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或許是辭書界最年長的主編———即便已89歲高齡， 即便身處醫院， 仍在為修訂中的第七版《辭海》忙碌。
日前度過自己“80歲生日”的大型綜合性詞典《辭海》， 其風雨歷程與社會意義， 如同中國文化發展的一個標誌性縮影， “全面反映了人類文明優秀成果， 系統展現了中華文明豐碩成就”。
而這一葉載人遨遊于中華文明浩浩海洋中的扁舟， 凝聚著一代又一代辭海人的智慧與辛勞， 也凝練出“板凳要坐十年冷， 文章不許一字空”的辭海精神。
近日，
本報記者專訪了辭書界元老、第七版《辭海》常務副主編巢峰。
我老了，
記者走進華東醫院病房時， 巢峰老先生去做檢查了， 未在病房。
只見到， 他病床一側的小幾上， 一份文稿正攤開著， 邊上有一疊報紙相伴， 再加上那枚壓在文稿上的有些年頭的放大鏡， 它們構成了某種靜默的訴說。
不一會， 它們的主人步入病房， 身形瘦小， 精神不錯。 他告訴記者， 看報是他多年的習慣， 攤開的文稿是他正在看的一封和他探討《辭海》的來信。
甫一開口， “辭海”兩字就那麼自然地登場了。 這不禁令記者感慨：在《辭海》80多個春秋的風雨歷程中， 巢峰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名字；另一方面， 巢峰投身出版界60多載， 《辭海》仿佛已經成了他職業生涯的另一種說法。
今年89歲高齡的巢峰， 自1978年起長期擔任上海辭書出版社副總編、總編等職，
上觀新聞：年前，
《大辭海》出版暨《辭海》出版80周年座談會在《辭海》誕生地上海舉辦。
置身於這個回望和前瞻《辭海》命運的大會，
您是否特別感慨？
巢峰：是的。
當時我就說了，
《辭海》“80歲”，
這對我們“辭海人”來說，
是值得自豪、很有意義的大事。
上觀新聞：您所感受到的自豪和意義來自哪裡？
巢峰：中國每年出版幾十萬種書中， 有多少是有近百年歷史、定期修訂、長銷不衰的？《辭海》是經過幾代作者、編者字斟句酌、一絲不苟地編纂和修訂， 才取得了今天這樣的成績。 1936年， 第一版《辭海》在上海問世，
這麼多年來，
讀者對《辭海》一往情深，
稱它為“無聲的老師，
沒有圍牆的大學”。
“對不對，
查《辭海》”，
這是《辭海》出版至今獲得讀者信任的口碑，
可算是“有口皆碑”。
上觀新聞：“有口皆碑”來自於幾代“辭海人”嘔心瀝血的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
作者隊伍裡彙聚了許多熠熠生輝的名字，
如物理學家錢偉長、數學家蘇步青、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生物學家談家楨、歷史學家周穀城、戲曲大師周信芳等。
巢峰：像《辭海》這樣一部包羅萬象的辭書， 的確是傾注了我們幾代專家學者和編輯出版工作者的心血， 從而確立了它在中國和華人世界的權威性。 很多大型工具書， 出版任務完成後， 它的作者隊伍和編輯出版隊伍就解散了，
就像坐在火山口上
《辭海》被譽為歷史和時代的大事記、檔案館和里程碑。 這和確定於1981年的“十年一修”規則緊密相關。
80年來， 在舒新城、陳望道、夏征農、陳至立等歷任主編的主持下， 《辭海》已有六個版本面世， 第七版正在編纂之中。 在其基礎上編纂的《大辭海》也已出齊38卷5000余萬字， 填補了我國特大型綜合性辭典的空白。
