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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少年成名,沉寂30年,被拿來和張愛玲比,說實話是“屈才”了

說起蔣曉雲, 那可真是一位“才女”。 有人說她是“小張愛玲”, 出名趁早, 小小年紀憑著一部《掉傘天》殺進文壇, 又三度拿下了“聯合報文學獎”, 可謂是轟動一時。 當時很多文學大師也都看好她, 夏志清老先生更是稱讚其“不止是天才, 簡直可說是寫小說的全才”, 打趣她憑著一身才華, 足以做個“當官太太”, 可以一心一意地搞文學創作。

在我看來, 和張愛玲比, 蔣曉雲卻是“屈才”(求張奶奶的粉放過我)。 誠然, 在文學造詣方面, 蔣曉雲可能比不過張愛玲, 但誰說比“才”就一定得是在文學藝術這個領域?蔣曉雲把她的“才”鋪設到她整個令旁人為之驚豔的人生裡。 當張奶奶還在美國為了生計奔波勞碌, 孑然一身, 搬家遷徙;蔣曉雲卻早早在美國嫁為人婦, 生下大小威哥, 出色地“潛伏”在和文學毫不相干的領域, 過著中上層的美國小資生活, 日子和和美美, 三十年後再拿起那支塵封多年的筆,

也依然用得爽利, 寫得盡興。

因此, 你在蔣曉雲的這本散文集《家在海的那一邊》中, 絕對看不到張奶奶筆下的那種繁華落盡後的滄桑、淒婉、悲涼。 與之相反, 蔣曉雲的文字充盈著生活的智慧與思考, 閃現出暢達、優雅、豁然的光芒, 那種洞察世故的練達從容, 那種“熱鬧歸熱鬧但不氾濫輕賤”的言語, 非對生活有所體悟、對人情有所深諳的人不可達。

細讀其間的散文, 個個篇幅皆不長, 永遠是以一種回憶往事的姿態同你“聊天”, 不急不忙, 說到有趣的地方, 停一停, 稍稍細細地講兩句, 就能把大家逗笑。 比如她在一篇《認輸》中談及身邊的朋友打牌, 最忌諱手氣背, 運氣不佳, 為此這個朋友拒絕了她的贈書, 因為不讓“送輸”, 最好玩的是他還不准自己的侄子叫自己“叔叔”, 因為同音“叔”, 所以要叫“贏贏”。 寥寥幾筆間, 就惟妙惟肖地勾勒出一個視打牌為“畢生事業”的好友形象。

除了朋友的趣事, 自家老公和兩個兒子也常常是她“黑”的物件,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那活潑多話的大兒子大威哥,

蔣曉雲寫了很多關於他的故事, “硬”是將一個看上去優秀帥氣的大小夥“黑”成了一個“天真爛漫”的熱血小青年, 心懷夢想千百萬, 年少時愛上了拳擊打籃球, 長大了又立志去好萊塢闖蕩一番, 爭取日後成為一顆電影新星。 面對大威哥的“無理取鬧”, 蔣媽媽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 看得清醒, 拆招也拆得明白, 筆下的孩子永遠都是孩子, 這些生活瑣事, 看得人哭笑不得, 卻又倍感真實親切。

若是“聊”到一些嚴肅的話題, 蔣曉雲也有辦法看出“妙趣”來。 在第一篇《相欠債》中, 蔣曉雲就聊到了一種現在普遍存在的“親子關係”——父母全身心地支持孩子的興趣愛好, 父親自豪自己“養得起”, 母親更是一味支持兒女的作為。 而這從某種程度上來說, 正是如今社會呈現出“慢就業”的根本癥結之一。 對此, 蔣曉雲認為:這種做法“未嘗不是一種剝奪”, 看起來似乎是父母對孩子沒有要求, 但實際讓他們浪費了寶貴的光陰去摸索人生的方向。 父母能在同儕中誇耀自己的大方和開朗, 卻沒想到兒女一次次更換跑道的挫敗感。

這話雖說得嚴重,到底還是一件“閒事”,文尾一個轉折:“他們累積的財富借由下一代的延遲自立付出去給社會,也算是另一種形態的社會財富重新分配吧。”社會的總財富並不會因為親子關係的影響而減少,站在一個宏觀的角度來看,“重新分配”這個說法實在是既諷刺又精妙,回味一番,又很是在理。

而蔣曉雲之所以能把各種各樣的話題發展成一種閒適雍容的“聊天模式”,在我看來,這和她在見多識廣之後保持著達觀的態度有很大關係。在《家在海的那一邊》中,你能讀到很多她在世界各地旅行時的所見所聞,無論是風景優美的歐洲小鎮,還是人來人往、商業化非常嚴重的雲南麗江,蔣曉雲總能發現一些與眾不同的東西出來。比如一家人去義大利旅遊,為了滿足丈夫去看“中國城”的願望,跟錯了人,也上錯了車,卻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來到了一處不知名卻特別符合胃口的小鎮。再比如去雲南遊玩,明顯的商業化讓蔣曉雲看不到所謂的風土人情,她卻把注意力移向了那些本地人、外來打工人員的身上,感受他們生活的熱情與活力,短小精悍,卻也精彩異常。在我看來,其實旅行的意義也正在於此:我們無法改變這個世界,但只要擁有一雙發現的眼睛,就可以試著通過旅行去校正自己看世界的方式。

無門和尚曾寫詩雲:“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喜歡蔣曉雲的理由,也許正是因為一切到了她這兒,都搖身一變,即使是柴米油鹽醬醋茶般枯燥無聊的生活,也可以“津津有味”,懷著一顆灑脫又好奇的心看這世間萬物,雲卷雲舒,倒成“若有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了。

卻沒想到兒女一次次更換跑道的挫敗感。

這話雖說得嚴重,到底還是一件“閒事”,文尾一個轉折:“他們累積的財富借由下一代的延遲自立付出去給社會,也算是另一種形態的社會財富重新分配吧。”社會的總財富並不會因為親子關係的影響而減少,站在一個宏觀的角度來看,“重新分配”這個說法實在是既諷刺又精妙,回味一番,又很是在理。

而蔣曉雲之所以能把各種各樣的話題發展成一種閒適雍容的“聊天模式”,在我看來,這和她在見多識廣之後保持著達觀的態度有很大關係。在《家在海的那一邊》中,你能讀到很多她在世界各地旅行時的所見所聞,無論是風景優美的歐洲小鎮,還是人來人往、商業化非常嚴重的雲南麗江,蔣曉雲總能發現一些與眾不同的東西出來。比如一家人去義大利旅遊,為了滿足丈夫去看“中國城”的願望,跟錯了人,也上錯了車,卻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來到了一處不知名卻特別符合胃口的小鎮。再比如去雲南遊玩,明顯的商業化讓蔣曉雲看不到所謂的風土人情,她卻把注意力移向了那些本地人、外來打工人員的身上,感受他們生活的熱情與活力,短小精悍,卻也精彩異常。在我看來,其實旅行的意義也正在於此:我們無法改變這個世界,但只要擁有一雙發現的眼睛,就可以試著通過旅行去校正自己看世界的方式。

無門和尚曾寫詩雲:“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喜歡蔣曉雲的理由,也許正是因為一切到了她這兒,都搖身一變,即使是柴米油鹽醬醋茶般枯燥無聊的生活,也可以“津津有味”,懷著一顆灑脫又好奇的心看這世間萬物,雲卷雲舒,倒成“若有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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