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4月9日， 卡爾·馬克思給他在美國的兩個合作者， 齊格弗裡特·邁耶爾和奧古斯特·福格特寫了一封長信。 [1]在信中， 馬克思談到了許多主題，
考慮到眼下美國和歐洲正在進行的， 關於移民的激烈且經常是充滿憤怒與仇恨的辯論， 馬克思致齊格弗裡特·邁耶爾和奧古斯特·福格特的信， 可以說， 在現代左派那裡遭到了驚人的忽視。 尤其是移民權利的支持者， 他們忽視了馬克思關於這個問題的思考， 特別是他的評論——這一評論反映了他對資本主義體系運作方式的評價——報酬低的愛爾蘭移民流向英格蘭，
馬克思論愛爾蘭移民
在1870年的那封信中， 馬克思指控， 英國對愛爾蘭政策主要基於英國工業資本家和土地貴族的經濟利益。
都想用驅逐佃戶和強制移民的辦法使愛爾蘭的人口儘量減少， 少到能夠讓英國資本清掃
但是， 馬克思繼續寫道， 英國資產階級“在愛爾蘭當前的經濟中還有更重要得多的利益”——強迫愛爾蘭的勞動者流向英格蘭：
由於租地日益集中， 愛爾蘭就不斷為英國的勞動市場提供自己的過剩人口， 因而使英國工人階級的工資降低， 物質狀況和精神狀況惡化。
而最重要的是：英國所有的工商業中心的工人階級現在都分裂為英國無產者和愛爾蘭無產者這樣兩個敵對英國對愛爾蘭的統治
報刊、佈道壇、滑稽書刊， 總之， 統治階級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則人為地保持和加深這種對立英國工人階級雖有自己的組織但沒有力量
馬克思是在將近一百五十年前寫下這些話的， 他當然不是沒有錯：在同一封信中他也樂觀地指出， 愛爾蘭的獨立可以加速“英國的社會革命”。 但他的分析很大一部分聽起來是相當適用於我們的時代的。
如果我們把加勒比海盆地國家替換成愛爾蘭， 把美國替換成英國的話， 這裡的相似就變得顯而易見了。 就像英國的政策破壞了愛爾蘭的小規模農業那樣， 美國推動的， 諸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此類的新自由主義計畫也把墨西哥、中美和加勒比群島地區的小生產者連根拔起，
但馬克思也聲稱， 愛爾蘭移民降低了英國勞動者的工資水準。 在今天， 美國的反移民勢力也提出了類似的主張。 這是否說明馬克思是站在像唐納德·川普和前亞利桑那警長喬伊·阿帕約那樣的人那邊？
經濟學家在工資上的發現
事實上， 移民對工資的影響，是當前關於赴美移民之辯論中，爭論的焦點——本土主義者常見的套路便是指責移民降低了美國本土出生的勞動者的勞動報酬，而支持移民權利的活動家則反駁說，移民對本土勞動者工資的負面影響很小，甚至還會有正面的影響。
雙方都引用學院經濟學家的作品來支援自己的觀點。本土主義者引用的是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的一位保守主義的古巴裔美國教授，喬治·布加斯的著作。布加斯曾在2013年寫到，從1990年到2010年移民很可能“短期內使美國勞動者的年均收入降低了1396美元……影響隨勞動專業而不同，高中輟學生是受負面影響最嚴重的群體。”支持移民權利的活動主義者引用的是加州大學大衛斯分校教授喬萬尼·佩里的觀點，後者在2010年支出，從1990年到2007年，全部移民對美國的貢獻，“以2005年的美元為常量來記算的話，可以使美國勞動者的平均年收入增長大約5100美元”。
活動家們自然會急著引用支持自己立場的學術研究。他們不太願意去深入瞭解和分析學者們是怎樣得出這些數字的。計算移民對工資的影響是件複雜的事情。有許多可能的、經驗的路徑可用。一種方法試圖使一個既定時期內的工資與移民的水準掛鉤。比如說，許多人會假設，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真實工資的停滯，與那段時期內移民的增長有關。然而，對此，可能的原因還很多——勞工運動的弱化，由於自動化和離岸而造成的失業等等都可能對工資水準造成影響——而這些原因又是很難量化的。由於我們找不到一個平行宇宙來提供對照，故而，沒有什麼確定的模型能夠正確地分析，在沒有移民的情況下工資會是什麼情況。
