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文化事件的記錄者與講述者， 我們選擇在2017年結束之際記錄這一年文化領域的逝者。 讓他們在離開的時候， 留下來
2017年， 這個星球上每分鐘有111個人死去。 他們中的大多數， 會留下一個名字、兩個日期， 然後， 被一些人記住， 又被更多人遺忘。
作為文化事件的記錄者與講述者， 我們選擇在2017年結束之際記錄這一年文化領域的逝者。 他們中有人聲名顯赫， 離開得轟轟烈烈， 也有人看似默默無聞， 但追溯過往卻也驚心動魄。
他們中的許多人一生只做了一件事， 而這件事讓他們的名字在健忘的時間中被刻得稍深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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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種子獵人·鐘揚
1964年5月-2017年9月25日
鐘揚是復旦大學和西藏大學的教授， 但他更廣為人知的身份是“種子獵人”。
今年， 他在“一席”演講， 將他的工作叫做“種子方舟”：16年在西藏採集4000萬顆種子，
鐘揚是生物學界少有的多學科交叉學者。 他最初學的無線電工程， 後來被分配到中科院武漢植物研究所， 用電腦思維做基因研究。 他的思路又廣又奇特， 曾想從基因角度研究大熊貓不斷啃竹子是不是家族抑鬱症。 2000年到復旦任教， 他逗學生說， 轉行生命科學， 是因為搞這個的人壽命長。
到復旦任教第二年， 鐘揚對口支援西藏， 一年150天在高原上採集種子。 因為， “青藏高原有2000種特有植物， 是每個植物學家都應該去的地方， 而上海北京生物多樣性排名倒數第一第二的地方， 卻集中著全國一半專家。 ”
鐘揚常和學生講獼猴桃的故事：獼猴桃原是中國特有， 口感不好，
收集種子很不輕鬆。 根據國際標準， 每種樣本種子數量需要5000顆， 為了防止雜交， 兩個樣本空間距離不能小於50公里。 鐘揚和學生開著車大海撈針一樣在高原上轉悠， 時常進入無人區， 公路到頭了， 就走野路， 睡藏民都不睡的犛牛皮帳篷， 心跳慢到每分鐘44次， 需要緊急輸氧。
他和學生收集過高原上一種光核野桃， 采了8000顆， 裝了兩麻袋。 鐘揚在辦公室門口擺了個台， 路過的人都得吃7顆， 並且把桃核用牙刷刷出來。 藏族學生一邊吃一邊呸呸吐， 跟他說：“老師你采錯了， 這個不能吃。
鐘揚覺得， 雖然現在不知道這種桃核有什麼用， 但它抗蟲、抗並抗旱、抗寒， 說不定將來可以用非轉基因方式和水蜜桃雜交， 獲得一種新型桃子。 “我們知道潛在的意義是很大的， 在沒有兌現前， 要緊的是把它收集起來。 ”
青藏高原的植物占我國植物的30%以上， 有1000多種為當地特有， 高原環境讓這些植物具備尤為特別的基因， 從來沒被徹底盤點過， 世界第一的種質庫英國邱園也沒有一顆來自西藏的種子。 然而， 由於環境變化和人類活動， 一些植物在人類還沒有搞清用途前， 已經滅絕。
鐘揚時常有跟時間賽跑的感覺。 他和學生採集的高原香柏已經提取出抗癌成分， 花3年把全世界僅存的3萬棵巨柏登記在冊，
復旦生物系系主任盧寶榮認為， 鐘揚最特別的貢獻在於， 培養了一批在西藏採集種子的學者。 鐘揚的第五個藏族博士剛畢業， 其中四個都留在西藏大學繼續“種子方舟”工程， 他曾展望過“未來20年”：把西藏高等植物收集到75%。
