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語文教師推到歷史前臺， 成為眾媒體關注的焦點， 這是幾年前的事了。 我以為在應試教育達到鼎盛時， 語文教師扮演的角色本身就是社會的產物， 用現在的眼光來看當時這樣那樣的不足， 實在不算什麼， 或者說語文教師本身並沒有錯。 但時間轉到現在， 相對重視人文性的語文新教材已於2000年秋季在全國範圍內使用， 強調素質和能力的“3＋X”高考已擴大到全國半數以上的省份， 而喊得響做得也有成效的素質教育已深入人心。 在如此大背景下， 呼喚高素質的語文教師已成為勢所必然。 今後的語文教師要具備什麼樣的素質，
語文教師不喜歡語文
語文教師不喜歡語文， 這是讓局外人感到困惑而又不可思議的事， 然而更不可思議的是， 不喜歡語文的語文教師可以教出好成績的學生。 這是一個悖論？也不是， 因為這裡教育的最終結果已經異化為卷面成績， 而這卷面成績是很難體現一個人的真正水準。 在我們的想像中， 語文教師喜歡語文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然而， 語文是什麼？你看語文教師辦公桌上， 翻爛的課本、教參和與課本配套不配套的試卷（附所謂的標準答案）， 真正的語文連個影兒也沒有。
語文教師， 現在仍在教育第一線的語文教師，
語文本來是眾多學科中最具人文性的學科， 這一不可替代的特殊性， 決定了要從事這一職業的人首先是喜歡這一學科。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 要讓學生對語文感興趣， 自己必須對語文有熱烈的興趣。 布魯納說：“教師不僅是傳播者， 而且還是模範， 看不到語文妙處及其威力的教師， 就不見得會促使別人感到這門學科的內在刺激力。 ”（浙江教育出版社《教育過程》1993年版）的確， 一個不喜歡語文、不喜歡廣泛閱讀的語文教師， 一個不懂語文“妙處”的語文教師， 是不可能使他的學生感到語文學科的“刺激力”， 自然也無法使他的學生熱愛語文學科。
語文是一門人文性學科， 然而課堂上已見不到“文”， 至於“神韻”、“領悟”更是無從談起。 “名篇”不名已是不爭的事實， 多少名篇為一個個語段所代替， 而對語段也不過是採用肢解的方法， 摳這個詞， 辨那個句， 左一個層次， 右一個句序；課堂上琅琅的讀書聲少了， 師生沉浸在課文中創設的文情並茂的佳境少了。 多少作家用心血凝結成的篇章， 被教師講得平平淡淡， 毫無滋味， 使之課堂氣氛沉悶， 學生情緒破壞， 語文失卻魅力。 無怪乎學生說不少文章我們自己去讀倒很激動，
語文教師不擅長語文
語文教師不擅長語文（寫作）， 這不是什麼不光彩的事。 說白了， 語文教師不會寫是很正常的， 因為考試的方式不正常， 才使不正常的事成了正常。 語文教師會寫、善寫應該是份內之事， 如同美術教師畫畫， 音樂教師唱歌。 然而， 美術教師要畫畫給學生看， 音樂教師要領唱給學生聽，語文教師卻可以不寫給學生看。於是，不會寫文章的人大可以去做一個說不定蠻稱職的語文教師。
語文教師能寫是理所當然的事，一所學校，最會寫的應該是語文教師，相比較而言這判斷可能是對的。但事實又明擺著，發表文章最多的往往不是語文教師。語文教師中除有人偶爾發表過所謂的教學論文之外，又有幾人在寫散文或其他，這裡只是說寫，而不是發表。實實在在說，現在是語文老師的，能寫的幾近沒有。這話語文老師聽了最要動氣，我自己也要動氣，但動氣又有什麼用呢？因為我們沒有底氣。