另一個經驗的路徑，是比較國家不同地區的工資趨勢。比如說，如果在一個城市，隨著移民的增長，工資增長了，而同時，在另一個城市，移民減少，工資也降低了，那麼，我們大概可以推測，移民的增長可能是促進工資增長的一個因素。
第二種路徑也是布加斯和佩里偏好的，他們用複雜的資料方法來控制其他因素，比如說移民在高工資地區定居的傾向，或美國本土勞動者離開與移民競爭激烈地區的傾向等等。但這兩位經濟學家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而且，在各自的論據中，他們都只能證明存在相關關係，而非因果關係。說到底，單靠資料，是不可能為我們提供一個不容辯駁的結論的。
經濟學家的理論模型
為處理這個問題，布加斯和佩里都用基於經濟學理論的模型（主要是供求方面的）來補充他們的經驗研究。當移民進入勞動人口時，他們就在不直接提高勞動力需求的同時提高了勞動力的供給；短期的結果就是工資呈下降趨勢。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資薪率會穩定下來，因為新的移民也提高了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並因此也提高了對勞動力的需求，但這些影響會隨勞動力部門的不同而發生變化。1970到2008年進入美國的移民大多是幾乎沒受過什麼教育，英語能力有限的勞動者，他們找的主要是體力活，剛好這段時間，對此類工作的需求正在縮小。結果是體力勞動者過剩，這樣，可預期的結果，就是同工種的本土勞動者的工資會降低。這就是布加斯認為移民會降低工資的依據。
佩里和他的合作者則用一個他們稱為“互補性”的原則，來精煉這個基本的供求模型。在他們看來，低工資的移民並不會簡單地取代本土勞動者：考慮到他們有限的英語能力，移民從事的工作，是對溝通技能要求最低的工種，這就鼓勵本土勞動者利用他們更高的溝通技能，向高級別的工種移動。比如說，就像佩里在2010年寫到的那樣，
隨著受教育水準低下的年輕移民承擔了體力勞動密集的建築工作，雇傭這些移民的建築公司也就有了擴張的機會。這就提高了對監工、協調者、設計者等職業的需求。這些工作是溝通密集型的，並且基本上，雇傭的也都是從體力工作跳過來的美國本土勞動者。這種互補性的分工使美國本土勞動者湧向高報酬的工作，增加了生產的效率，並創造了工作崗位。
對佩里和他的合作者來說，這個因素不僅補償了簡單的供求影響。根據他們的模型，低工資移民的流入，會稍微降低受教育程度低的本土勞動者的工資，並且會大大降低其他已經在國內的移民勞動者的工資水準。但是，佩里寫道，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美國本土勞動者得到的好處，要大於受教育程度較低的那部分美國人的損失：根據佩里的計算，長期來看，移民人口每增長百分之一，勞動者的平均工資就會增長0.6%到0.9%。
經濟學家忽視了什麼
儘管得出了相反的結論，但布加斯和佩里的分析都有一個巨大的缺陷：他們的假設，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和移民勞動者的受教育水準及技能水準是決定工資水準的唯一因素。在真實的世界中，當然還有更多的因素在起作用。女人和非裔美國人的工資就要比白人男性少很多，但這不是因為女人和非裔美國人供過於求了。類似地，加入工會的勞動者比不加入工會的勞動者掙得多也不是因為他們的受教育程度更高。
絕大多數移民勞動者都是有色人種，很難想像，種族歧視會不對他們的收入造成影響。社會科學家們試圖切入這些問題的方法之一，是使用瓦哈卡-布林德分解技術，一種通過識別已知會對工資水準產生影響的因素——如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準等等——並挑出可能會被歸為歧視的未知因素，來分析不同群體間工資差距的統計方法。2016年的一份研究通過使用瓦哈卡-布林德分解發現，甚至對第三代墨西哥裔美國人來說，也只有58.3%的人的工資水準可以用諸如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經驗此類的已知因素來加以解釋。對非裔人口來說，歧視依然嚴重：對這些人來說，已知因素只能解釋48.3%的人在工資上的差異。
