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寫作者都有自己的習慣。 有些作家一揮而就， 幾乎不用修改， 通篇讀下來很完整， 像我接觸過的學者楊泓先生， 從來都這樣。 我問他是不是成竹在胸？他說即便是急就章也是這樣， 可能是習慣吧。 我認得的一個詩人也強調一氣呵成， 據說是保持寫作中的原生態， 這與中國的書法或中國畫中的大寫意有點相像。 更多的作家則相反， 在不斷反復的推敲、修改中完善文章。 魯迅有句名言：“寫完後至少看兩遍， 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 毫不可惜。 ”當然， 寫作狀態因人而異， 並無高下優劣之分。 作品好壞，
傳統媒體時代， 作家寫成作品交給媒體， 經過一系列複雜的程式才能付諸發表， 中間要經歷審稿、修改、定稿、校對等等環節。 編輯按照自己報刊的宗旨改稿也是重要的一環。 有些作者對編輯改稿無所謂， 有些則非常反感， 甚至覺得多此一舉。 客觀地講， 編輯的有些修改加工， 並非多餘， 有些的確對原稿的品質有提升， 當然有違原作者之意的也屢見不鮮。 前者如《高玉寶》《林海雪原》《徐悲鴻的一生》等書， 據說編輯花了大功夫。 至於改壞的， 筆者舉個自己做編輯時碰到的例子。
上世紀90年代我在《文物》雜誌做編輯， 領導對名人稿是有要求的。 像我們這樣初出茅廬的小編輯，
有些名人不在乎刪改， 信任編輯的職業眼光。 傳聞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 劉海粟經常在報刊發文章， 那時發文章不太容易， 大至歷史事件、人物評價， 小至措詞用語， 把關極嚴。 海老瞭解個中情勢， 常常主動跟編輯打招呼“只要能發表， 刪改沒關係”， 顯得非常寬容。
老詩人憶明珠非常不喜歡別人動他的文字， 說被改過後文氣大傷， 不忍卒讀。 詩人寫過一則隨筆，
孫機先生是現在讀書界一本非常走俏的《中國古代物質文化》的作者， 他也反對編輯改他的稿子。 我手頭就保存了一封他附在稿子後面的短信， 聲明“如不合用， 棄之可也， 不必客氣。 唯敬希免賜修改”。 話說得毫不含糊， 直截了當拒絕編輯修改。 當然， 孫先生這樣講， 也有他的底氣， 他是目前在中國古代物質文化研究領域舉足輕重的學者。
電腦代替筆墨進入日常生活， 被人稱為“換筆”， 這樣的技術革命也引出許多趣事。 這是新舊交替階段難以避免的問題。 我編過的《收藏家》雜誌， 當時經常要請一些八九十歲的老先生寫稿， 他們的稿子還習慣於手寫， 對於收藏圈而言， 未嘗不是一樁幸事， 至少還有手稿傳下來， 不過對於編輯來說， 就是苦差事了， 處理稿件的工作量也要多承擔。 黃裳先生生前， 我約他寫談古書的專欄， 整整一年半， 讀者愛讀， 文章水準也高， 但編輯的工作量真不小。 最大的問題是黃先生每次提供的影本品質欠佳， 辨認不易， 還有不少異體字。 雜誌之前因大量來稿為電子文本， 削減錄入員， 手寫稿沒人處理， 只好臨時請同事幫忙或列印社錄入， 雖經核對，錯誤仍不在少數。每次與黃裳先生通信，他寄回的校樣都附一張便箋，談及校對，總是滿腹牢騷，至今還記得他那封不顧情面的短信：“校樣悉，不看不知道，一看不得了，錯得那麼多，不校真不行。”黃先生所處的時代，人工是不惜的，只求準確性高。輪到我們這個時代，改革不斷，最後不外乎講求效率。黃先生不察，以為一塊大牌子底下的雜誌，人力一定是充足的，哪知道“今是昨非”，“巧婦”夾在中間十分為難。
這種情況今後大概不會再發生，因為以手寫為筆耕方式的那輩老先生不大會有了。我們只是這個轉型時代遭遇換筆變局而身處尷尬衝突的少數人。從大歷史的眼光看，這類文人細事不值一提，但有些有趣的往事竟也令人難以忘懷。
雖經核對，錯誤仍不在少數。每次與黃裳先生通信，他寄回的校樣都附一張便箋，談及校對，總是滿腹牢騷，至今還記得他那封不顧情面的短信：“校樣悉，不看不知道，一看不得了，錯得那麼多，不校真不行。”黃先生所處的時代，人工是不惜的，只求準確性高。輪到我們這個時代，改革不斷，最後不外乎講求效率。黃先生不察，以為一塊大牌子底下的雜誌，人力一定是充足的，哪知道“今是昨非”，“巧婦”夾在中間十分為難。這種情況今後大概不會再發生，因為以手寫為筆耕方式的那輩老先生不大會有了。我們只是這個轉型時代遭遇換筆變局而身處尷尬衝突的少數人。從大歷史的眼光看，這類文人細事不值一提，但有些有趣的往事竟也令人難以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