晚年時， 回首自己四度經歷的《辭海》繼承與發展、堅守與創新的歷史， 巢峰意味深長地總結說：“不同版本的《辭海》， 以紙質出版物的形式， 反映著中國和世界的變化和發展，
上觀新聞：接手《辭海》修訂編纂工作時，
您提出了“十年一修”的意見。
因為，
您認為“只有通過不斷修訂，
才能修正錯誤，
推陳出新，
逐步接近真理。
而每次修訂，
我們就像坐在火山口上，
稍有疏失，
就可能犯大錯誤。
”
巢峰：《辭海》的一次次修訂和編纂，
既是一個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過程，
也是一個修正錯誤、探索真理的過程。
它不是“天書”，
不可能不犯錯誤。
儘管我們盡了最大努力，
但各版《辭海》都難免存有錯誤。
它的生命力就在“十年一修”。
如果時間是歷史和時代的步伐，
那麼，
《辭海》就是歷史和時代的腳印。
時間不停往前走，
《辭海》的腳步也必須緊跟前沿踏實前進。
1981年，
我們確定了《辭海》“十年一修”的規則。
這意味著每十年，這本集單字、普通詞語、百科名詞術語以及地名、人名、機構名稱於一體的綜合性大辭典，都要進行修訂，有保留、有修改、有新增、有刪除。
舉個例子，第六版《辭海》比第五版增加200余萬字，新增詞目12300餘條，條目修訂超過1/3。新詞彙、新概念、新思想在書中的不斷出現，讓每一版《辭海》都有著它所在時代的特徵、亮點和烙印,進而，具有了文化上的象徵意義。
上觀新聞：時代發展到今天,社會變化日新月異,《辭海》仍十年一修，是否顯得慢了點?
巢峰：《辭海》收詞，在反映生活和時代發展的同時，也要考慮詞彙的知識性與穩定性。知識有個經受時間考驗與沉澱的過程，需要社會承認。當然，在資訊時代，十年一修，確實不能充分滿足廣大讀者的需求。為此，今天辭海編輯部也很注重《辭海》非紙質版的打造。
將於2019年出版的第七版《辭海》定位是“守正出新”。“守正”是要嚴格遵循辭書編纂規律，“出新”是指緊跟時代步伐，吸收最新的知識成果和發現。第七版《辭海》在形式上將分為紙質版與非紙質版。每個紙質版本都是歷史和時代的大事記、檔案館和里程碑。而非紙質版則是《辭海》又一種生命力的延續，它的特點是及時傳遞最新資訊，還可以與讀者互動。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上觀新聞：聽說您書櫃中珍藏著所有版本的《辭海》，您對哪一版情有獨鍾？
巢峰：我最喜歡1979年版。因為，它編纂最難，而品質甚高。
上觀新聞：難在哪裡？
巢峰：1979年版《辭海》是修訂時間最短的。1978年10月初，上級緊急指示,要求新版《辭海》在1979年9月前出版，向建國30周年獻禮。
時間不足一年。後來，又發現最大的困難並不是時間，而是對許多問題無法界定。那時，《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還沒有起草，“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怎麼寫？康生、謝富治怎麼寫？孔子、海瑞等歷史人物怎麼寫？對於這些問題的界定，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上觀新聞：這些具體的界定，事關重大。
巢峰：當時，主編夏征農派了副主編羅竹風專程去北京請示，羅竹風在北京分別請教了20幾位領導和學者，他們每個人都說了一些意見，但都僅供參考。