學院經濟學家也傾向于忽視法律地位在決定工資水準上可能扮演的角色，哪怕美國這個國家三分之一的移民——在2012年的時候，大約是八百一十萬人——沒有證件，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這些勞動者面臨額外的障礙：他們已經是“非法的”了，結果，他們只能生活在持續的迫害與驅逐的威脅下。
在美國的法律之下，無證勞動者享有大多數其他勞動者應有的權利，然而，他們卻沒有權利留在這裡：在任何時刻，任何一個未經授權的移民都可能被拘留、監禁和遣返。恐懼籠罩著這些勞動者的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遣送回國的威脅，一直是在未經授權的移民試圖維護自己的權利時——要求更高的工資，報工傷，為工作時受的損害要求賠償和組織工會，被雇傭者用來威脅他們的武器。而根據法律，這些勞動者又無權享受失業保險或社會安全網路的任何其他部分。所以，如果他們失去當前的工作的話，那麼，他們面臨的將是巨大的困難。罷工對絕大多數勞動者來說都是有風險的；對無證工作者來說，罷工更是需要特別的勇氣。
那麼，量化法律地位缺失給無證勞動者強加的“工資懲罰”是否可能呢？一些研究已經處理過這個問題，大多數用的還是瓦哈卡-布林德分解。考慮到變數之多，這些研究得出的結論也各不相同：預計造成的工資差異最低可到百分之六，最高則可能高於百分之二十。但所有研究都一致認為，缺乏法律地位，肯定會對移民的工資造成負面影響。且這個影響與勞動力的供求——或佩里的“互補性”——無關、即便低工資勞動者供過於求，無證移民的收入也依然要比美國本土勞動者低，比合法的移民勞動者低。
這就不可避免地對無證移民參與率高的工種的美國本土勞動者的工資造成了實質性的向下的壓力。比如說，2005年的一個調查表明，未經授權的移民占所有保溫材料施工工人的36%和所有屋頂修理工、砌牆工的29%。就算對這些勞動者的工資懲罰偏低——比如說，6.5%——它無疑也還是會壓低其他從事此類建築工作的勞動者的工資。
“一個分裂的勞動階級”
經濟學家無視的另一個因素，確切來說，正是馬克思認為“最重要”的那個：移民可被用來創造“勞動階級的分化，把一個勞動階級分化為兩個敵對的陣營”。馬克思在把英國勞動者和愛爾蘭勞動者之間的對抗稱為“英國勞動階級無能的秘密”時有所誇張；而在今天的美國，反移民的偏見也只是使大多數人不能維持他們自己的力量的眾多力量之一。針對非裔美國人的種族主義——以及性別主義、恐同和許多其他偏見——繼續發揮著它們的歷史作用：使勞動者不能統一，不能組織起來。但仇外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特別是在移民率高的時期。
也許，不存在量化移民對工資影響的簡便方法，但我們至少可以找到一個令人震驚的例子來證明，反移民情緒如何有效地使勞工運動反過來侵害其成員的利益。1986年的移民改革與控制法案(IRCA)第一次設置了針對雇傭非法移民的雇主的罰款。該法律的支持者認為，這些“對雇主的懲罰”將通過切斷非法移民在美國找工作的機會，而減少非法移民的數量。而實際上，這樣的懲罰不過是為過度剝削非法移民勞動者提供了又一種工具而已。IRCA的證件要求提供了突擊檢查工作場所的藉口，把許多無證勞動者擠進了地下經濟，在那裡，他們在保衛自己的勞動權利時要面臨更多的挑戰。甚至合法的雇主也會降低支付給移民（因此也就可能是無證的）勞動者的報酬，來補償被罰款的風險；而現在，另一些雇主則開始使用自擔風險的轉包方，並付給勞動者更少的薪水。為應對其工會成員中反移民的情緒，美國勞工聯盟在IRCA之前都一直支持這一反勞工的措施。直到2000年工聯才最終譴責對雇主的懲罰，並公開支持立法保護無證勞動者。
與剝削鬥爭，而不是與移民鬥爭
馬克思沒有詳細闡明他說愛爾蘭移民降低了英國勞動者的工資的理由。他暗示，原因在於體力勞動者的供過於求，但他的另一個陳述又表明，他認為英國的仇外以及隨之而來的，勞動者之間的對抗甚至是一個更大的問題。然而，重點在於，他並沒有因為工資降低了就去責備移民本身；對他來說，有罪的是把愛爾蘭勞動者趕到英國的殖民體系，以及當這些勞動者抵達英國後，（資本家和貴族）對他們的剝削。
