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意者、樂觀人士和突然進入的資本， 共同為這個行業塗上了新底色。
作者 | 尹航
採訪 | 尹航 齊朋利
2017年冬天， 如果你站在鼓樓東大街與地安門外大街的交叉口上， 會發現這裡已經不如五年前熱鬧。
五年前， 你所在的位置往東幾百米就是鼓樓東大街111號的MAO live house， 它擁有一面著名的、曾充當無數搖滾樂隊形象照片背景牆的磚紅色鐵銹牆面；往南則是秋栗香地安門店， 後邊藏著從上個時代傳奇地標D22演化而來的實驗音樂場景XP俱樂部；從XP再往東幾百米正是北京現場演出的另一個地標愚公移山， 在段祺瑞執政府門口石獅子的注目下，
近兩年來， 這個區域的標誌性live house正在加速流出。 2014年， 老疆進酒消失在新建的仿古圍牆中；2015年， 以先鋒和實驗音樂著稱的XP宣佈關門停業；到了2016年4月， 這個區域最具標誌意義之一的MAO也選擇撤離鼓樓東大街。
一方面是市場因素， 上一輪發生在2015年左右的live house倒閉和外流潮大多是因為鼓樓商圈租金暴漲；但目前來說， 另一個因素可能正在佔據上風——北京城市規劃和治理對鼓樓片區的演出氛圍正造成負面影響。 繼2014年疆進酒消失仿古建築中之後， 方家胡同46號院裡的熱力貓俱樂部也因為整治政策而陷入沉寂。
方家胡同治理前後的熱力貓俱樂部
從整體上看， 國內的音樂演出市場在過去幾年一直保持了增長， live house也同樣享受到這一波增長紅利， 成為一個在大眾層面被更多討論和進入的業態。 尤其在今年， 當娛樂方式重新向線下真實世界靠攏時， 雖然依舊屬於體量較小的“個體戶生意”，
在這個意義上， live house的未來價值超越了現實難度， 它成為音樂和線下兩個賽道的交叉點， 也寄託了年輕人社交與消費的希望。 太合音樂集團演出管理中心總經理楊浩宇告訴《三聲》（微信公號ID:tosansheng）， 資本希望扮演行業升級反覆運算中的“催化劑”。
不過， 經歷了長達一年的整治之後， 許多胡同商業的多樣性已經開始枯萎。 我們在這個冬天聽到了不少live house經營者的悲觀表達、對於成熟區域在政策影響下日漸衰落的惋惜， 以及在新商圈重新培育音樂消費土壤之艱難的憂慮。
當然，
可能消失的“鼓樓”
熱力貓是第一家因為非經濟原因而被迫從鼓樓區域被迫撤走的live house。
方家胡同46號院的文創產業園裡， 熱力貓已在這裡運營超過7年。 從爵士樂到脫口秀、open mic等多元化經營的轉變中， 熱力貓的擁有者李雷見證了這條胡同在多元化經營的嘗試中逐漸成為北京餐酒以及文化消費地標的過程。
如果從地圖上觀察， 你很容易發現， 西至地安門外大街， 往東南到東四， 往北不超過雍和宮， 這片面積不超過5平方公里、由幾條大街和無數條小胡同組成的二環內核心區域，
至少在2005年到2015年的這十年間， 這個片區是北京獨立音樂和現場演出的心臟， 吸引著全北京最負盛名的獨立音樂人， 以及最愛時髦和新鮮聲音的年輕人。 酒吧、餐廳、樂器店以及古著等胡同創意商業因此蓬勃發展。 也是在這期間， 南鑼鼓巷首先成為了一條擁有國民級別認知度的巷子， 緊隨其後的就是方家胡同和五道營胡同。
就在今年夏天， 擁有多重業態的方家胡同成為北京市容治理的重點對象。 從最初4月份接到通知， 到7月份浩浩蕩蕩的整體治理， 三個月期間， 這條曾經以多元文化產業著稱、有“胡同798”之稱的熱鬧非凡的胡同裡， 多個商業體的門臉均被封堵，僅僅留下小窗示人。
熱力貓也不例外。十一長假過後，李雷在一個音樂產業從業者聚集的微信群裡，宣佈了這家已經營業七年的老牌live house即將撤出鼓樓地區的消息。但是，直到11月底，熱力貓依舊照常安排了演出和派對。李雷只是想堅持得久一些。“我們都知道，鼓樓這一片的音樂氣氛和消費習慣是最好的。”
個人的堅持很難與大勢相抗衡。治理之後的方家胡同日甚一日地冷清，李雷最終在11月底選擇關掉了老熱力貓。“從封堵的那天起就開始賠錢了。”他並不想最後只有自己一家在黑黢黢的胡同裡堅持，“這樣有什麼意義呢？”目前，他的新工作是在望京西側新開業的正見陽光生活藝術中心，與一位朋友合作運營一個可以容納200-300人的小劇場。
新地點並不好找。這個有著藝廊、劇場、咖啡館等業態的新落成的商業空間位於望京的西邊，並不屬於望京傳統商圈的核心，附近毗鄰著一片居民區。我在這裡見到他時，整個空間還空空蕩蕩，一批由中年人和兒童的組成的、看起來像某單位考察團一樣的團隊正在這裡參觀畫廊。噪音回蕩在整個區域，李雷不得不提高音量和我說話。
