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錢幣你肯定沒有！

最初交子由蜀地民間富商主持發行。《宋史·食貨志》記載：“富民十六戶主之。 ”在交子使用越來越廣泛的情況下，交子具有了統一的面額和格式，

慢慢為大家所接受並作為支付工具使用，從而具有了信用貨幣的特徵，演變為鑄幣的符號，成為了真正的紙幣。作為紙幣的交子跟金銀銅鐵等鑄幣比，本身並沒有什麼價值，如果沒有鑄幣作支撐，其本身就變得一文不值了。因此，其流通功能的實現在於人們信任這一紙幣能夠代表實際的鑄幣，只要信用有保證，這一紙幣就能夠發揮其流通的功能而合理地存在下去。

然而信用的維持並不容易，一般人沒有能力長期保證這一信用的存在。富商主持下的交子因為富商道德的喪失或者經濟條件的變化，不久就出現了“富民貲稍衰，不能償所負”的局面，從而導致紙幣不能得到兌現，信用危機的出現，也就使交子無法由私人繼續主持發行下去。

於是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在轉運使薛田和張若穀的建議下，設立益州交子務，自二年二月發行“官交子”，交子的發行權從此轉移到朝廷的手中。

北宋朝廷為了保證交子發行的成功，出臺了一套比較完善的管理法規和政策來，

其大致內容為：第一，交子的流通期限一般以二年到三年為一界，稱為“兌界”，期滿後必須兌換為下一界交子，方可使用。創立“兌界”的原因可能因為當時交子是楮紙所制，容易出現破損和偽造品；第二，每界的發行總量限定在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其面額通常為一貫、五貫、十貫等；第三，每印發一界交子，必須備有一定的準備金，以保證紙幣能得到自由兌換；第四，禁止私人印刷交子，不僅私自印製交子的人要獲刑罰，甚至連知情而使用者以及知情不告者都要牽連入獄；第五，限定流通區域，開始時， “交子”主要限定在四川地區，後來擴大到陝西和京西等地。

在早期封建政府對於紙幣的發行是比較謹慎的，

紙幣監管法律政策的出臺也說明政府對紙幣依賴信用的特性和易於仿造和濫發的弱點是有充分認識的，這套金融監管體系和措施應當說在一定時期內保證了“交子”的順利流通。

折疊發行氾濫

然而封建政府往往不能有效地控制紙幣的發行量，當出現政府巨額財政開支需要時，政府往往不能約束自己的行為，利用手中的權力，濫用公信力，無限制地發行紙幣，最終造成通貨膨脹，從而使紙幣喪失了信用，也就變成了廢紙，北宋交子的命運也證明了這一點。

官府發行紙幣，有時竟沒有準備金，比如仁宗慶歷年間(1041~1048年)益州交子務在陝西發行交子六十萬貫，以支付糧草費，無鈔本。官府也不再遵守每界固定的發行數額，

而大量超額發行。《宋史·食貨志》載，哲宗紹聖年間(1094~1097年)“界率贈造，以給陝西沿邊糴買及募兵之用，少者數十萬緡，多者或至數百萬緡，而成都乏用，用請印造，故每歲書放亦無定數。 ”可見，為了滿足陝西軍情之需，多發的一次交子量竟會超過一界總量的數倍，甚至導致成都地區交子的缺乏，又要增造。其結果必然導致通貨膨脹和紙幣信用的喪失。

紙幣的分界發行慢慢成為了“通貨膨脹”的障眼法，因為每界發行新紙幣，往往規定新幣值舊鈔一比幾，比如元符年間(1098~1100年)換發時，新交子一緡要換回舊交子五緡，即新舊比價1∶5。

政府濫用信用，從而導致了交子成為其斂財的工具，交子沒有了信用，也就喪失了流通的功能，從而失去了其自身存在的價值。封建政府於是用更改紙幣名稱的辦法來掠奪民間財富。徽宗崇寧四年(1105年)，“令諸路更用錢引”，把紙幣定名為“錢引”，名稱雖變，但其實質為斂財工具沒變，甚至變本加厲了。大觀元年(1107年)把交子務改為錢引務，這年的發行數“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愈損。”也就是說發行量由一百二十萬緡增加到二千多萬緡。而且沒有準備金，“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可見，價值一千錢的緡只能當錢十多個錢，紙幣貶值是多麼嚴重。

北宋交子的興衰歷程，對今天也是有借鑒的，政府的監管法制對於金融幣制的穩定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紙幣的發行和穩定，能夠推動商品經濟的發展，為國家創造了財富，對解決國家的一時之需有重大作用。政府毀壞了原有的金融法制，濫用了信用，其結局必然導致通貨膨脹，貨幣體系的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