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4日， 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在復旦大學為師生們作形勢政策報告時回答學生提問說：“上海是一座海納百川的城市， 我覺得年輕人應該弘揚普通話、傳承上海話、會說外國話。 ”語言是一座城市的個性體現， 與城市的發展相生相伴。 上海話的變遷中承載著城市的時代回音、文化血脈， 以及不可割捨的城市記憶。 那麼， 上海方言與上海獨特的地域魅力， 二者究竟是誰成就了誰？上海方言如何以其海派特色成為近代中國三大方言之一？
近日， 滬語研究專家、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錢乃榮做客建投書局，
吸收方言帶來語彙多樣化
上海開埠後， 隨著上海商業經濟和海派文化的飛速發展， 上海話走向輝煌。 但上海話的輝煌也經歷了一個過程。 1843年11月上海對外開埠， 在租界和原縣城、南市、閘北等地， 很快形成了繁華城區， 上海成為國際性的移民城市。 在錢乃榮看來， 上海當時是真正的世界化城市， “因為在這個時候， 巴黎也好、倫敦也好、紐約也好， 東方人是沒有的， 它叫世界新城市， 還不如上海。 上海有西方人， 還有日本人、南洋人， 印度人也有， 是真正的世界化城市”。
世界上國際性大都市的語言， 都會吸收各種語言、方言中的精華詞語， 上海話也不例外。 人口急劇增加、經濟文化飛速發展、交際頻繁快速， 加上中西融合， 上海話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譬如語彙的增長。 上海方言主要從英語中吸收了大量詞語， 也從來到上海的移民中吸取有特色的詞語， 如蘇州話的“標緻、吃家生”， 寧波話的“阿拉、高頭、窗門、碗盞”， 杭州話的“木老老、扒兒手”， 蘇北話的“小把戲、乖乖隆底冬”等。
“占上海人口80％以上的全國移民陸續來到上海， 帶來了各地方言尤其是江浙吳語， 撞擊著以松江話為基礎的上海話中的生活基礎用語。 從丹陽一直到舟山群島， 這塊是中國當初最發達的地區， 也就是江南地區。
說起上海話的豐富性， 錢乃榮舉了兩個例子：“一共”集中了“一共、一總、一共攏總、總共、一道辣海、一齊拉起、一塌刮子、亨八冷打、擱落三姆”等許多同義近義詞， 這使得講上海話有了多樣化的選擇， 表現生活更為細膩：而“一點點”則不同於“一微微”、“一屑屑”、“一滴滴”、“一??”等詞， 同中有異， 比如我今朝吃了“一??”， 就是一點點東西， 這個“一??”要比“一點點”大， 需要仔細區分。
海派風味的詞語進入普通話
上個世紀， 上海人衣食住行發生了大變化， 現代性洗禮了上海話。 錢乃榮認為新鮮事物豐富了上海話：“上海話在當時的發展變化，
拿車這項交通工具來說， 車子本身的變化也使得相對應的詞語出現， 從“黃包車”開始一直到“電車、無軌電車、汽車、卡車”， 再到“火車、棚車、吉普卡、自備車”等。 並且， 上海話還誕生了大量外來詞。 錢乃榮解釋說， 因為許多外文詞語不容易翻譯， 大量的音譯詞由此出現：沙拉、啤酒、白蘭地、開司米、派力司、麥克風、馬賽克、老虎窗、牛軋糖……上海的商業活力也使得一大批商業詞語出現。 “比如單據， 一看就是上海話出來的。 還有一些日常用語的商務化：飯碗頭、吃飯家生， 現在也變成一個職業了。 吃進、吃蘿蔔乾飯、吃死飯、捲舖蓋、劈硬柴、墊台腳、燒香、吃空心湯糰……吃空心湯糰就是不能兌現的承諾。
語言的商業化傾向是一個雙向的過程， 日常用語商務化的同時， 商業詞語也生活化。 比如“賣相”原來是指賣東西， 後來引申有了外貌等含義。 “打八折”本來是商業上的用法， “現在老師說講你的耳朵打八折， 說的是你聽都不聽， 老師講的話打八折”。 還有吃價、買面子、買帳等等這些都變成生活上的用詞。
上海人在開放社會和自由生活中活躍的思維和海派的奇思遐想， 使上海話產生了大量有海派風味的俗語， 比如“牽頭皮、收骨頭、出風頭、搭訕頭、避風頭、調槍花、軟腳蟹、吃空心湯糰、開年禮拜九、懸空八隻腳、獅子大開口”等。 錢乃榮現場用上海話把這些詞語念了一遍， 還解釋了一番：“牽頭皮”是講某一個人過去的錯誤；“收骨頭”也就是某些孩子要嚴加管教。 顯然，這些詞語都表現了生活具有極大的概括力。
