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衛工之殤：倒在“吃人的橋”
在哈爾濱二環橋上， 飛馳的轎車兩次撞倒了這個環衛工家庭。
事發都是淩晨， 環衛服反射出清冷的螢光， 與暖黃色路燈和車燈輝映， 守護著城市黎明前的夢境。 張洪文和老伴孫貴芳的掃帚劃過路面， 沙沙聲起伏。
突如其來的撞擊聲， 刺破夜空， 緊接著是哭喊聲、警笛聲。 張洪文第一次遭遇這樣的場景， 是5年前。 一輛麵包車從他背後飛快駛來， 他只記得自己砰然倒地。
這一次， 倒下的是孫貴芳。 她再也沒有醒來。
12月22日， 孫貴芳和4名同事在清雪作業時被一輛轎車撞倒， 事故中有4人當場死亡，
新聞很快就會成為舊聞。 正如哈爾濱今年發生的另幾起交通事故：新年第一天， 兩名環衛工在二環橋上被撞身亡， 拖拽幾十米；上個月中旬， 初雪降臨後數日， 兩名環衛工在道裡區清雪時被撞死；12月10日， 哈爾濱遭遇今冬最大降雪， 公路大橋上3名環衛工被撞， 一死兩傷。
肇事司機醉酒駕駛
張洪文接到電話， 是22日淩晨5時許。 他沖到二環橋康安路段上， 一輛黑色尼桑轎車撞爛了車頭， 擋風玻璃破碎。 幾名穿著工作服的環衛工， 一動不動地躺在事故車道對側， 路面散落著被撞碎的掃帚條。 59歲的孫貴芳就在其中。
22日6時許， 馬明華趕到橋上時， 死亡的老伴齊連義已被送走。 為了尋找愛人， 這名左腳沒有腳趾的女人，
事故大約發生在4時40分， 當時11名環衛工正在清掃橋面， 肇事車輛從後方駛來， 繞過打著雙閃的環衛車， 沖向正在作業的環衛工人。 4人當場死亡， 1人經搶救無效死亡， 兩人受傷。 經警方初步調查， 現場沒有看到刹車痕跡， 肇事司機為醉酒駕駛， 血液乙醇檢測值為146.19mg/100ml。
“這就是故意殺人。 ”張洪文喃喃地對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說。 老伴走後第3天， 他依然吃不下東西。
他不是第一次見識“吃人的橋”。 2012年9月的一天， 大約5時， 他在二環橋一個下引橋處作業， 突然被撞得不省人事。
他昏迷了半個月， 腿也被撞折了， 動了兩次手術。 因為一年多沒上班，
老伴兒孫貴芳仍在橋上幹活。 因為掃地乾淨， 她成了小組組長， 手下管著四五名工人， 並且每月能多領100元“操心費”。
環衛工又被撞死的消息， 很快在哈爾濱道裡區新學街傳開。 因為房租便宜， 居住在此的大多是環衛工、清潔工和杵大崗的(靠賣苦力打雜的人——記者注)。
同在這場車禍中喪生的齊連義， 也住在新學街。 他今年55歲， 來自佳木斯， 街坊鄰居都叫他“齊老三”。 離婚後， 經人介紹， 他認識了來自遼寧本溪的馬明華， 倆人沒登記， 但感情很好， 出門常手挽著手。
據馬明華回憶， 一貫沉默寡言的齊連義曾提過一次， “橋上太危險，
“誰有高招”
張洪文的侄女和侄女婿， 也是環衛工， 住得很近。 出事後， 他們請了兩天假， 第三天早上， 倆人又和平常一樣掃街去了。
侄女說， “這工作就是和車賽跑”。 她在橋下工作， 每天盯著車輛， 車少時， 她趕緊沖到馬路上， 把過路車輛和路人丟棄的垃圾扒到一邊。 它們可能是任何東西：煙頭、紙屑、易開罐、飲料瓶、嘔吐物， 有時甚至是糞便。