怎麼辦？我說，還是《國際歌》中的那句話，“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只有自己救自己”，我們自己起草一個辦法。於是，由我起草了《處理〈辭海〉稿件的若干意見》，一共8條39款。成稿後，一個夜晚，羅竹風和我去了夏老家，我講一條，三個人一起討論，夏老拍板。當時夏老說，“如果有錯誤，我這個主編負責。”
“意見”出來以後，說實話我們心裡七上八下的。好在，時任國家出版局代局長的陳瀚伯看到這份“意見”後，親自寫了按語，把它刊登在1979年第六期《出版工作》上，供各出版單位參考。這樣，我們心裡的石頭總算落了地。
陝西南路上的燈火通明
從1978年年底至1979年8月，在編纂1979年版《辭海》的日子裡，上海陝西南路25弄裡的三幢小樓夜晚總是燈火通明。
這燈光，燃起了許多作者、編者經歷“文革”十年後重返工作的萬丈激情，也照映出《辭海》出版史上的一個奇跡。一方面，接到編纂任務距其出版時間不足一年，任務急；另一方面，參加過《辭海》修訂的作者與編者在“文革”中散失頗多，人難找。但最終，任務完成僅僅用了“兩個一百天”。一百天召集作者寫詞條，一百天編輯審核校對出書。
“兩個一百天”，完成1300萬字、10.65萬詞條《辭海》的編纂。這個速度，令親身參與者和關注此事者都覺得是個奇跡。
上觀新聞：您還記得當年夜色裡陝西南路上的燈火通明嗎？
巢峰：記得，記得。當時，每晚燈光都亮到12點以後，沒有休假，連春節都在加班，大家拼命地要把《辭海》修訂完成。
那些專家學者“文革”中挨批挨鬥，一旦有了用武之地，那種熱情簡直難以形容。為什麼？多年沒工作了，現在終於能工作了，那是最大的幸福。
上觀新聞：今天聽您這樣說來，當年知識份子的工作激情猶令人感佩不已。
巢峰：當時我任出版社副總編兼《辭海》辦公室主任，就是後勤部長，大事小事都得幹，燒飯的師傅，我去請，烤火取暖的煤炭，我去弄。
編《辭海》是個大工程，為了協調工作，我想了個主意，在食堂一面牆上貼了一張很大的“工作進度表”。把各學科工作的進度分成若干階段，每完成一個階段，就插上一面小紅旗，紅旗天天變化。這樣，一百多個學科的進度一目了然。
這下好了，大家都端著飯碗看進度表，誰先進，誰落後，一目了然。落在後面的學科，晚上他們辦公室的燈准是最後一個熄。
上觀新聞：這樣你追我趕的編纂出版過程中，讓您難忘的事肯定很多吧？
巢峰：那些事至今歷歷在目，即使對一些細小情節，我也記得清清楚楚。
比如，書印好了，在裝訂過程中發現了一個錯誤。“反饑餓”的“餓”錯成了“俄”。責任編輯要寫檢討，但我想他一個人檢討壓力太大，就對他說，我主持具體工作，我有責任，我們兩個人一起檢討。於是，我們在黑板上寫了檢討，還被扣罰了一個月獎金。
那個錯誤怎麼辦？我帶了十幾個人，用黑色圓珠筆把“俄”字改成“餓”字。8萬套，改了整整兩天。好在，“俄”改成“餓”，改動不大，不顯眼。
上觀新聞：聽說當年這版《辭海》的銷售都可以用“轟動”來形容了，這真是對“辭海人”最好不過的回饋了。
巢峰：因為紙張供應緊張，1979年版《辭海》第一次就印刷了8萬套。結果，沒有幾天就全部發出去了。當時，一般人的月工資是36元，《辭海》縮印本定價22.2元，並不便宜。但因為供不應求，《辭海》的黑市價居然賣到原價的一倍。面對長長的讀者隊伍，上海工具書店甚至出臺了新婚夫婦憑結婚證買一部《辭海》的“土政策”。
還有讀者直接給編輯部寄來了22.2元錢，說自己跑了十幾個地方都沒有買到《辭海》，實在沒辦法了，只好請編輯部幫忙。有段時間，因為讀者來信太多，出版社還專門安排了兩三個人來處理讀者信件。
上觀新聞：這些充滿歷史印記的故事，生動而深刻地印證了一種說法———回望《辭海》問世以來的世事滄桑，仿佛觸摸著中國文化前行的脈搏。
