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對於中國教育發展史而言是有著特殊意義的一年：恢復高考四十周年之際， “新高考元年”大幕開啟。 自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以來， 高考命題、招生制度一直在不斷調整、優化， 這一次， 是黨中央、國務院下定決心自上而下、展開全新頂層設計的大變動， 被認為是恢復高考招生40年來的一次重要改革。 浙江、上海作為全國先行試點的省市， 今年6月實施了“新高考”。
2017年10月30日， 迎戰“新高考” ， 杭州高級中學給學生吃“定勝糕”。 視覺中國 圖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瞭解到， 繼浙江、上海之後， 全國的另外29個省、市、自治區均已明確了新高考改革時間表。 其中， 北京、天津、山東、海南4個省市改革已於2017年秋季落地， 其餘省份將在2018年、2019年秋季相繼展開。
浙江、上海兩個“先行先試”地區有哪些經驗與教訓？其他省份有了哪些準備， 還需要做什麼？城市中學和農村中學有哪些必須正視的差異？這些問題亟待求解。
先行先試
隨著這一輪改革的第一次“新高考”落地， 浙江省著手調整方案——2017年12月初， 該省發佈《關於進一步深化高考綜合改革試點的若干意見》， 為避免物理一類難度係數較大的選考科目遭遇報考遇冷， 該意見推出了“選考科目保障機制”。 比如， 確定物理選考保障數量為6.5萬人。 同時， 將所有選考科目考試調整到高三進行， 同時把考試時間從原來學期中的10月、4月， 調整到學期結束時的1月、6月。
對此， 南開大學校長龔克近日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稱， 對高中生來講， 千萬不要忽略了物理。 “這是一門非常基礎的學科， 對形成我們的世界觀有很重要的影響。 ”
“這次調整之前來徵求我的意見， 我的基本評價是中規中矩。 ”在近日召開的新高考高峰論壇上，
2014年新高考改革方案出臺後， 儲朝暉接受媒體採訪說了“四個不”：“不完整、操作性不強， 穩定性不強， 不夠專業”。 時至今日， 儲朝暉承認， “高考改革的調整完善是需要一段時間的”， “不要期待高考改革一年兩年就能改好， 這個調整應該是在不斷地進行。 ”
上海高橋中學對前幾屆學生同時開放了20種選科組合， 校長張東升對澎湃新聞解釋：“大家一開始也不清楚實際的情況會怎麼樣，
隨著實踐的深入， 學校根據浦東新區和上海全市範圍的選課情況， 以及高校錄取招生對學科的要求細化， 開始考慮如何合理排課和開設組合。 “跟學生、家長講清楚， 做一些適當的引導。 ” 張東升說， “2018這一屆高二選課時的組合大概是13種， 不大會出現以前的20種了”。
“對於選科， 每個學校都有自己特色學科、優勢學科， 學生也有自己的興趣、愛好， 兩者結合起來更好。 ” 張東升說， 為了配合學生綜合素質發展需要， 高橋中學在專用教室的基礎上建設自然科學創新實驗室和人文學科創新實驗室等創新實驗室， 同時， 還打開校門把學校周邊的資源有效利用起來。
作為浙江省普通高中五年課程改革情況調研組成員，
“基礎教育正從精英教育向大眾化教育轉變， 育人模式從‘分數唯一’到‘以學生發展為本’， 打造個性化的品質教育是關鍵點。 ”2017年11月末， 陳曉哲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稱， 這其中最難的是各方觀念的轉變。
比如， 有些學校由於認識不到位， 沒有看到新高考方案的實施是一個系統工程， 將其窄化為排課表等教務工作；有些學校為應對學生選定的高考科目，在課程設計上出現偏科，在教學上回到唯分數論的老路上等。