雖然我們沒有什麼底氣，但在學生面前似乎又顯得底氣十足。我們常常是這樣說，作文要怎樣構思、怎樣佈局，要怎樣琢磨、怎樣去寫，這樣說幾乎沒有討價的餘地，於是聽話的學生會奉為圭臬。而令人憂心的是我們沒有感覺到這樣做是在“誤盡蒼生”。真的很難想像，一個語文教師自己不能寫，卻去指導學生作文；自己構思不出一篇文章，卻能讓學生去琢磨文章的寫法。語文教師本事不小，儘管自己平時不作文也寫不來作文，但評點起學生的作文時，又顯得無比的“大氣”，空洞說教者有，隔靴騷癢者有，甚至錯對顛倒者也有，把作文中許多精妙之處作為“劣質品”處理掉。記得前年《浙江教育報》登過一篇題為“老師，你能作文嗎？”的文章，用語尖刻，但確是實情。如此景況，這不能不引起我們做語文教師的震驚和深思。語文教師會寫理應不成問題，不成問題現在卻成了大問題。上海《語文學習》舉辦過一次教師、學生的同題作文競賽。出人意料的是教師的作文，總體水準竟不及學生，令評委們瞠目結舌。
從道理上說，語文教師能寫，不僅在於指導學生作文，還可以產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桃李效應”。教師若能寫出好的散文，學生也能寫出好的散文，教師的文章若能發表，學生的文章也能發表，這種事俯拾皆是（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至少在“文革”以前）。馮驥才、從維熙同讀於北京四中，受同一語文教師的影響，使他們愛上語文，愛上文學並成為作家，至今回憶起他們的語文老師來也感慨系之。語文教師能寫，更深層的是影響對教材的分析把握，抑或是講課的層次安排，語言表述和課堂結構設計。法國哲學家叔本華說：“讀書是走別人的思想路線，而寫作才是走自己的思想路線，只有經過自己的思想路線，把讀書得來的知識消融掉，才會變為自己的東西。”確實，能寫的人對教材的分析往往比一般人要深刻得多，深受學生歡迎。我們大多數語文教師因為沒有寫作的體驗，更多的是對教材表層的理解，或依照教參的說法人云亦云，整堂課中沒有“我”的主體意識和對教材進行再創造，上課冰冷，刻板，乏味。學生不喜歡語文，語文教師不受學生歡迎，也就不值得驚呼了。
語文教師半桶水
有人說，語文老師是最容易當的老師，識幾個字，講幾篇有統一說法的課文，做幾張有標準答案的試卷。這話不假。但也正因為如此，語文教師不是容易當，最容易當，而是難當，最難當。
語文老師難當，現在已基本上在業內達成共識。它不僅是要語文老師喜愛語文、擅長語文（作文），還需要有豐富的語文知識。如果說前者表現為語文老師要“作家化”的話，那麼，後者則要求語文老師要“學者化”。在中學各門學科中，語文是最具綜合性的，它的知識內容涵蓋極大。因此要求語文老師應該對各種知識進行廣泛涉獵，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個“雜家”，除具有扎實的語文知識外，應當有一定的相關知識，事實是許多語文教師沒有關注美學、哲學、經濟、社會、自然等學科的常識。《莊子》上說：“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說明了知識之于教師的重要性。但說到底，語文教師要成為一個考試“專家”容易，而要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雜家”實在困難。
因為語文教師缺少相應的知識，使之出現一種怪像，各學科中最熱鬧的要算是語文，效果最差的也要算是語文，這也是業內業外人士對目前語文教學的評語。我們語文教師上課，相當多的是對知識的低層次重複，自小學至高中，反來複去的是在字、詞、句等上面做文章，或者讓學生花很多時間去反復做一些沒有多少意義的“標準化”試題。這不僅使自己成了試題“專家”，也使學生成了只會做題的試題“專家”。試題畸形了，語文畸形了，語文教學的效果還能好嗎！我以為與其說學生不喜歡語文，還不如說不喜歡語文教師，不喜歡語文教師的簡單的知識結構。
尷尬之後的非分之想
尷尬語文教師，肯定不止這三種，但可以說這三種是最關鍵的，甚至是致命的。儘管我們可以喊得很響，但要提高語文教師的素質，是多麼的難呀。因為這是幾十年來對語文的誤解，使語文教師積重難返，而更難的是本不應成為語文教師的人（對語文沒有興趣）成了語文教師。“語文最容易”、“語文教師人人能當”，是以犧牲一代又一代的學生為代價的，這教訓不可謂不深刻。