劇場運營只是第一步，他接下來的打算是在這裡打造一個新的熱力貓。這個新開業的藝術空間還有不少空置場地可供李雷發揮，但在望京——並且是望京的非核心商圈——培育新的音樂場景和氣氛，李雷也不是非常有信心。
“你沒聽過有人說要來望京看演出吧。”李雷告訴我們，雖然望京有著大量的產業人口和年輕人，但對於音樂消費這一倚賴區域氛圍和相關配套業態的文化消費來說，“另起爐灶”絕非容易的事情。“麒麟社下邊也有做電音現場演出的，聽說還和有待老師在合作，但也沒起來。”李雷對《三聲》（微信公號ID:tosansheng）說。
開闢新疆土的嘗試總歸要進行。“因為城裡應該很快就會被‘清剿’乾淨。”李雷說，“而新的區域和消費人群總會成長起來。”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李雷只能被動地選擇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另一些在治理行動中沒有受到顯性影響的從業者同樣不樂觀。
前不久一個週五的晚上，我們來到五道營胡同的School。這是一家開業已有7個年頭的live bar——它的主理人劉非不願意將其稱之為live house，因為從收入構成來看，以酒水為主的bar才是更適合School的名字。
劉非與他的School酒吧
這裡熱鬧非凡。一支俄羅斯硬核樂隊正在舞臺區演出，School很小，以至於樂手與台下的觀眾幾乎是零距離的。幾個國家的年輕人在台下大聲說話，一起pogo；吧台區更熱鬧，喝酒和玩桌上足球的年輕人幾乎擠滿了這個小空間，沒地方落腳的人們就站在院子裡抽煙。
胡同裡卻是另一番場景。雍和宮附近的這條五道營胡同，曾經被稱為南鑼鼓巷之後北京最文藝的小巷子。這條不到700米的胡同上，大大小小開了不少餐吧、古著店、飾品手工等不同類型的創意店鋪。但是，在週五晚上九點剛過，一半以上的店鋪居然是打烊的。
已經進入零度以下的夜間低溫可能是讓這條巷子顯得蕭條落寞的原因之一。在冬天漫長而寒冷的北方地區，夜間生意總是不如南方的。但School的主理人、出生在80年代初期的劉非看來，主要原因並不在這兒。“最近大家對於北京沒有太大信心。”
即使五道營胡同本身並沒有在城市治理行動中受到過分明顯的關注，但是從南邊的方家胡同傳來的資訊，同樣讓這裡感到不安。
劉非擔心的是整個鼓樓片區的頹勢。出生在80年代初期的劉非，曾經經歷過中國獨立音樂的“黃金時代”。
“小時候我們在開心樂園、嚎叫俱樂部玩，上大學時有D22。20多歲的時候，我們就成立了荔芙的廠牌，給全中國最酷的音樂人做經紀人。”劉非覺得90年代到2010年之前，氣氛都相對寬鬆。
從世紀之交的“北京新聲”，到2005年前後蓬勃的“後北京新聲”一代發起的no Beijing運動，在遍地開花的音樂節和移動互聯網時代的音樂平臺給獨立音樂人們帶來巨大變化之前的十幾年間，這一群活躍在小型音樂場景的音樂人雖然從未真正主流化，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正是獨立音樂人從地下走向台前的先驅和鋪路人。甚至在除了民謠這樣後來生產出明星級別音樂人之外的領域，主力軍依然是2010年之前就已取得圈子影響力的這些人。
正是大大小小的live house為這些音樂人的起步和發展提供了最初的空間。劉非告訴我們，每個時代都會有自己的音樂文化地標，從開心樂園到藍旗營的D22再到鼓樓片區相對集中的live house，他一直都想做最酷的事情。就像名字所表達的那樣，School希望充當的，是新樂隊們的“起點”。而在經營上，在開業第二年從電音酒吧改為搖滾演出現場之後，依靠演出和酒水，小場地School就沒有碰到過真正動搖根基的問題。“你不能指望它賺大錢，但是好好活著是沒有問題的。”
“社會一團糟，我們去學校”，這是School對外展示的口號。對於劉非來說，這裡多少像一個自己的“烏托邦”，他偏愛搖滾類型的新樂隊，合作的經紀廠牌D.O.G偏向搖滾的風格也很明顯。就像劉非自己說的那樣，School對他來說是“水泊梁山”一樣充滿兄弟朋友情誼的存在。“當然我們在管理上是按正規企業來的，不然也不可能賺到錢。只是我們的組織方式更義氣、更江湖。”
在劉非的眼中，搖滾樂是適合年輕人的、積極的音樂形式。“我一直覺得聽搖滾樂的年輕人才是當下社會裡素質更高的一波人。他們都至少有大學學歷，熟知音樂以外的相應藝術比如文學或者繪畫，很多人有過出國留學的經歷。”
但相關部門的不瞭解可能會造成一些麻煩。劉非們其實一直保持著與政府對話的開放心態，“前幾年，其實我們和一些政府部門的人溝通過的，我一直認為live house是可以成為一個城市名片和文化地標的。”劉非說，他和他的同行也一直向著這個方向在努力。“北京不能只有梅蘭芳大劇院吧，對不對。”但在那一次洽談之後，具體的管理措施依舊沒有出臺。