留心一點不難發現，現代漢語的部分詞彙是從上海話翻譯過來，再進入普通話的，如沙發、馬達、加拿大、丹麥、倫敦等。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極個別的詞語在當時的廣東話並未進入到普通話的體系，如巧克力，廣東話裡面稱為朱古力，卻沒有成為普通話的通用叫法。可見，當時上海的詞進入普通話是比較優先的。幾乎紡織業、出版業、銀行、股市等行業中的整套詞語，都先從上海話中產生，後來流傳到周邊的城市，最後傳到全國各地，成為現在普通話中常用詞語。
方言中的城市精神和世俗民風
習近平總書記曾在2007年5月24日上海第九次黨代會開幕時說：“如果說海納百川是上海一貫的文化特點，追求卓越是上海的一種文化本質，那麼開明睿智本身是一種態度，大氣謙和是一種胸襟，這樣才能進一步海納百川，進一步追求卓越。”這是對上海城市精神的提煉和概括。後來，時任市委書記韓正對海派文化和上海城市精神下了十六字定義：“海派文化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的十六字上海城市精神，是對海派文化的最好詮釋，是海派文化的內涵特質。”
可以說，上海人的文化素質、文明習性、精神面貌以及上海的城市精神都深刻地浸潤在上海話的詞語中。錢乃榮分別用幾個例子來舉例說明上海的城市精神。首先是“實打實”、“明打明”，上海是移民城市，多數人是“腳碰腳”開始來闖世界的，在平等的機會中積極謀生，練就了做事扎實頂真和光明正大的作風，上海生產的商品其高質也譽滿全國。
“門檻精”“活絡”則代表了自由競爭的商業社會中上海人的精明、“懂經”和講究技巧，上海人在磨礪中養成了“頭子活、路道粗、花露水濃、兜得轉”的能力；“橋歸橋、路歸路”、立“單據”，說明上海重視契約精神，奉行“各人頭上一爿天”的原則，每個人做好自己的分內事，平等、且有隱私。“大家講出上海話，不管你走到各個地方，不管是做官的，還是老百姓，大家一看身份都很平等。”錢乃榮很贊同這種契約精神。
有了契約規則，創新就頻出。上海人崇尚進取開拓，覺得沒有“花頭”就“勿適意”“勿太平”，喜歡“碰碰額角頭”“出風頭”，“一篷風”勇往直行，不怕“老虎頭上拍蒼蠅”，因此上海成了聞名中外的“冒險家的樂園”。
除了城市精神，錢乃榮還談了民風，他說從上海方言的常用詞語也能發現上海這座城市的民風：從英語pattern延伸出來的“派頭”，上海人講究派頭大，舉止行為都追求格調、體面、高雅；“做人家”節儉，“算算吃吃，吃吃算算”，“扳節頭，過日腳”，“小樂惠”，這是創家立業的上海人的本色；“識相”，生活情趣追求精緻，處理人際關係時，講究識時務，深得“識相”之道，矜持不張揚；“大路”則是與朋友合作處事交往養成的素質，做事大方，氣量寬宏，處事底線是“上路”；“拎得清”“接翎子”是說上海人處事貼心貼肉，深懂遊戲規則，不論什麼來歷、身份，“拎勿拎得清”是一條公平線；“有腔調”是說有個性、有型、有氣質、有內涵、時髦瀟灑、風度翩翩，包括辦事……
讓中小幼學生下課講上海話
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明確提出了“保護傳承方言文化”。以前的輝煌是事實，如今上海方言的式微也是事實。很多人說改革開放以後大量的外來人口進入上海導致了上海話的衰弱，但錢乃榮從語言學家的角度否定了這一說法，“事實證明，並不是外地人的比例增加，使用普通話的場合多了，方言必然會削弱”。他說，上海話發展的歷史證明，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外地人、外國人來得最多的時候，恰恰是上海話發展得最強盛最活躍的時候。“語言和人類社會一樣，會產生雜交優勢和擴散效應。何況現今有至少1000多萬人在說母語上海話，上海話有其雄厚的基礎。”
關於上海話的衰弱，還有一種說法：現在社會交際說普通話的場合和空間多了，這造成了上海話的式微。但錢老說“這種說法也太過絕對”，他認為使用頻率對上海話的傳承影響不是很大：“一個人在11歲前學會上海話以後，只要他有交際上海話的地方，他的上海話不會有多少衰弱。現在大學裡都在說普通話，但是我們在弄堂裡、家裡上海話照樣說得很好。我女兒是70後，她普通話也很好，上海話也很好，而且轉起來很快，因為她在11歲之前，在學校裡下課是講上海話的。美國三藩市主要是說英語的大環境，但是在那裡文化多元，說粵語、說上海話的人還是可以說得很好。”
錢乃榮認為造成上海話在90年代後衰弱的根本原因是上世紀90年代初，在吳語地區推行下課也必須說普通話，即校園語言必須是普通話的這一舉措。“大多數的中小學生從幼稚園起就把母語丟了”，換言之，許多學校裡推行的只能說普通話的做法形成了慣性，直接造成了上海方言的衰弱。