巢峰：《辭海》的歷史，就是中國文化歷史的一個縮影。
半路出家的“插班生”
曾經，有人這樣做過統計:《辭海》從發稿到印刷成書,所有文字都需經過5審5校。2000萬字的文稿，如果由一個人看上5遍,每天看1萬字計,需要20多年。這樣的數字，是浩瀚、是氣度，也是辛勤的勞作———這就是辭海人生。
8年前，媒體報導《辭海》第六版出版總結表彰大會時這樣寫道：正是無數專家學者前赴後繼的傾心傾力,才積澱出《辭海》今天所享有的口碑和聲譽。
90多歲高齡的《辭海》副主編石美鑫教授，曾在監護室裡,接著臨時心臟起搏器,審讀修訂稿；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葉祥奎老先生,在醫院發出病危通知時,仍念念不忘《辭海》收詞工作；上海水產大學伍漢霖教授為了趕進度，赴美探親時，還帶著魚類學書稿遠渡重洋……
一代接著一代的學者，編纂一版又一版《辭海》，凝練出一種力透紙背的辭海精神———一絲不苟、字斟句酌、作風嚴謹。
上觀新聞：作為一位資深辭海人，您怎麼解讀辭海精神？
巢峰：“一絲不苟、字斟句酌”、“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許一字空”，編輯出版隊伍要以出版事業為榮，一干到底，成名成家。出版單位要有嚴謹的精神、嚴格的作風、嚴明的紀律、嚴肅的制度，工作中對每個資料、每個引文都要逐一核對，對每個標點、每個符號都要認真推敲。馬虎草率、粗製濫造，是最為令人鄙視和唾棄的作風。
編纂一部大辭典，真正是“板凳要坐十年冷”，上海辭書出版社的《哲學大辭典》《經濟大辭典》《法學大辭典》等等，所用時間都在十年以上，而《中國歷史大辭典》的編纂出版時間竟達21年之久。
上觀新聞：為了《辭海》，您坐了幾十年冷板凳。有人稱呼您為《辭海》元老，有人比喻您為《辭海》守望者，而您自己的說法則很好玩———半路出家的《辭海》“插班生”。
巢峰：我這個半路出家的“插班生”，真是說來話長。1954年，我從江蘇調到上海，在華東新聞出版局工作，開始了出版生涯。1958年，因為出版社缺人，我從出版局調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擔任副總編，負責編審經濟讀物。
我審閱的第一部稿件是王亞南的《資本論研究》，審這樣的稿件，不懂政治經濟學不行。可我14歲參加革命，初中唯讀了3個月。這迫使我捧起了《資本論》和政治經濟學方面的讀物。每審一部書稿，我都是先看參考書，再看《資本論》，再看書稿。這種“現炒現賣”的方法還算有效。
後來，我就開始寫政治經濟學和出版、編輯等方面的文章。
上觀新聞：這段經濟學經歷又怎麼會將您引至《辭海》人生的？
巢峰：“文革”結束後，上海恢復文聯、社聯活動，我成為了經濟學會的第一召集人。從而，市委宣傳部和出版局任命我為上海辭書出版社副總編。到辭書出版社後，我碰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編纂1979年版《辭海》。
巢峰
曾長期擔任上海辭書出版社副總編、總編等職，經歷了四個版本《辭海》的修訂編纂出版工作。
舉個例子，第六版《辭海》比第五版增加200余萬字，新增詞目12300餘條，條目修訂超過1/3。新詞彙、新概念、新思想在書中的不斷出現，讓每一版《辭海》都有著它所在時代的特徵、亮點和烙印,進而，具有了文化上的象徵意義。
上觀新聞：時代發展到今天,社會變化日新月異,《辭海》仍十年一修，是否顯得慢了點?