之前，劉非並不太擔心。他們早已習慣在模糊的管理規定下“調整應對的姿勢”。但是，今年的措施顯然更為嚴厲且沒有商量餘地，甚至不再是一種“收編”或是“招安”。
這種由於溝通的低效帶來的後果讓劉非的擔心變得可以理解。“有些東西不僅僅是被削弱了。”說到這裡的時候他變得嚴肅起來，相對而言，某些類型的演出的確在內容上容易受到更嚴格的監管。“因為他們不瞭解，所以覺得你可能會有危險，這讓人既不舒服，同時也很無奈。”
在持續的整治過程中，他的態度相當謹慎，“該來的總會來，該跑的也跑不掉。”劉非說，“順其自然，想辦法解決吧。”
樂觀人士與新環境
不是所有人都持有相對悲觀的心態。
畢竟，在生產端，音樂製作與傳播成本都已下降到極低，人人都能在自家臥室製作demo，在網易、蝦米等互聯網音樂平臺上，為數不少的年輕音樂人們正在持續冒頭。消費端同樣非常饑渴，被音樂節培育起來的現場音樂消費人群的主力，正是擁有超過之前任何一代年輕人消費能力的90與95後一代。
即使在音樂這樣的細長尾市場，以演出為典型表現的現場娛樂看起來也大有挖掘空間。中國的獨立音樂人們一直有“大篷車巡演”的傳統，而像成都的小酒館、北京的D22和以及以民謠為標識的麻雀瓦舍等著名的live house，也培養出過具有大眾影響力的獨立音樂人。
雖然在這幾年，的確沒有明星級別的獨立音樂人再從現場演出中成長起來，但對於服務新音樂人的live house來說，場地“供給”——尤其是擁有明確細分品類的“供給”，可能依然是趕不上需求增長的。
黃昏黎明俱樂部（DDC）的主理人張錦燦是持有這種觀點的典型代表。在運營著名的江湖酒吧多年之後，張錦燦在2014年擁有了自己的live house DDC。他自身所鍾愛的世界音樂以及相關品類成為主要的音樂內容供給，並且在圍繞現場演出的上下游產業鏈上，DDC都進行了拓展，包括介入演出經紀、樂隊的宣發服務甚至音樂製作，除此之外，在非演出時段，DDC也作為沙龍和活動場地對外開放，進行多元化經營。
“除了給他們提供服務，DDC本身也可以成為一個對外發聲的自媒體，甚至IP。”張錦燦在和我們的聊天中，多次強調了“科技改變一切”的看法。他顯然對於適應新的生產和傳播環境更積極且有興趣，並且對許多原本不屬於音樂圈的熱詞更為熟悉。
張錦燦在他的DDC
與School相比，DDC的音樂氣質不太一樣，人群的年齡結構也更加成熟一些。DDC也相應的開在了鼓樓核心片區南邊的的山老胡同。這裡不像五道營胡同或是之前的方家胡同那樣熱鬧，仍舊以民居為主，相關的商業業態不多。
張錦燦把整個院子租了下來，並沒有做過多的改造——這種做法在某種程度上保護了DDC，也讓他不太擔心政策風險會波及DDC。他的焦慮在於現在的音樂市場環境是相對混亂的——“中國的音樂市場也是爆炸式的，你不知道哪天哪個人突然就火了，沒有節奏也沒有章法，按照規矩做事的人可能沒有太多回報，投機取巧的人多了。”
這在某種程度上讓live house的存在有些尷尬。事實上，live house本來充當的也是向上輸送音樂人和音樂內容的底層設施，與規模更大一些的劇場、體院館和體育場，共同構成了演出場地的金字塔型結構。在樂隊成長至下一個階段後，脫離小型的live house幾乎是一種必然。
在成熟的音樂市場，演出現場的生態是相對完整的，金字塔結構穩固，包括在音樂節和live house之間的相互輸送上，道路也相對暢通。但對於追求爆款邏輯的國內市場來說，“傳統”不再起作用。
“國內有才華的音樂人還是很多，是值得去關注和發掘的，但管道、爆點的預判、漸進式的玩法，都不再管用了。”張錦燦對《三聲》（微信公號ID:tosansheng）說道，他認為這一點值得關注——對於以演出為主要訴求、抗風險能力最小的live house來說，優質新樂隊的過早離開，可能就意味著核心競爭力的缺失。
不過，他依然並不是很擔心，“畢竟這個市場一直是在增長的，總能找得到合適的方式來適應新的環境。”
這個市場也仍舊不斷地有新入局者冒頭。位於北新橋人民美術印刷廠北樓內的樂空間就是其中之一，雖然附近的胡同正在進入拆遷節奏，2016年才正式成立的樂空間依舊擔綱了樂童介入線下演出市場的重要角色。
樂童音樂的副總裁郭小寒在之前的一次採訪中告訴《三聲》，通過樂童平臺聚集的音樂人，需要一個線下“分發”的出口。“我們以這家單店來跑資料，最終希望能做成音樂演出的‘院線’那樣的模式。”雖然在郭小寒看來，這個行業始終不太好賺錢，但在演出市場持續增長的當下，新一代數量龐大、正在成熟的消費者，會給行業帶來更多的可能性。Live house依舊是一項可以期待的事業。