同樣的考慮也適用於今天的美國。主要的差異在於，決定工資水準的因素，多了一個法律地位——如今，使數百萬移民勞動者“非法”勞動的那些法律。支持移民權利的人們可能會覺得，引用像佩里那樣的學院經濟學家——他們低估或否認對無證勞動者的剝削拉低工資的影響——是可取的。並不。就像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摩西·阿德勒已經指出的那樣，這種路徑沒法說服那許許多多從事有大量無證移民參與的工作，並因此而“第一手地就知道那種[對移民勞動者的剝削]直接拉低了他們自己的工資”的美國人。與幫助這場運動相反，引用佩里只會增加那些勞動者對身為中產階級的，支持移民權利的人的不信任和怨恨。更重要的是，這一路徑分散了人們對針對真實問題的努力的注意力，這些問題包括：移民問題的根源在於美國的外交政策，對移民勞動者的過度剝削，以及，移民勞動者與本土勞動者的共同利益。
在2010年，尊嚴運動——大約四十個勞工與移民權利組織組成的鬆散聯盟——提出一種強調這些問題的，全面的路徑。最近，伯尼·桑德斯參議員的總統競選平臺也在這一方面推進了幾步。同時，黑人生活運動平臺也在2016年8月提出了與移民法中的不義及系統的種族主義作鬥爭的建議。眼下的政治氣候已經特別適合沿著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一直在發展的這條戰線組織起來了。矛盾的是，甚至川普競選並當選總統也是有助於這一事業的：他鼓勵本土主義者的權力，同時使更多的人更加清楚地意識到潛藏在反移民的仇外情緒之下的種族主義。
在1870年的那封信中，馬克思描述了在英國組織勞工的優先性：“喚醒英國工人階級，使他們意識到：愛爾蘭的民族解放對他們來說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正義或博愛的問題，而是他們自己的社會解放的首要條件。”他在結尾給麥耶和福格特的建議也是類似的：“在美國，現在你們有廣闊的天地，來按同樣的精神進行工作。使德國工人同愛爾蘭工人（當然，也同那些願意聯合的英國工人和美國工人）聯合起來，這就是你們現在能夠進行的最重要的工作。”然而在距他寫作那封信的一個半世紀以後，人們已經丟掉了這個國際主義的、和基於階級的視角。
注：[1]卡爾·馬克思與弗裡德里克·恩格斯：《文集》(Collected Works), Vol.43, Letters 1868-1870(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2010): 471-76，所有的斜體都是原文就有的。（中文版見《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
原文連結：https://monthlyreview.org/2017/02/01/marx-on-immigration/
作者：David L. Wilson
譯者：王立秋
編輯：Catherine
美編：黃山
土逗原創
移民對工資的影響，是當前關於赴美移民之辯論中，爭論的焦點——本土主義者常見的套路便是指責移民降低了美國本土出生的勞動者的勞動報酬，而支持移民權利的活動家則反駁說，移民對本土勞動者工資的負面影響很小，甚至還會有正面的影響。雙方都引用學院經濟學家的作品來支援自己的觀點。本土主義者引用的是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的一位保守主義的古巴裔美國教授，喬治·布加斯的著作。布加斯曾在2013年寫到，從1990年到2010年移民很可能“短期內使美國勞動者的年均收入降低了1396美元……影響隨勞動專業而不同，高中輟學生是受負面影響最嚴重的群體。”支持移民權利的活動主義者引用的是加州大學大衛斯分校教授喬萬尼·佩里的觀點，後者在2010年支出，從1990年到2007年，全部移民對美國的貢獻，“以2005年的美元為常量來記算的話，可以使美國勞動者的平均年收入增長大約5100美元”。
