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週刊記者 顧箏
“做醫生和做員警有些相似之處， 要抽絲剝繭查出問題源頭。 但醫生和病人， 不是員警和小偷的關係， 做好醫生， 不能像員警審問小偷一樣， 所以問病史要和藹， 要引導， 要用心， 要把疾病的要害問出來。 ”
陳灝珠院士做了一輩子“員警”， 他的從醫生涯伴隨著心臟病學的發展， 而他本人， 也推動了很多發展。
體格檢查， 讓病人覺得溫暖
“‘你們有沒有聽到病人的心音有一個特殊的雜音， 就像低音提琴撥弦的聲音’， 當陳院士這麼說的時候， 我們都驚訝於他敏銳的聽力。 ”
有年輕醫生幾年前跟著陳灝珠一同查房後，
病人是一名年近8旬左心衰的老先生， 合併高血壓、糖尿病、腎功能不全、痛風等病。
“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陳院士的查體， 特別仔細， 從眼瞼、面部皮膚， 脖子、到看腳踝的水腫， 望觸叩聽每步都特別仔細。 所以老一代醫生扎實的基本功就體現在這裡， 現在的醫生過於依賴儀器、資料和影像， 心內科有了心電圖、冠脈CT和心超之後更是不重視基本的叩診聽診。 ”年輕醫生繼續記錄。
距那次查房已過了5年， 今年陳灝珠93歲， 他說自己現在並不處在正規的工作狀態中， 但還是保持每天去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上班， 每週一次查病房的節奏。 11月份查房停了幾次， 因為“最近腰椎間盤突出， 不能彎腰，
即使是上海施行第一例心導管檢查的人， 全國第一個施行冠狀動脈造影的人……但陳灝珠還是非常重視問診叩診聽診。 “問診會得到很多資料， 當然有的是病人的秘密， 記得不要在公開場合問， 要把其他人清出去後再問。 ”他笑著說， “做體格檢查， 病人會覺得溫暖。 現在醫學發展， 有很多機器檢查， 把人放進去， 醫生走掉了， 只有機器轟隆隆地響著。 有的人第一次做會有點緊張， 也會感覺冷冰冰， 所以事先要告訴病人一些資訊， 讓他有所準備。 ”
說話的時候， 陳灝珠始終樂呵呵的， 笑起來， 眼睛眯成一條線， 隨和， 不張揚， 就像鄰家的一名長輩。 但在專業領域， 他邏輯清晰， 觀點鮮明， 有很多自己堅持的東西。
在醫學檢查儀器日益精進的今天，
心內科有事好做， 有東西好學
可以說， 陳灝珠最初進入心內科領域， 就是因為被先進的儀器吸引。
1948年， 陳灝珠進入中山醫院做實習醫生。 “醫生培養有師傅帶徒弟的味道， 我們做實習醫生就是幹活和學習為主， 彙報病史， 學習醫療文獻， 聽主治醫師分析病情。 ”
說實話， 做實習醫生的時候， 身上擔子並不是很重， 疑難病人， 都交由上級醫生來處理。 但實習醫生也有自己的責任， 歸自己管的事情， 絕不能出差錯， 比如找瘧原蟲。 那個年代， 得瘧疾的人很多， 病人發燒住院， 實習醫生要負責在顯微鏡下， 病人的血液塗片中尋找是否有瘧原蟲，
陳灝珠是一名負責任的實習醫生， 而且很認真。 他一邊做著實習醫生， 一邊想著畢業論文的事。 在那亂世， 畢業論文並沒有被放上議事日程， 但陳灝珠還是利用業餘時間， 請教老師。 最後能完成畢業論文的沒幾個人， 陳灝珠是其中之一。
認真， 負責任， 對學術有追求， 所以在各科輪轉的時候， 上級醫生都很喜歡他， 但最終讓陳灝珠確定自己專業的是幾次活動。
1950年代初， 他被派去上海郊區幫助解放軍治療血吸蟲病。 當時治療血吸蟲病的辦法是注射藥物， 但有一些副作用， 嚴重的會致命。
陳灝珠發現領隊陶壽淇教授， 隨身攜帶了一個小型的手提箱， 那是他之前從美國帶回來的， 是心電圖機。
陶教授把心電圖機放在病床前， 為病人做檢查， 就能看到病人是否有嚴重的心律失常。 治療血吸蟲病的藥物有副作用的原因， 其實就在於它對心臟有損害， 會引起嚴重心律失常， 好在有了心電圖監護， 那一次， 沒有一例因血吸蟲病治療而引起的死亡。
“這件事給了我一個印象， 那就是陶教授有一些‘寶物’。 ”陳灝珠笑著說。
後來又有跟著陶教授一起去參加院外活動的機會， 那是抗美援朝期間， 他們在東北後方醫院做支援。 “這次有很多時間和陶教授密切接觸， 讓我瞭解到心內科有事好做， 有東西好學， 所以我在晉升主治醫師時就選了心內科。 ”
