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17 10:49
第一排最左邊是王旭烽
1977年12月15日， 中國570萬考生， 參加了停了11年之後的高考。 在他們許多人的記憶裡， 1977年滴水成冰的冬天並不寒冷， 反倒是1978年的早春因為忐忑焦急的等待而顯得格外漫長、格外難熬。
40年前的王旭烽， 看到初試結果出來， 發現自己把作文題目看錯了，
浙江大學副校長羅衛東， 淩晨3點起床， 翻山越嶺在全村鄉親舉著火把的護送下， 離開養育了他15年的村寨， 成了一位少年大學生。
拖著病體， 強行出院堅持赴考的壽柏年， 在1978年2月下旬， 收到了杭州大學77級歷史系的錄取通知書。 那一年農場2000多名知青， 只有壽柏年一人考上了本科。 歷史系同年入學的還有宋衛平。
《120個回望——紀念高考恢復40周年》中， 每一位親歷者的個人故事， 都只是1977高考記憶中的一個縮影， 但無論對個人， 還是國家， 都是值得紀念的里程碑。
40年前， 他們披星戴月， 突破重重險阻，
以下文字摘自《120個回望——紀念高考恢復40周年》， 有刪節
《1977高考雜憶》
壽柏年 杭州大學歷史系77級， 1998年加盟同學宋衛平創辦的綠城集團至今。
參加高考之前， 我已作為城市“知識青年”之一員， 在蕭山第二農墾場（其前身為浙江生產建設兵團二師六團）圍墾造田近8年。
初試為語文、數學兩門。 上午考語文， 順利完成。 下午數學卻考砸了。 原因是不知道答題應先易後難， 而是從頭開始按次序往下做， 結果中間被一道題卡住， 很久才做好， 以致影響後面答題時間， 到收卷時卷尾幾道應用題來不及做便交了卷。
考完後自認複試已無可能， 心情沮喪。 誰知到12月初， 竟意外接到了複試通知，
於是， 我立馬請假來到蕭山衙前中學複習（我叔叔是該校校長）， 那邊比農場集體宿舍清靜， 且遇問題有老師可請教。 誰知到第三天， 因為叔叔正感冒， 他便讓我服了一片SMD（長效磺胺）以防感染， 結果引發我嚴重的磺胺過敏症， 水泡蔓延全身， 口腔內也都是水泡， 無法進食。 衛生院建議轉蕭山縣人民醫院治療， 縣人民醫院建議轉浙醫二院。 同事好友陳信伊從農場到浙醫二院幫我辦公費醫療手續， 順便把我的高考准考證領了帶來。 此時是考試日的前一天。 當時我雖十分虛弱， 但腦子清醒， 懇請醫生同意我出院參加考試。 醫生起初根本不予考慮。 我再三說明高考機會的重要性和我不惜代價以求一試的決心，最後醫生被我感動，以“系自行出院，出了問題醫院不負責任”的方式作了默許，為我配了藥，留了住院床位，囑我不得大意，考完仍去住院治療。
考試那天，我在信伊和頭天晚上來杭的弟弟永年的攙扶下，淩晨4點從浙醫二院出發，乘51路電車到龍翔橋車站，轉15路郊區汽車到蕭山，再乘7點左右蕭山去義丈的頭班長途車，輾轉到義丈中學考場。此時，正好趕上考生排隊進場。一摸口袋，發現只帶了准考證沒帶筆，於是叫永年在街上小店花0.12元買了支圓珠筆。我就用這支筆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考試。
《十四歲的高考》
羅衛東 杭州大學政治系78級，現任浙江大學副校長。