活動家們自然會急著引用支持自己立場的學術研究。他們不太願意去深入瞭解和分析學者們是怎樣得出這些數字的。計算移民對工資的影響是件複雜的事情。有許多可能的、經驗的路徑可用。一種方法試圖使一個既定時期內的工資與移民的水準掛鉤。比如說，許多人會假設，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真實工資的停滯，與那段時期內移民的增長有關。然而，對此，可能的原因還很多——勞工運動的弱化，由於自動化和離岸而造成的失業等等都可能對工資水準造成影響——而這些原因又是很難量化的。由於我們找不到一個平行宇宙來提供對照，故而，沒有什麼確定的模型能夠正確地分析，在沒有移民的情況下工資會是什麼情況。
另一個經驗的路徑，是比較國家不同地區的工資趨勢。比如說，如果在一個城市，隨著移民的增長，工資增長了，而同時，在另一個城市，移民減少，工資也降低了，那麼，我們大概可以推測，移民的增長可能是促進工資增長的一個因素。
第二種路徑也是布加斯和佩里偏好的，他們用複雜的資料方法來控制其他因素，比如說移民在高工資地區定居的傾向，或美國本土勞動者離開與移民競爭激烈地區的傾向等等。但這兩位經濟學家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而且，在各自的論據中，他們都只能證明存在相關關係，而非因果關係。說到底，單靠資料，是不可能為我們提供一個不容辯駁的結論的。
經濟學家的理論模型
為處理這個問題，布加斯和佩里都用基於經濟學理論的模型（主要是供求方面的）來補充他們的經驗研究。當移民進入勞動人口時，他們就在不直接提高勞動力需求的同時提高了勞動力的供給；短期的結果就是工資呈下降趨勢。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資薪率會穩定下來，因為新的移民也提高了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並因此也提高了對勞動力的需求，但這些影響會隨勞動力部門的不同而發生變化。1970到2008年進入美國的移民大多是幾乎沒受過什麼教育，英語能力有限的勞動者，他們找的主要是體力活，剛好這段時間，對此類工作的需求正在縮小。結果是體力勞動者過剩，這樣，可預期的結果，就是同工種的本土勞動者的工資會降低。這就是布加斯認為移民會降低工資的依據。
佩里和他的合作者則用一個他們稱為“互補性”的原則，來精煉這個基本的供求模型。在他們看來，低工資的移民並不會簡單地取代本土勞動者：考慮到他們有限的英語能力，移民從事的工作，是對溝通技能要求最低的工種，這就鼓勵本土勞動者利用他們更高的溝通技能，向高級別的工種移動。比如說，就像佩里在2010年寫到的那樣，
隨著受教育水準低下的年輕移民承擔了體力勞動密集的建築工作，雇傭這些移民的建築公司也就有了擴張的機會。這就提高了對監工、協調者、設計者等職業的需求。這些工作是溝通密集型的，並且基本上，雇傭的也都是從體力工作跳過來的美國本土勞動者。這種互補性的分工使美國本土勞動者湧向高報酬的工作，增加了生產的效率，並創造了工作崗位。
對佩里和他的合作者來說，這個因素不僅補償了簡單的供求影響。根據他們的模型，低工資移民的流入，會稍微降低受教育程度低的本土勞動者的工資，並且會大大降低其他已經在國內的移民勞動者的工資水準。但是，佩里寫道，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美國本土勞動者得到的好處，要大於受教育程度較低的那部分美國人的損失：根據佩里的計算，長期來看，移民人口每增長百分之一，勞動者的平均工資就會增長0.6%到0.9%。
經濟學家忽視了什麼
儘管得出了相反的結論，但布加斯和佩里的分析都有一個巨大的缺陷：他們的假設，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和移民勞動者的受教育水準及技能水準是決定工資水準的唯一因素。在真實的世界中，當然還有更多的因素在起作用。女人和非裔美國人的工資就要比白人男性少很多，但這不是因為女人和非裔美國人供過於求了。類似地，加入工會的勞動者比不加入工會的勞動者掙得多也不是因為他們的受教育程度更高。
