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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與嘉陵江交匯而生的山城重慶, 地形錯綜複雜, 建築盤根錯節, 城市外貌借助《瘋狂的石頭》《火鍋英雄》《日照重慶》等電影展現在全國觀眾面前之後,
這也造就重慶是座沒有貴族氣、只有煙火味的城市。 梯坎旁或窯洞邊, 高樓大廈與簡易攤位並存不悖, 火鍋店、小麵館、燒烤攤的食客三教九流。 抗日戰爭期間老舍在山城遙想北平創作長篇小說《四世同堂》時, 重慶鮮活而平等的城市特徵, 或許幫他更進一步厘清皇城北京的人群結構, 在這部平民詩史中塑造出正派、新派、舊派及城市平民等四種北京人形象。
由重慶市話劇院演出, 隆學義編劇、王向明導演的原創方言話劇《河街茶館》, 宣傳冊頁上掛著“重慶版《茶館》”的首碼, 植入的是地道的重慶肌理, 與《茶館》僅具備載體的相似。 它受《茶館》的影響顯而易見, 但地方特色也頗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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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街茶館》以重慶大轟炸為背景展開故事講述, 用老闆娘么姨媽開在碼頭的茶館中的幾天, 圍繞既是傳家之寶又是愛情信物的紅木箱子, 娓娓道來她的小情大愛, 帶出一眾跑江湖的角色, 茶館成為情事家事、國事天下事齊議的集中地。 如果說老舍用跨時代的人像展覽式手法, 寫活各色人物不由自己做主的命運, 如一幅歷史畫卷映出五十年時代風雲的起伏不定, 《河街茶館》則像一張素描作品, 勾勒出陪都年代的重慶剪影, 民族大義當先, 但大傢伙也要照應著想辦法過好日子, 還大歷史中的小人物本該有、其時的山城百姓正具備的樂觀豁達。
《茶館》中的部分人物, 比如唐鐵嘴、龐太監、黃胖子等, 讓人“但聞其名如見其人”, 《河街茶館》將此種特點擴大至幾乎所有角色身上。 根據職業、諢號命名的號子頭、水哥、門門門、白藠頭等方言人名, 不僅透出主人的性情愛好, 也帶出重慶獨有的人文風情。 比如“水哥”是大江大浪中喊號子的好手, “門門門”是街頭靠逗樂曲藝賺錢養家、愛做熟人生意的女子, “黃臘丁”本是重慶人愛吃的一種身段滑不溜秋的魚, 用作人名意在說明滑頭, “下江人”則是山城百姓對外地人的統稱, 順道點出當時的重慶雖然也遭日軍轟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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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看過《茶館》的觀眾, 應該都會對三幕開場前大傻楊唱的“數來寶”印象深刻。 老舍增設北方傳統曲藝元素, 略微介紹劇情,也有請觀眾少安毋躁,靜候演員換裝登場的目的。《河街茶館》全劇貫穿使用的清音、連簫、川劇等川渝曲藝以及重慶民歌、川江號子,並沒充當過場,而是在對話之外,捕捉人物心緒的重要補充聲源,服務的是個體私情演變為家國大愛的主旨。比如么姨媽看到水哥與白藠頭在江邊難捨難分,想起她和號子頭似已消散的愛情不免傷感,適時傳來的民歌《大河漲水小河清》,寫實她的心情欠佳,也為後面號子頭死而復生,兩人聯手更為徹底地投入救國運動中墊下伏筆。由於不是“邊角料”,瀕臨絕響的口傳說唱藝術清音、連簫、號子等的魅力亦得以被川渝之外的更多觀眾認知,體現創作者對地方特色文化如何傳承發展的深度考量。
這種對地域風情的自覺融入,在舞美大家薛殿傑打造的舞美設計中體現得也較為明顯。薛殿傑曾在國家話劇院製作,田沁鑫導演的話劇《四世同堂》中,用寫實結合寫意的手段呈現小羊圈胡同的風貌。舞臺兩側祁家、冠家的院落,皆是可開可合,並具有透視效果,使得各個表演區域有了大小自如的彈性,既能讓兩家人各自“躲進屋裡成一統”,又可與中後方位的錢家大門聯合讓出一片空間,讓街坊四鄰談時事嘮家常。《河街茶館》的主體舞美是將江岸河街的茶館與吊腳樓合二為一,做成一體兩面的“全景式轉檯”,它的左側,是石板梯坎與黃葛樹,完美再現舊時重慶的一隅。說著方言的演員置身其中展開表演,滿台自然洋溢濃濃的重慶味道。
由此反觀近日上演的李六乙執導的四川人藝版《茶館》,四川話與京城特有人物、特色物產混搭令人“不忍卒聽”,自作聰明地肢解文本對原作的文學性、思想性以及格局“肆意破壞”,幕間快板帶來“莫名喜感”,從滿滿當當到空空落落的舞美與整體表演之間的關係,完全割裂像兩個永無可能相交的平行宇宙,它們互相擺著手,達成各自為政的背離效果,宛若美術館裡所謂現代裝置藝術,缺乏人情的溫度,僅有工業的冰冷。粉絲替導演解讀他本人或許不甚明瞭的用意,強行套到魯迅批判的國民麻木看客的本質上頭,真是對老舍最大的錯會意。
《河街茶館》才是巴渝人自家的《茶館》,根植於史實,記載一方人的心路歷程,恰當添加當地人文風俗。該劇雖是一部抗戰主旋律話劇,卻不存在大而空的口號,家國情懷是自個體情感需求一點點鋪墊而來,觀眾接受起來也順理成章。除去正面人物以小博大,劇中官員史大爺加入後方抗戰大本營,是因他懷孕的三姨太死于轟炸,先有基於人之常情的報仇心理,才能被么姨媽成功說服。如果說《茶館》是部以北京人為代表的國民從光緒年間到解放前夕的生存報告實錄,《河街茶館》則是重慶人放眼全國的歷史記取,而其間的血性與達觀,正在持續改造著那座城市。
文| 梅生
供圖/重慶市話劇院
本文刊載於20171226《北京青年報》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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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能超脫
評論是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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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梅生
供圖/重慶市話劇院
本文刊載於20171226《北京青年報》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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