所以，錢乃榮認為保護和傳承上海方言的關鍵是要“讓中小幼學生下課講起上海話來”。他進一步解釋道：“單靠家庭裡兩代長輩在家裡與孩子說方言，他們同輩同齡人互相交際時不說，絕大多數人是不能習得方言的。比如我的外孫女，家裡都是講普通話，她不會說上海話。許多孩子在沒進幼稚園時跟著家長自然學會一口上海話，說得很流利，但是一進幼稚園，不到幾星期，就不再會說方言了，只會說普通話。孩子時期是天生的學習語言良機，過了11歲後，再要去學上海話，他們就不願學了，學說上海話就成了個別人的行為。”
語言是交際工具，每天互相說，就會自動增加、擴充、傳承詞語，自動糾正錯誤，因此只有在課間自由說起來形成自然的交際環境，中小幼學生才能學會上海話。錢乃榮特別強調了“教”和“說”的結合：“現在在非常環境下，教一教上海話是必要的，小學可以在校本科和擴展課裡開設上海話課。比如“搗糨糊”是什麼意思，他看注解就懂了，造出來的句也是正確的，但是如果讓他用上海話講，他一個字都不會講，因為語調、聲調各方面沒開過口，這怎麼講。所以單用教學而同伴不一起說，教而不說，是學不會上海話的。而如果下課大家說起上海話來，新上海人的孩子會自動跟上去學好一口上海話。”
語言自有語言變化的特點。20世紀初，老上海話以昂首闊步的姿態無所畏懼地邁過一個充滿變數的十字路口，展現出來的是她的巨大輝煌。在100多年的時間裡，上海方言的變化五光十色、多姿多彩。我們期待上海方言在新的十字路口接受新的洗禮，在新一輪風雲際會裡散發新的光彩。
錢乃榮：1945年生於上海。著名語言專家、吳語研究專家、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要從事漢語語言學、方言學和海派文化研究，曾擔任上海大學語言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語言學會理事、上海民俗學會理事。著有《當代吳語研究》、《上海語言發展史》、《上海話大詞典》、《上海方言》《上海俗語》等。
顯然，這些詞語都表現了生活具有極大的概括力。留心一點不難發現，現代漢語的部分詞彙是從上海話翻譯過來，再進入普通話的，如沙發、馬達、加拿大、丹麥、倫敦等。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極個別的詞語在當時的廣東話並未進入到普通話的體系，如巧克力，廣東話裡面稱為朱古力，卻沒有成為普通話的通用叫法。可見，當時上海的詞進入普通話是比較優先的。幾乎紡織業、出版業、銀行、股市等行業中的整套詞語，都先從上海話中產生，後來流傳到周邊的城市，最後傳到全國各地，成為現在普通話中常用詞語。
方言中的城市精神和世俗民風
習近平總書記曾在2007年5月24日上海第九次黨代會開幕時說：“如果說海納百川是上海一貫的文化特點，追求卓越是上海的一種文化本質，那麼開明睿智本身是一種態度，大氣謙和是一種胸襟，這樣才能進一步海納百川，進一步追求卓越。”這是對上海城市精神的提煉和概括。後來，時任市委書記韓正對海派文化和上海城市精神下了十六字定義：“海派文化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的十六字上海城市精神，是對海派文化的最好詮釋，是海派文化的內涵特質。”
可以說，上海人的文化素質、文明習性、精神面貌以及上海的城市精神都深刻地浸潤在上海話的詞語中。錢乃榮分別用幾個例子來舉例說明上海的城市精神。首先是“實打實”、“明打明”，上海是移民城市，多數人是“腳碰腳”開始來闖世界的，在平等的機會中積極謀生，練就了做事扎實頂真和光明正大的作風，上海生產的商品其高質也譽滿全國。
“門檻精”“活絡”則代表了自由競爭的商業社會中上海人的精明、“懂經”和講究技巧，上海人在磨礪中養成了“頭子活、路道粗、花露水濃、兜得轉”的能力；“橋歸橋、路歸路”、立“單據”，說明上海重視契約精神，奉行“各人頭上一爿天”的原則，每個人做好自己的分內事，平等、且有隱私。“大家講出上海話，不管你走到各個地方，不管是做官的，還是老百姓，大家一看身份都很平等。”錢乃榮很贊同這種契約精神。
有了契約規則，創新就頻出。上海人崇尚進取開拓，覺得沒有“花頭”就“勿適意”“勿太平”，喜歡“碰碰額角頭”“出風頭”，“一篷風”勇往直行，不怕“老虎頭上拍蒼蠅”，因此上海成了聞名中外的“冒險家的樂園”。
