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導， 今年4月7日， 北京監察機關的工作人員， 第一次對被調查人宣佈使用留置措施。 在留置執行通知書上簽字的被調查人李華， 原是北京市通州區永樂店鎮財政所的一名出納。
經查， 他在工作期間利用自己負責管理通州區永樂店鎮人民政府銀行帳戶的職務便利， 先後5次從該帳戶向其個人帳戶轉款共計人民幣761萬元， 用於個人進行股票交易活動。 李華案從監察委初核、調查、處分， 到檢察院提起公訴， 再到最終法院判決， 只用了66天。
留置， 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授予試點地區監察機關的12項調查措施之一。
為什麼要對李華使用留置措施？北京市通州區紀委、區監委第三紀檢監察室主任陳釗解釋說：“李華的案件， 第一是案情比較重大， 涉案金額達761萬元， 第二是他比較年輕， 思想負擔比較重， 我們擔心李華在調查期間可能出現逃跑、自傷、自殘等情況， 對其採取留置措施， 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案件進一步深入調查， 同時保證李華在調查中不出現其他的問題。 ”
在什麼情況下可以採取留置措施？根據相關規定， 被調查人涉嫌貪污賄賂、失職瀆職等嚴重職務違法或者職務犯罪的；涉及案情重大、複雜的；可能逃跑、自殺的；可能串供或者偽造、銷毀、轉移、隱匿證據的；可能有其他妨礙調查行為的四種情形下可適用。
留置期間， 除了調查取證， 還要從思想上感化人。 通州區紀委常委、區監委委員、案件監督管理室主任王洪波說：“留置期間， 監委的同志對李華進行了感化教育， 這也是監察體制改革中提出的一個重要改革方式， 引導其重溫入黨誓詞， 喚醒他的黨章意識。 李華比較年輕， 他的心裡有一些波動， 我們也做一些心理疏導。 ”
李華告訴記者， “在留置期間， 監察委的領導找我來進行談話， 首先把案情瞭解了， 然後幫我分析這個事， 因為什麼原因造成最後違法犯罪的這種情況。 ”
留置被認為是12項措施中最為嚴厲的， 並不可輕易動用。 試點以來， 北京市也僅對61人採取了留置措施。 北京市紀委、市監委案件監督管理室主任劉永強說，
試點過程中， 北京市就留置措施的各個環節和流程進行研究和總結， 並制定了《調查措施使用規範》， 規定採取留置措施需“報同級黨委主要負責人批准， 予以立案審查（調查）”， 而“對局級或相當於局級的監察對象採取留置措施的，
陳釗說：“目前來看， 留置這個手段本身， 還是需要上一級監委的批准。 等到檢察機關對案件事實給予了認定， 認為涉嫌違法， 採取強制措施， 我們再根據相關的要求， 對其解除留置措施， 這樣保證兩個機關有效銜接。 ”
在試點三省市中， 北京市監委機關轉隸幹部的數量是最多的。 全市從檢察機關共劃轉編制971名， 實際轉隸772人， 其中市本級229人， 與市紀委原有人數相當。 如何在轉隸中， 讓人員的整合實現真正的融合？
今年1月22日，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春節聯歡會上， 該院反貪局人員集體登臺演唱《共築中國夢》， 這是他們最後一次穿上“檢察藍”出現在同事面前。 三個月之後， 北京全市兩級檢察院轉隸工作全部完成。
轉隸， 就是轉隸屬關係。 曾經隸屬於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局、反瀆職侵權局、偵查指揮中心、舉報中心、職務犯罪預防等部門的工作人員， 整體轉隸到北京市監察委。
劉永強是一名老紀委， 他的身邊增加了許多新同事， “檢察機關過來以後， 一開始我們就是混編的， 所有人員全部打散分到各個室， 沒有整建制保留， 這樣的好處就是優勢互補。 比如查違反黨紀的案件原來紀委的人專業性更強、更熟悉， 查處涉嫌職務犯罪， 過去反貪局的人更專業。 ”
監察體制改革， 轉隸是重點。 北京市制定了轉隸工作方案， 及時凍結單位人員編制， 暫停人事調整， 並拉出“六類清單”， 建立轉隸台賬。
然而融合並非易事。 首先紀委和檢察院人員的工作方法、內容、流程上都有差異，必須要解決兩支隊伍思維融合的問題。北京市紀委常委陳名傑告訴中國之聲記者，“我們不僅培訓業務知識，還培訓工作方法、理論法規，紀委的同志多學檢察院同志的法治思維，法院檢察院同志多學紀言紀語，讓兩支隊伍真正產生化學反應。”
其次在人員待遇上，兩支隊伍原有工資待遇和職務晉升方式也有較大差異。北京市制定相關辦法，轉隸幹部既保證工資待遇不變，又實現政治待遇提升。