鐘揚給自己的雙胞胎兒子取名雲杉、雲實， 一個是裸子植物， 一個是被子植物。 他們出生時， 復旦學生在院裡貼喜訊：鐘揚教授和張曉豔博士的遺傳學實驗取得巨大成功， 結果為兩新種：鐘雲杉、鐘雲實。 兩個孩子如今上了高中， 一個漢語班， 一個藏語班， 他希望兒子將來能繼續這項愚公移山般的事業。
在高原工作近20年， 鐘揚的健康受損。 兩年前他突發腦溢血， 一年前又做了心臟搭橋手術。醫生說，他已經不適合在高原工作，但鐘揚還是回到西藏。他有緊迫感：“希望老天再給我10年時間。”
2017年9月25日清晨5點多，內蒙古鄂爾多斯。一輛鏟車和一輛轎車相撞，轎車裡坐著的正是在去講課路上的鐘揚教授，他因車禍去世，時年53歲。
生前，他做過一個設想：一百多年後，假設那時還有癌症，大家發現有種植物有抗癌作用，查出來在西藏，已經沒有了。“但是一百多年前，有個姓鐘的人好像采過了”。最後發現植物種子還有5000粒，癌症被克服的可能性因此增加了一點點，他覺得這就是他生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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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宿舍服務員·袁蘇妹
1927年—2017年11月25日
2017年11月25日，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Mathieson）在社交網站致辭，哀悼一位剛去世的90歲老太太袁蘇妹。在港大，她更有名的稱呼是“三嫂”。
她是香港大學“只會寫5個字”的榮譽院士。原來只會寫自己名字，被授予院士後，又新學了兩個字“三嫂”。
1957年，三嫂和丈夫承包下大學堂食堂，丈夫設計功能表和燒菜，她負責照顧一日三餐。每天早上6點，三嫂把燒好的開水送到各個宿舍，然後下山買菜。大學堂在山上，是一座建於19世紀的維多利亞建築，三嫂常常需要提著20多斤重的海鮮或40只雞，登山爬高回到宿舍。
三嫂的角色常常不像宿管，而像母親。44年裡，大學堂新生從每年幾十人到一百多人，她對每個大學堂仔都瞭若指掌，畢業幾十年的，她仍能一下叫出名字。74歲的香港賽馬會主席陳祖澤在她眼裡還是“乖仔”，她記得政要梁智鴻在港大學醫時，“頭型就是中分”，快80歲了還沒變髮型。
早年，大學堂一天三餐費用4元，三嫂自費為學生煲湯、熬藥，不計盈虧：“我當他們個個都是我的孩子，有什麼頭暈生病當然要好好照顧。”77歲的TVB執行董事梁乃鵬常提到考前半夜突擊複習，三嫂給他煲蓮子雞湯。三嫂常外出給學生抓藥，煎好送進房，律師陳向榮記得考前發高燒，三嫂給他煎了一碗涼茶。
三嫂享受這些分外活。“我喜歡做甜品請他們吃。”常有中年人在提到三嫂廚藝時，突然顯出與年齡不符的得意：“裡面的西米直徑有1釐米，好大一顆！”
固定飯點外，學生考前熬夜、外出打球、派對開到淩晨，三嫂給他們做夜宵，在他們睡覺後，收拾禮堂裡的杯盤狼藉。有時，她連春節都不回家，因為“要給新加坡來的學生做飯”。她基於一種樸素的想法，“我不在，學生就沒飯吃了。”
三嫂還是男生的感情顧問。女朋友打電話找，生氣了，三嫂就幫男生解圍。男生找她傾訴感情問題，她總是靜靜聽完，請他們喝可樂：“珍惜眼前人。你的女朋友很好，你要對她好一點。”
大學堂有諸多傳統，其中重頭是：新生需要當眾喝下前輩調製的“學堂血漿”，由番茄醬、辣椒汁、醬油等刺激物混合而成，經過這番考驗，才被宿舍接納。“他們弄得難喝死了。”三嫂心疼新生喝完胃痛，在裡面加入糖緩衝。
後來，由三嫂調製“學堂血漿”成了傳統，甚至在1998年退休後，每年新生入住，她都被請來主持這一儀式。漸漸的，三嫂也成為傳統的一部分，被寫入舍歌：“大學堂有三寶，四不像雕塑、旋轉銅梯和三嫂。”
