戰略”能解決不斷延遲的現代化問題,並避免將假設建立在過高的國防預算的基礎上。卡琳最擔心的問題是,如果存在對過高國防預算的預期,則會導致要求實現現代化、能力和戰備水準所有目標,而多管齊下不是美軍目前最明智的選擇,美軍正面臨嚴重的現代化不足問題。

負責戰略、規劃與力量的前副國防部長幫辦凱薩琳·希克斯(現任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分析員)在6月22日發佈的報告中指出,制定新“國防戰略”的人員必須在雄心勃勃的目標與有限資源之間做出權衡。她表示,對於美軍當前的作戰而言,過分擠壓戰備水準和結構似乎並不合理,對未來的投資則是最容易被削減的成本。國防戰略家面臨一種“囚徒困境”的矛盾局面:對於美軍長期軍事優勢來說是最糟糕的戰略選擇,但在威脅迫在眉睫的情況下對於作戰人員日常作戰來說卻是最好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這阻礙了國防戰略的根本改變。

它將有望解決圍繞未來預期、美國可能參與的戰爭類型以及如何分配數千億美元所展開的艱難辯論。

卡琳曾在2014年擔任國防部和國防小組委員會之間的聯絡員。她表示,制定新“國防戰略”的人員很可能與馬蒂斯合作打造2019財年預算評估。鑒於最終版“國防戰略”最早可能在2018年初發佈,儘早做出一些關鍵決策可確保其被融入預算,從而快速顯示出新“國防戰略”的影響。

卡琳表示,對於回歸“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的架構,國防部應該對這些戰爭的性質做出盡可能具體的闡釋:是否都是大規模常規戰爭?是否屬於兩個不同戰區?是否對抗兩個不同的大國對手?是否有一場戰爭是反恐作戰?兩場戰爭在時間和距離上相差多少?可接受多大程度的風險?

卡琳還希望,新“國防戰略”能解決不斷延遲的現代化問題,並避免將假設建立在過高的國防預算的基礎上。卡琳最擔心的問題是,如果存在對過高國防預算的預期,則會導致要求實現現代化、能力和戰備水準所有目標,而多管齊下不是美軍目前最明智的選擇,美軍正面臨嚴重的現代化不足問題。

負責戰略、規劃與力量的前副國防部長幫辦凱薩琳·希克斯(現任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分析員)在6月22日發佈的報告中指出,制定新“國防戰略”的人員必須在雄心勃勃的目標與有限資源之間做出權衡。她表示,對於美軍當前的作戰而言,過分擠壓戰備水準和結構似乎並不合理,對未來的投資則是最容易被削減的成本。國防戰略家面臨一種“囚徒困境”的矛盾局面:對於美軍長期軍事優勢來說是最糟糕的戰略選擇,但在威脅迫在眉睫的情況下對於作戰人員日常作戰來說卻是最好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這阻礙了國防戰略的根本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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