而剛剛獲得資本關注的MAO Live house，則有著更為明確的計畫。其所屬的世紀樂夢（北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CEO池永強向《三聲》（微信公號ID:tosansheng）表示，MAO Live house的最終目標是借由場地形成“前店後廠”的內容生產與分發的模式。
除了繼續擴張，巡演平臺的建設是MAO這輪融資的用處之一。目前，MAO已經主辦了十幾輪樂隊巡演，這些巡演以國外樂隊為主，而國外樂隊在北京以及東部城市認知度都是比較高的。“MAO如果要下沉就會調整內容，要讓市場先接受現場演出這樣一種形式。”
在藝人方面，MAO則更傾向簽約音樂製作人和策劃人。包括在Livehouse跨界經營上，MAO希望與音樂相關產業進行更多聯合。“我們不敢說MAO真的會做音樂綜合體，但我們認為未來音樂的發展一定要跨界。現在MAO的各個店都承擔不同的創新方向，我們希望MAO能成為一個內生的、向四面創新的機制。”
在池永強看來，要做成計畫中的這件事有兩個前提。首先是有足夠的店。到2015年年底，MAO Livehouse還只有上海、重慶與昆明三家店，2016年MAO Livehouse開始籌建杭州和義烏店，今年再加上北京店、廈門店以及12月即將開業的廣州店，MAO Livehouse已經擁有8家店鋪，品牌連鎖的模式已經初步形成。
MAO live house（左：鼓樓東大街階段 右：華熙live階段）
其次，MAO Livehouse在去年成立了演出活動廠牌MAO Live以及專注電音領域廠牌M.E。MAO Live主要負責樂隊巡演，其中外國樂隊的演出占到全部演出的70%。與此同時，MAO Live house也在做藝人孵化與培養，孵化物件包括高校樂隊、年輕樂隊以及部分網紅。
資本的“催化劑”
live house在最近一段時間內重回話題中心，非常重要原因是資本的“突然進入”。
11月，MAO宣佈完成由太合音樂與君聯資本領投的數千萬融資。這筆錢將被運用於硬體與服務體驗上的升級與改造，並服務於MAO的擴張計畫。
太合在過去三年中通過佈局票務與演出平臺秀動，積累了大量線下live house的資源，但此次直接切入投資單個live house品牌，的確存在不少讓人困惑的地方。
一方面，與音樂節相比，規模較小的live house由於無法在短時間內聚集巨量人群，從而更多依賴日常經營中演出票房和酒水收入，但票價和可售數量又都存在明顯的天花板。像熱力貓這樣的場所，還經常使用免票的手段吸引人群駐留，再通過酒水等收入來覆蓋成本。
另一方面，由於自身抗風險能力的問題，live house的開張與關停都成為常事。京城著名的live house從微薄之鹽、麻雀瓦舍到MAO本身，都傳出過停業的消息。同時，相對于易複製形成規模的單純消費場景，live house的魅力在於其獨特性以及與街區之間的聯繫，這也讓MAO提出的橫向擴張戰略受到了一些質疑。
不過，在楊浩宇看來，live house行業的進階本身需要資本助力。
“小型場景情懷驅動的特點比較明顯，很多經營者以個人興趣為出發點，本身是沒有擴大規模的意願。這樣也挺好的，整個生態更豐富。“楊浩宇說。
太合音樂集團演出管理中心總經理楊浩宇
一旦規模擴大、體驗要升級，就需要標準化和商業操盤，資本的介入不可避免。“資本是讓整個行業上一個臺階的重要推力。”現在的重點是把市場做大，“那麼小的一塊蛋糕，再怎麼分有意義嗎？”
MAO在這種節點上恰好展現了這些潛力。比起個性化經營的小場景，MAO在過去十幾年的經營中積累起廣泛的品牌認知度，並且擁有自我造血的能力與野心——過去幾年間，MAO已經在上海、成都、杭州等地佈局分店，以期擴大規模與影響力。
這種意願在資本看來尤為重要。音樂產業鏈雖然相對完整，但產業鏈上任何一環都並非足夠強悍，在新生的中小型現場演出行業，有能力與意願擴大產業影響力的標的並不多。
在楊浩宇看來， live house可以與影院的投建做類比。“有了更多更好的基礎設施，給音樂人和樂迷提供更多更好的‘土壤’，好的內容才有機會生長出來。”對於同是樂迷的楊浩宇來說，live house是一個音樂人繞不開的“孵化器”，“你很難想像有樂隊不通過live house的訓練而成為成熟的音樂人。”目前的問題是優質、能充當孵化音樂人的“關鍵臨門一腳”的live house還太少。
楊浩宇希望此次注資能夠帶動live house行業自身的升級與改造，“我們是想做個催化劑，希望能有一個榜樣性的東西，以及實驗性的東西可以讓大家看到另外的可能性吧。”除了資金上的説明，太合的音樂內容同樣能夠注入其中，“‘土壤’和內容結合，形成良性迴圈，這樣才能起到培育樂迷的作用。”