巢峰：《辭海》收詞，在反映生活和時代發展的同時，也要考慮詞彙的知識性與穩定性。知識有個經受時間考驗與沉澱的過程，需要社會承認。當然，在資訊時代，十年一修，確實不能充分滿足廣大讀者的需求。為此，今天辭海編輯部也很注重《辭海》非紙質版的打造。
將於2019年出版的第七版《辭海》定位是“守正出新”。“守正”是要嚴格遵循辭書編纂規律，“出新”是指緊跟時代步伐，吸收最新的知識成果和發現。第七版《辭海》在形式上將分為紙質版與非紙質版。每個紙質版本都是歷史和時代的大事記、檔案館和里程碑。而非紙質版則是《辭海》又一種生命力的延續，它的特點是及時傳遞最新資訊，還可以與讀者互動。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上觀新聞：聽說您書櫃中珍藏著所有版本的《辭海》，您對哪一版情有獨鍾？
巢峰：我最喜歡1979年版。因為，它編纂最難，而品質甚高。
上觀新聞：難在哪裡？
巢峰：1979年版《辭海》是修訂時間最短的。1978年10月初，上級緊急指示,要求新版《辭海》在1979年9月前出版，向建國30周年獻禮。
時間不足一年。後來，又發現最大的困難並不是時間，而是對許多問題無法界定。那時，《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還沒有起草，“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怎麼寫？康生、謝富治怎麼寫？孔子、海瑞等歷史人物怎麼寫？對於這些問題的界定，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上觀新聞：這些具體的界定，事關重大。
巢峰：當時，主編夏征農派了副主編羅竹風專程去北京請示，羅竹風在北京分別請教了20幾位領導和學者，他們每個人都說了一些意見，但都僅供參考。
怎麼辦？我說，還是《國際歌》中的那句話，“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只有自己救自己”，我們自己起草一個辦法。於是，由我起草了《處理〈辭海〉稿件的若干意見》，一共8條39款。成稿後，一個夜晚，羅竹風和我去了夏老家，我講一條，三個人一起討論，夏老拍板。當時夏老說，“如果有錯誤，我這個主編負責。”
“意見”出來以後，說實話我們心裡七上八下的。好在，時任國家出版局代局長的陳瀚伯看到這份“意見”後，親自寫了按語，把它刊登在1979年第六期《出版工作》上，供各出版單位參考。這樣，我們心裡的石頭總算落了地。
陝西南路上的燈火通明
從1978年年底至1979年8月，在編纂1979年版《辭海》的日子裡，上海陝西南路25弄裡的三幢小樓夜晚總是燈火通明。
這燈光，燃起了許多作者、編者經歷“文革”十年後重返工作的萬丈激情，也照映出《辭海》出版史上的一個奇跡。一方面，接到編纂任務距其出版時間不足一年，任務急；另一方面，參加過《辭海》修訂的作者與編者在“文革”中散失頗多，人難找。但最終，任務完成僅僅用了“兩個一百天”。一百天召集作者寫詞條，一百天編輯審核校對出書。
“兩個一百天”，完成1300萬字、10.65萬詞條《辭海》的編纂。這個速度，令親身參與者和關注此事者都覺得是個奇跡。
上觀新聞：您還記得當年夜色裡陝西南路上的燈火通明嗎？
巢峰：記得，記得。當時，每晚燈光都亮到12點以後，沒有休假，連春節都在加班，大家拼命地要把《辭海》修訂完成。
那些專家學者“文革”中挨批挨鬥，一旦有了用武之地，那種熱情簡直難以形容。為什麼？多年沒工作了，現在終於能工作了，那是最大的幸福。
上觀新聞：今天聽您這樣說來，當年知識份子的工作激情猶令人感佩不已。
巢峰：當時我任出版社副總編兼《辭海》辦公室主任，就是後勤部長，大事小事都得幹，燒飯的師傅，我去請，烤火取暖的煤炭，我去弄。
編《辭海》是個大工程，為了協調工作，我想了個主意，在食堂一面牆上貼了一張很大的“工作進度表”。把各學科工作的進度分成若干階段，每完成一個階段，就插上一面小紅旗，紅旗天天變化。這樣，一百多個學科的進度一目了然。
這下好了，大家都端著飯碗看進度表，誰先進，誰落後，一目了然。落在後面的學科，晚上他們辦公室的燈准是最後一個熄。
上觀新聞：這樣你追我趕的編纂出版過程中，讓您難忘的事肯定很多吧？
巢峰：那些事至今歷歷在目，即使對一些細小情節，我也記得清清楚楚。