做心內科醫生沒多久，陳灝珠被派去北京參加心導管的觀摩班。在心電圖機都是“新奇寶物”的年代，心導管更是一種全新的診斷方法——通過微創手術來診斷先天性和風濕性心臟病，繼而通過外科手術來治療疾病。
明確的診斷是治療的第一步，陳灝珠學習得很有熱情，“這種新的方法很管用。”他花了很多時間去練習，後來成了上海第一個建立起心導管檢查室，施行正規心導管檢查的醫生。
這是一種新的方法，我很感興趣
陳灝珠的從醫生涯伴隨著很多“首例”，他也見證了中國心內科學科的發展。
1972年美國尼克森總統訪華後，中國和國際的交流日漸頻繁起來，常有外國醫生來中國進行訪問交流。聽了一些學術報告後，陳灝珠心頭有一個疑問：怎麼這些外國學者總是講到冠心病，講到冠狀動脈造影？
當時的現狀是，中國心臟病患者多是風濕性心臟病，得冠心病的人很少。陳灝珠講到了一個數字：“心肌梗死是冠心病的嚴重情況，而那時我們醫院，一年所收住院的心肌梗死的病人才二三十人。”
既然和現狀不符，很多人可能就會把學術報告中和冠心病有關的資訊忽略過去，但陳灝珠沒有。他的感覺是：這是一種新的方法，我很感興趣。
這其中，固然有一名醫學從業者對於新知識的好奇和熱情，但也不是盲目的熱情，它有理論依據。
從1950年代開始，忙於臨床和科研工作的陳灝珠還做另一件事，每年對收到醫院中的心臟病人進行病種的統計分析。在統計中發現，醫院所收治的冠心病人在逐漸增多，他通過查閱西方文獻瞭解到，西方國家冠心病人數量增長很快。“會不會隨著生活水準的提高，我國的冠心病人也會向西方國家一樣，出現井噴狀態的發病。”陳灝珠在心裡考慮這個問題。
帶著熱情和心裡的預測，陳灝珠開始研究診斷冠心病的金標準——選擇性冠狀動脈造影。這次可沒有觀摩班可以學習，他只能和同事自己研究。他們研究冠狀動脈的解剖結構，在捐獻的遺體上實踐整個操作過程。
1973年4月23日，陳灝珠清楚地記得這個時間。這是他第一次為病人施行冠狀動脈造影的日子。“第一次就做成功了。”
“成為中國第一個做冠狀動脈造影的人，感覺怎麼樣？”
“成就感很強。”陳灝珠說，“那時，我們都在追趕國際水準，現在已經不是追趕了，有些診斷和治療方法反而是國際首創了。”
做醫生和做員警有相似之處
成就感很強的事情何止這幾件。
1975年，美國斯坦福大學的一名教授在參觀無錫血吸蟲病研究所時突然間胸痛，倒在地上。
衛生部派醫療組前去搶救，陳灝珠是其中一名醫生。到了之後，瞭解病情，病人是前壁心肌梗死，範圍廣，極易危及生命。
病情緊急。
當時美國代表團想派美國的醫療隊前來進行治療，但中國醫療隊婉言謝絕了：你們是客人，客人來我們這出了問題，我們作為主人一定會好好負責。
“回過頭來看，當時膽子大了點。”陳灝珠回憶起這段往事，笑著說，“但話已經說出口了，責任雖重大也要承擔。當然我們並不是一點根據都沒有的，一到無錫我們就去看了病人，進行大會診，定下了這個方針。因為急性心肌梗死在沒有治療的情況下，病死率在三分之一左右，而如果用好監護治療，病死率會下降。”
那時，全世界範圍內還沒有像現在所用的介入或搭橋手術那樣有效治療心肌梗死的方法，監護治療是最先進的辦法。所以這項工作就落在了心內科專業的陳灝珠身上，他在當地建立了一個臨時監護室，24小時觀察，一旦有併發症的苗頭，馬上進行處理，不至威脅到病人的生命。四種併發症曾先後在患者身上出現，但因為有嚴密觀察，都被處理在萌芽之中。
一個星期後，病人情況穩定，後來就被轉入正規的療養院休養。
“其實當時負擔很重，好在病人好轉了，皆大歡喜。後來這名教授回到美國，繼續工作了26年，我們一直保持著聯繫。”
好的醫生，好的治療有時就能改變人的命運。
那是1976年，一名年輕的母親接受心外科手術後，準備出院，卻發生心房顫動。要把心房顫動轉為正常心跳，當時所用的方法是電擊除顫，在電擊之前要先服用奎尼丁做準備。有的病人服用藥物之後就有好轉，那就不需要再做電擊。
患者一開始對藥物反應良好，用較少劑量的奎尼丁起了作用，心房顫動轉為正常竇性心律。誰知，之後她卻出現了室性心動過速，反復發作，所有的治療方法都使用了，但都無效。更糟糕的是，後來還出現了心室顫動，這可是會致命的症狀，陳灝珠趕緊為她注射三聯針。
那一天，從早上9點狀況發作，到晚上11點多，對病人的情況，陳灝珠依然束手無策。但是他並不放棄，一遍遍地翻看病情記錄，觀察病人。他發現，從晚上9點到11點，病人有100分鐘時間沒有發作心動過速的情況。