另一方面，對於音樂行業來說，雖然需求永遠存在，但同時也面臨越來越豐富的其他娛樂方式的競爭，“使用者的錢和時間都是有限的，不把體驗做好，怎麼吸引他們來？”
線上下娛樂逐漸重回資本和大眾關注的當下，live house可能將成為線下娛樂新入口。通過投資擁有一張“入場券”，其戰略意義可能將遠重要於短期的財務回報。因此，在做好音樂演出服務的同時，楊浩宇也認為多元化經營一定是未來的方向。“你可以從Livehouse出發向多元化能容納劇場等其他內容的場景去過渡，你也可以從劇場出發向多元化能容納Livehouse的群體這樣的去出發，我覺得這兩頭都可以往中間去靠攏。”
但是在目前，這一切都還無法得到驗證。現在談live house的入口效應似乎還為時太早，甚至適合資本進入的標的都寥寥無幾。縱觀全世界，以單店或者少數分店的模式運營的live house還是佔據主流，本質上說，這依舊是一門特別傳統的生意；劉非也表示，身為一個盈利狀況不錯、規模很小但同時堅持自身特色的live house運營者，他們與資本本身無法相互成就——資本既無法給到他太多的幫助，他也無法通過快速擴大規模回應資本的投入。
現在的情況似乎是分裂的。Live house正在經歷“去儀式化”而成為真正意義上日常娛樂活動的發生地，加上資本的推動，live house面對的市場環境已經發生了不小的改變，劉非告訴我們，他的生意依舊不錯，甚至附近的大爺有時也會進來喝一杯，看看演出消磨時間；但同時，政策不確定所帶來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的隱憂依舊高懸——畢竟這個片區的同行，已經有撤出的實例。
如同他在五道營胡同觀察到的那樣，舊日世界似乎開始坍塌了，但新的時代還不知道在哪兒。
多個商業體的門臉均被封堵，僅僅留下小窗示人。熱力貓也不例外。十一長假過後，李雷在一個音樂產業從業者聚集的微信群裡，宣佈了這家已經營業七年的老牌live house即將撤出鼓樓地區的消息。但是，直到11月底，熱力貓依舊照常安排了演出和派對。李雷只是想堅持得久一些。“我們都知道，鼓樓這一片的音樂氣氛和消費習慣是最好的。”
個人的堅持很難與大勢相抗衡。治理之後的方家胡同日甚一日地冷清，李雷最終在11月底選擇關掉了老熱力貓。“從封堵的那天起就開始賠錢了。”他並不想最後只有自己一家在黑黢黢的胡同裡堅持，“這樣有什麼意義呢？”目前，他的新工作是在望京西側新開業的正見陽光生活藝術中心，與一位朋友合作運營一個可以容納200-300人的小劇場。
新地點並不好找。這個有著藝廊、劇場、咖啡館等業態的新落成的商業空間位於望京的西邊，並不屬於望京傳統商圈的核心，附近毗鄰著一片居民區。我在這裡見到他時，整個空間還空空蕩蕩，一批由中年人和兒童的組成的、看起來像某單位考察團一樣的團隊正在這裡參觀畫廊。噪音回蕩在整個區域，李雷不得不提高音量和我說話。
劇場運營只是第一步，他接下來的打算是在這裡打造一個新的熱力貓。這個新開業的藝術空間還有不少空置場地可供李雷發揮，但在望京——並且是望京的非核心商圈——培育新的音樂場景和氣氛，李雷也不是非常有信心。
“你沒聽過有人說要來望京看演出吧。”李雷告訴我們，雖然望京有著大量的產業人口和年輕人，但對於音樂消費這一倚賴區域氛圍和相關配套業態的文化消費來說，“另起爐灶”絕非容易的事情。“麒麟社下邊也有做電音現場演出的，聽說還和有待老師在合作，但也沒起來。”李雷對《三聲》（微信公號ID:tosansheng）說。
開闢新疆土的嘗試總歸要進行。“因為城裡應該很快就會被‘清剿’乾淨。”李雷說，“而新的區域和消費人群總會成長起來。”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李雷只能被動地選擇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另一些在治理行動中沒有受到顯性影響的從業者同樣不樂觀。
前不久一個週五的晚上，我們來到五道營胡同的School。這是一家開業已有7個年頭的live bar——它的主理人劉非不願意將其稱之為live house，因為從收入構成來看，以酒水為主的bar才是更適合School的名字。
劉非與他的School酒吧
這裡熱鬧非凡。一支俄羅斯硬核樂隊正在舞臺區演出，School很小，以至於樂手與台下的觀眾幾乎是零距離的。幾個國家的年輕人在台下大聲說話，一起pogo；吧台區更熱鬧，喝酒和玩桌上足球的年輕人幾乎擠滿了這個小空間，沒地方落腳的人們就站在院子裡抽煙。
胡同裡卻是另一番場景。雍和宮附近的這條五道營胡同，曾經被稱為南鑼鼓巷之後北京最文藝的小巷子。這條不到700米的胡同上，大大小小開了不少餐吧、古著店、飾品手工等不同類型的創意店鋪。但是，在週五晚上九點剛過，一半以上的店鋪居然是打烊的。