在港大舊生的多次提議後，2009年，三嫂榮譽院士的提名獲全票通過，此前只有社會名流才可能被授予。得知消息，她很驚訝：“一輩子沒什麼學歷也沒做什麼貢獻，難為那麼多舊生還記得我。”
頒獎儀式歷來使用英文，首次為她破例用了粵語，出席儀式的紫紅禮服也由舊生贈送。頒獎詞說：“三嫂未受過正式教育，但是她對高等教育界作出很獨特的貢獻：以自己的生命影響大學堂仔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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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詩人·屠岸
1923年11月23日-2017年12月16日
詩人屠岸一生三次陷入抑鬱。
22歲第一次抑鬱，想當詩人，卻得了肺結核，那在1945年是絕症。那時，屠岸是上海交通大學的工科生，愛寫詩譯詩，想到詩人濟慈也22歲肺結核，他覺得自己也活不過25歲，陷入悲傷。
病癒了，他把寫詩譯詩當成主業，1950年翻譯了中國第一部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在翻譯界，莎士比亞一直是道難題，因為他用古英語寫作，十四行詩又因其格律難上加難，是一般翻譯家不敢涉足的領域。從上世紀30年代起陸續譯介，卻始終沒有系統全譯本，直到屠岸的譯本問世。
屠岸英文過硬，他曾任總編輯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流傳著他叫板郭沫若的故事：郭沫若翻譯《魯拜集》，屠岸發現誤譯，是硬傷，三番兩次鍥而不捨找其商榷，郭沫若最後不得不修改，承認“屠岸同志的英文程度比我高”。晚年，屠岸是英詩翻譯權威，《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和《濟慈詩遜是行內名譯，而他覺得譯本得與時俱進，十四行詩在67年裡，修改500多次。
文革時第二次抑鬱，因為知識份子的良心。
屠岸對那時的政治氣氛不舒服，他曾發表言論，批評不懂行的黨員幹部隨便槍斃文藝作品。這在當時非常危險，最後是戲劇家協會主席田漢保下了他。結果田漢被批鬥了，強制屠岸參加。他完全說服不了自己，把田漢的文章摘在卡片上來回看。一次批鬥結束，田漢拍著他的肩膀說：“別人批我都口說無憑，你做了卡片有根有據，認真。”
他在牛棚裡呆了兩年半，割稻的時候靠背濟慈調節心情。要檢舉揭發別人，他受不了，精神崩潰了，想自殺。他認真斟酌各種死法，把頭伸進上吊的繩索試了試，被4歲的女兒撞見，放棄了。
後半生，內疚始終沒有放過他，“對於田老，我是有愧的。”80多歲時，屠岸參與《田漢全集》的編輯，覺得“不能贖我罪之萬一”。晚年，有雜誌問他為何文革後執著于向一些人道歉，他說：“做人要有一條道德底線，越過它是我不能接受的。”
第三次抑鬱，是文革結束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時。
那時，文學出版仍與政治掛鉤，屠岸的精神有點繃不住了，又開始失眠。“我可以跳單人舞，但是如果滿台都是燈光，我就暈了。”他說。後來抑鬱症發作，他請辭總編輯一職，那是1986年。
屠岸將編輯定義為“學者”，要腹內有物。他涉足作詩、翻譯、文學評論。在出版上，屠岸很包容，又有主見。上世紀90年代人文社策劃出版張愛玲，有反對聲音說不能出，因為張愛玲和胡蘭成的關係，是“漢奸文學”，屠岸說：“這就過分了。”他還提出應該出版周作人，但將其視作與魯迅齊平，“是不分是非。”