除了城市精神，錢乃榮還談了民風，他說從上海方言的常用詞語也能發現上海這座城市的民風：從英語pattern延伸出來的“派頭”，上海人講究派頭大，舉止行為都追求格調、體面、高雅；“做人家”節儉，“算算吃吃，吃吃算算”，“扳節頭，過日腳”，“小樂惠”，這是創家立業的上海人的本色；“識相”，生活情趣追求精緻，處理人際關係時，講究識時務，深得“識相”之道，矜持不張揚；“大路”則是與朋友合作處事交往養成的素質，做事大方，氣量寬宏，處事底線是“上路”；“拎得清”“接翎子”是說上海人處事貼心貼肉，深懂遊戲規則，不論什麼來歷、身份，“拎勿拎得清”是一條公平線；“有腔調”是說有個性、有型、有氣質、有內涵、時髦瀟灑、風度翩翩，包括辦事……
讓中小幼學生下課講上海話
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明確提出了“保護傳承方言文化”。以前的輝煌是事實，如今上海方言的式微也是事實。很多人說改革開放以後大量的外來人口進入上海導致了上海話的衰弱，但錢乃榮從語言學家的角度否定了這一說法，“事實證明，並不是外地人的比例增加，使用普通話的場合多了，方言必然會削弱”。他說，上海話發展的歷史證明，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外地人、外國人來得最多的時候，恰恰是上海話發展得最強盛最活躍的時候。“語言和人類社會一樣，會產生雜交優勢和擴散效應。何況現今有至少1000多萬人在說母語上海話，上海話有其雄厚的基礎。”
關於上海話的衰弱，還有一種說法：現在社會交際說普通話的場合和空間多了，這造成了上海話的式微。但錢老說“這種說法也太過絕對”，他認為使用頻率對上海話的傳承影響不是很大：“一個人在11歲前學會上海話以後，只要他有交際上海話的地方，他的上海話不會有多少衰弱。現在大學裡都在說普通話，但是我們在弄堂裡、家裡上海話照樣說得很好。我女兒是70後，她普通話也很好，上海話也很好，而且轉起來很快，因為她在11歲之前，在學校裡下課是講上海話的。美國三藩市主要是說英語的大環境，但是在那裡文化多元，說粵語、說上海話的人還是可以說得很好。”
錢乃榮認為造成上海話在90年代後衰弱的根本原因是上世紀90年代初，在吳語地區推行下課也必須說普通話，即校園語言必須是普通話的這一舉措。“大多數的中小學生從幼稚園起就把母語丟了”，換言之，許多學校裡推行的只能說普通話的做法形成了慣性，直接造成了上海方言的衰弱。
所以，錢乃榮認為保護和傳承上海方言的關鍵是要“讓中小幼學生下課講起上海話來”。他進一步解釋道：“單靠家庭裡兩代長輩在家裡與孩子說方言，他們同輩同齡人互相交際時不說，絕大多數人是不能習得方言的。比如我的外孫女，家裡都是講普通話，她不會說上海話。許多孩子在沒進幼稚園時跟著家長自然學會一口上海話，說得很流利，但是一進幼稚園，不到幾星期，就不再會說方言了，只會說普通話。孩子時期是天生的學習語言良機，過了11歲後，再要去學上海話，他們就不願學了，學說上海話就成了個別人的行為。”
語言是交際工具，每天互相說，就會自動增加、擴充、傳承詞語，自動糾正錯誤，因此只有在課間自由說起來形成自然的交際環境，中小幼學生才能學會上海話。錢乃榮特別強調了“教”和“說”的結合：“現在在非常環境下，教一教上海話是必要的，小學可以在校本科和擴展課裡開設上海話課。比如“搗糨糊”是什麼意思，他看注解就懂了，造出來的句也是正確的，但是如果讓他用上海話講，他一個字都不會講，因為語調、聲調各方面沒開過口，這怎麼講。所以單用教學而同伴不一起說，教而不說，是學不會上海話的。而如果下課大家說起上海話來，新上海人的孩子會自動跟上去學好一口上海話。”
語言自有語言變化的特點。20世紀初，老上海話以昂首闊步的姿態無所畏懼地邁過一個充滿變數的十字路口，展現出來的是她的巨大輝煌。在100多年的時間裡，上海方言的變化五光十色、多姿多彩。我們期待上海方言在新的十字路口接受新的洗禮，在新一輪風雲際會裡散發新的光彩。
錢乃榮：1945年生於上海。著名語言專家、吳語研究專家、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要從事漢語語言學、方言學和海派文化研究，曾擔任上海大學語言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語言學會理事、上海民俗學會理事。著有《當代吳語研究》、《上海語言發展史》、《上海話大詞典》、《上海方言》《上海俗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