發現了特殊情況，就要去查找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陳灝珠分析，是三聯針起了作用，而在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應該是異丙腎上腺素。於是他大膽地加大了異丙腎上腺素的劑量，一開始加大用量的時候，患者發作的間隔時間拉長了，而加大到平常使用量的15倍時，患者就完全不發作了。於是陳灝珠繼續使用這一劑量，穩定了一星期後，再漸漸減少用量，控制住了患者的病情。這一超大劑量異丙腎上腺素靜脈滴注搶救“奎尼丁暈厥”的治療過程，隨後查閱文獻發現屬國際首創。
“做醫生和做員警有些相似之處，要抽絲剝繭查出疾病的源頭。但醫生和病人，不是員警和小偷的關係，做好醫生，不能像員警審問小偷一樣，所以問病史要和藹，要引導，要細心，要把疾病的要害找出來。”
陳灝珠做了一輩子“員警”，他的從醫生涯伴隨著心臟病學的發展，而他本人，也推動了很多發展。把時間撥回73年前，那時他還是一名19歲的年輕人，被范仲淹的“吾不能為良相，必為良醫，以醫可以救人”的情懷所影響，把從醫作為自己的人生選擇，不曾想，這就成了一輩子堅持的事業。
[人物介紹]
陳灝珠，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內科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名譽所長，1997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是中國心血管病介入性診治的奠基人之一。 陳灝珠大學時期正值抗日戰爭，經歷過艱難的漂泊歲月，知道學醫者的不易。2007年，他和家人共同捐資100萬成立了“復旦大學陳灝珠院士醫學獎助學基金”。2014年，為了幫助更多醫學生和青年醫師成才和凝聚更多社會力量，陳灝珠決定擴充基金規模，拓寬基金用途，把基金更名為“復旦大學陳灝珠院士醫學人才培養基金”。
”做心內科醫生沒多久，陳灝珠被派去北京參加心導管的觀摩班。在心電圖機都是“新奇寶物”的年代，心導管更是一種全新的診斷方法——通過微創手術來診斷先天性和風濕性心臟病，繼而通過外科手術來治療疾病。
明確的診斷是治療的第一步，陳灝珠學習得很有熱情，“這種新的方法很管用。”他花了很多時間去練習，後來成了上海第一個建立起心導管檢查室，施行正規心導管檢查的醫生。
這是一種新的方法，我很感興趣
陳灝珠的從醫生涯伴隨著很多“首例”，他也見證了中國心內科學科的發展。
1972年美國尼克森總統訪華後，中國和國際的交流日漸頻繁起來，常有外國醫生來中國進行訪問交流。聽了一些學術報告後，陳灝珠心頭有一個疑問：怎麼這些外國學者總是講到冠心病，講到冠狀動脈造影？
當時的現狀是，中國心臟病患者多是風濕性心臟病，得冠心病的人很少。陳灝珠講到了一個數字：“心肌梗死是冠心病的嚴重情況，而那時我們醫院，一年所收住院的心肌梗死的病人才二三十人。”
既然和現狀不符，很多人可能就會把學術報告中和冠心病有關的資訊忽略過去，但陳灝珠沒有。他的感覺是：這是一種新的方法，我很感興趣。
這其中，固然有一名醫學從業者對於新知識的好奇和熱情，但也不是盲目的熱情，它有理論依據。
從1950年代開始，忙於臨床和科研工作的陳灝珠還做另一件事，每年對收到醫院中的心臟病人進行病種的統計分析。在統計中發現，醫院所收治的冠心病人在逐漸增多，他通過查閱西方文獻瞭解到，西方國家冠心病人數量增長很快。“會不會隨著生活水準的提高，我國的冠心病人也會向西方國家一樣，出現井噴狀態的發病。”陳灝珠在心裡考慮這個問題。
帶著熱情和心裡的預測，陳灝珠開始研究診斷冠心病的金標準——選擇性冠狀動脈造影。這次可沒有觀摩班可以學習，他只能和同事自己研究。他們研究冠狀動脈的解剖結構，在捐獻的遺體上實踐整個操作過程。
1973年4月23日，陳灝珠清楚地記得這個時間。這是他第一次為病人施行冠狀動脈造影的日子。“第一次就做成功了。”
“成為中國第一個做冠狀動脈造影的人，感覺怎麼樣？”
“成就感很強。”陳灝珠說，“那時，我們都在追趕國際水準，現在已經不是追趕了，有些診斷和治療方法反而是國際首創了。”
做醫生和做員警有相似之處
成就感很強的事情何止這幾件。