我成為這個自然村有史以來第一個大學生，也是整個行政村最近30年來唯一一個考取大學的人。很難形容當全村的鄉親都知道我考上大學時的情形，可以說整個村子沸騰了，消息也很快就傳到了全公社。此後很多天裡，絡繹不絕的人把家裡擠得水泄不通，父母親和姐姐們忙裡忙外地招待大家。親朋好友送來米麵大豆、雞蛋花生、瓜果臘肉等土產，友情特別深的訪客送來了塑皮筆記本、鋼筆之類鄉村罕見的“高檔”禮物。
我出生的這個小山村，更確切地說是一個山寨，有一個很雅的名字，叫流湘，得名的緣由不得而知。60餘戶人家，300多口人，坐落在海拔800米的一個小山谷之中，我在大學時代第一次讀到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時，就以為他寫的簡直就是我的家鄉。溯溪而行，小道蜿蜒，山重水複，村民們傍水而居。
由於交通不便，村子和外面沒有通公路，出發到杭州來讀大學的那一天，必須淩晨三四點起來準備，四點半左右就得出發，翻山越嶺去山外的車站坐去往碼頭的客車，在那裡等待去縣城排嶺鎮（後來更名為千島湖鎮）的客輪。然後要在縣城住一晚，次日一早再乘開往杭州的長途客車。
我在鄉親們的護送下，離開了這個養育我15年的村子。那天淩晨，天光未見，幾乎全村的鄉親都舉著火把在後面送我。我被簇擁著走在隊伍的最前頭，翻山越嶺。我永遠也忘不了，當我走到山頂，轉過身子，俯瞰村子時眼裡所看到的那驚人一幕：蜿蜒的山路上，之字形的火把長龍在緩慢移動。那一刻，我禁不住流下感動的熱淚。雖然尚不能清楚自己走向未來的具體方位，更不可能想像後來的發展，但在內心發誓，將來一定要盡力報答這個養育我的小山村。
《花絮翩翩四十年》
王旭烽 杭州大學歷史系77級。現為國家一級作家，長篇小說《茶人三部曲》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
初試出來，突然感覺自己把作文題目看錯了，頓時天昏地暗，差點失去知覺。幸虧馬上得知還有複試的機會，但得從初試考生中選拔，這讓我陷入了比上吊還難受的狀態中。乾脆沒有複試，我也就死心去“自掛東南枝”了，但萬一和打牌一樣倒數第二也不墊底呢？沒有辦法緩解我這種萬箭穿心般的感覺，還是抱著僥倖心理找到了一個通道——打毛衣。我托人從上海買了一斤細毛線，而且是粉紅色的，日夜不停地忙活起來。我進入了一種機械的麻木狀態，所有高考複習資料統統束之高閣。一天，我的一位考友到我家樓下來叫我，希望一起複習功課。我從廚房伸出手來，拎著那件打到一半的毛衣說：“我打毛衣呢！再見！”
然而，我竟然被通知可以參加複試了。我一把扔了那件還剩半個袖子的毛衣，把複習資料扒拉下來，又開始拼了。
考上大學後，我拿上了那件粉色的半拉子毛衣，還以為我能夠邊讀書邊把它打完。不料這計畫永遠胎死腹中。四年之後，我在學校的垃圾箱旁燒掉了三小麻袋稿紙，拎著那半件毛衣走向社會。
大學畢業後搬了許多次家，每一次那件未完成的毛衣都會挾在我胳肢窩下，隨我周遊四方。大約20年以後，我終於決定重新完成它，無奈發現那毛線針已經鏽在了毛衣上，死活拔不下來了。
記者 潘卓盈 編輯 朱慧
我再三說明高考機會的重要性和我不惜代價以求一試的決心，最後醫生被我感動，以“系自行出院，出了問題醫院不負責任”的方式作了默許，為我配了藥，留了住院床位，囑我不得大意，考完仍去住院治療。考試那天，我在信伊和頭天晚上來杭的弟弟永年的攙扶下，淩晨4點從浙醫二院出發，乘51路電車到龍翔橋車站，轉15路郊區汽車到蕭山，再乘7點左右蕭山去義丈的頭班長途車，輾轉到義丈中學考場。此時，正好趕上考生排隊進場。一摸口袋，發現只帶了准考證沒帶筆，於是叫永年在街上小店花0.12元買了支圓珠筆。我就用這支筆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考試。