絕大多數移民勞動者都是有色人種，很難想像，種族歧視會不對他們的收入造成影響。社會科學家們試圖切入這些問題的方法之一，是使用瓦哈卡-布林德分解技術，一種通過識別已知會對工資水準產生影響的因素——如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準等等——並挑出可能會被歸為歧視的未知因素，來分析不同群體間工資差距的統計方法。2016年的一份研究通過使用瓦哈卡-布林德分解發現，甚至對第三代墨西哥裔美國人來說，也只有58.3%的人的工資水準可以用諸如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經驗此類的已知因素來加以解釋。對非裔人口來說，歧視依然嚴重：對這些人來說，已知因素只能解釋48.3%的人在工資上的差異。
學院經濟學家也傾向于忽視法律地位在決定工資水準上可能扮演的角色，哪怕美國這個國家三分之一的移民——在2012年的時候，大約是八百一十萬人——沒有證件，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這些勞動者面臨額外的障礙：他們已經是“非法的”了，結果，他們只能生活在持續的迫害與驅逐的威脅下。
在美國的法律之下，無證勞動者享有大多數其他勞動者應有的權利，然而，他們卻沒有權利留在這裡：在任何時刻，任何一個未經授權的移民都可能被拘留、監禁和遣返。恐懼籠罩著這些勞動者的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遣送回國的威脅，一直是在未經授權的移民試圖維護自己的權利時——要求更高的工資，報工傷，為工作時受的損害要求賠償和組織工會，被雇傭者用來威脅他們的武器。而根據法律，這些勞動者又無權享受失業保險或社會安全網路的任何其他部分。所以，如果他們失去當前的工作的話，那麼，他們面臨的將是巨大的困難。罷工對絕大多數勞動者來說都是有風險的；對無證工作者來說，罷工更是需要特別的勇氣。
那麼，量化法律地位缺失給無證勞動者強加的“工資懲罰”是否可能呢？一些研究已經處理過這個問題，大多數用的還是瓦哈卡-布林德分解。考慮到變數之多，這些研究得出的結論也各不相同：預計造成的工資差異最低可到百分之六，最高則可能高於百分之二十。但所有研究都一致認為，缺乏法律地位，肯定會對移民的工資造成負面影響。且這個影響與勞動力的供求——或佩里的“互補性”——無關、即便低工資勞動者供過於求，無證移民的收入也依然要比美國本土勞動者低，比合法的移民勞動者低。
這就不可避免地對無證移民參與率高的工種的美國本土勞動者的工資造成了實質性的向下的壓力。比如說，2005年的一個調查表明，未經授權的移民占所有保溫材料施工工人的36%和所有屋頂修理工、砌牆工的29%。就算對這些勞動者的工資懲罰偏低——比如說，6.5%——它無疑也還是會壓低其他從事此類建築工作的勞動者的工資。
“一個分裂的勞動階級”
經濟學家無視的另一個因素，確切來說，正是馬克思認為“最重要”的那個：移民可被用來創造“勞動階級的分化，把一個勞動階級分化為兩個敵對的陣營”。馬克思在把英國勞動者和愛爾蘭勞動者之間的對抗稱為“英國勞動階級無能的秘密”時有所誇張；而在今天的美國，反移民的偏見也只是使大多數人不能維持他們自己的力量的眾多力量之一。針對非裔美國人的種族主義——以及性別主義、恐同和許多其他偏見——繼續發揮著它們的歷史作用：使勞動者不能統一，不能組織起來。但仇外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特別是在移民率高的時期。