陳曉哲認為，探索過程中遇到問題是正常的。“通過問題的研究，倒逼出來的將是學校課程改革的創新舉措，只有通過問題的發現，才能尋求到合理的答案。”
“不慌、不怕”
福建省將在2018年啟動新高考改革，2018年秋季入學的普通高中高一學生將不分文理。2021年他們將迎來改革後的首次高考。11月25日，福建省廈門市教育局巡視員任勇告訴澎湃新聞，2017年3月起廈門就開始從頂層設計、教師統籌、教室數量、管理系統、專家團隊、宣傳準備等方面為新高考做前期準備。
任勇稱，他們去了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學習。未來在師資方面，廈門打算進行全市統籌，某個學校物理老師不夠，可以從資源較多的學校抽調。另外，高中學校的教室要按照1：1.5去建，整個管理系統不再靠紙質申報，而是由資訊軟體支援。
四川在2016年4月就明確了高考改革時間表，實行“3+3”模式，即考生總成績由統一高考的語文、數學、外語3個科目（必考科目）成績和高中學業水準考試3個科目（選考科目）成績組成，不分文理，2018年秋季學期實施。
從方案出臺到落地實施，這兩年時間對學校來說分秒必爭，他們必須在方案實施之前做好準備。成都樹德中學副校長李紅鳴告訴澎湃新聞：“目前，圍繞新高考帶來的系列變化來建設校本課程，嘗試分層分類的教學模式，還包括開設生涯發展課程，我們都在做。”
“對川內的好學校來說，師資缺口問題就幾乎不存在。”談及師資問題，李紅鳴頗為自信，“根據我們這幾年的經驗，學生如果選科，物理、化學老師可能會有一些富餘，生物、地理這些學科的師資或有缺口，但我們目前已經有相應的儲備。”
李紅鳴介紹，大約從三年前開始，借鑒浙江、上海新高考改革的方案，學校就針對學生設計了以每7周為一個學段的教學方式。比如，在某一個7周的學段裡，學校會在常規政史地課程的基礎上，再開設使用文科教學法的政史地課程。學生可以選擇不上常規的政史地，只上文科教學法的政史地課程。
“這樣的教學方法對學生基礎知識的拓展和文綜學科的學術能力培養會稍微有些差異，學生也就可以通過這7周的選修來感受，我如果選正式的這種組合，將會是一種怎樣的學習體驗。”李紅鳴坦言，這是為了提前摸索實行“走班制”後，學生不斷地進進出出給教學管理上帶來的複雜問題。
“我們從浙江和上海瞭解到的情況是，大概要增加30%的教室。”李紅鳴稱，為了更好地滿足“走班”教學、開設實驗課程等需求，學校原本供部分教師辦公和民樂隊排練等功能的綜合樓，大多改造成了各科實驗室和綜合教室。
為避免資源緊張，學生人數也在壓縮：2013年前，該校每個年級尚有近千人的規模，現在已逐漸壓縮到了400人左右。除此之外，學校的師資培訓也在同步進行。“不論是普通任課教師還是班主任層面，都在進行一輪又一輪培訓。”李紅鳴說。
2017年11月底，樹德中學對高一學生選科傾向做過一次調查，因為沒有切身利害關係，學生選擇隨意性可能較大，獲取的資料不太準確。李紅鳴認為，只有等到2018年高一學生入學後，“有了6選3的觀念，才會仔細來想我究竟學不學物理，究竟政治、歷史、地理裡，我該選哪一科。”
談及可能出現選物理和化學這兩科的學生人數較少的問題，李紅鳴稱對此已有預估。即使遇到師資暫缺問題，也可以在學校其他幾個校區中協調調配，難度並不大。
“面臨新高考，我們其實都不慌、不怕。”李紅鳴說。
正視差距
李紅鳴的底氣更多源于樹德中學頗為雄厚的實力及大城市的發達、便利。教育界人士普遍認為，各個中學實踐新高考的難度大小，同這所中學的實力是成正比的。