晚年，三聯書店為他做口述傳記，屠岸一生溫和，人文社的同事評價他最多的是“儒雅”、“君子”，子女笑他“東郭先生”，不會拒絕人。然而，為他做口述的李晉西發現“真正的狠勁埋藏在他的日記中”，他常自責軟弱，他覺得知識份子應該像魯迅一樣，“很硬，我很佩服他。”
回憶錄因字數限制，要刪掉5萬字。出版社拿到屠岸刪過的文稿，發現刪的都是自傳部分，關於文壇歷史和友人的都悉數保留，一本自傳，一半在寫別人。屠岸解釋：“這本書是要留給歷史的。”對於歷史，文壇和學者比他自己重要。
他把這本一生的回憶錄取名《生正逢時》。2017年12月16日，屠岸去世，八寶山告別會上，黑底橫幅拉出來，上面寫著“詩愛者、詩作者、詩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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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醫生·陶其敏
1931年10月-2017年11月15日
2017年11月15日，中國首支乙肝疫苗研製者陶其敏教授去世，享年86歲。
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工作的大半個世紀，陶其敏只做了一件事：研究肝炎防治。中國曾是肝炎大國，因此乙肝疫苗被選為改革開放30年十大科技進步之一，和載人航太、雜交水稻並列。
上世紀50年代，陶其敏被分配到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從事生化研究。那時，“肝炎不分甲乙丙丁”，她發現同是肝炎，症狀卻截然不同：有的黃疸明顯，治起來卻容易；有的遲遲不長黃疸，一旦出現，就難治了。
早在1963年，美國科學家就在澳洲土著人血清中首次發現乙肝病毒感染的識別標誌，這項發現獲得了諾貝爾獎。直到1972年，“乙肝”才被中國醫學界所知。“我能做到這些，全靠米大夫。”陶其敏說。
米大夫叫漢斯·米勒，是當時的北大人民醫院副院長。米勒原籍德國，因不滿德國法西斯統治，從醫學院博士畢業後，二戰時期來到中國參加抗日戰爭。1972年，米勒隨太太去日本探親，發現日本剛研製出乙肝病毒檢測技術，帶了幾個檢測試劑盒回?國。
米勒召集醫生開會，他問醫生們誰願意接手這種病毒的研究，陶其敏說：“我來吧。”
她用日本的乙肝病毒檢測板給30人做了測試，發現4人陽性，中國乙肝情況不容樂觀，急需做大範圍抽樣調查。做調查需要更多檢測試劑，1973年，陶其敏花3個月研製出乙肝檢測試劑。同年，在日本舉行的肝炎國際學術會議中，日本著名肝病專家西岡教授對陶其敏研製的試劑進行鑒定，和日本試劑完全一致。
乙肝試劑推廣後，陶其敏根據抽樣調查估算，乙肝病毒攜帶者占我國人口10%，有1.2億人。乙肝病毒攜帶者有1/3會發展成慢性肝炎，其中又有1/3有發展成肝硬化或肝癌的可能。
“我在臨床那麼多年，知道乙肝不好治。”陶其敏發現，中國乙肝病毒攜帶者大多經母嬰傳播，幼年感染者較成年人危害更大，90%會發展為慢性肝炎，其中又有40%可能變成肝硬化。她覺得，從根上解決“乙肝”，最重要的是找到一種疫苗，能像治天花、小兒麻痹症一樣，防患於未然。
1975年，陶其敏在美國《科學》雜誌上讀到采自乙肝病毒感染者的血液可製作血源乙肝疫苗，“當時我看到這篇論文立即就知道該麼做了，不就是離心嗎？”當時，醫院沒有合適的實驗條件，陶其敏和同事隔了一間6平方米的小間，用鹽水瓶和輸液架配成密閉式裝置，作為無菌實驗室。