已經進入零度以下的夜間低溫可能是讓這條巷子顯得蕭條落寞的原因之一。在冬天漫長而寒冷的北方地區，夜間生意總是不如南方的。但School的主理人、出生在80年代初期的劉非看來，主要原因並不在這兒。“最近大家對於北京沒有太大信心。”
即使五道營胡同本身並沒有在城市治理行動中受到過分明顯的關注，但是從南邊的方家胡同傳來的資訊，同樣讓這裡感到不安。
劉非擔心的是整個鼓樓片區的頹勢。出生在80年代初期的劉非，曾經經歷過中國獨立音樂的“黃金時代”。
“小時候我們在開心樂園、嚎叫俱樂部玩，上大學時有D22。20多歲的時候，我們就成立了荔芙的廠牌，給全中國最酷的音樂人做經紀人。”劉非覺得90年代到2010年之前，氣氛都相對寬鬆。
從世紀之交的“北京新聲”，到2005年前後蓬勃的“後北京新聲”一代發起的no Beijing運動，在遍地開花的音樂節和移動互聯網時代的音樂平臺給獨立音樂人們帶來巨大變化之前的十幾年間，這一群活躍在小型音樂場景的音樂人雖然從未真正主流化，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正是獨立音樂人從地下走向台前的先驅和鋪路人。甚至在除了民謠這樣後來生產出明星級別音樂人之外的領域，主力軍依然是2010年之前就已取得圈子影響力的這些人。
正是大大小小的live house為這些音樂人的起步和發展提供了最初的空間。劉非告訴我們，每個時代都會有自己的音樂文化地標，從開心樂園到藍旗營的D22再到鼓樓片區相對集中的live house，他一直都想做最酷的事情。就像名字所表達的那樣，School希望充當的，是新樂隊們的“起點”。而在經營上，在開業第二年從電音酒吧改為搖滾演出現場之後，依靠演出和酒水，小場地School就沒有碰到過真正動搖根基的問題。“你不能指望它賺大錢，但是好好活著是沒有問題的。”
“社會一團糟，我們去學校”，這是School對外展示的口號。對於劉非來說，這裡多少像一個自己的“烏托邦”，他偏愛搖滾類型的新樂隊，合作的經紀廠牌D.O.G偏向搖滾的風格也很明顯。就像劉非自己說的那樣，School對他來說是“水泊梁山”一樣充滿兄弟朋友情誼的存在。“當然我們在管理上是按正規企業來的，不然也不可能賺到錢。只是我們的組織方式更義氣、更江湖。”
在劉非的眼中，搖滾樂是適合年輕人的、積極的音樂形式。“我一直覺得聽搖滾樂的年輕人才是當下社會裡素質更高的一波人。他們都至少有大學學歷，熟知音樂以外的相應藝術比如文學或者繪畫，很多人有過出國留學的經歷。”
但相關部門的不瞭解可能會造成一些麻煩。劉非們其實一直保持著與政府對話的開放心態，“前幾年，其實我們和一些政府部門的人溝通過的，我一直認為live house是可以成為一個城市名片和文化地標的。”劉非說，他和他的同行也一直向著這個方向在努力。“北京不能只有梅蘭芳大劇院吧，對不對。”但在那一次洽談之後，具體的管理措施依舊沒有出臺。
之前，劉非並不太擔心。他們早已習慣在模糊的管理規定下“調整應對的姿勢”。但是，今年的措施顯然更為嚴厲且沒有商量餘地，甚至不再是一種“收編”或是“招安”。
這種由於溝通的低效帶來的後果讓劉非的擔心變得可以理解。“有些東西不僅僅是被削弱了。”說到這裡的時候他變得嚴肅起來，相對而言，某些類型的演出的確在內容上容易受到更嚴格的監管。“因為他們不瞭解，所以覺得你可能會有危險，這讓人既不舒服，同時也很無奈。”
在持續的整治過程中，他的態度相當謹慎，“該來的總會來，該跑的也跑不掉。”劉非說，“順其自然，想辦法解決吧。”
樂觀人士與新環境
不是所有人都持有相對悲觀的心態。
畢竟，在生產端，音樂製作與傳播成本都已下降到極低，人人都能在自家臥室製作demo，在網易、蝦米等互聯網音樂平臺上，為數不少的年輕音樂人們正在持續冒頭。消費端同樣非常饑渴，被音樂節培育起來的現場音樂消費人群的主力，正是擁有超過之前任何一代年輕人消費能力的90與95後一代。
即使在音樂這樣的細長尾市場，以演出為典型表現的現場娛樂看起來也大有挖掘空間。中國的獨立音樂人們一直有“大篷車巡演”的傳統，而像成都的小酒館、北京的D22和以及以民謠為標識的麻雀瓦舍等著名的live house，也培養出過具有大眾影響力的獨立音樂人。
雖然在這幾年，的確沒有明星級別的獨立音樂人再從現場演出中成長起來，但對於服務新音樂人的live house來說，場地“供給”——尤其是擁有明確細分品類的“供給”，可能依然是趕不上需求增長的。
黃昏黎明俱樂部（DDC）的主理人張錦燦是持有這種觀點的典型代表。在運營著名的江湖酒吧多年之後，張錦燦在2014年擁有了自己的live house DDC。他自身所鍾愛的世界音樂以及相關品類成為主要的音樂內容供給，並且在圍繞現場演出的上下游產業鏈上，DDC都進行了拓展，包括介入演出經紀、樂隊的宣發服務甚至音樂製作，除此之外，在非演出時段，DDC也作為沙龍和活動場地對外開放，進行多元化經營。