1975年，美國斯坦福大學的一名教授在參觀無錫血吸蟲病研究所時突然間胸痛，倒在地上。
衛生部派醫療組前去搶救，陳灝珠是其中一名醫生。到了之後，瞭解病情，病人是前壁心肌梗死，範圍廣，極易危及生命。
病情緊急。
當時美國代表團想派美國的醫療隊前來進行治療，但中國醫療隊婉言謝絕了：你們是客人，客人來我們這出了問題，我們作為主人一定會好好負責。
“回過頭來看，當時膽子大了點。”陳灝珠回憶起這段往事，笑著說，“但話已經說出口了，責任雖重大也要承擔。當然我們並不是一點根據都沒有的，一到無錫我們就去看了病人，進行大會診，定下了這個方針。因為急性心肌梗死在沒有治療的情況下，病死率在三分之一左右，而如果用好監護治療，病死率會下降。”
那時，全世界範圍內還沒有像現在所用的介入或搭橋手術那樣有效治療心肌梗死的方法，監護治療是最先進的辦法。所以這項工作就落在了心內科專業的陳灝珠身上，他在當地建立了一個臨時監護室，24小時觀察，一旦有併發症的苗頭，馬上進行處理，不至威脅到病人的生命。四種併發症曾先後在患者身上出現，但因為有嚴密觀察，都被處理在萌芽之中。
一個星期後，病人情況穩定，後來就被轉入正規的療養院休養。
“其實當時負擔很重，好在病人好轉了，皆大歡喜。後來這名教授回到美國，繼續工作了26年，我們一直保持著聯繫。”
好的醫生，好的治療有時就能改變人的命運。
那是1976年，一名年輕的母親接受心外科手術後，準備出院，卻發生心房顫動。要把心房顫動轉為正常心跳，當時所用的方法是電擊除顫，在電擊之前要先服用奎尼丁做準備。有的病人服用藥物之後就有好轉，那就不需要再做電擊。
患者一開始對藥物反應良好，用較少劑量的奎尼丁起了作用，心房顫動轉為正常竇性心律。誰知，之後她卻出現了室性心動過速，反復發作，所有的治療方法都使用了，但都無效。更糟糕的是，後來還出現了心室顫動，這可是會致命的症狀，陳灝珠趕緊為她注射三聯針。
那一天，從早上9點狀況發作，到晚上11點多，對病人的情況，陳灝珠依然束手無策。但是他並不放棄，一遍遍地翻看病情記錄，觀察病人。他發現，從晚上9點到11點，病人有100分鐘時間沒有發作心動過速的情況。
發現了特殊情況，就要去查找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陳灝珠分析，是三聯針起了作用，而在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應該是異丙腎上腺素。於是他大膽地加大了異丙腎上腺素的劑量，一開始加大用量的時候，患者發作的間隔時間拉長了，而加大到平常使用量的15倍時，患者就完全不發作了。於是陳灝珠繼續使用這一劑量，穩定了一星期後，再漸漸減少用量，控制住了患者的病情。這一超大劑量異丙腎上腺素靜脈滴注搶救“奎尼丁暈厥”的治療過程，隨後查閱文獻發現屬國際首創。
“做醫生和做員警有些相似之處，要抽絲剝繭查出疾病的源頭。但醫生和病人，不是員警和小偷的關係，做好醫生，不能像員警審問小偷一樣，所以問病史要和藹，要引導，要細心，要把疾病的要害找出來。”
陳灝珠做了一輩子“員警”，他的從醫生涯伴隨著心臟病學的發展，而他本人，也推動了很多發展。把時間撥回73年前，那時他還是一名19歲的年輕人，被范仲淹的“吾不能為良相，必為良醫，以醫可以救人”的情懷所影響，把從醫作為自己的人生選擇，不曾想，這就成了一輩子堅持的事業。
[人物介紹]
陳灝珠，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內科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名譽所長，1997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是中國心血管病介入性診治的奠基人之一。 陳灝珠大學時期正值抗日戰爭，經歷過艱難的漂泊歲月，知道學醫者的不易。2007年，他和家人共同捐資100萬成立了“復旦大學陳灝珠院士醫學獎助學基金”。2014年，為了幫助更多醫學生和青年醫師成才和凝聚更多社會力量，陳灝珠決定擴充基金規模，拓寬基金用途，把基金更名為“復旦大學陳灝珠院士醫學人才培養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