內江七中位於四川東南部的內江市，副校長張偉華12月26日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稱，該校以2017年入學的高一學生為樣本進行了類比選科，結果顯示學生選擇與目前師資結構存在不匹配的現象，選修物理這樣難度較大科目的學生較少，地理、歷史等科目則過於熱門。這對該校現有師資而言，壓力不小。
內江另一所中學內江鐵中副校長羅建明也說，師資結構的不平衡是很多學校面臨的挑戰，“新高考改革後，部分科任老師將可能面臨無課可上的尷尬，另一部分學科的老師則可能面臨工作量的激增”。
“如果按照上海學校的標準推行改革，我們至少需要多一倍的教室。”羅建明稱，但目前學校尚無擴建計畫，為了適應新高考，內江鐵中明年可能將縮減招生規模。
力量薄弱的鄉村中學面臨的挑戰更為嚴峻。湖南推進新高考改革的時間定於2018年秋季學期，作為該省常德市石門縣一所農村高中教務處負責人，張毅（化名）最近半年參加了市里組織的考務培訓，也曾親自前往上海一些高中“取經”。
對張毅來說，“先行先試”地區的經驗令人鼓舞，但他在最基層的農村學校任教，跟滬浙發達地區的學校存有差距，因而也有擔心。比如，上海一名中學校長談到自己學校在學生綜合素質培養方面作的探索——充分利用校友資源，大型企業或政府部門都可成為學生實踐“基地”。
“說的都很好，但我們沒有優質校友資源，也沒有企業可供合作。”12月28日，張毅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坦言。湖南在2016年發佈的新高考改革方案中明確，綜合素質評價將成為學生畢業和升學的重要參考。張毅認為，農村學校在這一塊有短板，令人擔憂。
在上海“取經”時，也有學校介紹了富有特色的“職業生涯規劃課程”，比如邀請學生家長（多是社會精英，擁有體面職業）到學校給學生“授課”；以及自編授課教材。聽到這些，張毅唯有感慨當前農村學校這在一領域的“一片空白”。
“倘若開課，教師、教材都成難題。”張毅說，況且，農村學生的父母多在外打工，且職業沒有什麼技術含量，不可能像城市裡的父母那樣“現身說法”。
對於成都樹德中學而言，這些都不是“問題”。早在2013年，該校便開始試行生涯發展課程。此外分層、分類等教學方式也在個別學科試行，提前對新高考下的管理模式進行嘗試——這些探索都是“自覺”的。
相較之下，張毅所在的農村中學目前做得較多的仍是學習和“消化”滬浙經驗。儘管意識到改革會在管理模式及技術應用上對學校提出新要求，但他們目前頗感“無力”，唯等上級部門作統一安排。
更大的困難還來自於“師資”問題。澎湃新聞2017年3月份曾走訪石門縣多個鄉鎮中學，彼時師資流失問題已困擾這些學校多時。張毅所在學校一名負責人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稱，縣城兩所中學幾乎每年都會通過公開選調從農村“挖”走一批骨幹。在縣教育局組織下，這位元負責人曾跟隨縣城中學一道前往湖南師範大學招聘，結果是“城裡中學投來的簡歷一摞又一摞，自己學校沒一個人來問”。
張毅告訴澎湃新聞，湖南新高考改革時間表確定後，為儲備教師資源，城裡實力豐厚的中學“挖人”的力度猛於從前——今年暑假前後，又有多名老師離開。“省城學校挖市縣老師，市縣學校挖鄉下老師。”張毅坦言，最受傷的仍是處於末端的農村學校。
可在他看來，老師恰恰是新高考改革的一大關鍵。“沒有足夠的老師，‘走班制’開展起來有困難。”更令張毅無奈的是，新高考本應促使中學發展自身特色學科，但對他們學校來說，老師“數量”尚且捉襟見肘，遑論在“品質”上形成“特色”。“當然，改革一大目標是給學生提供自由選擇學科的權利，但這種選擇不是無限制的。如果可以，我們也計畫學習滬浙地區的‘套餐’形式，盡可能多地提供組合供學生選。”