“除了給他們提供服務，DDC本身也可以成為一個對外發聲的自媒體，甚至IP。”張錦燦在和我們的聊天中，多次強調了“科技改變一切”的看法。他顯然對於適應新的生產和傳播環境更積極且有興趣，並且對許多原本不屬於音樂圈的熱詞更為熟悉。
張錦燦在他的DDC
與School相比，DDC的音樂氣質不太一樣，人群的年齡結構也更加成熟一些。DDC也相應的開在了鼓樓核心片區南邊的的山老胡同。這裡不像五道營胡同或是之前的方家胡同那樣熱鬧，仍舊以民居為主，相關的商業業態不多。
張錦燦把整個院子租了下來，並沒有做過多的改造——這種做法在某種程度上保護了DDC，也讓他不太擔心政策風險會波及DDC。他的焦慮在於現在的音樂市場環境是相對混亂的——“中國的音樂市場也是爆炸式的，你不知道哪天哪個人突然就火了，沒有節奏也沒有章法，按照規矩做事的人可能沒有太多回報，投機取巧的人多了。”
這在某種程度上讓live house的存在有些尷尬。事實上，live house本來充當的也是向上輸送音樂人和音樂內容的底層設施，與規模更大一些的劇場、體院館和體育場，共同構成了演出場地的金字塔型結構。在樂隊成長至下一個階段後，脫離小型的live house幾乎是一種必然。
在成熟的音樂市場，演出現場的生態是相對完整的，金字塔結構穩固，包括在音樂節和live house之間的相互輸送上，道路也相對暢通。但對於追求爆款邏輯的國內市場來說，“傳統”不再起作用。
“國內有才華的音樂人還是很多，是值得去關注和發掘的，但管道、爆點的預判、漸進式的玩法，都不再管用了。”張錦燦對《三聲》（微信公號ID:tosansheng）說道，他認為這一點值得關注——對於以演出為主要訴求、抗風險能力最小的live house來說，優質新樂隊的過早離開，可能就意味著核心競爭力的缺失。
不過，他依然並不是很擔心，“畢竟這個市場一直是在增長的，總能找得到合適的方式來適應新的環境。”
這個市場也仍舊不斷地有新入局者冒頭。位於北新橋人民美術印刷廠北樓內的樂空間就是其中之一，雖然附近的胡同正在進入拆遷節奏，2016年才正式成立的樂空間依舊擔綱了樂童介入線下演出市場的重要角色。
樂童音樂的副總裁郭小寒在之前的一次採訪中告訴《三聲》，通過樂童平臺聚集的音樂人，需要一個線下“分發”的出口。“我們以這家單店來跑資料，最終希望能做成音樂演出的‘院線’那樣的模式。”雖然在郭小寒看來，這個行業始終不太好賺錢，但在演出市場持續增長的當下，新一代數量龐大、正在成熟的消費者，會給行業帶來更多的可能性。Live house依舊是一項可以期待的事業。
而剛剛獲得資本關注的MAO Live house，則有著更為明確的計畫。其所屬的世紀樂夢（北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CEO池永強向《三聲》（微信公號ID:tosansheng）表示，MAO Live house的最終目標是借由場地形成“前店後廠”的內容生產與分發的模式。
除了繼續擴張，巡演平臺的建設是MAO這輪融資的用處之一。目前，MAO已經主辦了十幾輪樂隊巡演，這些巡演以國外樂隊為主，而國外樂隊在北京以及東部城市認知度都是比較高的。“MAO如果要下沉就會調整內容，要讓市場先接受現場演出這樣一種形式。”
在藝人方面，MAO則更傾向簽約音樂製作人和策劃人。包括在Livehouse跨界經營上，MAO希望與音樂相關產業進行更多聯合。“我們不敢說MAO真的會做音樂綜合體，但我們認為未來音樂的發展一定要跨界。現在MAO的各個店都承擔不同的創新方向，我們希望MAO能成為一個內生的、向四面創新的機制。”
在池永強看來，要做成計畫中的這件事有兩個前提。首先是有足夠的店。到2015年年底，MAO Livehouse還只有上海、重慶與昆明三家店，2016年MAO Livehouse開始籌建杭州和義烏店，今年再加上北京店、廈門店以及12月即將開業的廣州店，MAO Livehouse已經擁有8家店鋪，品牌連鎖的模式已經初步形成。
MAO live house（左：鼓樓東大街階段 右：華熙live階段）
其次，MAO Livehouse在去年成立了演出活動廠牌MAO Live以及專注電音領域廠牌M.E。MAO Live主要負責樂隊巡演，其中外國樂隊的演出占到全部演出的70%。與此同時，MAO Live house也在做藝人孵化與培養，孵化物件包括高校樂隊、年輕樂隊以及部分網紅。
資本的“催化劑”
live house在最近一段時間內重回話題中心，非常重要原因是資本的“突然進入”。