她把離心後的“試管最底下一層”的病毒放到顯微鏡下觀察：全是表面抗原，沒有病毒的大顆粒——中國第一支乙肝疫苗研製成功。那天是1975年7月1日，因此這支疫苗代號“7571”。
疫苗研製出來了，卻沒有動物可以用以實驗。按國際慣例，乙肝疫苗需首先在大猩猩身上進行檢驗，美國日本實驗室專門養著大猩猩，恒溫恒濕，有專人飼養，北大人民醫院根本沒這個條件。因此，研製出的疫苗被冷藏進冰櫃。
“大家當時著急呀，都想知道這支疫苗到底有沒有用，患者增長又非常快。”米勒提出在他身上試驗，陶其敏不同意，“我怎麼敢給‘國際主義戰士’試，畢竟我比他年輕。”1975年8月29日下午，陶其敏讓值班護士把乙肝疫苗注射進自己體內。
她想過最壞結果，“就是得肝炎”。那天下班，她對兩個孩子說，自己很可能得肝炎，讓孩子離自己遠一點。每週她抽血五毫升檢測，三個月後，她體內出現抗體，獲得了對乙肝病毒的免疫力。
陶其敏用自己人體試驗乙肝疫苗，一直有爭議。在肯定其為醫學獻身的勇氣同時，有人指出，這種行為並不科學。陶其敏對此表示，當時只想快點得到結果，“並沒有偉大的想法。”在衛生部安排下，陶其敏將自己發明的乙肝疫苗技術無償給長春生物製品研究所推廣。
在陶其敏等醫學工作者努力下，1992年起，我國開始實施新生兒自費接種乙肝疫苗政策；13年後，新生兒乙肝疫苗接種免費。
陶其敏近80歲時仍在醫院坐診，問診一個病人要花20分鐘，“乙肝治療問題一天沒有解決，我就會在醫療第一線，除非我治不動了。”她說，“有生之年要是能看到消除乙肝該多好，相信不會遙遠了。”
根據衛生部最近一次流行病學調查，在乙肝疫苗研製後，病毒性肝炎發病率從1982年的8%-15%降低至1%以下。也許如陶其敏教授所願，這一天不遙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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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又做了心臟搭橋手術。醫生說，他已經不適合在高原工作，但鐘揚還是回到西藏。他有緊迫感：“希望老天再給我10年時間。”2017年9月25日清晨5點多，內蒙古鄂爾多斯。一輛鏟車和一輛轎車相撞，轎車裡坐著的正是在去講課路上的鐘揚教授，他因車禍去世，時年53歲。
生前，他做過一個設想：一百多年後，假設那時還有癌症，大家發現有種植物有抗癌作用，查出來在西藏，已經沒有了。“但是一百多年前，有個姓鐘的人好像采過了”。最後發現植物種子還有5000粒，癌症被克服的可能性因此增加了一點點，他覺得這就是他生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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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宿舍服務員·袁蘇妹
1927年—2017年11月25日
2017年11月25日，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Mathieson）在社交網站致辭，哀悼一位剛去世的90歲老太太袁蘇妹。在港大，她更有名的稱呼是“三嫂”。
她是香港大學“只會寫5個字”的榮譽院士。原來只會寫自己名字，被授予院士後，又新學了兩個字“三嫂”。
1957年，三嫂和丈夫承包下大學堂食堂，丈夫設計功能表和燒菜，她負責照顧一日三餐。每天早上6點，三嫂把燒好的開水送到各個宿舍，然後下山買菜。大學堂在山上，是一座建於19世紀的維多利亞建築，三嫂常常需要提著20多斤重的海鮮或40只雞，登山爬高回到宿舍。