也許，不存在量化移民對工資影響的簡便方法，但我們至少可以找到一個令人震驚的例子來證明，反移民情緒如何有效地使勞工運動反過來侵害其成員的利益。1986年的移民改革與控制法案(IRCA)第一次設置了針對雇傭非法移民的雇主的罰款。該法律的支持者認為，這些“對雇主的懲罰”將通過切斷非法移民在美國找工作的機會，而減少非法移民的數量。而實際上，這樣的懲罰不過是為過度剝削非法移民勞動者提供了又一種工具而已。IRCA的證件要求提供了突擊檢查工作場所的藉口，把許多無證勞動者擠進了地下經濟，在那裡，他們在保衛自己的勞動權利時要面臨更多的挑戰。甚至合法的雇主也會降低支付給移民（因此也就可能是無證的）勞動者的報酬，來補償被罰款的風險；而現在，另一些雇主則開始使用自擔風險的轉包方，並付給勞動者更少的薪水。為應對其工會成員中反移民的情緒，美國勞工聯盟在IRCA之前都一直支持這一反勞工的措施。直到2000年工聯才最終譴責對雇主的懲罰，並公開支持立法保護無證勞動者。
與剝削鬥爭，而不是與移民鬥爭
馬克思沒有詳細闡明他說愛爾蘭移民降低了英國勞動者的工資的理由。他暗示，原因在於體力勞動者的供過於求，但他的另一個陳述又表明，他認為英國的仇外以及隨之而來的，勞動者之間的對抗甚至是一個更大的問題。然而，重點在於，他並沒有因為工資降低了就去責備移民本身；對他來說，有罪的是把愛爾蘭勞動者趕到英國的殖民體系，以及當這些勞動者抵達英國後，（資本家和貴族）對他們的剝削。
同樣的考慮也適用於今天的美國。主要的差異在於，決定工資水準的因素，多了一個法律地位——如今，使數百萬移民勞動者“非法”勞動的那些法律。支持移民權利的人們可能會覺得，引用像佩里那樣的學院經濟學家——他們低估或否認對無證勞動者的剝削拉低工資的影響——是可取的。並不。就像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摩西·阿德勒已經指出的那樣，這種路徑沒法說服那許許多多從事有大量無證移民參與的工作，並因此而“第一手地就知道那種[對移民勞動者的剝削]直接拉低了他們自己的工資”的美國人。與幫助這場運動相反，引用佩里只會增加那些勞動者對身為中產階級的，支持移民權利的人的不信任和怨恨。更重要的是，這一路徑分散了人們對針對真實問題的努力的注意力，這些問題包括：移民問題的根源在於美國的外交政策，對移民勞動者的過度剝削，以及，移民勞動者與本土勞動者的共同利益。
在2010年，尊嚴運動——大約四十個勞工與移民權利組織組成的鬆散聯盟——提出一種強調這些問題的，全面的路徑。最近，伯尼·桑德斯參議員的總統競選平臺也在這一方面推進了幾步。同時，黑人生活運動平臺也在2016年8月提出了與移民法中的不義及系統的種族主義作鬥爭的建議。眼下的政治氣候已經特別適合沿著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一直在發展的這條戰線組織起來了。矛盾的是，甚至川普競選並當選總統也是有助於這一事業的：他鼓勵本土主義者的權力，同時使更多的人更加清楚地意識到潛藏在反移民的仇外情緒之下的種族主義。
在1870年的那封信中，馬克思描述了在英國組織勞工的優先性：“喚醒英國工人階級，使他們意識到：愛爾蘭的民族解放對他們來說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正義或博愛的問題，而是他們自己的社會解放的首要條件。”他在結尾給麥耶和福格特的建議也是類似的：“在美國，現在你們有廣闊的天地，來按同樣的精神進行工作。使德國工人同愛爾蘭工人（當然，也同那些願意聯合的英國工人和美國工人）聯合起來，這就是你們現在能夠進行的最重要的工作。”然而在距他寫作那封信的一個半世紀以後，人們已經丟掉了這個國際主義的、和基於階級的視角。
注：[1]卡爾·馬克思與弗裡德里克·恩格斯：《文集》(Collected Works), Vol.43, Letters 1868-1870(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2010): 471-76，所有的斜體都是原文就有的。（中文版見《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
原文連結：https://monthlyreview.org/2017/02/01/marx-on-immigration/
作者：David L. Wilson
譯者：王立秋
編輯：Catherine
美編：黃山
土逗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