11月，MAO宣佈完成由太合音樂與君聯資本領投的數千萬融資。這筆錢將被運用於硬體與服務體驗上的升級與改造，並服務於MAO的擴張計畫。
太合在過去三年中通過佈局票務與演出平臺秀動，積累了大量線下live house的資源，但此次直接切入投資單個live house品牌，的確存在不少讓人困惑的地方。
一方面，與音樂節相比，規模較小的live house由於無法在短時間內聚集巨量人群，從而更多依賴日常經營中演出票房和酒水收入，但票價和可售數量又都存在明顯的天花板。像熱力貓這樣的場所，還經常使用免票的手段吸引人群駐留，再通過酒水等收入來覆蓋成本。
另一方面，由於自身抗風險能力的問題，live house的開張與關停都成為常事。京城著名的live house從微薄之鹽、麻雀瓦舍到MAO本身，都傳出過停業的消息。同時，相對于易複製形成規模的單純消費場景，live house的魅力在於其獨特性以及與街區之間的聯繫，這也讓MAO提出的橫向擴張戰略受到了一些質疑。
不過，在楊浩宇看來，live house行業的進階本身需要資本助力。
“小型場景情懷驅動的特點比較明顯，很多經營者以個人興趣為出發點，本身是沒有擴大規模的意願。這樣也挺好的，整個生態更豐富。“楊浩宇說。
太合音樂集團演出管理中心總經理楊浩宇
一旦規模擴大、體驗要升級，就需要標準化和商業操盤，資本的介入不可避免。“資本是讓整個行業上一個臺階的重要推力。”現在的重點是把市場做大，“那麼小的一塊蛋糕，再怎麼分有意義嗎？”
MAO在這種節點上恰好展現了這些潛力。比起個性化經營的小場景，MAO在過去十幾年的經營中積累起廣泛的品牌認知度，並且擁有自我造血的能力與野心——過去幾年間，MAO已經在上海、成都、杭州等地佈局分店，以期擴大規模與影響力。
這種意願在資本看來尤為重要。音樂產業鏈雖然相對完整，但產業鏈上任何一環都並非足夠強悍，在新生的中小型現場演出行業，有能力與意願擴大產業影響力的標的並不多。
在楊浩宇看來， live house可以與影院的投建做類比。“有了更多更好的基礎設施，給音樂人和樂迷提供更多更好的‘土壤’，好的內容才有機會生長出來。”對於同是樂迷的楊浩宇來說，live house是一個音樂人繞不開的“孵化器”，“你很難想像有樂隊不通過live house的訓練而成為成熟的音樂人。”目前的問題是優質、能充當孵化音樂人的“關鍵臨門一腳”的live house還太少。
楊浩宇希望此次注資能夠帶動live house行業自身的升級與改造，“我們是想做個催化劑，希望能有一個榜樣性的東西，以及實驗性的東西可以讓大家看到另外的可能性吧。”除了資金上的説明，太合的音樂內容同樣能夠注入其中，“‘土壤’和內容結合，形成良性迴圈，這樣才能起到培育樂迷的作用。”
另一方面，對於音樂行業來說，雖然需求永遠存在，但同時也面臨越來越豐富的其他娛樂方式的競爭，“使用者的錢和時間都是有限的，不把體驗做好，怎麼吸引他們來？”
線上下娛樂逐漸重回資本和大眾關注的當下，live house可能將成為線下娛樂新入口。通過投資擁有一張“入場券”，其戰略意義可能將遠重要於短期的財務回報。因此，在做好音樂演出服務的同時，楊浩宇也認為多元化經營一定是未來的方向。“你可以從Livehouse出發向多元化能容納劇場等其他內容的場景去過渡，你也可以從劇場出發向多元化能容納Livehouse的群體這樣的去出發，我覺得這兩頭都可以往中間去靠攏。”
但是在目前，這一切都還無法得到驗證。現在談live house的入口效應似乎還為時太早，甚至適合資本進入的標的都寥寥無幾。縱觀全世界，以單店或者少數分店的模式運營的live house還是佔據主流，本質上說，這依舊是一門特別傳統的生意；劉非也表示，身為一個盈利狀況不錯、規模很小但同時堅持自身特色的live house運營者，他們與資本本身無法相互成就——資本既無法給到他太多的幫助，他也無法通過快速擴大規模回應資本的投入。
現在的情況似乎是分裂的。Live house正在經歷“去儀式化”而成為真正意義上日常娛樂活動的發生地，加上資本的推動，live house面對的市場環境已經發生了不小的改變，劉非告訴我們，他的生意依舊不錯，甚至附近的大爺有時也會進來喝一杯，看看演出消磨時間；但同時，政策不確定所帶來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的隱憂依舊高懸——畢竟這個片區的同行，已經有撤出的實例。
如同他在五道營胡同觀察到的那樣，舊日世界似乎開始坍塌了，但新的時代還不知道在哪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