此外，據張毅估算，目前學校教室勉強夠一個年級開展“走班制”。“高中三個年級呢？”張毅說，作為農村學校，該校近年來擴建教學樓、食堂都是自己籌錢，至今還有“建設欠帳”。教育部門會有一些撥款，但不多，主要用於改建宿舍。
“我們私底下也討論過，縣裡幾個學校聯合起來，進行統籌安排。但鑒於縣城和鄉下空間距離較大，不現實。”張毅稱，城市中學和農村中學之間的差距，這在新高考實施過程中需要被正視。
寄予厚望
根據澎湃新聞梳理，目前全國浙江、上海以外的29個省、市、自治區均已明確了新高考改革時間表。其中，北京、天津、山東、海南4個省市改革已於2017年秋季落地，其餘省份將在2018年、2019年秋季相繼展開。
“浙江、上海只是給大家做了一個例子，其他省份仍需結合自己實際制定改革方案。因為學生及教學情況都有差異，盡可能地‘精簡’需要變動的地方。關鍵在於機制上的變革，而不是什麼都去動。”儲朝暉說。
李紅鳴對此深以為然。“江浙滬的職業生涯發展課程是我們值得借鑒的地方，但在選科走班方面，由於地域特點和學生、家長想法都不同，所以可借鑒的地方並不多。”李紅鳴說。
前途困難頗多，但張毅對“新高考”仍然寄予厚望。“對學生來說毫無疑問是有巨大好處的，促使他們發展自己真正喜歡和熱愛的專業。”張毅說，面對高考改革這項“國家策略”，作為基層學校，更不能退縮，要迎接挑戰。他希望省級層面儘快出臺更為詳細的“操作指南”，讓薄弱學校也能儘快“動起來”，而不是停留在“空想”階段。
彌補農村薄弱學校師資困境，互聯網也許可以助一臂之力。互聯網學習平臺滬江2015年起推出了中小學公益課程專案互加計畫，用一根網線讓學生們連接上了最新、最快、最優質的教育資源。“互聯網可以讓優質的教育資源覆蓋偏遠地區, 讓羽量級、高效率、大規模、可持續的教育公益成為可能。”滬江創始人、CEO伏彩瑞（阿諾）說。
內江七中副校長張偉華告訴澎湃新聞，“靈活性大增”是學校對新高考的共同認識。“走班制和自主選修將為學生提供定制化的培養方案，結合職業生涯發展引導，將為學生提供更靈活更符合興趣的學業組合。”內江鐵中副校長羅建民則認為，新高考方案的落地將有利於學校培養優勢學科，形成具有特色的人才培養模式，實現差異化競爭。
“新高考下，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來選擇學習的科目，這也可能跟學生之後的大學專業選擇、生涯規劃掛鉤。”李紅鳴說。
但南開大學校長龔克近日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也對學生提了個醒：在高中階段要把自己做“寬”。“文理不分科可以把人做‘寬’，但是提前進入專業的選擇，可能讓自己變得更‘窄’。”龔克認為，高中畢業生選擇大學專業的時候，不要單純地看對專業的興趣，“興趣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興趣不單是學習的動力，也是學習的結果。不要把高中階段表現的興趣看的那麼厚。”
“高考改革必須加快內部改革，同時加快外部改革。浙江、上海先行一步（進行內部改革），把這個獨木橋建成了金橋，那也是‘獨’，必須得加快外部體制的改革，外部體制的改革是什麼？就是行行出狀元，行行都能出人才。”教育部原發言人、語文出版社原社長王旭明近日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談及自己對這輪新高考改革的看法。
“高考改革中意義最大的改革是什麼？我選‘取消年齡限制’，所有人都可以參加高考，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年輕還是衰老——機會的公平是最大的公平。”王旭明稱，“我期待著我們立交橋的改革，而不僅僅是獨木橋的改革”。