有些“素質高點”的車主， 瞅到她會主動停車， 搖下窗， 將垃圾扔進她的塑膠兜裡。 不過， “素質高的還是少”。
橋上的工作更危險， 車撞過來的時候， 躲都沒地方躲。 每天清晨， 除非起霧或下雨， 環衛工都要對橋面進行清掃。
在新學街， 人們並非不知曉這份工作的危險性。 車禍次日， 交接班的間隙裡， 身穿環衛服的人們短暫地停留在食雜店門口， 神色凝重。
頻發的事故， 讓環衛工人人自危。 安全措施在一步步升級， 從螢光服、反光條到爆閃燈、反光錐， 警示標誌越來越多。 然而， 在不守規矩的車輛面前， 它們形同虛設。
一名環衛工告訴記者， 單位領導也很重視安全問題， 但也苦於找不到解決辦法。 領導甚至召集大家開會問：“誰有高招？”
新學街的環衛工幾乎都是外地人、臨時工， 年紀在五六十歲上下， 沒社保。 “幹這份工作， 腦袋系在褲腰帶上”， 誰都心知肚明， 但誰也離不開。 好歹， 一個月能掙2000元， 比掃樓掙得多。 在橋上工作， 每月還能再多100元， 逢年過節單位給發大米和麵條。
張洪文和孫貴芳從慶安縣來到這裡，是為了還債。給兒子娶媳婦時，他們賣了老家的房地，還欠下十七八萬元。
老兩口在新學街租了一間每月120元租金的棚屋。十多年過去，債務總算只剩幾萬元。日子開始有了盼頭，張洪文在小桌擺上自家釀的酒，他平時好這口。
下班後，他有時上附近的茶館坐坐，裡面大多是環衛工或清潔工，撲克一角一局，麻將二角。對他們來說，這幾乎是唯一的消遣。
齊連義不愛上茶館。他和馬明華沒事就在家中。
環衛工每天可以憑卡領5元買早餐，但齊連義幾乎從來不領。他總是攢上一個月，換些更實用的東西。他家門外有台二手洗衣機，找別人借的，在這片沒有自來水和暖氣的棚區裡，算是個稀罕家當。馬明華常招呼鄰居付連鳳，“付姐，衣服拿來洗！”
64歲的付連鳳在一家店裡做清潔工。她也曾做過環衛工，當過組長，“實在扛不住凍了”才換工作。那幾年，她琢磨出很多幹活的竅門，“冬天在襪子外套上塑膠袋，站在風中腳就不會那麼冷了”“把編織袋拆成一條一條的塑膠帶子，捆在一起做成掃把，清掃塵土特別管用”“她還在自己的掃把上纏了幾根大紅絲帶”。
“前一天還是活蹦亂跳的一個人”
出事後，張洪文把自己關在家裡。親人們從老家趕來，擠在六七平方米的出租屋裡。屋子太小，挪不開腳，幾個老爺們脫了鞋蜷在床上，另外幾人抱著手臂靠在灶台邊。
光線從糊著紙的天窗上漏下來，大夥兒故作輕鬆地磕著瓜子，張洪文發著呆，拿剃鬚刀一遍一遍地刮下巴上的胡渣。他告訴記者，腦袋裡面都是那些事，和老伴的點點滴滴，“前一天還是活蹦亂跳的一個人”。
孫貴芳和他同歲，大高個，愛說愛笑。他倆在一起20多年，卻沒有一張合影。
屋裡已找不到老伴的痕跡。在哈爾濱另一個區收廢品的兒子趕了過來，他抱出母親的衣物，在巷口一把火燒掉。首先湮滅在火焰中的，就是母親那套環衛工作服，衣服從鮮豔的熒綠色，化成黑色的灰燼。
親屬去了殯儀館，張洪文想去，大家攔住他。挑壽衣時，有800元一套的，有1300元一套的，兒子打電話問買哪種。張洪文說，“買最貴的”。
張洪文說，幹環衛工的十多年裡，老伴兒每天都穿工作服。冬天，更是裹得嚴嚴實實，戴著雷鋒帽，站在寒風中，只露出一雙眼。