比如，書印好了，在裝訂過程中發現了一個錯誤。“反饑餓”的“餓”錯成了“俄”。責任編輯要寫檢討，但我想他一個人檢討壓力太大，就對他說，我主持具體工作，我有責任，我們兩個人一起檢討。於是，我們在黑板上寫了檢討，還被扣罰了一個月獎金。
那個錯誤怎麼辦？我帶了十幾個人，用黑色圓珠筆把“俄”字改成“餓”字。8萬套，改了整整兩天。好在，“俄”改成“餓”，改動不大，不顯眼。
上觀新聞：聽說當年這版《辭海》的銷售都可以用“轟動”來形容了，這真是對“辭海人”最好不過的回饋了。
巢峰：因為紙張供應緊張，1979年版《辭海》第一次就印刷了8萬套。結果，沒有幾天就全部發出去了。當時，一般人的月工資是36元，《辭海》縮印本定價22.2元，並不便宜。但因為供不應求，《辭海》的黑市價居然賣到原價的一倍。面對長長的讀者隊伍，上海工具書店甚至出臺了新婚夫婦憑結婚證買一部《辭海》的“土政策”。
還有讀者直接給編輯部寄來了22.2元錢，說自己跑了十幾個地方都沒有買到《辭海》，實在沒辦法了，只好請編輯部幫忙。有段時間，因為讀者來信太多，出版社還專門安排了兩三個人來處理讀者信件。
上觀新聞：這些充滿歷史印記的故事，生動而深刻地印證了一種說法———回望《辭海》問世以來的世事滄桑，仿佛觸摸著中國文化前行的脈搏。
巢峰：《辭海》的歷史，就是中國文化歷史的一個縮影。
半路出家的“插班生”
曾經，有人這樣做過統計:《辭海》從發稿到印刷成書,所有文字都需經過5審5校。2000萬字的文稿，如果由一個人看上5遍,每天看1萬字計,需要20多年。這樣的數字，是浩瀚、是氣度，也是辛勤的勞作———這就是辭海人生。
8年前，媒體報導《辭海》第六版出版總結表彰大會時這樣寫道：正是無數專家學者前赴後繼的傾心傾力,才積澱出《辭海》今天所享有的口碑和聲譽。
90多歲高齡的《辭海》副主編石美鑫教授，曾在監護室裡,接著臨時心臟起搏器,審讀修訂稿；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葉祥奎老先生,在醫院發出病危通知時,仍念念不忘《辭海》收詞工作；上海水產大學伍漢霖教授為了趕進度，赴美探親時，還帶著魚類學書稿遠渡重洋……
一代接著一代的學者，編纂一版又一版《辭海》，凝練出一種力透紙背的辭海精神———一絲不苟、字斟句酌、作風嚴謹。
上觀新聞：作為一位資深辭海人，您怎麼解讀辭海精神？
巢峰：“一絲不苟、字斟句酌”、“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許一字空”，編輯出版隊伍要以出版事業為榮，一干到底，成名成家。出版單位要有嚴謹的精神、嚴格的作風、嚴明的紀律、嚴肅的制度，工作中對每個資料、每個引文都要逐一核對，對每個標點、每個符號都要認真推敲。馬虎草率、粗製濫造，是最為令人鄙視和唾棄的作風。
編纂一部大辭典，真正是“板凳要坐十年冷”，上海辭書出版社的《哲學大辭典》《經濟大辭典》《法學大辭典》等等，所用時間都在十年以上，而《中國歷史大辭典》的編纂出版時間竟達21年之久。
上觀新聞：為了《辭海》，您坐了幾十年冷板凳。有人稱呼您為《辭海》元老，有人比喻您為《辭海》守望者，而您自己的說法則很好玩———半路出家的《辭海》“插班生”。
巢峰：我這個半路出家的“插班生”，真是說來話長。1954年，我從江蘇調到上海，在華東新聞出版局工作，開始了出版生涯。1958年，因為出版社缺人，我從出版局調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擔任副總編，負責編審經濟讀物。
我審閱的第一部稿件是王亞南的《資本論研究》，審這樣的稿件，不懂政治經濟學不行。可我14歲參加革命，初中唯讀了3個月。這迫使我捧起了《資本論》和政治經濟學方面的讀物。每審一部書稿，我都是先看參考書，再看《資本論》，再看書稿。這種“現炒現賣”的方法還算有效。
後來，我就開始寫政治經濟學和出版、編輯等方面的文章。
上觀新聞：這段經濟學經歷又怎麼會將您引至《辭海》人生的？
巢峰：“文革”結束後，上海恢復文聯、社聯活動，我成為了經濟學會的第一召集人。從而，市委宣傳部和出版局任命我為上海辭書出版社副總編。到辭書出版社後，我碰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編纂1979年版《辭海》。
巢峰
曾長期擔任上海辭書出版社副總編、總編等職，經歷了四個版本《辭海》的修訂編纂出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