將其窄化為排課表等教務工作；有些學校為應對學生選定的高考科目，在課程設計上出現偏科，在教學上回到唯分數論的老路上等。陳曉哲認為，探索過程中遇到問題是正常的。“通過問題的研究，倒逼出來的將是學校課程改革的創新舉措，只有通過問題的發現，才能尋求到合理的答案。”
“不慌、不怕”
福建省將在2018年啟動新高考改革，2018年秋季入學的普通高中高一學生將不分文理。2021年他們將迎來改革後的首次高考。11月25日，福建省廈門市教育局巡視員任勇告訴澎湃新聞，2017年3月起廈門就開始從頂層設計、教師統籌、教室數量、管理系統、專家團隊、宣傳準備等方面為新高考做前期準備。
任勇稱，他們去了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學習。未來在師資方面，廈門打算進行全市統籌，某個學校物理老師不夠，可以從資源較多的學校抽調。另外，高中學校的教室要按照1：1.5去建，整個管理系統不再靠紙質申報，而是由資訊軟體支援。
四川在2016年4月就明確了高考改革時間表，實行“3+3”模式，即考生總成績由統一高考的語文、數學、外語3個科目（必考科目）成績和高中學業水準考試3個科目（選考科目）成績組成，不分文理，2018年秋季學期實施。
從方案出臺到落地實施，這兩年時間對學校來說分秒必爭，他們必須在方案實施之前做好準備。成都樹德中學副校長李紅鳴告訴澎湃新聞：“目前，圍繞新高考帶來的系列變化來建設校本課程，嘗試分層分類的教學模式，還包括開設生涯發展課程，我們都在做。”
“對川內的好學校來說，師資缺口問題就幾乎不存在。”談及師資問題，李紅鳴頗為自信，“根據我們這幾年的經驗，學生如果選科，物理、化學老師可能會有一些富餘，生物、地理這些學科的師資或有缺口，但我們目前已經有相應的儲備。”
李紅鳴介紹，大約從三年前開始，借鑒浙江、上海新高考改革的方案，學校就針對學生設計了以每7周為一個學段的教學方式。比如，在某一個7周的學段裡，學校會在常規政史地課程的基礎上，再開設使用文科教學法的政史地課程。學生可以選擇不上常規的政史地，只上文科教學法的政史地課程。
“這樣的教學方法對學生基礎知識的拓展和文綜學科的學術能力培養會稍微有些差異，學生也就可以通過這7周的選修來感受，我如果選正式的這種組合，將會是一種怎樣的學習體驗。”李紅鳴坦言，這是為了提前摸索實行“走班制”後，學生不斷地進進出出給教學管理上帶來的複雜問題。
“我們從浙江和上海瞭解到的情況是，大概要增加30%的教室。”李紅鳴稱，為了更好地滿足“走班”教學、開設實驗課程等需求，學校原本供部分教師辦公和民樂隊排練等功能的綜合樓，大多改造成了各科實驗室和綜合教室。
為避免資源緊張，學生人數也在壓縮：2013年前，該校每個年級尚有近千人的規模，現在已逐漸壓縮到了400人左右。除此之外，學校的師資培訓也在同步進行。“不論是普通任課教師還是班主任層面，都在進行一輪又一輪培訓。”李紅鳴說。
2017年11月底，樹德中學對高一學生選科傾向做過一次調查，因為沒有切身利害關係，學生選擇隨意性可能較大，獲取的資料不太準確。李紅鳴認為，只有等到2018年高一學生入學後，“有了6選3的觀念，才會仔細來想我究竟學不學物理，究竟政治、歷史、地理裡，我該選哪一科。”
談及可能出現選物理和化學這兩科的學生人數較少的問題，李紅鳴稱對此已有預估。即使遇到師資暫缺問題，也可以在學校其他幾個校區中協調調配，難度並不大。
“面臨新高考，我們其實都不慌、不怕。”李紅鳴說。
正視差距
李紅鳴的底氣更多源于樹德中學頗為雄厚的實力及大城市的發達、便利。教育界人士普遍認為，各個中學實踐新高考的難度大小，同這所中學的實力是成正比的。