因此本文在反觀我們語文教師的現狀之後，也順便作幾點非分之想。第一，對未來的語文教師進行素質測試。為了讓下一代能真正意義上接受語文教學，為了使素質教育順利進行，為了使語文的人文性的地位得以確定，為了使以後來做語文教師的人不再尷尬，我想師大中文系在錄取新生時是否象音樂、美術一樣，進行素質方面的測試，而這測試不求複雜，讓測試的學生當堂寫一篇作文即可。第二，語文教師要耐得失敗。現在對學生的考試，還是沿習應試教育的模式，哪怕以後完全是素質教育式的考試，語文不同於數理化或政史地等學科仍是非常明顯的，即知識之間的銜接不是很嚴密，教學效果（主要指語文能力）也不可能是立竿見影，但教師的高素質一定能影響學生素質的提高。因此作為語文教師要有更多的耐得寂寞和犧牲精神，這不僅是對教學學生而言，其實也是對我們語文教師自身素質提高而講。第三，語文教師要培養自己對語文熾熱的興趣。如果一個教師終日以書為伴，這個書最好不是教參、教材和其他考試資料，而是一些所謂的“閒書”，即“三教九流”之類的，哲學、美學、社會等大部論著，抑或小說、雜談、書評等短章殘篇，那麼，這個語文教師往往是很合格的。同時，作為語文教師要千方百計寫一些文章，文學的學術的，長的短的，只要在寫（當然最好發表），自身的文學水準就會與日俱增，理論修養也會蒸蒸日上。如此，語文教師的素質一定能得到充分保證，而語文教師中出幾個魯迅、葉聖陶、朱自清也成為可能。
音樂教師要領唱給學生聽，語文教師卻可以不寫給學生看。於是，不會寫文章的人大可以去做一個說不定蠻稱職的語文教師。語文教師能寫是理所當然的事，一所學校，最會寫的應該是語文教師，相比較而言這判斷可能是對的。但事實又明擺著，發表文章最多的往往不是語文教師。語文教師中除有人偶爾發表過所謂的教學論文之外，又有幾人在寫散文或其他，這裡只是說寫，而不是發表。實實在在說，現在是語文老師的，能寫的幾近沒有。這話語文老師聽了最要動氣，我自己也要動氣，但動氣又有什麼用呢？因為我們沒有底氣。
雖然我們沒有什麼底氣，但在學生面前似乎又顯得底氣十足。我們常常是這樣說，作文要怎樣構思、怎樣佈局，要怎樣琢磨、怎樣去寫，這樣說幾乎沒有討價的餘地，於是聽話的學生會奉為圭臬。而令人憂心的是我們沒有感覺到這樣做是在“誤盡蒼生”。真的很難想像，一個語文教師自己不能寫，卻去指導學生作文；自己構思不出一篇文章，卻能讓學生去琢磨文章的寫法。語文教師本事不小，儘管自己平時不作文也寫不來作文，但評點起學生的作文時，又顯得無比的“大氣”，空洞說教者有，隔靴騷癢者有，甚至錯對顛倒者也有，把作文中許多精妙之處作為“劣質品”處理掉。記得前年《浙江教育報》登過一篇題為“老師，你能作文嗎？”的文章，用語尖刻，但確是實情。如此景況，這不能不引起我們做語文教師的震驚和深思。語文教師會寫理應不成問題，不成問題現在卻成了大問題。上海《語文學習》舉辦過一次教師、學生的同題作文競賽。出人意料的是教師的作文，總體水準竟不及學生，令評委們瞠目結舌。
從道理上說，語文教師能寫，不僅在於指導學生作文，還可以產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桃李效應”。教師若能寫出好的散文，學生也能寫出好的散文，教師的文章若能發表，學生的文章也能發表，這種事俯拾皆是（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至少在“文革”以前）。馮驥才、從維熙同讀於北京四中，受同一語文教師的影響，使他們愛上語文，愛上文學並成為作家，至今回憶起他們的語文老師來也感慨系之。語文教師能寫，更深層的是影響對教材的分析把握，抑或是講課的層次安排，語言表述和課堂結構設計。法國哲學家叔本華說：“讀書是走別人的思想路線，而寫作才是走自己的思想路線，只有經過自己的思想路線，把讀書得來的知識消融掉，才會變為自己的東西。”確實，能寫的人對教材的分析往往比一般人要深刻得多，深受學生歡迎。我們大多數語文教師因為沒有寫作的體驗，更多的是對教材表層的理解，或依照教參的說法人云亦云，整堂課中沒有“我”的主體意識和對教材進行再創造，上課冰冷，刻板，乏味。學生不喜歡語文，語文教師不受學生歡迎，也就不值得驚呼了。