馬明華終於在殯儀館見到了齊連義的遺體。馬明華嚎啕大哭起來，她用沙啞的聲音吐出一句話，“想給齊老三買個墓，讓他有個安穩的家”。
出事後的第三天，馬明華抱出了老伴兒的衣物。在被積雪覆蓋的垃圾堆裡，那套有螢光條的環衛服格外扎眼。
最終，衣服堆到了鄰居付連鳳的出租屋中。她曾在醫院幹過保潔，不忌諱死人的東西。“人死了就沒了，怕個啥？這些衣服多好啊，又乾淨，等開春了，新一批打工的人來了可以送給他們穿。”
張洪文和孫貴芳從慶安縣來到這裡，是為了還債。給兒子娶媳婦時，他們賣了老家的房地，還欠下十七八萬元。
老兩口在新學街租了一間每月120元租金的棚屋。十多年過去，債務總算只剩幾萬元。日子開始有了盼頭，張洪文在小桌擺上自家釀的酒，他平時好這口。
下班後，他有時上附近的茶館坐坐，裡面大多是環衛工或清潔工，撲克一角一局，麻將二角。對他們來說，這幾乎是唯一的消遣。
齊連義不愛上茶館。他和馬明華沒事就在家中。
環衛工每天可以憑卡領5元買早餐，但齊連義幾乎從來不領。他總是攢上一個月，換些更實用的東西。他家門外有台二手洗衣機，找別人借的，在這片沒有自來水和暖氣的棚區裡，算是個稀罕家當。馬明華常招呼鄰居付連鳳，“付姐，衣服拿來洗！”
64歲的付連鳳在一家店裡做清潔工。她也曾做過環衛工，當過組長，“實在扛不住凍了”才換工作。那幾年，她琢磨出很多幹活的竅門，“冬天在襪子外套上塑膠袋，站在風中腳就不會那麼冷了”“把編織袋拆成一條一條的塑膠帶子，捆在一起做成掃把，清掃塵土特別管用”“她還在自己的掃把上纏了幾根大紅絲帶”。
“前一天還是活蹦亂跳的一個人”
出事後，張洪文把自己關在家裡。親人們從老家趕來，擠在六七平方米的出租屋裡。屋子太小，挪不開腳，幾個老爺們脫了鞋蜷在床上，另外幾人抱著手臂靠在灶台邊。
光線從糊著紙的天窗上漏下來，大夥兒故作輕鬆地磕著瓜子，張洪文發著呆，拿剃鬚刀一遍一遍地刮下巴上的胡渣。他告訴記者，腦袋裡面都是那些事，和老伴的點點滴滴，“前一天還是活蹦亂跳的一個人”。
孫貴芳和他同歲，大高個，愛說愛笑。他倆在一起20多年，卻沒有一張合影。
屋裡已找不到老伴的痕跡。在哈爾濱另一個區收廢品的兒子趕了過來，他抱出母親的衣物，在巷口一把火燒掉。首先湮滅在火焰中的，就是母親那套環衛工作服，衣服從鮮豔的熒綠色，化成黑色的灰燼。
親屬去了殯儀館，張洪文想去，大家攔住他。挑壽衣時，有800元一套的，有1300元一套的，兒子打電話問買哪種。張洪文說，“買最貴的”。
張洪文說，幹環衛工的十多年裡，老伴兒每天都穿工作服。冬天，更是裹得嚴嚴實實，戴著雷鋒帽，站在寒風中，只露出一雙眼。
馬明華終於在殯儀館見到了齊連義的遺體。馬明華嚎啕大哭起來，她用沙啞的聲音吐出一句話，“想給齊老三買個墓，讓他有個安穩的家”。
出事後的第三天，馬明華抱出了老伴兒的衣物。在被積雪覆蓋的垃圾堆裡，那套有螢光條的環衛服格外扎眼。
最終，衣服堆到了鄰居付連鳳的出租屋中。她曾在醫院幹過保潔，不忌諱死人的東西。“人死了就沒了，怕個啥？這些衣服多好啊，又乾淨，等開春了，新一批打工的人來了可以送給他們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