內江七中位於四川東南部的內江市，副校長張偉華12月26日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稱，該校以2017年入學的高一學生為樣本進行了類比選科，結果顯示學生選擇與目前師資結構存在不匹配的現象，選修物理這樣難度較大科目的學生較少，地理、歷史等科目則過於熱門。這對該校現有師資而言，壓力不小。
內江另一所中學內江鐵中副校長羅建明也說，師資結構的不平衡是很多學校面臨的挑戰，“新高考改革後，部分科任老師將可能面臨無課可上的尷尬，另一部分學科的老師則可能面臨工作量的激增”。
“如果按照上海學校的標準推行改革，我們至少需要多一倍的教室。”羅建明稱，但目前學校尚無擴建計畫，為了適應新高考，內江鐵中明年可能將縮減招生規模。
力量薄弱的鄉村中學面臨的挑戰更為嚴峻。湖南推進新高考改革的時間定於2018年秋季學期，作為該省常德市石門縣一所農村高中教務處負責人，張毅（化名）最近半年參加了市里組織的考務培訓，也曾親自前往上海一些高中“取經”。
對張毅來說，“先行先試”地區的經驗令人鼓舞，但他在最基層的農村學校任教，跟滬浙發達地區的學校存有差距，因而也有擔心。比如，上海一名中學校長談到自己學校在學生綜合素質培養方面作的探索——充分利用校友資源，大型企業或政府部門都可成為學生實踐“基地”。
“說的都很好，但我們沒有優質校友資源，也沒有企業可供合作。”12月28日，張毅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坦言。湖南在2016年發佈的新高考改革方案中明確，綜合素質評價將成為學生畢業和升學的重要參考。張毅認為，農村學校在這一塊有短板，令人擔憂。
在上海“取經”時，也有學校介紹了富有特色的“職業生涯規劃課程”，比如邀請學生家長（多是社會精英，擁有體面職業）到學校給學生“授課”；以及自編授課教材。聽到這些，張毅唯有感慨當前農村學校這在一領域的“一片空白”。
“倘若開課，教師、教材都成難題。”張毅說，況且，農村學生的父母多在外打工，且職業沒有什麼技術含量，不可能像城市裡的父母那樣“現身說法”。
對於成都樹德中學而言，這些都不是“問題”。早在2013年，該校便開始試行生涯發展課程。此外分層、分類等教學方式也在個別學科試行，提前對新高考下的管理模式進行嘗試——這些探索都是“自覺”的。
相較之下，張毅所在的農村中學目前做得較多的仍是學習和“消化”滬浙經驗。儘管意識到改革會在管理模式及技術應用上對學校提出新要求，但他們目前頗感“無力”，唯等上級部門作統一安排。
更大的困難還來自於“師資”問題。澎湃新聞2017年3月份曾走訪石門縣多個鄉鎮中學，彼時師資流失問題已困擾這些學校多時。張毅所在學校一名負責人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稱，縣城兩所中學幾乎每年都會通過公開選調從農村“挖”走一批骨幹。在縣教育局組織下，這位元負責人曾跟隨縣城中學一道前往湖南師範大學招聘，結果是“城裡中學投來的簡歷一摞又一摞，自己學校沒一個人來問”。
張毅告訴澎湃新聞，湖南新高考改革時間表確定後，為儲備教師資源，城裡實力豐厚的中學“挖人”的力度猛於從前——今年暑假前後，又有多名老師離開。“省城學校挖市縣老師，市縣學校挖鄉下老師。”張毅坦言，最受傷的仍是處於末端的農村學校。
可在他看來，老師恰恰是新高考改革的一大關鍵。“沒有足夠的老師，‘走班制’開展起來有困難。”更令張毅無奈的是，新高考本應促使中學發展自身特色學科，但對他們學校來說，老師“數量”尚且捉襟見肘，遑論在“品質”上形成“特色”。“當然，改革一大目標是給學生提供自由選擇學科的權利，但這種選擇不是無限制的。如果可以，我們也計畫學習滬浙地區的‘套餐’形式，盡可能多地提供組合供學生選。”
此外，據張毅估算，目前學校教室勉強夠一個年級開展“走班制”。“高中三個年級呢？”張毅說，作為農村學校，該校近年來擴建教學樓、食堂都是自己籌錢，至今還有“建設欠帳”。教育部門會有一些撥款，但不多，主要用於改建宿舍。