三嫂的角色常常不像宿管，而像母親。44年裡，大學堂新生從每年幾十人到一百多人，她對每個大學堂仔都瞭若指掌，畢業幾十年的，她仍能一下叫出名字。74歲的香港賽馬會主席陳祖澤在她眼裡還是“乖仔”，她記得政要梁智鴻在港大學醫時，“頭型就是中分”，快80歲了還沒變髮型。
早年，大學堂一天三餐費用4元，三嫂自費為學生煲湯、熬藥，不計盈虧：“我當他們個個都是我的孩子，有什麼頭暈生病當然要好好照顧。”77歲的TVB執行董事梁乃鵬常提到考前半夜突擊複習，三嫂給他煲蓮子雞湯。三嫂常外出給學生抓藥，煎好送進房，律師陳向榮記得考前發高燒，三嫂給他煎了一碗涼茶。
三嫂享受這些分外活。“我喜歡做甜品請他們吃。”常有中年人在提到三嫂廚藝時，突然顯出與年齡不符的得意：“裡面的西米直徑有1釐米，好大一顆！”
固定飯點外，學生考前熬夜、外出打球、派對開到淩晨，三嫂給他們做夜宵，在他們睡覺後，收拾禮堂裡的杯盤狼藉。有時，她連春節都不回家，因為“要給新加坡來的學生做飯”。她基於一種樸素的想法，“我不在，學生就沒飯吃了。”
三嫂還是男生的感情顧問。女朋友打電話找，生氣了，三嫂就幫男生解圍。男生找她傾訴感情問題，她總是靜靜聽完，請他們喝可樂：“珍惜眼前人。你的女朋友很好，你要對她好一點。”
大學堂有諸多傳統，其中重頭是：新生需要當眾喝下前輩調製的“學堂血漿”，由番茄醬、辣椒汁、醬油等刺激物混合而成，經過這番考驗，才被宿舍接納。“他們弄得難喝死了。”三嫂心疼新生喝完胃痛，在裡面加入糖緩衝。
後來，由三嫂調製“學堂血漿”成了傳統，甚至在1998年退休後，每年新生入住，她都被請來主持這一儀式。漸漸的，三嫂也成為傳統的一部分，被寫入舍歌：“大學堂有三寶，四不像雕塑、旋轉銅梯和三嫂。”
在港大舊生的多次提議後，2009年，三嫂榮譽院士的提名獲全票通過，此前只有社會名流才可能被授予。得知消息，她很驚訝：“一輩子沒什麼學歷也沒做什麼貢獻，難為那麼多舊生還記得我。”
頒獎儀式歷來使用英文，首次為她破例用了粵語，出席儀式的紫紅禮服也由舊生贈送。頒獎詞說：“三嫂未受過正式教育，但是她對高等教育界作出很獨特的貢獻：以自己的生命影響大學堂仔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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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詩人·屠岸
1923年11月23日-2017年12月16日
詩人屠岸一生三次陷入抑鬱。
22歲第一次抑鬱，想當詩人，卻得了肺結核，那在1945年是絕症。那時，屠岸是上海交通大學的工科生，愛寫詩譯詩，想到詩人濟慈也22歲肺結核，他覺得自己也活不過25歲，陷入悲傷。
病癒了，他把寫詩譯詩當成主業，1950年翻譯了中國第一部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在翻譯界，莎士比亞一直是道難題，因為他用古英語寫作，十四行詩又因其格律難上加難，是一般翻譯家不敢涉足的領域。從上世紀30年代起陸續譯介，卻始終沒有系統全譯本，直到屠岸的譯本問世。
屠岸英文過硬，他曾任總編輯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流傳著他叫板郭沫若的故事：郭沫若翻譯《魯拜集》，屠岸發現誤譯，是硬傷，三番兩次鍥而不捨找其商榷，郭沫若最後不得不修改，承認“屠岸同志的英文程度比我高”。晚年，屠岸是英詩翻譯權威，《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和《濟慈詩遜是行內名譯，而他覺得譯本得與時俱進，十四行詩在67年裡，修改500多次。