《十四歲的高考》
羅衛東 杭州大學政治系78級，現任浙江大學副校長。
我成為這個自然村有史以來第一個大學生，也是整個行政村最近30年來唯一一個考取大學的人。很難形容當全村的鄉親都知道我考上大學時的情形，可以說整個村子沸騰了，消息也很快就傳到了全公社。此後很多天裡，絡繹不絕的人把家裡擠得水泄不通，父母親和姐姐們忙裡忙外地招待大家。親朋好友送來米麵大豆、雞蛋花生、瓜果臘肉等土產，友情特別深的訪客送來了塑皮筆記本、鋼筆之類鄉村罕見的“高檔”禮物。
我出生的這個小山村，更確切地說是一個山寨，有一個很雅的名字，叫流湘，得名的緣由不得而知。60餘戶人家，300多口人，坐落在海拔800米的一個小山谷之中，我在大學時代第一次讀到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時，就以為他寫的簡直就是我的家鄉。溯溪而行，小道蜿蜒，山重水複，村民們傍水而居。
由於交通不便，村子和外面沒有通公路，出發到杭州來讀大學的那一天，必須淩晨三四點起來準備，四點半左右就得出發，翻山越嶺去山外的車站坐去往碼頭的客車，在那裡等待去縣城排嶺鎮（後來更名為千島湖鎮）的客輪。然後要在縣城住一晚，次日一早再乘開往杭州的長途客車。
我在鄉親們的護送下，離開了這個養育我15年的村子。那天淩晨，天光未見，幾乎全村的鄉親都舉著火把在後面送我。我被簇擁著走在隊伍的最前頭，翻山越嶺。我永遠也忘不了，當我走到山頂，轉過身子，俯瞰村子時眼裡所看到的那驚人一幕：蜿蜒的山路上，之字形的火把長龍在緩慢移動。那一刻，我禁不住流下感動的熱淚。雖然尚不能清楚自己走向未來的具體方位，更不可能想像後來的發展，但在內心發誓，將來一定要盡力報答這個養育我的小山村。
《花絮翩翩四十年》
王旭烽 杭州大學歷史系77級。現為國家一級作家，長篇小說《茶人三部曲》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
初試出來，突然感覺自己把作文題目看錯了，頓時天昏地暗，差點失去知覺。幸虧馬上得知還有複試的機會，但得從初試考生中選拔，這讓我陷入了比上吊還難受的狀態中。乾脆沒有複試，我也就死心去“自掛東南枝”了，但萬一和打牌一樣倒數第二也不墊底呢？沒有辦法緩解我這種萬箭穿心般的感覺，還是抱著僥倖心理找到了一個通道——打毛衣。我托人從上海買了一斤細毛線，而且是粉紅色的，日夜不停地忙活起來。我進入了一種機械的麻木狀態，所有高考複習資料統統束之高閣。一天，我的一位考友到我家樓下來叫我，希望一起複習功課。我從廚房伸出手來，拎著那件打到一半的毛衣說：“我打毛衣呢！再見！”
然而，我竟然被通知可以參加複試了。我一把扔了那件還剩半個袖子的毛衣，把複習資料扒拉下來，又開始拼了。
考上大學後，我拿上了那件粉色的半拉子毛衣，還以為我能夠邊讀書邊把它打完。不料這計畫永遠胎死腹中。四年之後，我在學校的垃圾箱旁燒掉了三小麻袋稿紙，拎著那半件毛衣走向社會。
大學畢業後搬了許多次家，每一次那件未完成的毛衣都會挾在我胳肢窩下，隨我周遊四方。大約20年以後，我終於決定重新完成它，無奈發現那毛線針已經鏽在了毛衣上，死活拔不下來了。
記者 潘卓盈 編輯 朱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