語文教師半桶水
有人說，語文老師是最容易當的老師，識幾個字，講幾篇有統一說法的課文，做幾張有標準答案的試卷。這話不假。但也正因為如此，語文教師不是容易當，最容易當，而是難當，最難當。
語文老師難當，現在已基本上在業內達成共識。它不僅是要語文老師喜愛語文、擅長語文（作文），還需要有豐富的語文知識。如果說前者表現為語文老師要“作家化”的話，那麼，後者則要求語文老師要“學者化”。在中學各門學科中，語文是最具綜合性的，它的知識內容涵蓋極大。因此要求語文老師應該對各種知識進行廣泛涉獵，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個“雜家”，除具有扎實的語文知識外，應當有一定的相關知識，事實是許多語文教師沒有關注美學、哲學、經濟、社會、自然等學科的常識。《莊子》上說：“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說明了知識之于教師的重要性。但說到底，語文教師要成為一個考試“專家”容易，而要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雜家”實在困難。
因為語文教師缺少相應的知識，使之出現一種怪像，各學科中最熱鬧的要算是語文，效果最差的也要算是語文，這也是業內業外人士對目前語文教學的評語。我們語文教師上課，相當多的是對知識的低層次重複，自小學至高中，反來複去的是在字、詞、句等上面做文章，或者讓學生花很多時間去反復做一些沒有多少意義的“標準化”試題。這不僅使自己成了試題“專家”，也使學生成了只會做題的試題“專家”。試題畸形了，語文畸形了，語文教學的效果還能好嗎！我以為與其說學生不喜歡語文，還不如說不喜歡語文教師，不喜歡語文教師的簡單的知識結構。
尷尬之後的非分之想
尷尬語文教師，肯定不止這三種，但可以說這三種是最關鍵的，甚至是致命的。儘管我們可以喊得很響，但要提高語文教師的素質，是多麼的難呀。因為這是幾十年來對語文的誤解，使語文教師積重難返，而更難的是本不應成為語文教師的人（對語文沒有興趣）成了語文教師。“語文最容易”、“語文教師人人能當”，是以犧牲一代又一代的學生為代價的，這教訓不可謂不深刻。
因此本文在反觀我們語文教師的現狀之後，也順便作幾點非分之想。第一，對未來的語文教師進行素質測試。為了讓下一代能真正意義上接受語文教學，為了使素質教育順利進行，為了使語文的人文性的地位得以確定，為了使以後來做語文教師的人不再尷尬，我想師大中文系在錄取新生時是否象音樂、美術一樣，進行素質方面的測試，而這測試不求複雜，讓測試的學生當堂寫一篇作文即可。第二，語文教師要耐得失敗。現在對學生的考試，還是沿習應試教育的模式，哪怕以後完全是素質教育式的考試，語文不同於數理化或政史地等學科仍是非常明顯的，即知識之間的銜接不是很嚴密，教學效果（主要指語文能力）也不可能是立竿見影，但教師的高素質一定能影響學生素質的提高。因此作為語文教師要有更多的耐得寂寞和犧牲精神，這不僅是對教學學生而言，其實也是對我們語文教師自身素質提高而講。第三，語文教師要培養自己對語文熾熱的興趣。如果一個教師終日以書為伴，這個書最好不是教參、教材和其他考試資料，而是一些所謂的“閒書”，即“三教九流”之類的，哲學、美學、社會等大部論著，抑或小說、雜談、書評等短章殘篇，那麼，這個語文教師往往是很合格的。同時，作為語文教師要千方百計寫一些文章，文學的學術的，長的短的，只要在寫（當然最好發表），自身的文學水準就會與日俱增，理論修養也會蒸蒸日上。如此，語文教師的素質一定能得到充分保證，而語文教師中出幾個魯迅、葉聖陶、朱自清也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