文革時第二次抑鬱，因為知識份子的良心。
屠岸對那時的政治氣氛不舒服，他曾發表言論，批評不懂行的黨員幹部隨便槍斃文藝作品。這在當時非常危險，最後是戲劇家協會主席田漢保下了他。結果田漢被批鬥了，強制屠岸參加。他完全說服不了自己，把田漢的文章摘在卡片上來回看。一次批鬥結束，田漢拍著他的肩膀說：“別人批我都口說無憑，你做了卡片有根有據，認真。”
他在牛棚裡呆了兩年半，割稻的時候靠背濟慈調節心情。要檢舉揭發別人，他受不了，精神崩潰了，想自殺。他認真斟酌各種死法，把頭伸進上吊的繩索試了試，被4歲的女兒撞見，放棄了。
後半生，內疚始終沒有放過他，“對於田老，我是有愧的。”80多歲時，屠岸參與《田漢全集》的編輯，覺得“不能贖我罪之萬一”。晚年，有雜誌問他為何文革後執著于向一些人道歉，他說：“做人要有一條道德底線，越過它是我不能接受的。”
第三次抑鬱，是文革結束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時。
那時，文學出版仍與政治掛鉤，屠岸的精神有點繃不住了，又開始失眠。“我可以跳單人舞，但是如果滿台都是燈光，我就暈了。”他說。後來抑鬱症發作，他請辭總編輯一職，那是1986年。
屠岸將編輯定義為“學者”，要腹內有物。他涉足作詩、翻譯、文學評論。在出版上，屠岸很包容，又有主見。上世紀90年代人文社策劃出版張愛玲，有反對聲音說不能出，因為張愛玲和胡蘭成的關係，是“漢奸文學”，屠岸說：“這就過分了。”他還提出應該出版周作人，但將其視作與魯迅齊平，“是不分是非。”
晚年，三聯書店為他做口述傳記，屠岸一生溫和，人文社的同事評價他最多的是“儒雅”、“君子”，子女笑他“東郭先生”，不會拒絕人。然而，為他做口述的李晉西發現“真正的狠勁埋藏在他的日記中”，他常自責軟弱，他覺得知識份子應該像魯迅一樣，“很硬，我很佩服他。”
回憶錄因字數限制，要刪掉5萬字。出版社拿到屠岸刪過的文稿，發現刪的都是自傳部分，關於文壇歷史和友人的都悉數保留，一本自傳，一半在寫別人。屠岸解釋：“這本書是要留給歷史的。”對於歷史，文壇和學者比他自己重要。
他把這本一生的回憶錄取名《生正逢時》。2017年12月16日，屠岸去世，八寶山告別會上，黑底橫幅拉出來，上面寫著“詩愛者、詩作者、詩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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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醫生·陶其敏
1931年10月-2017年11月15日
2017年11月15日，中國首支乙肝疫苗研製者陶其敏教授去世，享年86歲。
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工作的大半個世紀，陶其敏只做了一件事：研究肝炎防治。中國曾是肝炎大國，因此乙肝疫苗被選為改革開放30年十大科技進步之一，和載人航太、雜交水稻並列。
上世紀50年代，陶其敏被分配到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從事生化研究。那時，“肝炎不分甲乙丙丁”，她發現同是肝炎，症狀卻截然不同：有的黃疸明顯，治起來卻容易；有的遲遲不長黃疸，一旦出現，就難治了。
