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組織給了我第二次‘生命’， 挽救了我和我的家庭。 ”近日， 貴州省六盤水市副縣級幹部郭某接受“約談”回訪時， 一開口就哽咽了。
推進約談常態化是貴州省進一步壓實各級黨組織、紀檢監察機關的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 積極推動執紀理念、路徑和方式轉型升級的舉措， 通過層層設防， 促進了“森林”健康， 營造了良好政治生態。
以推進“四類約談”為抓手 使咬耳扯袖成為常態
在走訪時， 聽到群眾議論世紀城社區存在亂收費的情況， 貴陽市觀山湖區紀委負責人立即約談了該社區黨委書記。 通過自查，
聽到反映就問一問， “聞風而動”的約談， 在全省已經成為常態。
2016年3月， 省委出臺《關於深入落實“兩個責任”推進幹部約談常態化的指導意見》， 明確了“預防提醒談話”“詢問示警約談”“糾錯誡勉約談”和“問責處分約談”等四種形式和各級黨組織、紀檢監察機關、組織部門等的責任， 讓約談制度化。
在約談的組織實施中， 注重把握“三個環節”， 規範約談工作：認真甄選約談物件， 按程式報批， 確定主談人， 做好約談準備；精心組織、周密部署， 確保約談實效；採取按20%左右比例抽查、回訪等方式進行覆核， 打“回馬槍”保障約談品質。
“四類約談的核心是實現層層設防， 使咬耳扯袖成為常態。 ”省紀委負責人介紹。 “不讓一名黨員脫管， 不忽視小瑕疵小毛病， 抓緊每一次教育挽救幹部的機會。 ”
層層壓實“兩個責任” 使管黨治黨責任落細落實
“根據巡視、信訪舉報等瞭解掌握的問題線索， 要求實事求是地把反映的問題講清楚。 ”2015年8月13日， 貴州省委和省紀委主要領導約談省管幹部的新聞畫面震動了全省黨員幹部。
通過省委主要領導的示範帶動， 省委其他領導班子成員分別對分管和聯繫部門、單位有反映問題線索的一些省管幹部進行約談。
全省各級黨組織按照“分級管理、層層負責”的原則， 根據省委的實施意見出臺了實施辦法， 切實扛起主體責任，
“通過向下層層傳導壓力、壓實責任， 督促下級黨組織直至基層黨支部看到苗頭就去提醒， 聽到反映直接過問， 存在問題及時查處。 ”安順市委書記曾永濤表示， 常態化約談的制度設定， 為壓實主體責任提供了保障。
省紀委監察廳兩次專題集體約談省直有關紀檢監察機構負責人， 要求對落實“兩個責任”不力、推進約談常態化走過場的， 嚴肅問責。
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把約談常態化作為落實監督責任的重要內容和抓手， 細化和規範約談流程， 對本地區開展幹部約談的情況進行督導檢查，
2016年， 全省共有12個黨組織、328名黨員領導幹部被問責。 納雍縣原縣委書記因管轄範圍內連續發生多起嚴重違紀違法問題、黃平縣財政局連續三任黨組書記和現任紀檢組長因下屬貪污巨額資金受到責任追究。
統籌考慮“四個要素”分類處置 “四種形態”特徵顯現
黔西南州水庫生態移民局副局長黃某某走出市紀委領導辦公室時， 一直壓在心裡的石頭終於落地， 如釋重負。 在約談中， 黃某某不僅實事求是回答陳述， 還主動交代組織未掌握的一些違紀問題。 州紀委根據其違紀情節、性質和認錯態度， 依紀依規從輕處理。
“通過約談， 讓那些在特定條件和環境下走上歧途的黨員幹部知紀明紀、認識錯誤、迷途知返。
“約談後， 統籌考慮‘時間節點、問題性質、認錯態度、群眾口碑’等四個要素， 依紀依規、寬嚴相濟對問題幹部進行恰當處理。 ”省紀委有關負責人指出。
對於確實有違紀違規方面的問題， 但主動講清， 特別是主動說清組織未掌握的違紀事實、主動上交違紀所得、並且主動作出深刻檢討的， 按照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原則從輕處理。 對有問題不承認、不講清、不講全的， 一旦查實， 依紀依規從嚴處理。
2016年， 全省各級黨組織多形式多批次共對22余萬人(次)開展預防提醒談話、詢問示警約談9512人(次)、糾錯誡勉談話9086人(次)、問責處分約談5710人(次)。
在推進約談常態化的同時，高懸懲治貪腐利劍，以嚴厲懲治極少數來教育警醒大多數，保持正風反腐高壓態勢。2016年，嚴肅查處了黔南州政協原黨組書記、主席高金林，畢節市委原常委、常務副市長羅建強，銅仁市委原常委、副市長楊德華等一批嚴重違紀違法問題。
目前，全省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結構性特徵已顯現。2016年，全省共處分11881人，重處分3013人，移送司法機關534人，4492名黨員幹部主動向組織說清問題。(貴州省紀委)
在推進約談常態化的同時，高懸懲治貪腐利劍，以嚴厲懲治極少數來教育警醒大多數，保持正風反腐高壓態勢。2016年，嚴肅查處了黔南州政協原黨組書記、主席高金林，畢節市委原常委、常務副市長羅建強，銅仁市委原常委、副市長楊德華等一批嚴重違紀違法問題。
目前，全省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結構性特徵已顯現。2016年，全省共處分11881人，重處分3013人，移送司法機關534人，4492名黨員幹部主動向組織說清問題。(貴州省紀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