北京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市監察委員會主任張碩輔表示：“我們明確轉隸人員待遇不變，檢察官員額制度繼續執行，給全體轉隸幹部吃下了‘定心丸’。”
在機構設置上，北京市紀委與市監察委合署辦公，一套工作機構、兩個機關名稱。內設29個職能部門，機構總數比改革前減少4個。改革後，設立17個紀檢監察室。其中第十七紀檢監察室專門負責追逃追贓和防逃工作，充分彰顯黨對反腐敗工作的統一領導。
陳名傑介紹：“我們把原來紀委和檢察院負責追逃追贓工作的力量統一整合為第十七室，2017年我們追逃追贓一共追回32人，是去年全年的2倍。”
北京還專設了資訊技術保障室，這是全市紀檢監察系統的大資料中心，目前已提供公共資訊查詢超過26萬次，大大方便了辦案查案。張碩輔舉例說：“今年‘十一’期間，我們就借助資訊化手段，對公車私用情況進行了檢查。在10月7日晚上，利用大資料庫中存儲的車輛行車軌跡資訊，和公車號牌進行了資料比對。五分鐘時間，就完成了市屬單位公車的檢查，發現了個別涉嫌公車私用的情況。這樣的速度，是用傳統手段完全無法實現的。”
制定規範和流程，完成整體轉隸，整合追逃追贓力量，構建大資料中心……北京作為全國三個試點地區之一，經過準備成立、轉隸組建、融合磨合三個階段，重點研究了紀法銜接、證據轉換、依法留置、監督調查分離等具體問題，改革輪廓基本清晰。
改革後，北京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全市監察對象99.7萬人，較改革前增加78.7萬人。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處理10186人次，相較改革前增長55%。對於試點的成果，張碩輔評價說：“試點以來，市區兩級黨委對反腐敗工作的領導進一步加強，黨委書記批准立案及紀律處分件次明顯增長，問責數量大幅提升，釋放出執紀必嚴的強烈信號，改革成效正在進一步顯現。”
首先紀委和檢察院人員的工作方法、內容、流程上都有差異，必須要解決兩支隊伍思維融合的問題。北京市紀委常委陳名傑告訴中國之聲記者，“我們不僅培訓業務知識，還培訓工作方法、理論法規，紀委的同志多學檢察院同志的法治思維，法院檢察院同志多學紀言紀語，讓兩支隊伍真正產生化學反應。”其次在人員待遇上，兩支隊伍原有工資待遇和職務晉升方式也有較大差異。北京市制定相關辦法，轉隸幹部既保證工資待遇不變，又實現政治待遇提升。
北京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市監察委員會主任張碩輔表示：“我們明確轉隸人員待遇不變，檢察官員額制度繼續執行，給全體轉隸幹部吃下了‘定心丸’。”
在機構設置上，北京市紀委與市監察委合署辦公，一套工作機構、兩個機關名稱。內設29個職能部門，機構總數比改革前減少4個。改革後，設立17個紀檢監察室。其中第十七紀檢監察室專門負責追逃追贓和防逃工作，充分彰顯黨對反腐敗工作的統一領導。
陳名傑介紹：“我們把原來紀委和檢察院負責追逃追贓工作的力量統一整合為第十七室，2017年我們追逃追贓一共追回32人，是去年全年的2倍。”
北京還專設了資訊技術保障室，這是全市紀檢監察系統的大資料中心，目前已提供公共資訊查詢超過26萬次，大大方便了辦案查案。張碩輔舉例說：“今年‘十一’期間，我們就借助資訊化手段，對公車私用情況進行了檢查。在10月7日晚上，利用大資料庫中存儲的車輛行車軌跡資訊，和公車號牌進行了資料比對。五分鐘時間，就完成了市屬單位公車的檢查，發現了個別涉嫌公車私用的情況。這樣的速度，是用傳統手段完全無法實現的。”
制定規範和流程，完成整體轉隸，整合追逃追贓力量，構建大資料中心……北京作為全國三個試點地區之一，經過準備成立、轉隸組建、融合磨合三個階段，重點研究了紀法銜接、證據轉換、依法留置、監督調查分離等具體問題，改革輪廓基本清晰。
改革後，北京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全市監察對象99.7萬人，較改革前增加78.7萬人。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處理10186人次，相較改革前增長55%。對於試點的成果，張碩輔評價說：“試點以來，市區兩級黨委對反腐敗工作的領導進一步加強，黨委書記批准立案及紀律處分件次明顯增長，問責數量大幅提升，釋放出執紀必嚴的強烈信號，改革成效正在進一步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