早在1963年，美國科學家就在澳洲土著人血清中首次發現乙肝病毒感染的識別標誌，這項發現獲得了諾貝爾獎。直到1972年，“乙肝”才被中國醫學界所知。“我能做到這些，全靠米大夫。”陶其敏說。
米大夫叫漢斯·米勒，是當時的北大人民醫院副院長。米勒原籍德國，因不滿德國法西斯統治，從醫學院博士畢業後，二戰時期來到中國參加抗日戰爭。1972年，米勒隨太太去日本探親，發現日本剛研製出乙肝病毒檢測技術，帶了幾個檢測試劑盒回?國。
米勒召集醫生開會，他問醫生們誰願意接手這種病毒的研究，陶其敏說：“我來吧。”
她用日本的乙肝病毒檢測板給30人做了測試，發現4人陽性，中國乙肝情況不容樂觀，急需做大範圍抽樣調查。做調查需要更多檢測試劑，1973年，陶其敏花3個月研製出乙肝檢測試劑。同年，在日本舉行的肝炎國際學術會議中，日本著名肝病專家西岡教授對陶其敏研製的試劑進行鑒定，和日本試劑完全一致。
乙肝試劑推廣後，陶其敏根據抽樣調查估算，乙肝病毒攜帶者占我國人口10%，有1.2億人。乙肝病毒攜帶者有1/3會發展成慢性肝炎，其中又有1/3有發展成肝硬化或肝癌的可能。
“我在臨床那麼多年，知道乙肝不好治。”陶其敏發現，中國乙肝病毒攜帶者大多經母嬰傳播，幼年感染者較成年人危害更大，90%會發展為慢性肝炎，其中又有40%可能變成肝硬化。她覺得，從根上解決“乙肝”，最重要的是找到一種疫苗，能像治天花、小兒麻痹症一樣，防患於未然。
1975年，陶其敏在美國《科學》雜誌上讀到采自乙肝病毒感染者的血液可製作血源乙肝疫苗，“當時我看到這篇論文立即就知道該麼做了，不就是離心嗎？”當時，醫院沒有合適的實驗條件，陶其敏和同事隔了一間6平方米的小間，用鹽水瓶和輸液架配成密閉式裝置，作為無菌實驗室。
她把離心後的“試管最底下一層”的病毒放到顯微鏡下觀察：全是表面抗原，沒有病毒的大顆粒——中國第一支乙肝疫苗研製成功。那天是1975年7月1日，因此這支疫苗代號“7571”。
疫苗研製出來了，卻沒有動物可以用以實驗。按國際慣例，乙肝疫苗需首先在大猩猩身上進行檢驗，美國日本實驗室專門養著大猩猩，恒溫恒濕，有專人飼養，北大人民醫院根本沒這個條件。因此，研製出的疫苗被冷藏進冰櫃。
“大家當時著急呀，都想知道這支疫苗到底有沒有用，患者增長又非常快。”米勒提出在他身上試驗，陶其敏不同意，“我怎麼敢給‘國際主義戰士’試，畢竟我比他年輕。”1975年8月29日下午，陶其敏讓值班護士把乙肝疫苗注射進自己體內。
她想過最壞結果，“就是得肝炎”。那天下班，她對兩個孩子說，自己很可能得肝炎，讓孩子離自己遠一點。每週她抽血五毫升檢測，三個月後，她體內出現抗體，獲得了對乙肝病毒的免疫力。
陶其敏用自己人體試驗乙肝疫苗，一直有爭議。在肯定其為醫學獻身的勇氣同時，有人指出，這種行為並不科學。陶其敏對此表示，當時只想快點得到結果，“並沒有偉大的想法。”在衛生部安排下，陶其敏將自己發明的乙肝疫苗技術無償給長春生物製品研究所推廣。
在陶其敏等醫學工作者努力下，1992年起，我國開始實施新生兒自費接種乙肝疫苗政策；13年後，新生兒乙肝疫苗接種免費。
陶其敏近80歲時仍在醫院坐診，問診一個病人要花20分鐘，“乙肝治療問題一天沒有解決，我就會在醫療第一線，除非我治不動了。”她說，“有生之年要是能看到消除乙肝該多好，相信不會遙遠了。”
根據衛生部最近一次流行病學調查，在乙肝疫苗研製後，病毒性肝炎發病率從1982年的8%-15%降低至1%以下。也許如陶其敏教授所願，這一天不遙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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