“我們私底下也討論過，縣裡幾個學校聯合起來，進行統籌安排。但鑒於縣城和鄉下空間距離較大，不現實。”張毅稱，城市中學和農村中學之間的差距，這在新高考實施過程中需要被正視。
寄予厚望
根據澎湃新聞梳理，目前全國浙江、上海以外的29個省、市、自治區均已明確了新高考改革時間表。其中，北京、天津、山東、海南4個省市改革已於2017年秋季落地，其餘省份將在2018年、2019年秋季相繼展開。
“浙江、上海只是給大家做了一個例子，其他省份仍需結合自己實際制定改革方案。因為學生及教學情況都有差異，盡可能地‘精簡’需要變動的地方。關鍵在於機制上的變革，而不是什麼都去動。”儲朝暉說。
李紅鳴對此深以為然。“江浙滬的職業生涯發展課程是我們值得借鑒的地方，但在選科走班方面，由於地域特點和學生、家長想法都不同，所以可借鑒的地方並不多。”李紅鳴說。
前途困難頗多，但張毅對“新高考”仍然寄予厚望。“對學生來說毫無疑問是有巨大好處的，促使他們發展自己真正喜歡和熱愛的專業。”張毅說，面對高考改革這項“國家策略”，作為基層學校，更不能退縮，要迎接挑戰。他希望省級層面儘快出臺更為詳細的“操作指南”，讓薄弱學校也能儘快“動起來”，而不是停留在“空想”階段。
彌補農村薄弱學校師資困境，互聯網也許可以助一臂之力。互聯網學習平臺滬江2015年起推出了中小學公益課程專案互加計畫，用一根網線讓學生們連接上了最新、最快、最優質的教育資源。“互聯網可以讓優質的教育資源覆蓋偏遠地區, 讓羽量級、高效率、大規模、可持續的教育公益成為可能。”滬江創始人、CEO伏彩瑞（阿諾）說。
內江七中副校長張偉華告訴澎湃新聞，“靈活性大增”是學校對新高考的共同認識。“走班制和自主選修將為學生提供定制化的培養方案，結合職業生涯發展引導，將為學生提供更靈活更符合興趣的學業組合。”內江鐵中副校長羅建民則認為，新高考方案的落地將有利於學校培養優勢學科，形成具有特色的人才培養模式，實現差異化競爭。
“新高考下，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來選擇學習的科目，這也可能跟學生之後的大學專業選擇、生涯規劃掛鉤。”李紅鳴說。
但南開大學校長龔克近日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也對學生提了個醒：在高中階段要把自己做“寬”。“文理不分科可以把人做‘寬’，但是提前進入專業的選擇，可能讓自己變得更‘窄’。”龔克認為，高中畢業生選擇大學專業的時候，不要單純地看對專業的興趣，“興趣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興趣不單是學習的動力，也是學習的結果。不要把高中階段表現的興趣看的那麼厚。”
“高考改革必須加快內部改革，同時加快外部改革。浙江、上海先行一步（進行內部改革），把這個獨木橋建成了金橋，那也是‘獨’，必須得加快外部體制的改革，外部體制的改革是什麼？就是行行出狀元，行行都能出人才。”教育部原發言人、語文出版社原社長王旭明近日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談及自己對這輪新高考改革的看法。
“高考改革中意義最大的改革是什麼？我選‘取消年齡限制’，所有人都可以參加高考，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年輕還是衰老——機會的公平是最大的公平。”王旭明稱，“我期待著我們立交橋的改革，而不僅僅是獨木橋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